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公石

胡公石(1912.5---1997.8)，曾用名 胡光歷，江蘇鹽城龍岡鎮張本村人。1935年由上海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后，應聘擔任國民黨元老、書法大師于右任先生私人秘書、標準草書學社編校、並拜於老為師，為於先生的入室弟子。抗戰時期任抗日民主根據地江蘇鹽阜區參議會參議員。抗戰勝利后，到南京標準草書學社繼續從事草書研究。1948年任國民政府監察院蘇浙區監委行署總務科長。在於先生身邊從事標準草書的研究整理工作達13年之久，是中國大陸標準草書的唯一傳人。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天津市人民政府秘書處秘書、市工商聯秘書，寧夏寧朔縣商業局職員、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寧夏圖書館館員、顧問，中國標準草書學社社長、寧夏書畫院院長等職，國家一級美術師。1983年8月至1991年12月任寧夏文史研究館館長,1991年12月調任江蘇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為全國政協第六、七屆委員，中國書協第每一、二屆理事，寧夏書協第二屆名譽主席。中國台北標準草書學會名譽理事、中國書畫函授大學名譽教授。

以 行草馳名，尤精於草書。20世紀30年代初，他與劉延濤等，協助 于右任先生編校出版了《標準草書千字文》。1984年6月在寧夏創辦了標準草書學社，並編寫出版了《標準草書字彙》(1985年版)。1984年9月在銀川舉辦《胡公石草書作品展覽》。1989年11月在銀川主辦《中外草書展覽》。1989年12月籌辦由標準草書學社等13個部門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聯合主辦的《中外草書展覽》。晚年曾赴日本、台灣舉辦標準草書聯展等藝術交流活動。1997年8月25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5歲。1993年10月出版的《鹽城縣誌》，書名即胡公石手書。

胡公石八十餘年的人生歷程，伴隨其一生的耀眼亮點就是他與中華民族的藝術瑰寶——書法結下了不解之緣，為弘揚和發展這一文化傳統嘔心瀝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中國書法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從青年時代起，他在積極協助於右任先生從事標準草書研究編校工作的同時，直接受教於大師門下，親聆教誨，博覽法書，精勤臨池，日夜不懈，歷時達十三年之久。遂使其學養大增，書藝精進，深得於先生的筆墨神韻，極富“於書”法度。

胡公石在書法藝術的實踐方面，以行草馳名，尤精於草。其草書的主要特點是：法度嚴謹，勁妍相濟，將質厚與灑脫盡收腕底，於雄渾凝鍊中時見流麗，有“鐵馬秋風塞北，杏花春雨江南”之境界。六十歲后，草書更趨神融筆暢，法韻兩勝。其作品除參加全國性、國際性重大展覽外，還先後在銀川、蘭州、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舉辦了個人書法藝術展、中外草書展等。晚年，又與其師弟台灣的李普同、日本的金澤智卿等先後在北京、南京、杭州等地舉辦了于右任先生同門書法聯展和標準草書中日聯展。他的書法歷來為海內外藏家和單位所重視。許多作品被中南海、人民大會堂、毛主席紀念堂、中國美術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台灣故宮博物院等單位和國內外書畫愛好者珍藏。影響深遠，深受好評。

胡公石對草書筆法的研究更是成就斐然，碩果累累。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他就在於右任先生的領導下，與劉延濤等同好，協助於先生廣泛搜集歷代草書家的法帖、論著，潛心鑽研，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原則，對各家草書加以整理、比較，選出標準草字，給形體無定的草書定型，建立草書代表符號，總結草書規律，編校出版了《標準草書》一書。為草書藝術的發展開闢了一條光明大道，為中國文字史作出了劃時代的重大貢獻。

七十年來，《標準草書》的問世，對書法藝術的發展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蜚聲國內，遠播日本和東南亞、歐 美的許多國家。 1959年，毛澤東主席為了研究草書藝術，曾給秘書田家英寫信，要求將各種草書字帖清出給他，“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訣歌”。主席在與他的女兒 李訥談學習書法時，還特別稱讚了于右任的草書，說他整理的“《標準草書》是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字也好，有骨力。要學草書，就非學《標準草書》不可，可作為草書的入門之徑。日本所編的各體字典，其草體部分即採用了標準草書，在日本學標準草書的人亦日益增多。在美國的洛杉磯、舊金山等城市的華人書店，《標準草書》一到即銷售一空，常常供不應求。

