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愷

侯愷，一九二二年五月生於山西省遼縣。一九三八年十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五O年起擔任榮寶齋黨委書記兼經理，直至一九八五年離休，是榮寶齋歷史上任職最長的經理之一。在本期刊籌備期間，編輯訪問了侯老。熱心的老人向我們談起了榮寶齋的發展歷程，今將這些寶貴資料刊出，使大家對"榮寶齋"這個百年老店有更多感性認識。

首都北京確實有一家叫"榮寶齋"，但不是一份雜誌、出版物的書名，而是一家專營書畫藝術品的經濟實體、直屬中央有關部門領導的企業機構。

榮寶齋的歷史比較久遠，堪稱老字號。它創業於清代康熙年間，原名叫"松竹齋"。因連年虧損，債台高築，東家為逃避債務，採取了偷梁換柱的手段，於一八九四年（甲午，光緒二十年）更名為"榮寶齋"，至今也百餘年了。

解放前，該號主營"文房四寶"，通稱為南紙店，兼營中國傳統文玩字畫，並在店外組合了承印"詩箋"、"信箋"之類文化用品（大不盈尺，手工木版水色印刷），服務於當時的文人墨客。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間，經魯迅、鄭振鐸兩先生搜集編成的"北平箋譜"和"石竹齋箋譜"，委託榮寶齋組織加工複印。是譜複製出版后，在當時的文人墨客中影響深廣，以至波及海外，從此榮寶齋的聲名大振。但是由於當時軍閥混戰，後來又有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直到日本無條件投降，該店已行將倒閉，瀕於破產邊緣，雖然苟延殘喘勉強維持到解放前夕，但實在是業不抵債，員工被陸續遣散，已等於停業關張。

新中國成立后，該店負責經理其事者王仁山先生看到許多商號紛紛走向公私合營的道理，於是便也四齣奔走呼籲求救。雖然到處碰壁――因為許多單位皆不知他們從事的是什麼行業――但事有湊巧，碰到了鄭振鐸先生。鄭先生與榮寶齋素有舊交，當時又任國家文物局長，便協助他尋救於國家出版總署。可是就在這時候，該號因難以維持，已將大部人員遣散，店鋪用房也打算抵押給師範大學充做宿舍。在和出版總署最後一天洽談時，師大要求一定要在當天十二點以前簽定，否則下午二時即和師範大學簽約，店鋪用房就賣給師大了：當然從此也就沒有榮寶齋這一號了。在這關鍵時刻，出版總署負責同志毅然決定投資接辦。這已經是一九五O年的五月份了。但在當時這一行業的公私合營榮寶齋還是最早的一家。

隨即組成班子，辦理了合營合約簽字，派遣侯愷任經理，王仁山為副經理，組成有私方參加的黨、政、工、團領導機構，將總署木印科的人員和榮寶齋合併一起，共有員工八十餘人，當即開始整頓業務，修繕營業用房，選定魯迅先生冥誕十月十九日為重張吉日。為和舊榮寶齋區別，請郭（沫若）老重新題寫了"榮寶齋新記"匾額。

榮寶齋得以保留了。但其原來經營的商品業務，在解放初期，和當時的社會生活現實是極不合拍的，已失去了它的服務對象，必須更新。那麼既是出版總署接辦，當以出版為主，兼營原有書畫及其用品業務。可是出版選編什麼，又以什麼形式出版呢？確實是十分茫然。鄭振鐸先生是很了解過去的榮寶齋的，他建設：是不是應把曾用"餖版拱花"印刷詩箋的那一套技法撿拾起來，印刷新題材內容的作品。看法一致后，他還具體幫助聯繫選稿等工作，首先選編了敦煌壁畫。接著我們又進一步研究了木版水印反映的性能，因為它善於表現印製水墨淋漓的作品，便特約齊白石老先生按照我們編輯設定的規格要求創作繪製了冊頁一部。這部冊頁印製出版后，效果頗佳。時隔不久，徐悲鴻先生拿來他的一副奔馬。他說，原作要送給一位英國朋友，因為他自己也喜歡這幅奔馬，如能用木版水印複製下來，可作為一件副本保存。商定可以試試。他親自到車間指導試製，並把原畫誤筆處經過勾刻加以修正。樣張印製出來后，徐先生看了非常滿意。他說既然印了，又印製得這樣好，可以當作商品，如有人願買，我可以在上面題字署名。不過他僅親自署名若干幅，因數量很大，當然是題不過來的，不得不將徐先生的題字署名一併刻印在複製品上。此外當然也旁及其他作品複製印刷出版，但就品種數量而言，首推齊、徐作品。他們二位的作品種類皆在數十種，印量逾萬，故在書畫藝術界圈內的同仁們戲說"榮寶齋是靠齊、徐起家的"。

