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私印

在中國文化史上，漢代印章以其濃縮於方寸之間的博大恢宏以及別具一格的金石韻趣，而與東晉書法、唐宋詩詞具有同樣突出的成就和地位。作為中國篆刻藝術的載體和典範，漢印更以其豐厚的文化積澱，為明清以來流派篆刻藝術的萌起和完善，提供了取之不盡、汲之不竭的藝術寶藏。然而，由於種種原因，迄今對於漢印本身的基礎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這種薄弱尤其表現在對私印斷代分期認識上的惶惑和混亂。近幾年來，新出土古璽印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井嘗試將它們與眾多時代不明的傳世古璽印相互校驗參證，以期能在時代和地域上，給後者以較準確的“定位”。在這樣的基礎上，對歷代璽印的類型劃分與斷代方法也積累了一些粗淺的認識，從印文風格、鈕式特徵等方面著眼，西漢私印的發展大致經歷了西漢前期、西漢中後期及新莽三個階段。

名印、吉語印、肖形印三大類。

姓名印居多，故漢私印者，多指姓名印。西漢私印適用範圍比漢官印廣，其數量多於西漢官印。

西漢私印種類：鑄印、鑿印、琢印、噴印、玉印、銀印、銅印、鐵印、象牙印、犀角印、石印、木質印、塑料印、有機玻璃印、二面印、六面印、子母印、套印、朱白相間印、白文印、朱文印、官印、迴文印、水晶印、金印。

（1）數量極多，形式豐富，尺寸略小，用途形制更廣泛。

（2）文字、材料、製法，與西漢官印相近。

（3）觀形斑斕，古奇沉穩、渾穆玲瓏，印章藝術美強烈。中國漢代私人印章的主要類別之一。是當時人們社會交往的信物。漢私印可分姓名印、吉語印、肖形印3類，其中以姓名印最多。

漢姓名印以印面鐫刻姓名為基本特徵，多陰文，姓名下加“印”、“之印”、“私印”、“印信”或“信印”等，如“柏有遂印”、“張捐之印”、“謝相私印”、“張懿印信”、“劉永信印”。也有的名上加“臣”或“妾”，如“臣寅”、“妾?”，後者為婦女用印。所用質料有銅、玉、琉璃、木、石、銀等，以銅為主，其次是玉印。形狀主要有正方、長方、圓形幾種，方形印邊長多在1.2～2.3厘米之間，普遍比官印小。西漢中期以後出現了子母套印，母印中空，子印套進母印中空處，多兩印一套，也有三印一套的，設計相當巧妙。

漢姓名印所用紐式，玉印均覆斗紐；銅印紐式則主要有3類：①鼻紐。漢初鼻紐私印有的背面平，紐小，有的背面有台，呈壇狀，後人習稱壇紐，形制受古璽及秦印的影響。文景以後，壇形鼻紐印逐漸消失，武帝至東漢時期，鼻紐印背面均無台，紐面加寬，跨度加大，有的印紐兩端立於印背中央，呈覆瓦狀，後人稱瓦紐，有的印紐兩端鑄於印背邊緣，呈橋狀，後人稱橋紐。②龜紐。始見於文景時期，初期的形體較小，龜身平狀，龜頸不伸出，只露龜首。武帝以後龜作立狀，首微昂，背隆起，龜甲多飾六棱重環紋，製作精緻，形態逼真。③獸紐。西漢流行虎紐，東漢流行辟邪紐。除上述3種主要紐式外，還有楔形紐、帶勾紐及無紐的圓形、方形穿帶印。漢姓名印的篆刻變化萬端，布局嚴整巧妙，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漢初印所用文字為標準小篆，筆劃圓轉，線條柔曲，印面四周有邊框，加豎格或日字格，與秦印相近。文景以後，漢印面貌逐步形成，至武帝時已完全擺脫了秦印的影響，進入成熟階段。這時的姓名印，所用字體有3種：①繆篆。筆劃盤屈曲折，構圖茂密；②鳥蟲書。筆畫盤曲並兩端作蟲鳥狀；③摹印篆。前兩種屬美術篆體，除見於印章外，還見於漢瓦當及漢早期銅器。後者則是當時刻印專用字體，以筆劃蒼勁雄健，體態方正寬博為基本特點，其篆法變化很多，筆劃有的圓轉，有的平直方折，有的末端齊平，還有的作刀尖狀。印面構圖則講究通過每字所佔空間位置的變化來達到印面整體的完美，或採用陰、陽文相間，印文四周加幾何紋、四神紋等手法，使印面更加秀麗雅緻。