光陰荏苒，人事滄桑。新中國成立后，胡公石雖與于右任先生及當年從事標準草書事業的同道至友分居海峽兩岸，但懷念之情日增，對標準草書事業更是一往情深。為了繼承和發展于右任先生開創的標準草書事業，胡公石勇敢地承擔起了對草書整理、創補和推廣的重任。即使在“文革”動亂年代，不斷受到批鬥和“審查”時，仍潛心於標準草書的研究，繼承先師的未竟事、以於先生之所指，奮力“為將來草書開一新道路”。

1984年6月，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的親切關懷和大力支持下，胡公石與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屈武一起，重新創立了“中國標準草書學社”，併兼任社長。他積極組織和動員有志於標準草書事業的同道友好，從事標準草書的研究和推廣工作，加強與日、韓、新、泰、美、法等國家和台灣、港澳等地區的學術交流，開創了標準草書事業的新局面。與此同時，胡公石先生積多年研究之成果，在於右任先生《標準草書》(千字文)的基礎上，整理和編寫了《標準草書字彙》，在於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時正式出版發行。

《字彙》共收有常用漢字6000餘個，極大地豐富了“千字文”的內容，基本滿足了日常用字的需要。在符號上不僅補充完善了代表符號(即由原來的74個增加到了91個，部首由原來的339個，增加到385個)，而且首次提出了單獨符號，使漢字草法的標準化、規範化更趨完整，基本覆蓋了所有的常用漢字。從而使草書藝術的筆法得以撥亂反正，去繁就簡，削難為易，趨於統一。使草書由虛玄而歸實用，且不違背書法美的原則，更加實用和易於普及，為繼承和發展標準草書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為了弘揚標準草書藝術，加快標準草書事業的發展，1994年底，胡公石又親自邀請海內外 于右任先生的同門萬仁元、李普同、金澤智卿等編輯出版了《于右任先生手札》，1995年他親自書寫出版了《胡公石標準草書草聖千字文》。在任社長期間，還先後組織了世界華人草書大展、于右任先生同門書法聯展和標準草書中日聯展等。（資料來源：鹽都區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

胡公石先生，是近代書法大家于右任先生的入室弟子。曾歷任全國六、七屆政協委員、中國標準草書學社社長、寧夏自治區文史研究館館長、寧夏書畫院院長、寧夏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江蘇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等職，國家一級美術師。

公石先生自幼喜愛書法，他上大學時，其書法即得到于右任先生的讚賞。大學畢業后即拜於先生為師，朝夕相處，親聆教誨，博覽書貼，勤於臨池，歷時13年之久。遂使學養大增，書藝漸進，成為於先生的入室弟子，其書法作品深得於書的神采。

公石先生，1912年5月出生於江蘇鹽城的一個書香世家。父親胡鑒清是晚清最後一榜秀才，文章、書法聞名鄉里。公石受其父親的熏陶，自幼習書顏真卿《多寶塔》、《麻姑仙壇記》，柳公權《玄秘塔》等碑帖，打下了堅實的楷書基礎。入中學后，又大量臨習漢碑，如《曹全碑》、《禮器碑》、《張遷碑》等，“用隸意以厚其氣”。1931年，先生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學業之餘，臨習歷代名家行書。在此前後，由於經常從報刊或匾額上看到于右任先生的書作，對於先生氣魄宏大、個性突出的書法非常敬佩，常常讀其字而仰慕其人，盼望能有機會拜見求教。

