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化胡經

以洪修平先生，日本學者田茂雄為代表的多位學者經過考證后認為，“老子化胡”一說最早是由佛教編造。初期佛教剛入中原，傳揚不易，故常依附於黃老道教而行，甚至為了讓中原社會接受佛教，創造出“老子變成釋迦牟尼”或“老子教化釋迦牟尼”的理論。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曾載有老子西行的傳說：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不過，關於老子出關而“莫知其所終”，並且記載中與佛教並無瓜葛。但後來有人將其與佛教搭上關係。

《後漢書》之《襄楷傳》所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這段記載中就將老子出關而不知所終變成了老子出關后在外國創立佛教。

佛教攀援道教老子大抵可以從東漢明帝時楚王英說起，《後漢書》說其“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黃老、浮屠可以共祠，除佛教初期為了闡教刻意依附老子（老子“我有三寶，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和佛教重慈悲、戒貪、謙卑相同，可以比附）外，還和當時流傳老子入胡為浮屠有關。

《老子化西胡品》引《太平經》云：“老子往西越80餘年，生殷周之際也”（《太平經》撰成在襄揩前）。有人認為，該說法為佛教攀附道教，混老子浮屠為一，自佛教傳入伊始一直沿襲到漢末，漢獻帝時牟融《牟子理惑論》中依然混佛老為一。

三國魏國郎中魚豢於《魏略·西戎傳》沿成其意說：“《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明確地提出了老子在天竺“教胡為浮屠”的說法，與中國傳統的“以夏變夷”思想相合。

到了西晉惠帝時，據傳道士王浮根據漢魏流傳下來的傳說編造出了《老子化胡經》。

自魏晉以來，佛教實力不斷壯大，佛道之爭開始浮現並趨於尖銳化。尤其以《老子化胡經》開始成書為標誌。東晉末竺道祖《晉世雜錄》記載：“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遠抗論，王浮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為《化胡經》，言喜與聃化胡作佛，佛起於此。”

佛教認為，道士王浮編寫《老子化胡經》是道教最先用老子化胡說來貶低佛教的標誌。此說最早出於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法祖傳》：后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雲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

而南朝宋時期，顧歡作《夷夏論》貶低佛教，佛道二教互爭短長，展開了所謂“夷夏之爭” 。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召釋、老二宗上殿，侍中劉騰宣勅，命諸法師與道士對論。清道館道士姜斌同融覺寺沙門曇無最對陣，爭論老子與釋迦牟尼的出生誰先誰后。道士姜斌引《老子開天經》，以老子生於東周周定王三年，即公元前604年，而沙門曇無最引《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以佛陀生於西周周昭王二十四年，即公元前1029年，二者相較，佛陀要早生老子400多年。其中無論是道教的《老子開天經》還是佛教的《周書異記》 、《漢法本內傳》，都是雙方杜撰出來的偽經，但孝明帝有意偏袒佛教，只查《老子開天經》的問題，且大臣們也一致認定“老子止著《五千文》，余無言說” 。

隋文帝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帝於道壇見老子化胡像，大生怪異，集沙門道士共議，參加的道教一方為張賓（擅長面相和星占之術，盛言楊堅有代謝之徵，因而被隋文帝楊堅重用。曾主持制定開皇曆），佛教一方為彥琮，此次討論具體情況史無記載，只說彥琮因此作有《辯教論》，以辯論道教的“老子化胡說”。

大業四年（608年），楊宏率道士、儒生入智藏寺與佛教展開論辯，雙方主要論辯人物為沙門慧凈和道士余永通。余永通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詰問，回答曰：“有物混成，為體一故混？為體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冠余列，請為稽疑？”據說余永通對此是無言而對。

唐初，因太史令傅奕反佛和佛道的排位之爭，朝廷多次舉行佛道辯論，氣氛緊張。

唐高宗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敕召僧人靜泰、道士李榮入洛宮辯論。高宗問：“老子化胡為佛，此事如何?”靜泰回答說，道教經典除了《老子》、《莊子》外，其餘經典如《靈寶》、《上清》、《三皇》等經，都是後人所造，至於王浮偽造《老子化胡經》，佛教方面早就考證出來，無須多辯。針對李榮引《老子序》“老子化胡為佛”、“西施流沙”之說，靜泰引《化胡經》“我師釋迦文，善入於泥洹”等文，指出《老子化胡經》前後矛盾，邏輯混亂，並據《西京雜記》“老子葬於槐里”，否認老子有西出化胡的可能。李榮反駁說，佛經除《四十二章經》外，其餘都是佛教徒的偽作。靜泰則說，這是李榮不懂佛教的譯經史，佛教的每一部經典的翻譯，都有作者、時間、地點的記錄。