（1）是中國篆刻藝術的載體和典範。

（2）縮方寸間、博大恢宏、別具一格、金石韻趣、文化積澱豐厚。

（3）與東晉書法、唐宋詩詞並列。

（4）是“明清篆刻藝術流派”產生髮展賴以依靠的藝術寶藏。

西漢私印，在中國古代私印史上的地位

1、先秦習俗，隨身佩璽：鉥印作為證、信之物主要用於封緘文書、簡牘和封泥，行使私人權責。古代私人玉質璽印，上雕吉祥靈物、鳥獸印鈕。印面碾、琢上自己的名字，有僻邪祀福作用，方便使用功能。

2、戰國私鉥：比官鉥小，少受官印形制限制，比官印多樣，裝飾靈活。

3、秦私印仍比官印靈活多樣，狀有圓、方、腰子，鈕刻致神，多為鼻、復斗形、龜、僻邪鈕。印文多有框格，字體結構收時俗體長，成“摹印體”為“秦八體”之一。

4、漢私印-西漢初年，短時持秦印風。漢私印，非受典章限制。印形、印文、裝飾，較自由。印文人名后，有“之印、私印、之私印”。

5、魏晉兩朝，章形襲漢。私印，朱文印沿“漢繆篆體”或“懸針篆”入印。

6、隋唐私印效漢，以繆篆、隸書入印，印面放大，印、章等字改為“記”。

7、唐以後，文藝漸盛，私印從名章成為(包括官職印)所有印章，成為獨立的印面方寸篆刻藝術門類。

西漢私印斷代：根據印文風格、鈕式特徵方，劃分出三個歷史階段：1、西漢私印前期（劉邦立漢-劉徹滅南越國，前206-前111年），承前啟後。私印儘管數量少，質材銅玉，類型複雜，稟承秦印-“漢承秦制”。襲秦章法構圖，同受其母體地域文化浸潤。“鳥蟲書”玉印異常精美。經“隸變”后的小篆與蟠曲宛轉的繆篆，僅見於西漢前期私印。印章形制，鈕式是時代特徵標識。鈕式：覆斗鈕外、環狀鼻鈕、龜鈕。西漢前期私印，鈕制印文形態諸方面，襲秦制，新開風氣。

2、西漢中後期（武帝元封-成哀之際，下抵王莽居攝前，約前110-5年），兩漢印章史上的顛峰地位。數量龐大，約佔存世漢代私印總數的十之六七；類型卻相對單純---武帝規化官印，政治影響私印。印文內容，普遍于姓名后加綴“印”、“之印”、“私印”、“印信”等字，藉使印面湊成四字。印材，銅印以壓倒的數量優勢，成為印材的主流，玉印數量銳減，印風被銅印“同化”。出於對章法構圖的“屈從”，美感的獲得，是以犧牲入印文字的“個性”為代價。私印上一些常見字，因其具有獨特的寫法，亦可作為斷代分期的標尺，是判定印章時代的重要依據。鈕式-孔眼增大薄邊覆瓦形鈕，已取代環形鼻鈕成為中後期銅鈕主流。整飭章法、均衡構圖、蘊藉印文、深沉體勢，促成經典風格。

3、新莽私印（孺子嬰居攝元年-劉秀建武元年前止，溯至西漢哀平，約6-24年），是兩漢印章史高峰，新莽私印是高峰的延續。新莽私印，對兩漢私印承上啟下。界定：從同期官印形制印文比校，取證。據印圖、印風，分為兩種：以“杜嵩之印信”為代表的印、章法構圖稟襲西漢中後期私印。鈕式向東漢厚邊環狀鼻鈕過渡的特徵。