我們進一步研究了木版水印技法，譬如，它由初起僅能印製盈尺小幅、色彩淺淡的詩箋、信箋之類，也可以試驗印製大張巨幅重彩作品。後來試印了齊白石先生的八尺整紙巨幅水墨"蕉下鳴蛙"圖、徐悲鴻先生的巨幅"群馬"和"雄鷹"圖等。這些巨幅複製品很快面世了，贏得各方讚許。進而又考慮到，既然可以印製現代作品，不妨也可以試試印製古代作品，便首先選印了清代新羅山人的一幅花鳥巨作。這幅古舊作品印製出樣張以後，送給葉聖陶副署長審定。他看了以後十分驚訝，張掛在他的客廳壁上，來訪的朋友還以為他在收藏古舊字畫。當說明是印刷品時，他們十分感嘆。很快葉老就在當時的《新觀察》上發表了一篇介紹推薦文章，對榮寶齋來說當然是一種勉勵，證明採用這種印刷方法，古代作品也是可以複製的。不過古代作品多為絹本，於是又鼓起勇氣試印了一幅長卷，絹本，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取得了成功。購買、欣賞者的評價是：完全可以亂真。接著複製了南唐顧閎中的絹本"韓熙載夜宴圖"、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絹本長卷。至於其他宋、元畫冊及中小幅的歷代書畫作品選題繁多。這些書畫複製品問世后，大家都感到新鮮，頗得各方好評，銷行很廣。國內保證供應各大博物館、圖書館、學術研究團體及個人愛好者外，到六十年代初已銷行四十八個國家和地區，從而也招來了許多國家的社會名流、部長、將軍，直至國家元首和兄弟黨的領導人物。在"雪泥鴻爪"的留言簿上可以看到，他們都異口同聲地稱讚：中國傳統文化藝術，歷史悠久偉大，一千多年前的藝術已經發展到那樣高的水平；再加之這種印刷方法本身就是一門藝術，所以認為參觀榮寶齋是同時欣賞了兩門藝術。終日來訪參觀的人絡繹不絕，還有許多國家的專家及畫家們，久駐榮寶齋具體操作實習。諸如：朝鮮、越南、巴西、瑞典、英、德等國家，有的人員在這裡住達一年以上。的確是紅紅火火，故有書畫圈子內的同仁戲稱：榮寶齋是首都八景之一。

那麼，榮寶齋為什麼能如此快速地發展？首先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吸收人才；二是原材料的供應。當時四齣發現，招聘人才，前後招聘到具有相當繪畫能力和有一定鑒定水平的二十多人，如當代著名書畫家董壽平就是於一九五二年在西城區勞動局招聘來的。同時還經勞動局和教育局，陸續推薦介紹來初、高中學生，皆培訓成勾、刻、印、裱的技術人才二百餘人，共同肩負這一事業不斷提高和發展的重任；再一點就是原材料的充分供應，諸如宣紙、絹帛、錦緞、各種顏料、印泥等，這些原材料都是特製的。為此於五十年代初，即請安徽省委宣傳部、省委輕工局扶持恢復宣紙生產。國家撥給專門培植高稈稻的土地，發動群眾大力培桿檀樹，修繕擴建廠房等等。請求輕工業部派遣專家多次長期駐廠研究改進宣紙生產；全國總工會有一名經溥心畲、張大千培養起來的織造仿宋、元畫絹的專家，調來榮寶齋專門織絹；組織蘇州宋錦廠專門供應裝幀所用的宋錦及各種裝潢錦緞，請沈從文先生提供樣品圖案；組織蘇州姜思序堂專門研究製造各種繪畫顏料等等。這些原材料除供應複製印刷使用外，並充分供應各地書畫家們使用。