于右任先生時任 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一個普通的大學生要直接向於先生請教書法，談何容易。一個偶然的機會，公石結識了復旦大學的學生劉漫孤，他是于右任先生同鄉的親戚，1932年5月，由劉漫孤引見，公石到上海靜安寺路靜安別墅于右任先生的公寓拜謁了于右任先生。公石的心情特別激動，拿出自己效仿於先生風格的書法作品請於先生指教。於先生待人誠懇，又平易近人，對公石的好學精神表示讚賞。自此，公石能經常見到於先生，聆聽其教誨。是年11月，於先生在上海成立了標準草書社，由周伯敏、曹明為、李生芳等人在於先生的指導下整理草書。公石是于右任先生第一個拜師學字的弟子，於先生遂要求公石在完成學業后的課餘時間到草書社參與整理草書。當時於先生正在研究編輯《西陲木簡彙編》，於先生讓公石整理木簡釋文並抄於木簡其側。公石先生告訴我說：“我當時在於先生身邊是很緊張的。不是於先生為人讓我緊張，而是對整理草書和木簡釋文很陌生，但我特別用功。我是一邊學習，一邊工作的。”於先生從心裡喜歡公石對書法的酷愛及好學精神，時常以“公石仁弟”相稱。

1936年6月，公石即將畢業，於先生問公石願不願意來監察院工作。“願意！但我更喜歡標準草書”，公石回答。於先生笑道：“安排你到監察院，就是讓你來搞標準草書的。”公石欣喜若狂，激動萬分。同年8月，公石進標準草書社，決定了其為之奮鬥一生的藝術道路，也是他嘔心瀝血為傳承標準草書奉獻一生的開始。公石從1932年師從於先生后，與草書社同仁整理草書，經過幾年的研究已經熟悉了標準草書。他們按照於先生確立的“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條標準，白天分頭看帖、選字，晚上由於先生組織大家會審，對大家一天來所選的字逐一進行分析、比較，棄劣錄優。幾乎天天和於先生在一起，於先生習慣每天早晨和晚上寫字，公石都在於先生左右牽紙，仔細觀察於先生每個字的起筆、使轉及收筆的方法，認真思索一點一畫的個中真趣，使公石的書法藝術水平突飛猛進。當時公石年齡最小，但書法根底較深，特別是住進於先生公館后更是如此。

于右任先生編著的 《標準草書》千字文，於1936年6月正式出版發行，轟動海內外書壇。公石是協助於先生編著這部千字文的功臣。千字文的雙鉤和書後標準草書凡例，1600餘部首及標準草書範例字，全是公石一人雙鉤、書寫，線條流暢準確，筆畫優美自然，這對於時年25歲的公石來說，是很了不起的。於先生從心裡賞識這位弟子。據公石先生講，他曾兩次為於先生代筆，但所書寫作品還是於先生親自署名的。如沒有達到亂真的程度，於先生是不會輕意讓弟子代筆的。

1946年5月，國民政府從重慶遷往南京。於先生將標準草書社設在南京寧夏路2號他的公館里，主要由劉延濤先生和公石先生在於先生公館里研究標準草書。直至1949年4月，在於先生的指導下，公石與延濤將標準草書先後修訂六次，除第二次修訂本外全部出版發行。1949年4月16日，在毛澤東、周恩來同志的安排下，於先生準備飛北京，代表國民黨在國共兩黨的《國內和平協定》書上簽字，之後就留在北京，后因故而沒有成行。隨後，周恩來同志急派屈武先生秘密到南京保護于右任先生。周恩來帶話給於先生，解放軍過江后，請於先生隱居留下，再接到北京。21日清晨，蔣介石派人將於先生強行架上飛機到了上海，屈武、劉延濤及公石先生同行。在上海稍作休息，飛機就飛往廣州。屈武和公石先生留在上海，公石仰望蒼天，心裡無比難過，就這樣與敬愛的恩師揮淚永遠告別了。

199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書法史》上介紹：“胡公石先生繫於右任先生得意弟子。在編選《標準草書千字文》過程中不遺餘力……他先後花了4年時間，在《標準草書千字文》的基礎上，編寫了8000字的《標準草書字彙》，本字彙從歷代草書代表作中選出8000字為草書標準，大大擴充了原千字文，並將草書組織復號，重新條貫，刪繁就簡，由紛紜而趨統一，由玄虛而歸實用，其功卓著。”

解放后，公石先生調天津市政府、市工商聯工作。1958年支援大西北，公石先生調寧夏青銅峽縣，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日子裡，公石先生的處境可想而知了。在縣文化館管過圖書，公社教過小學生，供銷社站過櫃檯，養牛場收過牛草。儘管各方面條件極其艱難困苦，但公石先生心中始終堅信，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藝術總會有燦爛的明天。在那二十餘年的日子裡，公石身邊始終珍藏著一本薄薄的書，沒有封皮，沒有作者，也沒有書名，這就是于右任先生編著的《標準草書》千字文。那個年代，公石先生沒有紙筆，只能在心中千萬遍地書寫著標準草書。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煥發起公石先生的藝術青春。

