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關道

武關道開闢於商末周初。荊楚部族首領鬻熊受封為楚子，在率領族人自關中移居江漢的民族遷徙過程中開拓此道。“周公奔楚”亦自武關道經藍田去丹陽（今商州市）。

武關道利用秦嶺北側灞水河谷和秦嶺南側丹水河谷連接開闢而成。由長安東出，溯灞河西側南行，經今藍田縣城，過灞河至坡底村，上七盤嶺，繞蘆山北側，經六郎關、大坡堖過藍橋鎮，溯藍橋水而上至新店子，經牧護關翻越秦嶺，順丹江支流七盤河而下至黑龍口，沿丹江河谷而下，經麻街抵商州，又東南經丹鳳縣，穿越丹江北側丘陵，過桃花鋪、鐵峪鋪到達武關。

武關道是古代長安經藍田、商州通向南陽、鄧州、荊襄以至江南和嶺南的交通要道，秦漢魏晉時期由於軍事上的特殊作用更備受重視。唐德宗時明令規定：“從上都至汴州為大路驛，從上都至荊南為次路驛”，即其地位在諸驛路中僅次於“大路驛”潼關道。唐代以後，武關道雖失去國道地位，但作為西北與東南地區間聯繫的捷徑，仍發揮重要作用。

武關道的走向及沿途經地歷代變化較大。秦漢時文獻記載較為簡略，僅提及武關道中的灞上、藍田、嶢關、武關、析、酈、丹水等地。據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所標路線，漢武關道由今商南縣西境折東南行，越四道嶺，過湘河，沿丹江北側，經荊紫關、淅川老城東行到達南陽。

唐代時武關道又稱商山路，文獻記載其走向及途經比較明確：由長安東行，過灞橋后折向東南，經藍田縣坡底村，上七盤嶺，繞蘆山南側，過藍橋到藍橋鎮，溯藍橋河而上，經牧護關（唐時稱藍田關）翻越秦嶺梁，順丹水支流七盤河下至黑龍口，折東行經商州、丹鳳縣出武關，又東經商南縣富水鎮出今陝西境，再經西峽、內鄉縣至南陽。

武關道在今西安境內段除沿灞河上七盤嶺，經藍橋鎮、牧護關而去的幹線外，還有其他幾條支線：（1）由今西安市向東上白鹿原，經灞水支流輞川河下游，在藍田縣城南與七盤嶺的幹道相接；（2）由藍田縣城南沿灞河至水陸庵，又折南溯藍橋河谷而上，經南石河至藍橋與幹線相接；（3）自藍田縣城東溯灞河右側，東北經普化、馬樓、玉山，再折東南分別沿灞河的兩條支流流峪河谷或道溝峪河谷而行，史稱“玉山路”。由玉山溯流峪河谷，經柿園子、上石家、張家坪、魏家溝越秦嶺，沿丹江支流東南行至黑龍口與幹線相接；溯道溝峪河谷，經馮家灣、曹家山、南石門溝口南折西南行，與流峪河支線匯合於張家坪。

宋元明清時，武關道基本沿用唐代武關道幹線。因京都東遷，武關道不再是國家驛道，但作為地方道路仍顯示一定作用。清代由西安至商州間的官馬支路即為原武關道。

武關道大部分路段沿丹水北側行走，夏秋季節江水上漲，經常沖毀道路，曾多次修整。唐德宗貞元七年（公元791年），商州刺史李西華在加寬舊道的同時，於阻水澗處別開偏路，以避水潦，偏路的里程“自武關西北行五十里至桃花鋪，又八十里至白楊店子，又八十里至麻澗，又百里至新店子，又百里至藍田縣，皆行山中，即所謂偏路也。至藍田縣始出險就平”（《嘉慶重修一統志》）。全程共410里，仍沿秦漢武關道舊線。這次工程很大，徵發工役十餘萬“修橋道，起官舍”，由藍田至內鄉共700餘里，開偏路后“人不留滯，行者為便”。唐憲宗元和年間及宣宗大中年間，亦先後修治。北宋時期，根據歐陽修《漕河議略》奏摺關於解決西北邊境軍糧運輸的建議，也曾修治武關道。

