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律
晉律
《晉律》是晉武帝司馬炎在泰始三年（267年）完成並於次年頒布實施的，但在他的父親司馬昭輔佐魏政期間就開始了。當時司馬昭命賈充、羊祜、杜預等人參考漢律、魏律開始編纂，到司馬炎建立西晉后不久完成。因頒行於泰始年間，故又稱《泰始律》。張斐、杜預為《晉律》作註解，經晉武帝批准“詔頒天下”，注與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該律又名《張杜律》。此後，律令界限清晰化，令不能再轉化為律。
魏元帝曹奐咸熙元年（公元264年），晉王司馬昭“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群、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晉書·刑法志》），與羊祜、杜預等十四人典其事。律未修完，晉已代魏。直到晉武帝泰始三年（公元267年）修律完成，泰始四年頒行天下，稱為《泰始律》，即《晉律》 。在損益漢《九章律》和魏《新律》的基礎上，《泰始律》為20篇，計為刑名、法例、盜律、賊律、詐偽、請賕、告劾、捕律、系訊、斷獄、雜律、戶律、擅興、毀亡、衛宮、水火、廄律、關市、違制與諸侯律，共620條，27657個字。《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內容有所放寬。它“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對女子的判處也有從輕從寬的用意。
《泰始律》的這些變化，使其在實行中能夠起到緩和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作用，有利於鞏固司馬氏的江山。《晉書·刑法志》稱其“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晉律》在體例的改進和條文的簡明方面，都突破了秦漢以來的傳統舊律，是我國古代法律編纂史上的一大進步，成為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最具影響的一部法典，南朝宋、齊、梁均承用。
篇目從十八到二十，體例的設置、條文的安排更為合理，用詞也更確切。《晉律》將《魏律》的《刑名》篇分成了《刑名》和《法例》，放在首要位置，完善了《魏律》的刑法總則部分。
《晉律》篇目較漢《九章律》增加了十一篇，而條目僅漢律的1/10。晉律的文字比較簡約，律文只有“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較漢律的七百餘萬字是大為精簡了。
西晉定律第一次把“五服”制度納入法典之中，作為判斷是否構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輕重的標準，這就是“准五服以制罪”原則，它不僅適用於親屬間相互侵犯、傷害的情形，也用於確定贍養、繼承等民事權利義務關係。
“五服制罪”的原則實質上是“同罪異罰”的原則在家族範圍內體現，它在刑法方面的適用原則是：親屬相犯，以卑犯尊者，處罰重於常人，關係越親，處罰越重；若以尊犯卑，則處罰輕於常人，關係越親，處罰越輕。親屬相奸，處罰重於常人，關係越親，處罰越重；親屬相盜，處罰輕於常人，關係越親，處罰越輕。在民事方面，如財產轉讓時有犯，則關係越親，處罰越輕。
“五服”制罪原則的確立，使得儒家的禮儀制度與法律的適用完全結合在一起，是自漢代開“禮律融合”之先河以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又一次重大發展，它不僅體現了晉律“禮律並重”的特點，也是中國封建法律倫理法特徵的集中表現。自西晉定律直至明清，“五服制罪”一直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實踐中不斷的充實與完善。
《晉律》最終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
《晉律》中的法律概念更加明確，而且第一次正確區別了律和令兩個重要法律概念，將律解釋為定罪量刑為主的法典，令則是規定國家制度的法典。律是固定性的規範，令是暫時性的制度，違令有罪者，依律定罪。從此以後，令便成為和律並立的法典。
杜預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覽》卷六三八)。這是我國法律史上明確區分律(刑法制度)、令(規章制度)最早的定義，晉律的制定正是依據的這一原則，它使晉律較之漢魏舊律的界限更加分明、體系更加完備。並注意到犯罪與違法行為的界限，對加減刑、累犯加重和數罪併罰等制度也十分強調。
由於有律學家張斐、杜預的註解，《晉律》從整體上看，比以往的法典更加規範和科學。特別是對於刑法理論中某些概念的論述，如罪與非罪，這種罪和那種罪的區別界線，他都作了比較科學的劃分，反映了某些事物的規律性。
《晉律》在中國法律發展史上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無不打上它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