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文化

開羅建於公元12世紀的薩拉丁城堡

非洲是人類進化史上從古猿到森林古猿、拉瑪古猿、“完全形成的人”—能人、直立人、智人、直到現代人都存在過的大陸。人類學家在非洲發現了最早的“完全形成的人”的化石。這些發現使包括進化論奠基人達爾文在內的人類學家得出了非洲是人類誕生地的結論。

非洲位於東半球的西南部，地跨赤道，東臨印度洋，西臨大西洋，北隔地中海和直布羅陀海峽與歐洲相望。非洲有將近700種語言，並且有多種信仰，因此，與之相適應的音樂樣式和一般文化特徵也是多種多樣的。但是，黑人非洲音樂的多樣性決不會影響整個地區在音樂中的統一性。在音樂的社會功能及其運用方式、旋律和節奏的構成原理、樂器類型等音樂特徵方面，黑人非洲音樂文化區的音樂風格上的共同性顯而易見。

主要音樂體裁形式有

民俗歌唱：在黑人非洲的社會裡，歌唱成為從日常生活中湧現的自然行為。另外，擁有各種各樣的職業或半職業音樂家也成為黑人非洲的特徵之一。

民俗舞蹈與歌舞、樂舞：在黑人非洲的音樂生活中，舞蹈是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黑人非洲的舞蹈按其表現內容和運用場合來分類，大可以分為儀式性舞蹈和娛樂性舞蹈。從舞蹈表現手段的形式特點來看，黑人非洲的舞蹈大致可以分為：歌舞、樂舞、假面舞、高蹺舞等。樂器與器樂：在黑人非洲的樂器中，鼓和鼓樂是最具特色和最為重要的樂器和器樂，不僅種類多樣，節奏豐富，表現力強，而且被運用於生活的各個方面。黑人非洲樂器的類別有：體鳴樂器、膜鳴樂器、弦鳴樂器、氣鳴樂器。黑人非洲音樂的風格和審美特徵是講求打擊樂器節奏、音色變化的音樂美。

在音樂形態方面有如下特點

以鼓為代表的打擊樂器在黑人非洲音樂中具有重要位置。

複雜多樣的節奏。

音階、旋律和演唱形式特徵。

多聲部唱法.

考古學的材料證明，非洲各族人民很早就創造並發展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在遠古時代，當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故鄉還處在冰川封固階段的時候，在非洲大陸上就已出現了沸騰的生活。那時候，尼羅河流域還是不適於居住的沼澤，現在荒無人煙的撒哈拉沙漠卻是一片河流縱橫的森林和草原。大約距今一萬年以前，北非氣候發生了急劇變化，大草原逐漸乾旱而變成沙漠。

尼羅河流域是世界古代文明的搖籃之一。尼羅河下游的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埃及早在公元前五千年就出現了農業，懂得了栽培穀物和興修水利。埃及人很早就發展了天文學，早在公元前4241年，埃及人就制定出相當精確的人類最早的太陽曆。太陽曆一年365天，分為三季，一季4個月，每月30天，最後一個月多加5天作為宗教節假日。它每年與回歸年的誤差僅約四分之一天。古埃及在公元前35世紀就創造了象形文字，公元前19世紀就知道如何計算正方形的邊長和截頭角錐體的體積，公元前21世紀左右埃及人就已經能夠近乎精確地確定圓周率為3·16。

非洲黑木雕

古埃及在建築、雕刻和繪畫等藝術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至今巍然屹立在尼羅河畔開羅附近的宏偉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是公元前27世紀前後古埃及的傑作；它們是人類建築史上的奇迹，也是古代埃及勞動人民卓越智慧和辛勤勞動的不朽豐碑。

在尼羅河中游現今蘇丹一帶，公元前16世紀曾興起一個庫施帝國，它有過發達的農業、煉鐵業和紡織業，是遠古時代世界最富庶繁榮的國家之一。它的首都麥羅埃是地中海以南最大的煉鐵中心，被西方考古學家稱為“古代非洲的伯明翰”。

現在的衣索比亞北部是古代非洲文明的重要中心。公元一世紀前後在那裡興起的阿克蘇姆王國，第四世紀時曾達到高度繁榮，國內的商品交換已發展到使用金、銀、銅幣的程度，那時創造的文字現在基本還在使用，高達60英尺的阿克蘇姆大石碑和拉利貝拉岩石教堂是聞名世界的非洲歷史奇迹之一。

