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方

解方，193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東北軍任職期間，積極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1941年到延安，先後任中央軍委情報部第3局局長，中共中央黨校軍事訓練班秘書長，八路軍第120師358旅參謀長。

抗日戰爭勝利后，解方到東北，任東北人民自治軍副參謀長，遼寧軍區副司令員，第四野戰軍12兵團參謀長，第40軍副軍長，先後參加四保臨江、遼瀋、平津、衡寶、廣西和海南島戰役。

1950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多次參與重大戰役的指揮，並作為朝中方面代表參加開城停戰談判。

1953年回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軍訓部副部長，軍事學院副教育長，高等軍事學院教育長、副院長。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

1979年2月任後勤學院副院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位列第一）；曾獲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84年4月9日在北京病逝。

解方同志193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央軍委情報部三局局長、三五八旅參謀長、東北民主聯軍副參謀長、十二兵團參謀長、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軍委軍訓部副部長、軍事學院副教育長、高等軍事學院教育長、副院長等職，曾當選為黨的七大代表和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他長時間在東北軍中秘密從事黨的工作，在西安事變中，為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解放戰爭時期，在一系列重大戰役中，他出色地完成了作戰指揮任務。抗美援朝期間，他參與多次重大戰役的指揮，並作為朝中方面代表參加開城停戰談判，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建立了功勛。

解方同志因病於1984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六歲。

解方（1908—1984），原名解如川，又名解沛然，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少將之首。

吉林省遼源市東豐縣。早年就讀於奉天（今瀋陽）高級中學。畢業后被東北軍選送赴日本留學，入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期步兵科學習。1930年畢業后回國，加入東北軍，同年秋任天津市保安總隊隊長。11月下旬當日軍炮擊製造天津事件時，曾率保安總隊進行了英勇反擊。后曾任張學良副官。

1936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部參謀處任二科(偵察科)中校科長。積極對於學忠、張學良進行反蔣、聯共抗日的宣傳。曾三次被張學良派赴兩廣密見李宗仁、白崇禧，聯絡合作抗日。西安事變發生時，他密傳張學良親電，使駐蘭州的東北軍部隊及時參加反蔣抗日行動。1937年2月任中共東北軍上層工作委員會委員，隨東北軍東調。

抗日戰爭初期，隨軍參加台兒庄戰役、徐州會戰等；1939年初任第五十一軍一一三師三三七旅上校副旅長。同年夏任第一一四師少將參謀長，並任中共五十一軍工委書記。長期在東北軍中秘密從事黨的統戰工作，為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做出了貢獻。1940年6月奉命到延安，先後任中共中央軍委情報部第三局局長、中共中央黨校軍事訓練班秘書長、八路軍第一二O師三五八旅參謀長、呂梁軍區參謀長等職，參加敵後抗日戰爭，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東北民主聯軍副參謀長兼參謀處處長，遼北軍區副司令員、遼寧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東北野戰軍縱隊副司令員、第十二兵團參謀長等職，參加解放東北和進軍中南的一系列重大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第十二兵團兼湖南軍區參謀長，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司令部教育處處長併兼中南軍政大學教育長，第四十軍副軍長。1950年10月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參與第一至五次戰役的指揮，並作為朝中方面代表之一參加開城停戰談判，為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建立了功勛，榮獲朝鮮民族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兩枚。

回國后歷任中央軍委軍訓部副部長，越南停戰談判顧問，南京軍事學院科學研究部部長、副教育長，高等軍事學院教育長、副院長，後勤學院副院長等職；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84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

為緬懷解方將軍之豐功偉績—— 時值新中國成立60周年、解方將軍逝世25周年之際，吉林省東豐縣小四平鎮於2009年9月12日舉行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解方將軍塑像落成揭幕儀式。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王恩祥，東豐縣主要領導參加落成揭幕儀式。

儘管解方將軍從少年時就離開東豐縣小四平鎮外出求學，投身革命，但他始終沒有忘記故里。晚年拿出補發工資為家鄉建了一座可容納500餘人的大禮堂，用於中小學生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活動。