1983年5月，寧夏區黨委任命公石先生為寧夏自治區文史館館長。在公石先生的帶動與領導下，寧夏書法家協會、寧夏書畫院的同仁們積極開展書畫創作，使寧夏的書畫藝術煥發勃勃生機。1984年，公石先生得到寧夏區黨委及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的支持，經中央統戰部批准，中國標準草書學社在北京恢復成立。這對於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藝術、傳承標準草書事業，服務於統戰工作，將起到積極作用。公石先生的書法藝術，在海內外很快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特別是1985年，公石先生編著出版了《標準草書字彙》，這是公石先生幾十年來苦心於標準草書研究的結晶，進一步完善了標準草書的體系。至今《標準草書字彙》已六次再版。在公石先生生前的日子裡，他以標準草書事業為己任，始終遵循于右任先生倡導的標準草書“廣草書於天下，以求製作之便利，盡文化之功能，節省全體國民之時間，發揚中華民族傳統之利器”的宗旨。在中國美術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寧夏、蘭州、西安、南京、上海、杭州、台灣等地及日本、新加坡等國，舉辦個人標準草書展覽，組 織舉辦中外草書展、海內外書法展、中日書法展、于右任流派展等，使標準草書得到廣泛的宣傳與推廣。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造反派將胡老定為“封建主義和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他受過衝擊，挨過批鬥。六七十年代，胡公石先生一直在寧夏圖書館古籍組做古籍整理工作。後來，又將他發落到新館建築工地上看門房。胡老相信“嚴冬過後盡春蕾”，他沒有頹喪，沒有消沉，在建築工地這個三不管的地方，他故夢重溫，搞起了《標準草書字彙》的整編工作。他在建築工地上的三間平房裡，白天上班，晚上和星期天的時間全部用到編著《標準草書字彙》上。他搜集了王羲之、王獻之、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趙孟頫、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懷素、張旭、文徵明、何紹基等等歷代書法大師的大量的碑帖，按符號逐個選字，然後用極薄的紙勾摹出來，再剪貼整理成書稿。家裡的床上、柜上、桌上，甚至案板上、地上到處都擺著書帖、勾摹本書稿。過去6個人的工作現在得由他一個人干，而且由1000字擴充到8000字，沒有周末，也沒有節假日，精力全部投入到《標準草書字彙》的編寫中。這簡直是愚公移山哪!

70年代以後，胡公石同於右任草書風格略異，於書得益於魏碑，氣勢剛健磅礴，胡書得益於二王，偏於秀美勁妍。

標準草書學社出版的《標準草書字彙》的序言中評道：“公石先生在書法藝術實踐中以行草馳名，尤精於草書。其草書的主要特點是：法度嚴謹，勁妍相濟，能將質厚灑脫並收腕底，於雄渾凝鍊中時見流麗，兼有‘駿馬秋風塞上，杏花春雨江南’之境界。”

7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在百廢俱興的日子裡，我國書法界同道開始醞釀成立中國書法家協會，1982年在北京舉辦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屆全國書法展，胡老以他的書法成就、名望、學識，被選為終審五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代表陝、甘、寧、青、新西北地區。為此，他是中國書協最早的倡導發起人之一。

有幾次，我看到胡老教他的10歲的小孫子寫標準草書，不禁問道：“難道楷書未寫好，就能寫草書嗎?”胡老說：“楷書寫不好，完全可以直接寫草書，從歷史上看，草書是出現在楷書之前的。”後來胡老的弟子曾來德，即是直接寫草書的，現已成為我國書壇新秀。

1982年，胡公石先生在寧夏舉辦標準草書講座。這個講座一地分兩處，老城設在銀川一中，新市區設在自治區圖書館。當時每個人只交2元錢報名費，現在看來辦講座純粹是胡老為推廣標準草書書法事業之義舉。

我參加了這次學習，每個星期天下午3時～5時胡公石先生親自上課，依據他的《標準草書字彙》的體例，依草書符號為線索，手拿粉筆認認真真地書寫在黑板上，無論寒暑，風雨無阻，這個講座共辦了五個月(其中有間斷)。