遠古時代就居住在馬格裡布的柏伯爾人，從新石器時代末期就從事農耕，修建起原始水利設施，公元前500年左右已有銅器製作。柏伯爾人公元前就建立過茅利塔尼亞和努米底亞兩個王國，遺留下大批岩畫藝術品。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居民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開始從狩獵採集野生植物發展到馴養動物和培植農作物。世界上有250多種農作物都起源於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

西非是大部分非洲農業的發源地。高粱、油棕等都是西非的固有產品，歷史遺留在撒哈拉沙漠的一些雕像和洞穴壁畫是西非人先放牧后田園生活的寫照。西非在公元前幾千年就出現了精製的赤陶雕塑品，公元前3世紀左右進入鐵器時代后，先後出現過迦納、馬里、桑海等強盛的古代帝國。

在中南部非洲，到處可以看到鐵器時代的遺跡，還可見到古時梯田和人工灌溉工程的遺址。建有數千幢房屋的恩加魯卡古城遺址、建於公元500年左右的大辛巴威石頭建築物遺址都是中南非古代文明的標誌。非洲中部和南部也先後出現過一些有名的國家，諸如擁有發達農業、採礦業和對外貿易的莫諾莫塔帕王國、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權制度的剛果王國、雕刻藝術品達到相當水平的庫巴王國、社會分工很發達的布干達國等。

瀕臨印度洋的非洲東海岸，自古以來就進行著繁盛的貿易，早在紀元前就進行鐵和鹽的交易。15世紀上半葉，非洲東海岸已發展到能派使者遠渡重洋到中國訪問。

非洲不是如一些西方學者所描繪的那樣只是“獅子出沒的地方”，而是在遠古時代就有高度文明的大陸。非洲為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非洲是一個物產豐富和歷史悠久的大陸。然而，自15世紀西方殖民主義者侵入非洲后，400多年的殖民統治給非洲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從16世紀至19世紀，西方殖民者將2000多萬非洲黑人販運到美洲當奴隸。這些奴隸受到非人虐待，絕大部分活不到15年就死亡。西方列強還用武力搶佔非洲的土地和資源，進而完全瓜分非洲，建立起野蠻和殘酷的殖民統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3000多萬平方公里的非洲大地上，除衣索比亞和賴比瑞亞之外的所有國家均淪為西方殖民地。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對非洲人民的殺戮和對非洲財富的掠奪，可謂罄竹難書。

非洲人民同侵略者進行了長期艱苦的武裝鬥爭，創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衣索比亞、馬達加斯加、迦納、阿爾及利亞、幾內亞、馬里、蘇丹、肯亞、索馬利亞以及南非和東非的其他許多國家都爆發過反抗侵略者的大規模武裝鬥爭和武裝起義。一次大戰後，非洲人民又燃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和爭取獨立鬥爭的火焰。東非的阿比西尼亞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曾震動了整個世界，北非的埃及也贏得了獨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非洲各國人民反對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蓬勃發展並取得重大勝利。50年代末，非洲獨立國家從二戰前的3個增至9個。在60和70年代，非洲的獨立運動如日中天，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團結合作，互相支持，使絕大多數非洲殖民地先後獲得了獨立。1990年納米比亞的獨立和1994年南非白人種族主義統治的垮台，標誌著除大洋中的個別小島外，所有非洲國家都擺脫了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枷鎖。

非洲國家的獨立為非洲地區的發展和振興創造了條件，同時壯大了發展中國家的力量，給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以沉重打擊。現在，非洲國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成為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中國和非洲相距萬里，遠隔重洋，但中國和非洲之間的友好交往卻源遠流長，有幾千年的悠久歷史。

早在公元前二世紀，中國的漢朝和非洲已開始相互了解，間接地交換各自的特產珍品。據說公元前一世紀時埃及女皇克里奧帕特拉所穿的御衣是用中國的絲織成的。自從漢朝張騫通西域開闢了“絲綢之路”，中國的黃金、絲綢就遠銷到地中海南岸。中國的唐朝不僅與當時統治非洲北部的阿拉伯帝國開始正式直接交往，而且已有中國人踏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土地。非洲黑人的形象也開始出現唐朝的文化藝術之中，當時中國文人墨客筆下的非洲黑人都是技藝非凡、勇敢機智並具有俠義心腸的人，甚至敦煌壁畫也描繪了非洲黑人的形象。唐代與非洲北部和非洲東海岸進行了較多的物資交流，唐代的青白瓷器和錢幣在埃及、肯亞、桑給巴爾等地多有發現。宋朝航海業的發達使中非的人員和物產交流進一步發展，中國的產品不僅大量出現在非洲的北部和東部沿海，而且還深入到辛巴威等非洲內陸地帶。宋代還出版了《諸蕃志》、《嶺外代答》等記載了非洲風土人情和地誌物產的書籍。