西漢前期（漢高祖劉邦立漢起至武帝劉徹攻滅南越國止，約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11年）從現有的材料來看，西漢前期的私印儘管數量不多，但質材豐富（以銅、玉最常見），類型也非常複雜，且稟承秦代印製的痕迹較為顯著。由此可見，所謂的“漢承秦制”並不僅僅局限在政治制度上，同時也滲透到漢初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璽印的製作工藝上，也是如此。

在款識上，這是較容易與秦印相混的一個方面，但如果細緻地加以比較，兩者的區別還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在印面構圖上，秦印印文往往隨筆畫繁簡自然布列，並不追求勻整填滿，印面留紅較多，而本期私印在布局上則尤顯刻意經營，且不惜通過增飾印文、繆曲筆畫來追求“滿白”的藝術效果，印面留朱甚少；其次，在印文形態上，秦印印文多出鑿刻，筆道及外廓邊欄線條比較纖紉，露鋒、出鋒的筆畫更是疊見不窮，本期私印印文由於多隨印體同時澆鑄而出，是以筆道及邊欄線條均較秦印規整而粗厚，筆畫轉角處，也由秦印的圓轉一變為方折。

如“舒晏”、”鄧弄”等印的印面已增大至2.2厘米見方，略與同期官印尺寸相當，這是秦代邊欄私印完全不具備的。再有，是本期邊欄私印上已出現了龜鈕，而秦代私印中尚未見有此種鈕式。此外，秦印在印面添加“田”、“曰”形界格的構圖方式，對本期私印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是唯一的。如旅順出土“文勝之印”的“勝”字，就頗具戰國時期燕地私璽文字勁折生澀的筆勢特徵；再如徐州出土“薛毋傷”印的印文，仍保留了戰國晚期齊魯私璽雋麗修長的文字風格。可見，西漢前期的界格私印，雖然在表面上因襲了秦印的章法構圖，但同時也受到了來自其母體地域文化的浸潤。

除上述兩類私印外，漢初玉質私印也是直接從秦代玉印發展而來的一種印章類型。由於玉印印文特有的碾制工藝，使得玉印產生了游移於銅印之外的別一種藝術風格，“玉印”這一稱謂遂被專用於代表此種風格的印章上。正是基於這種藝術風格上的認同，人們往往寬泛地把印文同出於碾制的瑪瑙印、琥珀印、水晶印等也納入到玉印這一體系中去。西漢早期五印以左右排列的二字私印為多，在章法安排上則依據文字多寡、筆畫繁簡作出調整。其印文筆畫的方起方收、平直勻齊和暢達勁挺，無不示人以字里金生、行間玉潤的富麗和華貴，這恰恰是略顯草率、粗細不均的秦代玉印印文未曾據有的。

本期出現的“鳥蟲書”玉印也異常精美。這類印巧妙地將自然界中的鳥、蟲、龜等生命形體以概括、抽象的手法融匯於印文中，表現出一種輕靈妍美的意態和神韻，十分引人入勝。值得注意的是，現有西漢前期玉印的鈕式絕大多數為側視如壇台狀的覆斗鈕，因而不難想見覆斗鈕應是本期專用於五印類型的固定鈕式。上述幾類私印儘管質地不盡相同，製作工藝也互有差異，但外在形態上稟承秦印模式卻是有目共睹的。除此而外，還有相當一部分西漢前期私印（尤其是銅印），無論在印文形態或章法構圖等方面．都更進一步地擺脫了秦印的影響，顯示出漸向漢武帝以後成熱期漢印風格過渡的傾向。這其中，既有以“王遂之印”和“贏武之印”為代表、將繁簡不一的印文以並不均衡的佔地組合在一起的一路印章，也有入印文字隸化簡率、不盡恪守“六書”的作品，堪為秦漢之交社會通行文字發展變革的生動寫照。