幸運的是，有一次考試，我早早交了卷，我將自己寫好的《千字文》(當時我尚未見到《標準草書千字文》)請胡老指正。胡老當時也來了興趣，從頭至尾用圓珠筆給我細細緻致批改了一遍，幾乎一多半的字都經他改寫過，當時班裡的同學都圍攏觀看。這個本子現在成了我珍貴的收藏品。

早在 30年代，由我國書法巨擘 于右任先生首倡，推行了草書標準化的學術活動。在他的領導下，由劉延濤、李祥麟、胡公石等人 組成“標準草書學社”。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原則，從歷代浩如煙海的書法碑帖中編選、勾摹、審定，“窮四年之工，集眾人之智”，1936年7月《標準草書千字文》集字雙勾百衲本終於編成出版發行。該書的編選，是以千字文為底本，常用字大半已俱，經確立草書標準化后即可觸類旁通。此書六十餘年先後發行過二十幾個版本，標準草書不脛而走，不但在國內廣為流傳，且惠及鄰邦，對於日本、朝鮮、泰國、新加坡等國都留下廣泛的影響。如日本所編的各體書法字典中，其草體即用標準草書，日本學習標準草書者日益增多。

由於於先生身為國民黨政要，政務繁忙，往來書作，無暇應酬。在40年代，胡公石曾給於先生做過代筆。據筆者所聞，80年代西安舉辦于右任先生書法展邀請他親自前往鑒定，為保證於書學術上的純潔、嚴肅，他將一些門人代筆的作品(包括他本人的在內)予以剔除。

1963年，台灣 于右任、劉延濤發起成立了“標準草書學社”。為了弘揚標準草書，推動祖國統一，1984年，國內由胡先生髮起，在北京成立了“標準草書學社”。在他的家裡，我見到他同啟功、趙朴初、屈武(以上三人為標準草書學社顧問)、楊辛(當時的寧夏文教廳廳長)五人合影。黑白照片，放大裝框，高懸在胡老的書房裡。近年來，該學社為中日文化交流，為祖國統一大業南北奔走，貢獻卓著。

書法界有些同仁對“標準草書”頗有微詞，認為草書應當百花齊放，異彩紛呈，如搞成“標準”，千人一面，談何藝術？筆者曾就此求教於胡先生。先生以為：“書家各個性情不同，風格各異。提筆揮毫，濃淡乾濕，疾緩燥潤，各有不同的路數。即便都寫標準草書，絕非千人一面，就如我同於先生相比，一南一北，一柔一剛，風格也大不相同。另外，提倡標準草書，亦絕非丟棄章草、今草、狂草於不顧。”他說：“我們所說的標準草書，是指作草書時的筆法的標準化、規範化，它和書法家草書各自形成的或雄渾、或婉麗等風格與流派是兩碼事，就像寫文章要講求語法，而文章風格可以各不相同一樣，二者並無相悖之處。有的同志認為，提倡標準草書就是要求草書千人一面，這完全是一種誤解。”

胡老的創作態度非常認真，一絲不苟。有一次，西夏公園請他題個園名，他寫了至少有七八個之多，最後選定其中一個交給了西夏公園。

一個夏日，我見他在準備個人書法展，書房滿地都是書法作品，他寫得大汗淋漓。有一個條幅寫錯了一個字，他就立即揉掉，扔到字紙簍里。我說：“錯了一個字沒關係，這條給我吧。”胡老說：“寫錯怎能送人，作品是作者的臉面呀！我給你一篇好的就是了。”後來，我發現胡老的書作，無論在何時何地所見，從未見到有錯字，可見胡老治學精神之嚴謹。

1984年4月底，公司派我去大連買鍋爐。我到大連后，廠家無貨，要等到第二年才能供貨。可是我們公司必須當年供暖呀！在洽談中我發現該供銷科長喜愛書法，便和他談起了瀚墨緣。當他得知我是胡公石先生的弟子時，提出要一篇胡老的書法作品，我當即答應了他。返寧后，我同胡老說了此事，胡老問了姓名，當即寫了一篇“天邊見旭日，海上有青山”的對聯。當年秋天，我再赴大連催貨，隆冬之前，給單位運回了鍋爐。