提到社會上的書畫家們，欲把他們團結在榮寶齋的周圍，這又是一項重要的業務。首先要為他們提供上好的書畫用品。故經常組織書畫家們與製做書畫用品的廠家見面座談，當面提出要求和意見，隨時測試他們的產品，力爭滿足書畫家創作所需的用品要求。這麼做的目的在於調動書畫家們的積極因素、繁榮創作，以滿足人民大眾日益發展的文化生活需求。為此，一般兩三個月即邀請在京書畫家們座談交流；如遇外埠進京參加會議的書畫家們即邀集大型的交流座談，此外還經常向收藏家借閱他們的藏品，和榮寶齋自藏的古代名家作品一道舉辦觀摩展覽，以供研究、借鑒、參考。如黃胄就承認自己受益匪淺。再則組織筆會，亦即以文會友。在筆會中經常同時邀請一部分酷愛書畫藝術的老首長參觀，使他們有機會在榮寶齋和書畫家們相遇，促膝談心。經常被邀請的書畫家很多，如李苦禪、王雪濤、胡佩衡及外埠的金陵、嶺南、海派、浙派、關東、關西等地多方面的書畫家；收藏家如張伯駒、張效彬及外埠收藏家；經常來參觀的領導，如郭老、沈老（鈞儒）、齊燕銘、夏衍、鄧拓、朱老總、陳老總、蕭勁光、傅鍾、肖華及很多上將、中將等，以及民主人士李濟深、陳叔通、張奚若、何香凝（廖公陪她來）、鄧寶珊等許多人，真是一處以文會友的好場合。大家聚在一起，談笑風生，好不熱鬧。再一項就是張掛、介紹、推薦、銷售書畫家的原作，並經常將當代書畫家的原作和木版水印複製品，除在國內各大城市展售外，更多的是在國外展銷。"文革"前已行銷四十八個國家和地區。通過這些活動，榮寶齋和書畫家們的關係融洽了，互相支持共同努力來發展這一事業。

為發展中國傳統書畫藝術，很多中央領導同志給予榮寶齋極大的關懷和支持，如薄一波指示有關部門為榮寶齋儲備宣紙五百噸並撥了專款，使其存放五年以上，經多年氧化以後，畫家使用就更得心應手。

為給書畫家們提供研究考慮資料，提高榮寶齋從業人員的業務水平，齊燕銘同導批示撥巨款用於購買名貴書畫資料（也為國家集聚了一批藝術財富）。陸續收購到宋、元、明、清歷代名人名作千餘件。在收購這方面，北京市委鄧拓同志給予了極大的幫助；解決生產營業用房困難問題時，萬里同志責成市有關同志一一幫助給予解決。許多領導同志抽空來榮寶齋和書畫家們交談，還幫助我們做了很多具體事情。如郭老為我們題字並向社會人士題字不計其數外，還書寫"百花齊放"詩詞一百首。我們就用他的原字製版，設計成大型冊頁，請于非闇、田世光、俞致貞三位創作繪製了花卉一百幅，全用木版水印複製出版，該畫集出版面世后，的確是書畫並茂，頗得海內外人士好評。又如陳毅同志，除經常為我們題字外，還為我們的出版物撰寫序言等；再如何香凝、廖公為我們選題，幫助我們鑒定書畫等等。總之為發展這一事業，很多領導同志給予我們極大的支持和幫助，事例太多，不一一細說了，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和全體職工的努力，榮寶齋怎可能得到如此快速發展呢？

當然也經歷了不少的曲折和困難。如在接辦初起，也正處於解放初期，方針、方向亦不明確。其困難之大，實在是不堪想象，曾幾度處於行將停業解散、連職工一日三餐都難得到保障的地步。經常不開張，或營業額寥寥，不得已每天到天橋買點現成的麵條煮煮，既是湯，又算菜，煮一鍋小米飯，大夥圍坐共餐。直到亞太和平會議后始有好轉。經過二三年的摸索，榮寶齋的方針方向漸漸明確起來，在薩空了副署長的直接幫助指導下，定為：以古代傳統印刷方針印刷出版祖國歷代書畫名作；組織團結當代書畫家繁榮創作；以滿足國內外日益發展的文化生活需要；對內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對外增進國際文化交流。方針方向逐步明確了，使這一事業逐步走向穩定和發展，否則所作不知何來，勢必被社會淘汰。

2015年2月14日中午12點50分，在北京南城萬明路家中，被譽為“民間故宮掌門人”的榮寶齋老經理侯愷，安靜地走完了自己93年的人生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