經“隸變”后的小篆與蟠曲宛轉的繆篆在印面上的雜合，也是僅見於西漢前期私印的一大特色。由於方處純方、圓處過圓的表現手法，使得該類私印在章法上呈現出明顯的不協調，是以儘管傳世較多，但因為藝術價值不高，故一向不為人重視。該類印的具體時代，向來沒有明確的歸屬，今以其印文、鈕式與部分新出土的發掘品相參證，知皆為西漢前期所制。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西漢前期墓中還出土過一批戰國古璽，其中以姓名私璽尤多。這裡刊出的一組戰國璽印，分別出土於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山西、江蘇等地的漢墓，其國別分屬於戰國時的齊、魏、趙、楚、燕等國。這些古璽的具體製作時代當不遲於戰國末期，因而不能將它們視同為漢代的作品，充其量只能說明沿用戰國璽印呈漢初社會一種普通存在的現象，如此而已。作為印章形制的主要方面，鈕式是體現時代特徵的重要標識之一。

西漢前期私印的鈕式，除前述專用於玉印的覆斗鈕外，以銅印上的環狀鼻鈕和龜鈕最具時代特徵。其中，鼻鈕的具體樣式主要有兩種，一種在印台與鈕環之間有斜坡形過渡，俗調一層台鼻鈕；另一種在鈕環與印台之間有兩層階坡，俗謂二層台鼻鈕。大致在武帝以後，環狀鼻鈕趨於式微，漸為瓦鈕取代。本期私印的龜鈕，形體較長狹，龜首短小且不露頸，背甲刻單線棱形或六角形飾紋，龜尾甚長，或垂落至印台側邊近印面處，所有這些與馬王堆漢墓出土“軟侯之印”的官印龜鈕形制完全吻合，體現了龜鈕初始期的特徵。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西漢前期私印在鈕制及印文形態諸方面，既表現出沿襲秦制的痕迹，也流露出新開風氣的因素，承前啟後的過渡性特徵十分顯著。無疑，這一局面的促成，與西漢前期特定的時代背景是分不開的。

西漢中後期（武帝元封年間至成、哀之際，下限可抵王莽居攝前夕，約公元前110年至5年）與前期正相反，西漢中後期私印儘管數量龐大（約佔存世漢代私印總數的十之六七），但類型卻相對單純得多。這表明，漢武帝時期針對官印的規範化措施，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私印的製作工藝，而漢印典型模式的形成和進一步完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完成的。

在印文內容上，本期私印普遍于姓名后加綴“印”、“之印”、“私印”、“印信”等字，藉使印面湊成四字；在印材方面，本期銅印以壓倒的數量優勢，無可爭議地成為印材的主流，玉印不僅數量銳減，且印文風格亦被銅印所“同化”；在印文布局上，勻滿均衡，等分印面的構圖方式已成為本期漢印布局的標準形式，前期常見的界格和邊欄等印面附飾至此漸廢棄不用。

出於對章法構圖的“屈從”，本期私印在印文體勢及筆型特徵等諸方面都作出了相應的調適，具體表現為：印文折、直筆畫增多，斜筆、圓筆減少，字形寬博方正，結構更趨謹嚴，印文線條中略呈上弧形的筆勢往往使全印表現出莊重而不失圓活的風貌（圖40—54），這些都是本期私印最為顯著的特徵。與前期相比，不難發現，本期私印所追求的，純粹是一種蘊藉深沉的靜態美，但這種美感的獲得，卻是以犧牲入印文字的“個性”為代價的。

本期私印上的一些常見字，因其具有獨特的寫法，亦可作為斷代分期的標尺。僅以“印”字為例，前期的“印”末筆尾端大都有一個與水平成130°到170°內角的斜長曳尾，而本期“印”字末筆多平直．唯略具上弧筆勢．偶有曳尾，必短而局促，成角約在90°左右。此外，印文姓氏中常見的“王”、“楊”、“陳”、“鄭”等字的具體寫法，也都各具階段性特徵，因而是判定其所屬印章時代的重要依據。