中國元朝與非洲的直接交往不斷增加。元世祖曾遣使臣到馬達加斯加“採訪異聞”，中國著名的旅遊大家汪大淵也足至桑給巴爾。中世紀世界四大旅行家之一、摩洛哥人拔圖塔也曾訪問中國南方的泉州、杭州和廣州等城市。我國元朝地理學家朱思本早在14世紀就在地圖上把非洲大陸標繪成一個向南伸展的三角形，而歐洲人到15世紀初對非洲大陸的走向仍模糊不清。已故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稱讚朱思本的非洲圖是一項“傑出成就”。

明代是中非古代交往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友好關係已發展到雙方官方代表相互訪問。我國明代著名航海家鄭和幾次率領由數十艘大船組成的船隊，攜帶大量金銀緞匹和瓷器寶鈔，代表中國政府訪問了現今索馬利亞和肯亞一帶的東非港口。索馬利亞北部一個名為“鄭和屯”的村落就是為紀念鄭和訪問而命名的。好幾個非洲國家也曾先後派使者到中國訪問。東非麻林國（位於現肯亞境內）國王哇來訪問中國抵達福州時去世，被安葬在福建閩縣，中國皇帝贈給他以康靖的謚號。麻林國在1415年還直接遣使送來了一頭被中國人叫作麒麟的長頸鹿。它長期以來作為祥瑞的象徵成為中國詩人和畫家吟詠作畫的題材。明朝從非洲輸入了象牙、犀角、琥珀等珍貴產品和鴕鳥、斑馬、長頸鹿等珍禽異獸，中國的特產錦緞、絲綢、瓷器和漆器等珍品也不斷流向非洲。

15世紀西方殖民者開始侵入非洲，把非洲推入歷史上最黑暗的殖民統治時期。殖民主義者對非洲的征服和瓜分，迫使中非友好往來不得不停頓下來。中國在19世紀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后，中非人民不但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剝奪了互相交往的權利，而且一同遭受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的奴役和剝削。19世紀80年代后，西方列強把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強迫運到非洲修鐵路、開礦山、事農耕，西非達喀爾鐵路、剛果鐵路、南非的蘭德金礦等都滲透著大批華工的血汗。相同的不幸遭遇把中非人民緊緊地連結在一起。

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和非洲國家相繼獨立，中國和非洲各國人民在互相支持中成為患難與共的朋友。中非友好合作關係也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考驗，得到全面的發展和鞏固。

在非洲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時期，中國堅定地站在非洲人民一邊，全力支持非洲各國人民反帝反殖、爭取民族獨立的正義鬥爭，並在道義和物質上給予支持，為他們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做出了貢獻。

非洲國家與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密切合作。在恢復中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席位、挫敗“中國人權狀況”反華議案和“台灣參與聯合國提案”、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中國申辦奧運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非洲絕大多數國家都給予中國有力的支持。中國也積極關注和支持非洲和平與發展問題，支持非洲國家成立非洲聯盟和實施“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並積極參與聯合國在非洲的維和行動。

中國人民在並不富裕的情況下，努力幫助非洲國家興建工廠、農場、水利、能源、交通、電信和文教衛生等各類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被非洲人民譽為“自由之路”的坦贊鐵路是中國最大的援非工程。自1963年向阿爾及利亞派出第一支醫療隊以來，中國已向非洲43個國家派遣了醫務人員。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助非洲國家建設了800個成套項目，其範圍涉及農場、工廠、醫院、學校、電站、政府辦公大樓、體育場、鐵路等基礎設施。

截至2003年12月，中國已與46個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與24個非洲國家建立了外交部間政治磋商機制。

中非高層往來頻繁。早在20世紀60年代，周恩來總理就曾3次訪問非洲，提出了中國同非洲國家發展關係的五項原則和援外八項原則，為中非關係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江澤民主席1996年訪問非洲時，提出了構築中非關係面向21世紀長期穩定、全面合作的五點建議，掀開了中非友好關係的新篇章。許多非洲國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也相繼訪問中國。這些訪問增進了中非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傳統友誼，推動了中非友好合作關係的發展。

2000年10月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通過了《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宣言》和《中非經濟和社會發展合作綱領》兩個歷史性文件。會議為中非友好合作樹立了新的里程碑，使中非友好合作在論壇框架內得到不斷深化和擴大。2003年12月，中非合作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在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舉行。會議通過了《中非合作論壇——亞的斯亞貝巴行動計劃（2004至2006年）》，為今後三年中非合作制定了總體規劃。