武則天於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夏四月，下令禁止佛道攻擊。規定：“自今僧人及道士敢毀謗佛道者，先決杖，即令還俗。”

然而在萬歲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東都福寺僧惠澄乞求除毀《老子化胡經》，武則天令朝臣詳議。當時朝中有四位大臣認為化胡是實，為經不虛：道釋同體異名，老君變化不測，即使史籍無據，但釋教不異老君。於是則天於萬歲通天元年六月十五日敕旨：“老君化胡，典誥攸著，豈容僧輩，妄請削除......明知化胡是真，作佛非謬，道能方便設教，佛本因道而生。

玄宗時，太上老君的高徒羅公遠親自見唐玄宗，唐玄宗李隆基要羅公遠與佛教密宗初祖金剛三藏法師鬥法，與金剛三藏比試法力於朝廷，結果羅公遠法力遠遠勝過三藏法師，三藏很佩服羅公遠，這次算比較友好的。

宋徽宗時期，佛道之爭，尤為激烈。道士林靈素和和尚鬥法，林靈素對宋徽宗說“釋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剎改為宮觀，釋迦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為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徽宗依奏，於宣和元年（1119）正月下詔，改佛為道，易服飾，稱姓氏；左右街道錄院改作道德院，僧錄司改作德士司，隸屬道德院。不久又改尼姑為女德。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立藏等十二人和五台僧二人、道堅等與林靈素鬥法，結果僧人失敗，情願戴冠執簡。

元朝初年，由於丘處機跋涉千里“一言止殺”救蒼生的偉大功績，道教一度被成吉思汗定為國教，榮耀無比。由此全真教勢力強大，大肆刻印王浮的《老子化胡經》，並新造《老子八十一化圖》，遭到佛教徒的強烈不滿。元憲宗蒙哥為了平息佛教徒的憤怒，曾兩次召集佛道辯論。憲宗八年的辯論是有史以來場面最大、時間最久的一次佛道辯論。禪宗僧人祥邁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奉敕將此事全程紀錄，名為《辨偽錄》。

憲宗八年七月，蒙哥命忽必烈親王召請各地僧、道兩宗，僧人300多人，道士200多人，佛道兩方各出17名代表，佛教方面以少林寺福裕長老為“頭眾”，道教方面以全真道的“權教”張志敬(張真人)為“頭眾”。雙方圍繞道教的《老君八十一化圖》、《老子化胡經》及其他“謗佛”道書進行辯論。包括儒者在內所謂“九流名士”來到上都的皇宮聚會，參加集會的擔當“證義”的丞相、大臣及儒者共200餘人。辯論由忽必烈主持，掌管佛教事務的那摩國師、八思巴國師、西蕃國師等人一併到場。在辯論中，佛教方面準備充分，緊緊抓住《化胡經》是否為老子所說、何為佛、老子有無到天竺化胡成佛、道士能否持咒做到入火不燒、白日上升、攝人返魂、固精久視等問題，讓道士答辯，忽必烈、八思巴國師也親自向道士提出質難。直到忽必烈後繼者元成宗繼位，元朝皇帝重新開始寵通道教，因此道教才再度開始輝煌。

《老子化胡經》自南北朝以來便為佛道二教的一大公案，每當佛道關係緊張之時，《老子化胡經》便首當其衝，雙方圍繞此書的真偽，辯論了近一千年。

桓王之時。歲次子一陰之月。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國入乎白凈夫人口中托蔭而生。稱為悉達。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無上道。號為佛陀。始建悉曇十二文字。展轉離合三萬餘言。廣說經誡。求無上法。又破九十六種邪道。歷年七十。使人涅槃。襄王之時。其歲乙酉。我還中國。教化天人。乃授孔丘仁義等法。爾後王誕六十年間。分國從都。王者無德。我即上登崑崙。飛升紫微。布氣三界。涵養一切。后經四百五十餘年。我乘自然光明道氣。從真寂境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王室。示為太子。舍家入道。號末摩尼。轉大法輪。說經誡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教化天人。令知本際。上至冥界。下及幽塗。所有眾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衣彩自然。來入中洲是效也。當此之時。黃白氣合。三教混齊。同歸於我。仁祠精舍。接棟連甍。翻演后聖大明尊法。中洲道士。廣說因緣。為世舟航。大弘法事。動植含氣。普皆救度。是名總攝一切法門。