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期後段的部分私印，其印文平直線條中的弧形筆勢已逐步流失，筆道粗碩滯重，結體略見鬆散，入印文字的乖謬之處也續有增加。按此類印雖然流露出了某種衰敗的跡象．但其印風仍屬武帝中期以來既成印章體勢的延續，二者無本質區別。

朱白文相間也是本期私印較盛行的款識，其具體構圖方式比較靈活，有半朱半白或一朱三白等多種藝術表現形式，其所佔印面須視字文繁簡而定，筆畫少的作朱文，筆畫多的作白文。漢代朱文印在本期的出現同樣也是值得關注的，因為漢代朱文印的時代，以往一向被約定俗成般地定在東漢，今據安徽、湖北等地出土的實物資料，知漢代朱文私印的初始年代至少可上提至西漢昭、宜之際。要之，本期的朱文私印或朱白文相間印，其朱文大都富有圓轉勻潤的筆意，這也正是與東漢朱文私印至為重要的區別所在。

此外，“四靈印”的出現則為本期稍顯單調的印面構圖增添了不少活潑的色彩。所謂“四靈印”是肖形印與文字印相結合的一種產物，這類印的印文四周或兩側均刻有四靈（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或其他動物，偶有環刻三靈或傍刻一靈的。本期穿帶印及套印的印文，較多地保留了前期印文筆勢的某些特徵，表現出相對的內在穩定性，但穿帶印橫貫印體的穿孔，已由前期較流行的扁橢圓孔變為規整劃一的長方形孔。

在鈕式方面，孔眼增大的薄邊覆瓦形鈕已取代環形鼻鈕成為西漢中後期銅印鈕式的主流，瓦鈕的變體、鈕面跨度與印邊齊緣的橋鈕也出現於本期，值得一提的是，橋鈕不獨應用於銅印，也為玉印所採用。本期龜鈕形體增大且作半立狀，龜背昂出、露頸，趾爪外向，四足撐於印台四角，龜背或圓或高拱，背甲刻紋清晰，龜尾短，僅垂落至印台邊。

總之，本期私印以整飭均衡的章法構圖和蘊藉深沉的印文體勢，共同促成了漢印經典風格的確立，而龐大的作品數量，又使這一風格特徵得以不斷強化。僅此而言，西漢中後期私印在兩漢印章史上的顛峰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新莽時期（孺子嬰居攝元年至光武帝劉秀建武元年前止，上限可溯至西漢哀、平之際，約6年至24年）以往對新莽私印的界定，多賴以從同期官印形制及印文特徵的比附校核中獲取直接的證據，但這樣得出的結果卻有其無可避免的局跟性，不足以全面反映出新莽私印對兩漢私印發展所起到的承上啟下的作用。

存世新莽私印除河北徐水縣出土的一枚“妾瘞偷”銀印外，余皆為銅印。其印文鑄、鑿並舉，且鑿印在數量上與鑄印大致持平，這表明，西漢近二百年來一以貫之的制印工藝，正在發生微妙的改變。

根據印面構圖和印文風格的差異，大致可將新莽私印分為兩種類型。其一便是以“杜嵩之印信”為代表的一批在鈕式、章法布局、印文體勢等諸方面部深受同期官印影響的作品。此類印以五字或六字印文排列成三行等分印面，其中五字印以末一字拉長為第三行，不足五字的加“之”字補足。其印文刻鑄極臻精美，體勢修長，筆畫勻潤，印面寬度常在2.3厘米左右，中有在姓名前加署官職的，當為殉葬專用的明器。

新莽私印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在章法構圖上稟襲西漢中後期私印的作品。該類印的印主以單姓單名者居多，其印面文字均出鑿刻，字形方峻整飭，筆道略顯兩端粗、中段細的“竹節狀”，纖勁挺厲，然筆畫轉折處卻頗饒圓轉之意，這在“傅褒私印”“王隆私印”等作品上表現得尤為明顯，該種印文風格曾對東漢乃至則晉印章的印文風格的形成，產生過極其深遠的影響。