除國家修整外，明清兩代還多次以地方或民間自籌資金形式整修武關道。明嘉靖時陝西巡撫郗元洪、清乾隆時陝西巡撫陳弘謀先後整修。據清康熙《續修商州志》載：“自藍田至商州三百餘里，頑石崎嶇，碥路逼仄。乾隆十年（1745年），巡撫廣西桂林陳公弘謀捐銀二千兩，委商南縣典史張恆監修。自商州胭脂關至藍田七盤嶺，鑿山煅石，辟成大道，馱橋通行，商旅往來如織，呼曰‘陳公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羅文思捐銀四百八十兩，開拓路面寬七八尺，“由藍田至商州二百餘里，險者皆平”。據清道光《藍田縣誌》載：“乾隆間知縣蔣文祚勸捐修理，計釐出資，中甃巨石，兩旁鑿溝，行人往來一時稱便。厥後，知縣高顯復修之”“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初二日，山水陡發，沖壞坡路，西安府同知署商州事白維清捐銀一百兩，暨渭紳李繼廣捐銀”。此即民間集資修路。

今西安境內武關道上仍保存大量古代棧道遺跡和摩崖石刻。其中，藍田縣境內棧道遺跡集中分佈在藍橋河谷與流峪河谷。藍橋河谷棧道遺跡在清水河口至甘塘一帶藍橋河西岸約3500米長的崖壁上，有棧道遺跡10處，55處壁孔，226處底孔。流峪河谷棧道遺跡從張家坪以東魏家溝口起，在李家槽口經上石家、大岔口、栗樹坪至柿園子之間尤為密集。在七盤嶺、風門子、六郎關、大坡堖至藍橋鎮的武關道兩側石崖上，有清代石刻4處，分別為陳弘謀、羅文思、白維清等捐資修路的功德勒石為記。

武關道是連接關中地區與江漢地區的重要道路。戰國時武關道上烽煙迭起，丹陽、藍田兩次戰役，秦大敗楚軍，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曾五次出巡全國各地，其中兩次經行武關道。西漢興於武關道，亡於武關道。

宋金、宋元戰於武關道。唐王朝承平二百餘年，武關道很少用兵，當時它的主要作用在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南北溝通。

貞觀、開元年間，大都長安與江淮之間的交通往來，除貢賦物資及笨重行李，要取道黃河、汴水和渭河漕轉外，官民商旅往返多利用商山路的便捷條件。其時，商州“郵傳之盛，甲於它州”。白居易在《登商山最高頂》一詩中曾作過具體的描寫：“高高此山頂，回望惟煙雲。下有一條路，通達楚與秦。或名誘其心，或利牽其身。乘者及負者，來去何云云。”

所以唐末詩人王貞白在《商山》詩里總結性地說：“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於是，“商山路”又有了“名利路”的別名。

商山路當時大部分路段是沿丹水北側行走的，山道不廣，林木遮被，路又多在山頭或山腰，賈島描述形容它是“一山未盡一山迎，百里都無半里平”，可見其道路比較難行。

為了改變如此路況，以利交通，中唐、晚唐期間，朝廷曾對商山路進行過多次修治。德宗貞元七年(公元791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華奉命徵發工役十餘萬，在加寬由藍田至內鄉七百餘里舊道的同時，於阻水澗處，又別開碥道，並在沿途“修橋道，起官舍”，使商山路一時“人不留滯，行者稱便”。

商山路經過大修后，商於驛館舍也新落成，商州地方特別製作石碑一通立於驛前，碑文請太子賓客柳公權繕書，碑額則由秘書郎李商隱恭篆。參與其事者皆當朝名士，可見斯役工程不小。

商山路沿途的自然風光非常宜人。大唐諸多過往詩人對它都有過美妙的盛讚，現存的詩歌就有200餘首。唐朝詩人溫庭筠路行商州時就留下了《商山早行》的膾炙人口的詩句：“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鳧雁滿回塘”。將商州的山城、板屋、行客、驛路在他的生花筆下，給後世讀者留下一幅商於六百里的生動畫面。

近年來，商洛的道路交通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向四周空間做了大幅度的拓展，過境的西安至南京、西安至安康兩條鐵路，滬陝、銀武、西康高速公路及正在建設的西商第二通道四條高速公路途經商州、山陽、柞水、洛南，使往昔的“大唐商山路”通行障礙徹底排除，交能設施更趨完善，並形成四通八達的多孔道交通網路，為商洛迎來現代化的高等級交通時代。商洛市已融入“西安一小時經濟圈”。

春秋戰國時期，秦楚等國多次兵出武關道進行征戰。秦穆公二十五年(前635)、二十八年(前622)，先後兩次出兵攻打併佔領位於秦楚鄰界處的鄀國。

秦康公十年(前611)，出兵荊襄助楚攻滅庸國。秦哀公三十一年(前506)，派子蒲、子虎率兵車500乘沿武關道南去救楚。戰國時期，楚數次伐秦，與秦軍戰於藍田。周赧王十六年(前299)，楚懷王在武關被秦劫持，囚於咸陽。秦昭襄王十五年(前292)、二十八年(前279)，秦大將白起先後出兵武關道，奪取了楚國宛城以及郢、鄧5城。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派大將王翦率兵10萬，出武關道，攻入楚都壽春，楚王負芻被俘。