漢代傳入中原的佛教對當時的人們來說純屬異端，他們對宗教的理解僅限於天、祭祀諸神和神仙思想。對削髮的外國僧人的異樣面貌和禮拜誦經之類的佛教禮儀一定感到奇怪。他們對解脫、徹悟、彼岸得救等佛教語言一竅不通，僅憑新鮮感和好奇心信仰如此奇異的宗教，簡直無法想象、可以設想在傳播如此陌生的宗教時，定會遇到許多摩擦抵抗，如同日本接受佛教時一樣（遭到嚴厲的質疑和殘酷的鬥爭）。但是出乎意料，佛教在中國傳播異常順利，並無任何反抗和摩擦。佛教為何能如此順利地傳播呢？

一般來說，某種文化現象——無論是宗教的或是別的任何文化現象——傳入某地或外國，外來文化必須經過某種程度的改變，符合固有文化。外來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特點，為方便傳播起見，必須經過適當的改變，使之與本國文化相適應，否則很難理解。當接受的一方感到外來文化與本國文化非常近似或有親近感時，方能接受，特別是自命中華的中國，這種傾向尤為明顯。

試以後代為例。唐代時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脫利派和拜火教，由於未作必要的改變以適應中國的宗教和中國習慣，而未能傳播開來，最終便消失了、於此相反，摩尼教傳入中國后，一開始便喬裝打扮為佛教的一個派別，會昌廢佛后又變成佛教的秘密結社，或採取道教的形式，北宋之後完全具備了道教的外觀。《道藏》收進摩尼教典籍，或許正是這個緣故吧。與（基督教）聶斯脫利派的情況相反，明代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天主教（派）能夠傳播開來，其原因全在耶穌會傳教士的態度。了解中國人的保守及其思想的巴利查尼和瑪拉。里奇（Matteo Ricci 中文名：利瑪竇）感到，為方便傳教，與其使中國人歐化不如自己中國化。於是他們一面學講中國話、遵從中國人的禮法、過中國式的生活，一面傳教。尤其是里奇（利瑪竇）以中國人稱之為“西僧”而感到榮幸，他還穿僧衣，自稱西僧。后了解到人民看不起僧侶，而儒家受人尊敬，又脫去僧衣，改穿儒服，自稱西儒，從禮節到日常生活皆是中國化，連教義也同儒教相結合，形成中國式的教義。因此一般人視天主教為道教的一個派別或者近似道教的宗教，而部分知識分子則視其類似儒家，特別是墨家學說，從而理解並接受。很明顯，明末中國人接受和理解的並非純粹的天主教，應該說是變化了的、中國式的天主教。亦即中國人把天主教納入自己的思維模式來理解，耶穌會傳教士則對天主教作了或多或少的改變，以符合中國文化。

後漢時期是怎麼接受佛教的呢？後漢時期信仰的例子往往可舉明帝的異母兄弟楚王英、桓帝。據說楚王英晚年（公元六五年左右）更喜黃老，學浮屠齋戒祭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後漢書，楚王英傳》）。桓帝（公元一四六—— 一六七年在位）於宮中立黃老和浮屠祠（同襄楷傳）。《魏略》的作者魚豢說佛經的字句與《老子經》即《道德經》極為相似。《後漢書》的作者范曄說佛經是道書之流（《西域傳》）。還有，襄楷上疏建議桓帝在宮中祭祀黃老和佛，他說佛教清虛，貴尚無為，好生勿殺，省欲去奢，給予道家同樣的評價。楚王英、桓帝也罷，當時的知識分子也罷，都認為佛同黃老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質，從而接受了佛教。

讓我們思考一下。在中國，佛教剛被認識時，對佛教的信仰，也許被理解為近似對以天為首的諸神的信仰，首先是神仙思想、黃帝、老子的信仰。於是他們便把佛教當成一種神仙方術式的教義；把僧侶當作巫師或方士；把佛的存在當作近似於黃帝、老子；把禮拜、燒香之類的佛教禮儀當作方術來解釋和領會。《莊子》的學說在某些方面與佛教學說有類似之處，可以想象對部分道家來說佛教較易理解。他們在解釋僧侶和佛的過程中體會到了歷來對方士、黃帝、老子等的認識和信仰，感到佛教中也有類似中國的東西，從而接受了佛教。正因為如此，如前所述，楚王英。桓帝才把佛和黃老結合起來祭祀，當時的知識分子也許把佛典認作類似道書加以接受的。