述兩類私印，前者的印面構圖、後者的印文風格均為新莽一朝始見，因而其典型性是一目了然的。值得注意的是，邊欄這一戰國至西漢前期盛行的印面附飾，在新莽私印上的再度復現，也似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王莽改制是以“循古”為主旨的。此外，從陝西、河南等地新莽墓中出土的部分私印實物來看，新莽時人沿用西漢中後期私印的現象仍然存在，有關這一點，在實際的鑒定工作中應予以充分考慮。鈕式方面，辟邪鈕（或曰獅形鈕）是本期新出現的印鈕類型，極具時代特色；龜鈕形體繼承了西漢中後期龜鈕的風格．但龜腹與印台之間的穿孔變得更大；瓦鈕鈕邊增厚，鈕面增寬，穿孔近圓形，顯示出向東漢厚邊環狀鼻鈕過渡的特徵。

如果說西漢中後期私印是兩漢印章史上的一座高峰，那麼新莽私印不啻是這一高峰的延續，但隨著製作工藝的簡化及其他原因，衰頹的走勢也已經微露端倪，可見東漢乃至魏晉私印的中衰是淵源有自的。

在中國印章史上，漢代是一個輝煌燦爛的時代；從印章形制、鈕式到文字處理、章法變化等藝術形式，成就十分突出，被後代篆刻家們奉為學習的典範，其魅力至今鮮活不衰。從大類上區別，漢印主要有官印和私印兩種。官印在用材、鈕制、文字排列布局以及印綬的用色上等等，由於等級關係，皆有一套嚴格的規定，印章由官府督造。而私印由私人的作坊製造，在製作各方面要比官印寬鬆許多，可以融進一些個人的意趣和喜好。無論官印還是私印，從整體上看，漢印用材是以銅質為主要的，而入印文字則基本使用繆篆。

由於私人用印的規定不甚嚴格，工匠可以自由地發揮，就出現了印章中的“異類”。1954年出土於長沙新字第七號墓的殉葬用品“門淺”?就顯得與眾不同，頗為特殊。該印為石質、壇鈕，時代在文景之際，印面為2．7厘米見方。從歷史的角度看，印章廣泛運用石材，是元人王冕偶然發現花乳石以後的事，漢印用石材，今天能見到的只有零零星星，此印與當時銅質的普遍用材顯然有別；而入印文字為隸書，隸書在當時雖為通用主體，但入印文字還是廣泛使用摹印的專用字體繆篆，這又不合常用印的規範了。據印學家馬國權先生推斷，此印是一方隨葬時的應急之作。由於時間緊迫，匆匆刻制，故在用材和入印文字上，也就不那麼顧及了。

或許正是因為急就而刻，才衝破了印製中的條條框框，不作更多的縝密構想，大膽奏刀，一氣呵成，更顯出了率意自然的生動。文字結構聚散有致，章法布局，幾處大面積留空，疏朗而不悶塞；那“淺”字左偏旁三點水的向上誇張挪移，顯得天真可愛，與右偏旁構成參差錯落的變體之態；“門”字左右筆劃的不對稱，也作和諧的呼應，極為奇異巧妙。用刀為沖刀法為主，且有變化，“淺”字的第六劃呈上弧形，露出兩處轉折之跡，清楚地可以看出印工還施用了短切刀，是以三刀來完成。此印的整體風格，蒼渾生辣，奇肆跌宕，刀痕明顯，別有韻味，這種面貌的印章，在嚴整規範的漢印中實為少見。若不知出處和年代，誰說此印出自某位清代印人之手，我肯定相信；即便稱它是今天某個前衛篆刻家的作品，我恐怕也不會輕易懷疑的。這方“門淺”出自西漢的哪位印工之手呢﹖如此的神工妙造，他匆匆地急就而作，前衛了我們足足兩千年。

西漢私印斷代探述

在中國文化史上，漢代印章以其濃縮於方寸之間的博大恢宏以及別具一格的金石韻趣，而與六朝書法、唐宋詩詞具有同樣突出的成就與地位。作為中國篆刻藝術的載體和典範，漢印更以其豐厚的文化積澱，為明清以來流派篆刻藝術的萌起和勃興，提供了取之不盡、汲之不竭的藝術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