秦始皇統一全國后，4次出巡東方，其中2次通過武關道。

秦末漢初，劉邦領兵西至丹水(在今河南淅川老城)，破武關，戰藍田，兵至灞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在今西安市東郊)旁，秦亡。劉邦由漢中北攻三秦取得勝利后，立即命令大將薛歐、王吸出武關，攻河南，迎接太公和呂后。

西漢時期，武關道主要用作經濟、文化的溝通往來。王莽地皇四年(23)，綠林軍申屠建、李松率兵攻武關，入長安，滅新莽。不久，赤眉農民起義軍又分兵武關道討伐劉玄，進據長安。《後漢書》記有東漢建武三年(27)、初平四年(193)，東漢政府利用武關道鎮壓地方反抗勢力。《三國志·魏書·華歆傳》記，漢獻帝初年，華歆為避西京之亂，“求出為下邽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即東漢末年，武關道仍為長安東南去之大道。

魏晉南北朝時，國家陷於分裂，武關道上的軍事征戰頻繁。東晉永和十年(354)桓溫伐前秦，義熙十二年(416)劉裕伐後秦，東魏天平四年(537)丞相高歡舉兵攻打西魏等等，征戰多在武關道上。梁承聖三年(554)西魏由武關出兵，經襄陽，陷江陵，俘殺梁元帝。

隋唐時，武關道為京城通往荊漢、江淮間的重要孔道，諸多文士、官吏經由此道遊學取仕或赴任，故有人稱武關道為“名利路”。王貞白《商山詩》云：“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白居易《登商山最高頂》詩曰：“高高此山頂，四望惟煙雲，下有一條路，通達楚與秦。或名誘其心，或利牽其身。乘者及負者，來去何云云。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囂塵，七年三往複，何得笑他人!”此外，諸多貶官如韓愈、來填、顏真卿、周子諒、楊志誠、顧師邕、王搏等被貶去潮州、荊襄、嶺南等地時，亦均走武關道。

五代至宋，都曾置兵於武關道，作為商、洛、宛、鄧間的交通防禦之用。北宋末年，金兵兩次進攻汴京，陝西巡按使范致虛領兵人援，主力東出潼關，並分兵由武關道東進。南宋紹興三年(1133)正月，金將撒離喝為攻四川，避開宋軍重兵防守的和尚原和仙人關，率主力東進，由藍田、武關道攻下商州，進而繞道金州攻克興元府。紹興十一年(1141)，撒離喝命珠赫男勒率步騎5萬，再次由藍田、武關道攻陷商州，宋將邵隆先敗后勝，經武關道北上，又收復了商州等地。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1357)，北方紅巾軍西路軍，由白不信、李喜、李武、崔德等率領，經潼關和武關攻入陝西。

明清時期，武關道在物資運輸上的作用頗為顯著。明憲宗成化以後，由於河套地區失陷，西北邊防吃緊，糧食和物資多靠內地轉運，湖廣地區的糧食物資就是經鄖陽運入陝西。再由陝西雇傭民力北輸邊地。《讀史方輿紀要》卷五二記有：“今由河南南陽、湖廣、襄、鄖入秦者，必到武關。”

秦漢的亭、傳設置已不可考。

唐代，位於武關道的藍田關為六上關之一。《唐六典》記：“京城四面關有驛道者為上關。”唐初武關道即置驛。

由京師都亭驛東行，出通化門，經長樂驛、灞橋驛折東南行，即進入武關道。綜合各有關資料得知，唐時武關道陝西境內共有驛站17個。

“藍田驛在縣西北二十五里”。《舊唐書》記，荊州刺史裴茂長流費州，宰相王搏貶崖州司馬，均賜死於藍田驛。

青泥驛，宋敏求《長安志》記為在藍田縣郭下。藍田縣亦名“蟯柳城”，《水經經注》曰：“泥水歷蟯柳城南，魏置青泥軍於城內，俗謂之青泥城。”武元衡《同洛陽諸公餞盧起居》詩云：“暮宿青泥驛，煩君淚滿纓。”可見此驛為出京后第一宿處。

出藍田縣南20里，有七盤嶺，是武關道第一險阻，路經此盤山而過。七盤嶺位於藍田縣南的“縣南道”上。

韓公驛，《長安志》記為在藍田縣南35里。《太平廣記》記：戶部侍郎楊炎貶道州司戶，自朝受責，馳驛出城，不得歸第，其夕次藍田。縣尉崔清為經營行李家務甚周，后又送至韓公驛而別。

