幼學紀事

幼學紀事

幼學紀事作者于是之,原籍天津,出生於唐山。話劇表演藝術家。幼學紀事選自《中國青年》1983年第5期。

作者簡介


作者于是之(1927—2013),原籍天津,出生於唐山。話劇表演藝術家。曾參與《上海屋檐下》,《龍鬚溝》,《關漢卿》,《茶館》,《雷雨》等多部話劇的演出。於2013年1月20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原文


幼學記事
幼學記事
我出生於一個完全沒有文化的家庭,跟著寡居的祖母和母親過日子。她們都一字不識。那時形容人們無文化,常說他們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出。我的祖母和母親則更徹底,她們壓根兒就沒有名字。
家裡的藏書每年一換,但只有一冊,就是被俗稱為“皇曆”的那本曆書。她們只能從書里的圖畫中數出當年是“幾龍治水”,藉以預測一年的天時。至於全年二十四個節氣都發生在哪一天和什麼時辰,編書人未能畫成圖像,她們自然也就辨認不出了。直到我上小學,家裡上兩代人的這個困惑才算解除,“皇曆”也才得到了比較全面的利用。
真的,不要小看小學生。在我住過的那個雜院里,出個小學生,就算得上個知識分子。比如同院拉洋車的老郝叔,孩子多,拉了飢荒要“請會”(一種窮人之間的經濟上的互助活動,但要出利息),就找到了我,叫我幫他起草一個“請會”的“通知”,其中包括本人遇到什麼困難,為什麼要發起這個活動,將要怎麼辦等等的內容。那時我頂多不到三年級,怎麼寫得了!但老郝叔鼓勵我:“你照我說的寫,他們都懂。”我於是拿了毛筆、墨盒伏在老郝叔的炕上他家無桌,炕上只有一張席,硬而且平,伏在上面寫字是極方便的就這樣,他說我寫,不大會兒的工夫,居然寫出來了。隨後又抄了若干份分別送出。“凡著諸竹帛者皆為文學”,講起文學的定義來,是有這麼一說的。那麼,我替老郝叔起草的這篇“通知”,無疑是一篇為人生的文學了,何況還分送出去,也算是發表了的呢!這篇出自老郝叔的心與口的好文章,我現在竟一句也記不起來了。老郝叔又早已作古。他無碑、無墓,所有的辛勞都化為汗水,灑在馬路和衚衕的土地上,即刻也就化為烏有。但對老郝叔,我老是不能忘記,總覺得再能為他做些什麼才可以安心似的。
一個人的讀書習慣,依我看,總是靠熏陶漸染逐步養成的,這就需要一個稍微好些的文化環境。我的家庭和所住的雜院,教給了我許多學校里學不到的知識,但就培養讀書習慣而言,那不能說是好的文化環境。我正經上學只念到初中,且功課不好。雖然讀了《苦兒努力記》,也沒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一道稍微繁難的算術題,我憋住了,能找誰去?雜院里是沒有這樣的老師的。我後來所以還喜歡讀點書,全靠我幸運地遇到了校內外的許多良師益友。
開始叫我接近了文藝的是孔德小學的老師們。
有一次,一位眼睛近視得很厲害而又不戴眼鏡的老師,把我們幾個同學招呼到他的宿舍里去,給我們誦讀《罪惡的黑手》。他屋裡哪兒都是書,光線顯得很暗,所以他需要把詩集貼近鼻尖才能讀得出。他的聲音不洪亮,也無手勢,讀得很慢,卻很動人。長大以後,我再沒去讀這首詩,然而它給我的印象,卻始終留在腦海里。這位老師不久就不見了。當時,他為什麼有這樣的興緻叫幾個孩子去聽這首詩呢?我至今也不明白。每當路過孔德舊址,我還常常想起他來,我總覺得他或者是一位詩人,或者是一位革命者,老幻想著有一天會碰上他。
還有一位美術老師,是衛天霖先生。他是一位大畫家,可是那時我們卻全然不懂他的價值。
孔德學校有一間美術教室,小學部、中學部共用,無論大小學生一律要站在畫架子前上美術課。先是鉛筆畫鉛筆要“6B”的,還要帶上橡皮。后是學用炭條作畫,炭條消耗大,向家裡要錢時,已從大人的臉上窺出幾分難色;待知道了擦炭筆畫不能用橡皮而必須用烤過的麵包時,我便不敢再回家去說了。記不清是我個人沒學著炭筆畫,還是衛先生更換了教法,反正是這個階段不長,後來就改學畫水彩不管我是否買得起炭條和麵包,但衛先生這種在一兩年內,多種畫法都叫孩子們嘗試一遍的做法,我是擁護的。