老子化胡說簡稱”化胡說"。老子化胡說是巧妙利用《史記》老子傳中“西出函谷關而去，莫知所終”之句編造出來的。他說，中華大聖人老子寫了五千餘言後去胡，即印度，教化胡人，成為釋迦牟尼——或召釋迦為弟子——教化胡人，因而佛教是老子提倡的。換言之，佛道兩教同源。再則，老子去印度成為釋迦牟尼，從其轉生說看，自然佛教是道教的組成部分，至今有的書還這麼說。記載化胡說的是《老子化胡經》，通常認為《化胡經》是西晉祭酒王孚撰寫。總之，化胡說也罷，《化胡經》也罷，一些學者認為是道教方面為了輕視佛教而編造的。情況果真如此嗎？在《化胡經》出現之前戰國時期早有老子化浮屠的傳說，因此有必要弄清化胡說形成的時期。在當時的中國產生如此看法和接受方式的原因，關於其背景，有如下解釋。後漢時期人們之所以把佛教教義當作道家的，或者神仙方術式人物；把佛當作老子式飛行自如的金色神仙予以接受，據說是因為當時的中國業已形成應當說是中國型的思想或者信仰，以此為媒介，換言之即把外國的聖者及其教義納入中國人的思維型，同本來固有的教義、神、聖人加以對比進行解釋的緣故。的確如此。

佛教方面就把釋迦比作同黃帝、老子不相上下的神仙式的人物進行說明。將該說明引申一步，便把釋迦同老子等同看待，或視為同一系統，若再將兩者結合起來，人們對釋迦便感到更為親切，同時也滿足中華意識，（更能進一步把兩者視為同一人的不同變身）從而得以順利布教。將兩者結合的最好媒介是《史記》老子傳“......而去，莫知所終”這句話。因此我認為化胡說是某位佛教徒提出的說法，作為順利布教是一種權宜之計。

附帶說一句，波爾。伯里在敦煌發現的《老子化胡經》殘卷有一段說老子轉世為摩尼，這與佛教的情況一樣，是摩尼教徒為在中國人順利布教所採取的一種權宜之計。因此不妨說化胡說和《化胡經》都曾被各種宗教團體利用過。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人們偶然在敦煌莫高窟書庫中發現了670多年前已被銷毀的《老子化胡 經》，只存一、二、八、十等卷，各卷不是一人一時之作。有的作《老子西升化胡經》，有的作《太上靈寶老子化胡妙經》，系同書異名。今英、法等國所藏敦煌《化胡經》殘卷，當系十卷本，非王浮原書。

從歷史角度看，佛教在傳入中國時，為了站穩腳在傳教時自己說了“老子化胡”，教化胡人。道士們也認為這屬實，於是道士寫了《老子化胡經》，老子化胡成為當時道佛的共識，之後由於佛教做大不甘於做當陪襯，於是便引起了歷時幾百年的道佛二教誰高誰低、誰先誰后、誰大誰小的爭執，之後三武一宗滅佛，導致大量佛徒死傷，佛經被毀。

東晉時代（317—420年）的佛徒們先後拋出多篇論文試圖反駁道教。《正誣論》妄言，老子到印度向佛陀請教，所以老子是佛的弟子。還有一位名叫支遁的和尚，寫了一篇偽經《釋迦文佛像贊序》說得更狠。他說，佛教比起道教來，不但資格老，而且道教的老子和莊子還是佛祖的曾孫和玄孫。

佛道二教各有其特色與信眾，對立結果往往意氣用事，各成派系，排斥異己，或互相詆毀，如佛徒著笑道論，道流亦作笑佛論以敵之。有關收錄佛道論證之文獻不少，較重要者有十異九迷論、夷夏論、三破論、顯正論、佛道論衡等等。

歷史上該書一直是“佛道之爭”的焦點之一，每逢爭端白熱化必有論戰。直到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由於道教失寵，忽必烈下令燒毀《老子化胡經》，不準再刊印，這樁“公案”才告終止。該書的殘卷直到清朝末年才在敦煌石窟被發現，僅存第一卷和第十卷，作為材料供人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