藍橋驛，《長安志》記為在藍田縣東南40里。此驛屢見唐人詩篇。自居易《藍橋驛見元九詩》、裴航《贈樊夫人》詩，本注均有藍橋驛的記載。

藍溪驛，蓋在藍橋驛與藍田關之間。張籍《使至藍溪驛寄太常王丞》詩，自居易《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即次藍溪驛而作。

藍田關，是武關道上的第一關，《隋書·地理志》記：“京兆藍田縣有關官。”《括地誌》云：“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蟯關也。”此關當在今商州市西境牧護關附近。

出藍田關，入商州境之仙娥驛。此驛附近風景秀麗，屢為詩人稱道。白居易《仙娥峰下作》云：“我為東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無數峰，最愛仙娥好。”

商州城，春秋之上洛邑，漢之上洛縣，今商州市地。商州是武關道上最大的城市，位於三岔路口，為交通樞紐，軍事要地。商州既為州治，自然設有館舍。白居易《發商州詩》云：“商州館里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

四皓驛，驛名與四皓墓有關。《太平寰宇記·商州上洛縣》條記：“四皓墓在縣西南四里廟后。”即墓、驛均在州城附近。

洛源驛，雍陶有《洛源驛戲題》詩。建中初，楊炎貶道州司戶，“至於商州洛源驛，馬乏……”驛址當在會峪溝與丹江交}[處的樂園，樂園可能系“洛源”的音轉。

棣花驛，見於唐人詩篇中亦多，白居易有《棣花驛見楊八題夢兄弟》，雍裕之有《宿棣華館聞雁》等。《元一統志·商州·山川》有棣花山，“在州東七十里，以山多棣花得名”。今商州市與丹鳳縣交界處的棣花鎮，當為驛之所在。

層峰驛，在武關西，距武關步行不足一日。韓愈《題層峰驛梁》詩序云：“去歲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

武關驛，唐之武關，設在今丹鳳縣東南90里處，恰當武關河畔，今西界公路旁。唐時武關設有驛館，《寶刻叢編》卷十有《唐修武關驛記》。

武關外第一驛是青雲驛。雍陶《路中問程知欲達青雲驛》詩云：“蒼黃負譴走商顏，保得微躬出武關。今夜青雲驛前月，伴吟應到落西山。”

陽城驛，唐末改名富水驛，在今陝、豫交界之富水鎮。《讀史方輿紀要·商州商南縣漢王城》記：“縣東三十一里，相傳沛公入關時所築。今為富水堡，有富水巡司，本唐之富水驛也。”武關道出富水驛即進入河南省境，沿途亦設有驛站。

宋、元、明、清時期，武關道雖失去國家驛路地位，但用以轉運物資、遞送官方文書的作用始終存在。清代由西安府至商州間的道路為官馬支路，即地方道路。官馬支路每10里、15里設有遞鋪，所經州、縣設有縣(州)驛。

武關道七盤嶺至內鄉處於崇山峻岭之間，道路崎嶇，且多有猛獸，行人經此，皆提心弔膽。李商隱《商於新開路》詩云：“六百商於路，崎嶇古共聞。蜂房春欲暮，虎簾日初曛。路向泉間辨，人從樹梢分。”足見其險峻。《太平廣記·商山路》記：“舊商山路多鷙獸，害其行旅。”唐代各州設有“捕捉”之職，負責驅逐道路虎狼。為減輕夏秋季節洪水對道路的破壞，唐代曾多次明令修鑿，或另闢新途。

唐中宗神龍元年至三年(705～707)，崔曾建議中宗重修武關道，並作了部分改線。《舊唐書·崔傳》記：“初景龍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徒數萬，死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禁行旅。所開新路以通，竟為夏潦衝突，崩壓不通。至是追論開山路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崔所開新路，當在商州以西或西北。

唐德宗“貞元七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華請廣商山道，又別開偏道，以避水潦。從商州西至藍田，東抵內鄉，七百餘里，皆山阻，行人苦之。西華役工十餘萬，修橋道，起官舍。舊時每至夏秋，水盛阻山澗，行旅不得濟者，或數日糧絕，無所求糴。西華通山間道，謂之偏路，人不留滯，行者為便”。