為更好地紀念解方將軍，緬懷先烈豐功偉績，激勵後人奮發圖強，把小四平鎮打造成青少年和中小學生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堅強陣地，小四平鎮黨委、政府從近幾年開始著手建設解方將軍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小四平鎮榆樹村趙氏家族知道此事後，自願捐出資金和物質，用於建設解方將軍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解方將軍塑像就是由趙氏家族出資建造的。

落成揭幕儀式后，市委宣傳部、東豐縣委宣傳部全體機關幹部共同瞻仰了解方將軍塑像，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

“雙料少將”

解方將軍於國民黨軍隊官至少將，於解放軍亦官至少將，人稱“雙料少將”。

解方將軍長身劍立，闊嘴直鼻，下巴微突，雙目如炬。是吉林省東豐縣（小四平鎮）人，地主家庭出身，早年就讀於奉天第三高等中學，與張學良胞弟張學銘同窗。將軍品學兼優，后經張學良保薦東渡日本，進日本成城學校補習日文，學習初步軍事學。將軍精通英、日語，思維敏捷，言語犀利。張學良稱之為“難得奇才”；彭德懷稱之為“稱職的參謀長”。

1928年，解方將軍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期步兵科，按規定入校前須於日軍第三師團第六聯隊當兵。適發生“濟南慘案”，該聯隊調援侵華，將軍憤而離隊。因張學良保舉，校方未予追究，解方得以繼續入學。1930年畢業考試名列第一，因有反日行為，被降為第三．解方將軍於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張學良聞之大喜。是晚設宴為將軍接風，並委以中樞機要。據雲，張學良甚喜解方將軍之才，曾為其妹提親，被將軍婉絕。

解方將軍有辯才，亦有運籌謀划之才。

1931年11月8日晚，駐天津日軍策動地痞流氓暴亂，全城鼎沸。當時是張學銘任天津市市長兼公安局長，解方將軍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務總隊隊長，將軍與賈陶、孫銘久、黃冠南等四人臨危受命，保衛省市政府。其時，閘口又告急，將軍急至，告諸保安曰：“我先行，你們跟上！”戎服佩刀，一鼓而擊之。“天津事變”平息后，南京政府授予解方等四人青天白日獎章，人稱張學銘麾下“四大金剛”。發動事變的日軍頭目土肥原嘆曰：“想不到學生（指解方）打老師這麼狠。”

抗日戰爭之初，解方將軍受張學良派遣，三次入桂，遊說李宗仁、白崇禧聯合反蔣抗日，初露舌辯之才，人稱“解鐵嘴”。1937年，解方任國民黨五十一軍參謀處上校科長，繼升任一一三師三三七旅副旅長、一一四師少將參謀長。與此同時，擔任中共五十一軍工委書記。

1941年，解方將軍赴延安，公開共產黨員身份。毛澤東、周恩來接見將軍；毛澤東說：“你回家了，解放了，就叫解放好了。”將軍遂改名“解方”。

彭德懷眼中的“諸葛亮”

在朝鮮戰場上，彭德懷司令員每遇到遲疑難決的軍機大事，就會對通信員喊道：“叫‘諸葛亮’來談談情況。”彭德懷所說的“諸葛亮”就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解方。

解方受命擔任第13兵團參謀長后，就立即開始了戰前的準備工作；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他熟悉了所屬部隊的人員編製、裝備狀況，詳盡考察了鴨綠江沿岸的地形、水勢、橋樑等情況，並搜集了有關朝鮮戰場態勢的大量情報。

1950年8月中旬，朝鮮人民軍已經解放了南朝鮮90%的地區，將美軍第8集團軍和南朝鮮軍隊壓縮到洛東江以東一萬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域。然而，朝鮮人民軍一路南下，後方空虛、兵力不足的戰略弱點已經比較明顯。解方根據朝鮮地形和美軍作戰特點判斷：美軍將以一部兵力在現地與朝鮮人民軍周旋，而以主力在平壤或漢城地區大舉登陸，對朝鮮人民軍實施前後夾擊。如果這樣，朝鮮人民軍將腹背受敵，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解方把自己的分析和判斷立刻向鄧華、洪學智作了彙報，並以鄧華、洪學智、解方3人的名義給中央軍委起草了報告。毛澤東、周恩來十分重視這一報告，立即組織人員進行仔細研究，作出了麥克阿瑟可能在仁川登陸、實施兩棲登陸作戰的判斷。