在非洲很多地方，吃飯不用桌椅，也不使刀叉，更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抓飯。

吃飯時，大家圍坐一圈，一個飯盒和一個菜盒放在中間。每個人用左手按住飯盒或菜盒的邊沿，用右手的手指抓自己面前的飯和菜，送入口中。此時，你會無所適從，甚至抓得滿手沾飯，而非洲人自己抓飯、吃飯時個個動作乾淨利落。客人吃飯時應注意的是，切勿將飯菜撒在地上，這是主人所忌諱的。飯畢，長者未離席時，晚輩要靜坐等候；子女離席時，須向父母行禮致謝；客人則應等主人吃完后一道離開。

在非洲的不少地方，吃飯時有著嚴格的禮儀，甚至連牛羊雞鴨的每個部位歸誰吃都有規定。如在馬里，雞大腿當年長的男人吃，雞胸脯肉歸年長婦女吃；當家的人吃雞脖、胃和肝；雞的頭、爪和翅膀由孩子們分食。又如在波札那，在公眾大型宴會上，賓客和男人吃牛肉，已婚的婦女吃雜碎，兩者分開煮

，分開食，不得混淆。隨鄉入俗，須了解為宜。

非洲文化研究是中國非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20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人對非洲文化的研究穩步向前推進，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介紹到研究、從具體文化學科到總體思考的發展軌跡。但客觀地講，中國對非洲文化的研究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時間內是十分落後的，只是到了改革開放后才真正開始發展。

新中國成立後到“文革”前，關於非洲的學術專著僅有10種，通俗讀物35種，其中僅有1本涉及非洲文化。這期間關於非洲的60本譯著中，有關非洲民族與文化的僅有4種，而對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而言，有價值的是蘇聯人所寫的《非洲各族人民》和美國人所寫的《非洲內幕》。

改革開放以後，大學的教學與科研得以恢復。中國的非洲學開始蓬勃發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從1979至今的30年間，出版了大量的非洲研究方面的專著、譯著，非洲文化方面的成果與作品日益增多，特別是20世紀80—90年代，可以說是中國非洲文化研究的“黃金時期”。之所以如此說，原因有二：一是因為在此期間出版了大量介紹非洲民族風情的論文、論著，尤其是出現了以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化為研究對象並形成了邏輯縝密的學術思想體系的四部專著。分別是寧騷的《非洲黑人文化》、艾周昌的《非洲黑人文明》、劉鴻武的《黑非洲文化研究》、李保平的《非洲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以及在台灣出版的《非洲文化史》。他們對黑非洲文化作出了自己的探討。由朱威烈與德國學者合著的國別文化專著《人類早期文明的“木乃伊”》探討了古埃及文化的起源、發展和演變過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寫的《非洲通史》（八卷本）被陸續翻譯成中文出版。1995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國學者自己編寫的三卷本《非洲通史》。這兩套叢書都對黑非洲文化的各個方面作了論述。二是1995年中國非洲史研究會專門組織了一次全國性關於非洲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係的學術研討會，會議的主要成果刊登在《西亞非洲》雜誌1996年第一期，產生了很大影響。進入21世紀后，非洲文化研究除了一些涉及非洲藝術、民俗、宗教、非洲文明與世界文明的關係、非洲的法律文化等零散的論文，還出版了一些非洲國別文化與區域文化的專著，大致有《蔚藍色的文明：東非斯瓦西里文化研究》、《奈及利亞文化》、《剛果（金）文化》和《突尼西亞文化》。這一新方向可能是非洲文化研究未來的增長點。

從研究主題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非洲文化研究大致涉及了四個方面的內容：非洲文化自身的研究；非洲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係；非洲文化與非洲發展的關係；非洲文化與非洲政治的關係。下文對這四個方面的研究情況作一略述。