衛先生還有一種教法,我們當時也很喜歡。開始是靜物寫生,畫小瓶小罐之類。過了一陣以後,又叫我們到戶外去,先畫校園裡頭,後來就去東華門外的筒子河。孩子們對跑出去畫畫快活無比。我們畫,衛先生跟著看,他也好像很高興。一次寫生,我畫的地方前邊是許多槐樹,後邊是一排矮松,再往後則是滿牆的爬山虎。當時只知道看見的都要畫上,哪裡懂虛、實、疏、密這許多深奧的道理!結果,我的畫畫滿了綠樹、綠蔓、綠葉、綠莖,簡直是綠得不可開交,一塌糊塗。誰知這時候衛先生正站在我身後看,我扭頭看見他,笑了;他看著我和我的那幅綠色作品,也笑了,而且還稱讚了我。到底是稱讚我的什麼呢?是有幾處畫得好?還是勇氣可嘉,什麼都敢畫?或者根本就不是稱讚,只是一種對於失敗者的無可奈何的安慰?當時我可沒想這麼多,反正是被老師誇了,就覺得了不起,就還要畫。
此後,我畫畫的興趣,越來越濃,差不多延續到上初中一年級的時候。
對於衛天霖先生,我並不是為寫這篇文章才想起他來的。時間還要早十來年。那時,首都劇場附近有一陣頗貼了一些所謂“揭露”衛先生“罪狀”的印刷品。大家在那個動亂的年代里,都學會了一種本事,就是能夠在通篇辱罵的文字里看出一個人的真價值來。我也正是從那些印刷品里才知道,原來第一個引導我接近了藝術的竟是這樣一位大人物,我不禁驕傲了。
前兩年,美術館舉辦了先生的畫展,我去看了。我在先生的自畫像前,佇立了許久。他並沒有把自己畫得如何的色彩斑斕,還是他教我們時那樣的平凡。我不知道美術界里對他是怎樣評價,我只覺得他曾是一位默默的播種者,他曾在孩子們的心裡播下了美的種子。而美育,我以為,對孩子們的健康成長是非常重要的。
從十五歲那年起,我就上不起學了。
我上學是由本家供給的。那時祖母已歿,只剩下母親和我。本家們有的給我們些錢,貼補吃喝;有的給我們間房住;有的靈活些,告訴我們什麼時候缺吃的了,到他家去,添兩雙筷子總還可以;而有一家就是專門供我一年兩次的學費。十五歲以前,我受到的就是這麼一種“集體培養”。但是,就在那年的冬天,這位本家來到母親和我的屋裡。
“幹什麼呢?”他問。
溫書,準備寒假考試。”我答。
“別考了。現在大夥都不富裕,你也不小了,出去找點事做吧。”
我沉默了,母親也無言。吃人嘴短,還能說什麼呢?於是我合上了筆記本和書,從此結束了我的學生生涯。
“找點事做”,那時很難。先要買些“履歷片”回來填寫,寫好后再托本家、親戚四面八方找門路,呈送上去。迴音,大都是沒有的,但是要等待。母子兩個茫茫然地等著,等著一個誰也不願多想的茫茫然的未來。
茫然中還是有事可做的。子承母業,去噹噹。比每天上學稍晚的時間,便挾個包去當鋪,當了錢出來徑直奔糧店買糧。家底單薄,當得的錢,只夠一天的“嚼裹兒”,計:棒子麵一斤,青菜若干,剩下的買些油鹽。當得無可再當了,便去押“小押”。那是比當鋪更低一等,因此也是更加苛酷的買賣。他們為“方便”窮人計,可以不收實物,拿了當鋪的“當票”就能押。押得無可再押了,仍舊有辦法,就是找“打小鼓的”把“押票”再賣掉。賣,就更“方便”了。每天衚衕里清脆的小鼓聲不絕如縷,叫來就可以交易。一當二押三賣,手續雖不繁難,我和母親的一間小屋裡可就漸漸地顯露出空曠來,與老郝叔的家日益接近。