事態的發展果如所料。9月15日，美軍集中了7萬餘人，在200餘艘艦艇、500架飛機的配合下，於仁川登陸。第4次戰役時，由鄧華指揮的東線部隊預計於1951年2月11日晚向橫城方向實施反擊。發起反擊的當天，在選擇主攻方向上產生了兩個方案，各有利弊。為了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彭德懷希望與鄧華交換意見，決定取捨。當時，志願軍司令部與鄧華指揮所沒有建立有線電話，而無線電話在戰役打響前不能使用，只能靠電台聯絡。這種戰役部署的電文一般比較長，通常一個來回要兩天。時間緊迫，按常規辦事勢必貽誤戰機。在這種緊急情況下，解方果斷地改變了正常的程序，命令作戰、機要、通信電台人員同時上崗，每崗安排兩人值班，彭德懷開始口述后，就擬一組，譯一組，傳一組，流水作業，只兩個小時就完成了兩個指揮部間信息傳遞任務，效率提高了幾十倍，有力地保證了戰役反擊按預定計劃當夜發起。解方稱這種緊急情況下的高效運作方法為“救火車”，意即如救火車行使在大街上，暢通無阻。這在當時我軍尚屬首創。這種方法的運用在以後成為一種制度，只是名稱改為“電台全程預告”了。經過5次戰役后，美國被迫坐下來與我進行停戰談判。解方參謀長受命為中朝方面的主要談判代表之一。在談判桌上，他發言反應迅速，應對鞭辟入裡，有一種無可置辯的邏輯力量，顯示了高超的對敵鬥爭藝術。在確定軍事分界線、建立非軍事區的談判問題上，我方代表提出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的方案。本來在停戰談判前美方也持相同主張，此時卻橫生枝節，加以拒絕。他們自認為，雖然雙方相持於“三八線”，但在空中、海上他們仍有絕對的優勢，“海空軍優勢必須在地面上得到補償”，要求我方向後退出1.2萬平方公里。這一強盜邏輯理所當然遭到我方嚴厲的駁斥。會商十幾次毫無結果。在後來的一次小組會談中，解方回敬說：“我承認你們的海空優勢。你們是陸海空三軍參戰，但是你們不要忘了：我們一軍對三軍就把你們從鴨綠江邊趕到‘三八線’，如果是三軍對三軍，早把你們趕下大海了，還有什麼談的餘地呢!”對方張口結舌，無言以對。在另一次小組會上，解方又幽默地說：“既然你方說你海空軍強，我方說我陸軍強，我們是否可以作這樣的設想：在停戰時，只讓雙方數目相等的陸軍停火，而我方多餘的陸軍不停火，你們的海空軍也不停止行動，這樣好不好?”一席話戳穿了美方荒謬的“海空優勢論”，對方無法反駁，卻堅決不幹。美方在談判桌上談不贏，就狂妄地叫嚷：讓炸彈、大炮和機關槍去辯論吧！對於這種威脅和恫嚇，解方針鋒相對：你們在談判桌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戰場上得到！停戰談判因美方發動夏秋攻勢而休會。美軍在兩個多月的攻勢行動中被我殲滅15.7萬餘人。軍事威脅失敗后，停戰談判在板門店重新開始。當美方重彈“海空優勢”的老調時，解方說：“我勸你還是不要談那刺激感情的什麼‘補償論’吧。如果一定要談，那麼地面部隊的優勢難道不要補償嗎?”在無可奈何之下，美方不得不放棄了其“海空優勢補償”方案。

彭德懷元帥好訓人，解方將軍則例外。某日，有人言解方是舊軍人出身，彭德懷聞之火冒三丈，怒斥曰：“舊軍人出身怎麼啦？我彭德懷，還有朱德、賀龍、葉劍英……哪一個不是舊軍人出身？我看解方是個好同志，是個稱職的參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