第一，對非洲文化自身的研究，包括把非洲作為一個整體的研究和次區域及國別文化的研究。國內已出版了一些介紹、評價具體文化領域的論文、論著，系統介紹了黑非洲各族音樂、雕刻、美術、文學、民俗風情、民族宗教等內容。一些學者在對非洲文化進行了系統介紹與研究后，還對非洲文化的獨特性進行了思考，提出了自己對非洲文化本質特徵的理解。寧騷認為，能源消耗主要來自人體自身的技術特徵及特殊的熱帶氣候和地理條件，造成了非洲傳統社會根本沒有進行財富大規模社會積累的可能性，人們深深依賴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社會共同體，幾乎無人從事專門的理論思維和文化創造活動。這就造成了非洲文化是一種口述文化，具有生動性、經驗性、神秘性和不確定性的特徵。劉鴻武認為，非洲文化具有外部相似性與內部異質性並存、非文字形態性、口頭傳承性等特徵。李保平提出，非洲文化的三個特徵是部族性、口傳性和大眾性。艾周昌在《非洲黑人文明》中批判了非洲無文明論、“傳播論”等觀點，他提出，非洲熱帶文明是世界文明極富特點的一部分，但也是發展比較緩慢的一部分。在物質文明方面，長期停滯在鋤耕農業，甚至沒有發展犁耕農業；在精神文明方面，非洲黑人傳統文明沒有留下眾多的思辨性哲學和文論著作。其原因不是種族主義理論所解釋的那樣，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自然條件、黑人社會的內部機制和外界交往不發達共同作用使然。這些是中國對非洲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觀點。此外，劉鴻武還分別對斯瓦西里文化和一些國別文化做了研究述評。

第二，對非洲文化與世界文化關係的研究與認識，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非洲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係，認為“非洲文化參與塑造了世界文化並將繼續影響世界文化”，“世界上各種文明的交流都是雙向的。非洲黑人文明既吸收了歐洲、亞洲文明的成果，也對歐洲、美洲和亞洲文明產生過積極影響”。其次是殖民主義時期，歐洲文化對非洲文化的影響充滿著複雜性和矛盾性。非洲文化在殖民主義文化的影響下發生了一定變遷，但並沒有吞沒非洲本土文化，相反在20世紀上半葉卻出現了非洲黑人文化的復興。再次是中國與非洲的文化關係。古代，中國與非洲通過陸上的“絲綢文化”與“絲綢之路”開始了早期的物質及文化交流。近代，中華文明與非洲文明通過“環西北印度洋商貿文化圈”進行著交往，其標誌性事件是明代的鄭和七下西洋。這一時期，中國文化對非洲產生了深刻影響，“中世紀的東非歷史，其實是由中國的瓷器和茶葉寫成的”。現代，中非文化交流與合作更為密切，併發揮了“先行官”的作用，有力推動了中非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

第三，關於非洲文化對非洲發展影響的研究。從文化視角來探討非洲發展問題是中國學者在1990年代以來所關注的一個重要主題。1995年中國非洲史研究會舉辦的關於非洲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係的研討會上，學者們基本達成了一致的觀點，即非洲的傳統文化不利於財富的積累，不利於非洲實現經濟發展。“吃飯靠大樹”、“財富看實物”、“部族利益高於一切”的部族主義觀念、封閉的農業文化性質等生產和消費文化與現代化精神背道而馳。張宏明在2001年梳理了非洲人對非洲發展問題的文化反思，並指出必須重建非洲文化才能使非洲擺脫邊緣化的厄運。但在如何重建上，探討卻不多。從未來看，非洲文化與發展問題仍屬一個有待深化的研究領域。

第四，關於非洲文化對當代非洲政治影響的研究。寧騷把非洲政治文化歸納為三大內涵與特徵：對血緣群體和准血緣群體的認同與忠誠；“意見一致”或“一致同意”的精神；權力的神聖化與個人化。這三個特徵對非洲政治體制和政治行為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對血緣的忠誠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非洲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部族主義和部族衝突。這對非洲現代國家的建構形成了根本的阻礙。儘管不少非洲國家採取了種種創建同一國民文化的措施，但實效卻不佳，多數非洲國家都仍然面臨著部族主義造成的國家建構的艱巨任務。“一致同意”精神即非洲傳統社會內部存在的“大樹下的民主”，這種文化傳統不允許有反對意見或反對派。儘管後來受西方的影響非洲國家大都實行了多黨制，但仍然深受這一文化的影響。這一方面表現為獨立後到1980年代非洲國家出現了多黨制向一黨制的回歸，另一方面就是表面的多黨制並沒有給多數非洲國家帶來真正的民主，而是無盡的衝突與動蕩。對權力的神聖化與個人化這一特徵造成非洲政治生活的非洲領導人權力的絕對集中，其後果就是非洲領導層腐敗的盛行，成為非洲政治面臨的一大頑疾。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者對非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非洲文化的認識也逐步走向系統和深入。這些成果為我們進一步了解和研究非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力的提升和外交需求的增加以及中非關係的深化發展，中國的非洲研究必將迎來一個新的春天。作為非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非洲文化研究呼喚更細緻的、反映非洲差異性的國別研究和地區文化研究，以滿足中非關係發展和中國對非外交的更高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