或者我是個僥倖者,或者生活本來就是由許多的“偶然”所鑄成。輟學以後,在過著“一當二押三賣”的日子裡,我居然進入了當時的最高學府輔仁大學中文系,當了一陣子一文不花的大學生。那是由於有幾位好友,和我們住得鄰近,他們比我年紀大些,都是那所高等學府的學生。他們同情我的境遇,於是就夾帶著我混進了輔仁大學。事是好事,但頭一天我一進校門,就覺出渾身上下都不自在起來,眼睛只敢看地板,看樓梯。好像是走了一段很長的路,才進了教室。教室里學生們大部已經就座,只有我兀立一旁,這就更增加了我的緊張。我真想掉頭歸去,回到我的家,回到我或當或押或賣的“自由”的生活中去。我的熱心的好友走去找他的幾個同學,只見他們嘁嘁喳喳了一陣以後,就指著一個空位子告訴我:“你今天先坐這兒吧。”我於是坐下。心想,我明天坐哪兒呢?果然,第二天我就更換了一個地方。此後天天如是,先是我渾身不自在地進入教室,他們則照例要嘁嘁喳喳一陣,而後為我指出一個安身的所在。
儘管是這樣,然而聽課還是令我神往。辛棄疾。從他們精到的講解里,叫我領略出這些大詞人的妙處:他們能在婉約近人的文字中抒發出憂國、愛國的深情以至豪情來。多麼美呀,多麼精巧啊,我們祖國的語言!每一個字,每一個音節,都像是一個可愛的小精靈,只要你調度得當,它就能把你心裡的最細微的情緒表達出來!
聽課雖然有趣而令人神往,但內心的恐懼卻不容易消除。日久天長,我才明白,高等學府里的教授們是不管點名的。學生們都有固定的位子,點名的人只能在窗外,看位子空著的便畫“曠課”,位子上只要坐著人,不管是誰,他便畫“到”。我之所以能坐上位子,而位子又須每天更換,就是由於每天總免不了有人曠課的緣故。但在當時,我於聽課神往之餘,心裡總不免於忐忑,誰知道那些花了錢的學子什麼時候會突然闖進教室把我攆走呢?因此,我那時常生做賊之感,覺得自己是一個偷竊知識的人。
此後,靠朋友們的幫忙,我終於找到了一個職業。那時我只有十六歲,而我的同事們,比起我的年齡來,翻一番的寥寥可數,多數都是翻了兩番以上的老頭子們。他們同我無話可講,我也只能報之以沉默。雖然有了職業,但並不足以糊口,前途依舊茫然。只是偶然在一根電線杆子上的招生廣告里,我又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就在我做事的地方附近,有一家中法漢學研究所,廣告上說那裡要辦一個法文研究班,每周晚上開兩堂法語課。一個“漢學”,一個“法語”,再加上是個夜校,這對我簡直是個天賜的機緣。於是我去報名了。經過口試,我說了我對“漢學”和“語言”的興趣,很快便通知我被錄取了。從此,我又進入了另一所特殊的高等學府。
這個夜校簡直是一座法蘭西文學的殿堂。頭一年照例是從字母念起,學些簡單的對話和短文。第二年選文里可就出現了莫里哀雨果。依次讀下去,到了最後的一年,就讀到了19世紀末的散文和詩。教授講得津津有味,學生們也聽得入神。以至於在上課時,我竟彷彿覺得自己已近“雅人”。但是,在課前和課後,我卻不能不繼續過我的“俗人”的生活。
我那時住在北京西單,每天需步行過北海大橋,才能到達近東四我上班的地方。平時只帶一頓午飯,不過是窩頭小菜之類。趕到上夜校時,就需帶上晚餐了。把窩頭帶進法蘭西文學的殿堂,已經很不協調,更何況“殿堂”里是只燒暖氣而不生爐火的。到了冬天,暖氣烤不了窩頭,冷餐總不舒服。幸好,“殿堂”之外的院子里有一間小廁所。為了使上下水道不至於受凍,那裡面安著一個火爐。於是這廁所便成了我的餐廳。把窩頭掰為幾塊,烤后吃下,熱乎乎的,使我感到了棒子麵原有的香甜。香甜過後,再去上課,聽的偏是菩提樹、夜鶯鳥這樣的詩情。下課以後,又需步行回家。天高夜冷,靜得可以聽見自己的足音。且走且誦,路成了我最好的溫課的地方。早晨上班也一樣,將生字寫在小紙片上,看一眼就可以背一會子,也發生不了什麼交通事故。據我那時的經驗,從西單走到東四,少說可以背下四五個單詞來。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我衷心地喜歡這兩句話,讀起來總感到親切。我慶幸自己在那樣惡劣的政治制度下竟遇上那麼多好的老師和好的朋友,他們為我啟蒙,教我知道書這種東西的寶貴,使我沒有胡亂地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