1989年，我國安徽、江蘇一帶發了水災，胡老得知此消息后寢食不安。為了支援災區，他在銀川市舉行了自己書法作品的義賣活動，他親自在大街上擺攤，給群眾講解書寫的內容，三天共義賣近1萬元，全部捐給了災區。胡老“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高風亮節由此可見一斑。

1991年，胡老調南京前，又給我留了墨寶“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胡老還特意寫了“鑒明老弟雅囑”的上款。有幾次我因工作不順而生了悶氣，回到家甚是煩躁，當看到胡老寫的這幅對聯時，少穆之語涵泳於心，氣也就慢慢地消了。

在胡老的影響下，我刻苦習練標準草書，寒暑不懈。1993年胡老在南京舉辦了“中日標準草書聯展”，中方參展作者一百多人，寧夏選了4人，其中就有我的作品。

據我所知，他到南京后，不顧84歲的高齡，東渡扶桑，同日本學者一道交流標準草書；1996年，他又去了台灣，會見了近50年未曾謀面的師兄劉延濤。尤其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親赴于右任先生的陵前祭拜了自己的恩師。他在日本、台灣都舉辦了大規模的標準草書聯展。他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將畢生的心血奉獻給了自己鍾愛的標準草書事業。

公石先生的書法藝術，在當今奼紫嫣紅、爭奇鬥妍的書壇上，既顯示於氏風貌，又以其綽約的風姿與秀逸的神韻，顯示出自己獨特的藝術個性。書法評論家尹旭評述公石先生的書法藝術個性為：“淡、雅、清、秀。淡者，恬淡無為、自然直率，不造作，不賣弄，不顯露；雅者，文質彬彬，雍容閑雅，不粗野，不狂躁，不乖戾；清者，神清氣朗、輕鬆自如，不濁滯、不緊張、不窘迫；秀者，秀麗嫵媚、姿致翩翩，不醜怪、不生硬、不狂狷。總之，公石先生書法作品個性不是驟雨狂風、金戈鐵馬，而是柳浪聞鶯、荷塘月色。”欣賞公石先生的書法作品，使人備感心曠神怡，是一種特別甜美的享受。

公石先生書品好，人品也好，在他的生前，海內外向他求字者很多，他總是把自己的勞累放在一邊，滿足求字者的要求，而從不談錢。他為學校、廠礦、慈善機構、貧困地區無數次捐贈作品獻愛心。1989年，江蘇發生洪澇水災，蘇北貧困地區生活更難，公石先生在寧夏聽到消息后，拿出歷年保存的力作在銀川市大街上進行義賣，將所得數萬元全部捐獻給蘇北受災人民。1994年，回鹽城張本村家鄉看望，看到當年與胡喬木讀書的小學，課桌陳舊、條件較差，再看看天真活潑、認真讀書的孩子們，從心裡疼愛他們，於是書寫了40餘幅字捐贈給家鄉小學，以表達自己的愛心。

公石先生熱愛祖國，關心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生前為海峽兩岸文化藝術交流與交往作出積極努力，多次與台北的師兄弟劉延濤先生、李普同先生，日本的師弟金澤子卿先生，先後在北京、南京、西安、杭州、台北及日本國舉辦書法展覽。改革開放后，海峽兩岸率先進行文化交流的就是由公石先生髮起，台北李普同先生組團進京，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于右任流派書法展，一時轟動京城。公石先生八十多歲高齡，在身患絕症，生命最後的日子裡，還親自赴日本看望師弟金澤子卿先生，並一起舉辦書法展覽；親赴台北在師弟李普同先生陪同下，登七百多米高的八拉卡山，到恩師于右任先生墓前祭拜，看望六十年前就一起在於先生身邊工作的劉延濤先生，無比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

公石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際，由江蘇省文史館、寧夏自治區文史館、中國標準草書學社、寧夏書法家協會和鹽城市文聯等單位聯合舉辦“紀念胡公石先生逝世十周年海內外書法名家邀請展暨胡公石墨跡展”，出版《胡公石草書精品集》，以表達對公石先生深切的懷念。

草書十條屏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綉柱圍黃鵠，錦纜牙牆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美陂。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