唐元和八年(813)和大中元年(847)刻立的商州《唐新修橋驛記》《唐商於驛路記》石碑分別對憲宗、宣宗年間對武關道的局部修治作了記述。

安史之亂后，關東仍不安寧，河道漕運和鄧州、武關間的武關道受阻，物資運輸不暢。遂鑿修上津道，利用漢水將物資運至上津縣，再陸轉商州，北運長安。並在上津、商州間設置郵驛、館舍。以致肅宗、代宗、德宗時期，上津縣(隸屬商州)成為水陸漕輓的中心。

北宋時期，為解決西北邊地的軍糧運輸，根據歐陽修在《漕河議略》中的建議，對武關道曾予修治，並設遞鋪十五六處。

明嘉靖年問，陝西巡撫郗元洪修治西安府、商州間道路，從說法洞至石佛灣修為棧道。萬曆年間，商州知州王邦俊曾火攻石壁鑿山3個月，削險開山，砌石連棧，“避水登陸，上至五鬼窯，下至說法洞，凡二里”。

清乾隆十一年(1746)，陝西巡撫陳弘謀捐銀2000兩，委商南縣典史張恆監修，自商州胭脂關至藍田七盤坡，鑿山煅石，辟成大路，馱轎通行，商旅往來如織，呼曰“陳公路”。同年，郡人王右文、牛中書各捐資修洛源碥路3里許，經銅佛龕前，避水二道，使馱載免受夏水泛漲難以擺渡被迫滯阻之苦，遠近便之。商州東40里，有銅佛龕，懸崖一線，下臨丹江，長五六里，商旅往來，騾馱行李多有墜岩落水之虞。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羅文思捐銀480兩，開鑿平寬七八尺，行者稱快。十月立《羅公碥記》碑，以記其事。羅文思本人亦曾寫有《新修東路碥記》。道光十五年(1835)七月初二日山水陡發，沖壞藍關道雞頭關附近坡路。西安府同知署商州事白維清，捐金一百兩，及渭紳李繼廣捐銀，修復水毀路段。

考察中發現，在七盤嶺、風門子、六郎關、大坡腦至藍橋鎮的藍關道兩側石崖上，有往來商旅公立的清代石刻4處，對陝西巡撫陳弘謀、商州知州羅文思、西安府同知署商州事白維清等捐資修路的功德勒石為記。

武關道自藍田至商州市黑龍口一段，發現多處棧道壁孔、底孔、石級、刻槽等遺跡。

藍橋河棧道遺跡，主要分佈在藍田縣東南清水河口至甘塘一帶藍橋河西岸約3500米長的崖壁上，共計10處，55個壁孔，226個底孔。有些底孔上方的岩石上有人工鑿成的槽痕。這段遺跡的突出特點是底孔高度密集，與一個壁孔相對，鑿有數個至十數個底孔。底孔排列並非絕對作直線，而是從壁孔到最下層的底孔，有的縱列7個底孔，有的依山勢由上而下從一排增加到兩排，以增加棧道遠山一側的強度。最下層的底孔有一種特殊的排列形式，即兩兩並列，蓋為了使承重最大的立柱直立不偏，以免棧道上交行重車時折毀樑柱。另有在壁孔上方，即當時的路面之上約3米處鑿有12道縱向石槽，南邊縱向石槽下又有2道利用天然石縫加工而成的橫向石槽，這可能是為了避免山岩上流下的雨水和泉水直接滴注沖刷路面而採取的防護措施。總其棧孔遺跡，發現同一處形制並不一致，有方有圓，似可說明棧道開通之後，又歷經多次維修。

流峪河棧道遺跡，分佈在張家坪以東的魏家溝。在李家槽口經上石家、大岔口、栗樹坪至柿園子之間8.5公里的區段內尤為密集。此處棧道遺跡的特點，是以人工刻鑿的石道為多見，即在山崖上開鑿寬度不大的路面，在險要處鑿壁孔，嵌入斜上撐起的石樑，上面架設棧板以加寬路面，栗樹坪一帶多見殘留的石樑。在柿園子地段，還將突出的山石由外側向內切鑿，在凹人處通過道路。在魏家溝口附近，河中巨石上留有石孔遺跡，似為古代架橋時所留。在岸邊石板坡道上，還發現人工刻鑿的線槽，4米長的距離內並列43道，長度均在68厘米左右，間距4厘米至12厘米不等，用意顯然在於行路防滑。這段路面上接4級石階，其寬分別為135厘米、105厘米、105厘米、102厘米，高分別為12厘米、7厘米、6厘米、12厘米。

黑龍口棧道遺跡，共發現二處，8孔，每處分別有4孔。其中一處壁孔上方約30厘米至40厘米處鑿刻有橫槽，可能是為了裝置木質或石質棧板而修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