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組織與信息
產業組織與信息
叢書的作者均出自全國較早設立產業經濟學博士點的大學，他們在相關領域都有較深研究和較多成果，選題也基本上都是產業經濟學理論與應用中的前沿問題。因此，我想信，這套叢書出版，對於豐富產業經濟學學科體系，促進學科發展和實際應用都將起到較好的推動作用。
唐曉華，男，出生於1956年8月18日，廣西桂林人，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遼寧大學研究生學院院長，遼寧大學產業經濟學學科點學術帶頭人，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兼任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主要研究領域為產業組織理論，產業集群與產業技術創新問題研究。
社會兼職：中國工業經濟研究與開發促進會副理事長
專業特長：產業經濟理論分析、企業組織結構設計
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高新技術產業化研究、中國經濟信息化研究、人力資源管理。
主要著作：
1．《工業組織學》，合著 1993年，遼寧大學出版社；
2．《股份公司理論與實務》，主編 1995年，東北大學出版社；
3．《現代企業管理百科全書》分篇主編 1995年，東北大學出版社；
4．《遼寧省信息化發展戰略研究》編委 1999年，遼寧大學出版社。
學術成就：獲國家教育部優秀社科獎經濟類一等獎1項（參與）；獲省級優秀社科成果獎多項；1996年獲"遼寧省教委陳香梅獎勵基金"三等獎。在國家和省級刊物上發表論文20多篇，參與企業和政府諮詢的合作項目多項，並取得企業和政府的好評。
序言
1、信息經濟學基礎
1.1信息經濟學引論
1.2 逆向選擇與信號傳遞
1.3 道德風險與激勵機制
1.4 拍賣理論
2、企業理論
2.1 企業理論概述
2.2 企業的契約理論
2.3 不完全契約與企業所有權安排
2.4 代理問題與激烈勵機制設計
2.5 競爭策略性效應與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
3、價格歧視與價格競爭行為
3.1 引言
3.2 價格歧視與機制設計
3.3 價格競爭與患謀
3.4 價格模型
4、信息顯示與產品質量
4.1 引言
4.2 阿克洛夫的舊車市場的逆向選擇模型
4.3 質量的信號顯示機制
4.4 信息不對稱與中國市場的假冒偽劣產品
4.5 質量、信息與公共政策
5、企業縱向關係
5.1 縱向一體化和縱向限制
5.2 外部性及其縱向限制措施
5.3 不確定條件下的縱向限制
5.4 縱向限制與反壟斷
6、產品差別化
6.1 引言
6.2 產品差別化與寡頭競爭
6.3 廣告與信息性產品差異
6.4 產品判別化的效應和最優產品差別化
7、策略性行為
7.1 引言
7.2 市場先佔權模型
7.3 信號模型
7.4 掠奪模型
8.1 引言
8.2 專利競賽與新技術採用
8.3 技術創新的激勵制度
8.4 網路效應與技術創新
8.5 網路效應與標準競爭
9、信息與市場績效
9.1 引言
9.2 競爭、激勵合約與企業內部改革
9.4 信息搜尋與價格離散
10、信息與激勵性規制
10.1 引言
10.2 信息與規制體制設計
10.3放鬆規制與競爭性規制體制
10.4 激勵性規制與放鬆規制的實踐
參考文獻
一、信息經濟學與產業組織理論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最重要的發展之一是信息經濟學逐漸進入主流經濟學，進而成為其最重要的一部分。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三位研究信息經濟學的學者，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英國劍橋大學的莫里斯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維克里，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阿克勒夫、斯蒂格利茨、斯彭斯，這標誌著信息經濟學已經成為經濟學最有活力的領域。
產業組織理論主要是研究不完全競爭市場的運行和績效，以及在這些市場上的企業行為的。當然，判斷什麼時候和為什麼競爭是不充分的成為產業組織研究的核心。一般來說，產業組織理論的主要研究內容由三部分構成：市場的組織和結構是如何形成的，結構對行為和績效的影響如何，企業行為如何影響結構和績效。
產業組織理論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以貝恩和梅森為代表的“哈佛學派”的經驗實證主義階段。該階段的發展主要貢獻是形成了產業組織理論經典的“結構一行為一績效”的分析範式，根據該分析範式，市場結構決定企業行為，行為產生市場績效。這一階段的分析主要是大樣本的跨行業經驗研究和多元統計回歸，其代表性成果是貝恩(1959年)的[產業組織)和謝勒(1980年)的(產業市場結構與經濟
績效)。正統產業組織理論的核心判斷是，市場集中度作為市場結構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企業行為和經濟績效有很大的影響，其基本假說是：市場集中度越高，大企業的市場勢力越大，從而行業利潤率越高。有關行業集中度與利潤率之間關係的實證研究最早是由貝恩做出的。貝恩(1951年)的分析顯示，行
業集中度與利潤率之間具有正向關係。韋斯(1974年)的綜述性研究發現，無論如何度量利潤率，從統計上來講，集中度都是利潤率的重要決定因素。因此，在經驗研究當中，市場結構和市場績效成為研究的重點，與此相應的是反壟斷成為反托拉斯的主導思想；但是與此同時對企業行為的分析卻顯得相當不足，也留下許多爭論的問題。
建立在SCP範式基礎上的經驗主義傳統，由於缺乏嚴密的理論論證和企業行為分析基礎，受到了“芝加哥學派”的批評。以喬治·斯蒂格勒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根植於新古典價格理論，強調嚴謹的理論分析和對各種理論假說的經驗檢驗。芝加哥學派不僅對產業組織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論上的貢獻，提升了產業組織理論的科學性；而且還具有重要的政策貢獻，它強調自由主義的觀點，對於縱向限制、掠奪定價、兼并、規模經濟、進入障礙、公共規制等的論述，都對反托拉斯政策帶來新的影響。
第二階段的發展主要是建立在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基礎上的新產業組織理論。與傳統的SCP範式的經驗主義傳統不同，近期的“新產業組織理論”更多地關注於建立和檢驗關於企業行為的各種解釋假說的模型(Jeffrey Church，2000年)。新產業組織的研究方法的特徵可概括為：以堅實的企業行為模型為基礎，針對特定產業進行研究、建立企業行為模型和經驗分析。
這種建立較好的對企業行為的理論解釋模型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歸功於20世紀70年代發展起來的非合作博弈理論和信息經濟學理論。由於泰勒爾、米爾格羅姆、拉豐等產業組織理論學者的傑出貢獻，在新產業組織理論當中，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結合，使產業組織理論取得重大的飛躍。這一階段的代表性著作是泰勒爾(1988年)的《產業組織理論)、馬丁(2000年)的《高級產業經濟學)、傑夫瑞·撤池(2000年)的[產業組織：戰略方法)和拉豐與泰勒爾(1994年)的《採購和規制中的激勵理論)。
二、信息經濟學對產業組織理論的主要影響
受信息經濟學的影響，在過去幾十年中，產業經濟理論發展的一個最活躍、最激動人心的領域是不完全信息下的非合作博弈分析方法的運用。這不僅
科學的解釋。新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核心是企業的策略性行為，策略性行為對市場結構和市場績效的影響往往依賴於信息結構。信息經濟理論對產業組織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企業理論的發展
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對產業組織的影響首先體現在對企業理論的影響上。傳統的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利潤最大化追求者，企業被看做是一個投入產出的“黑箱”，企業的行為是如何形成的？即企業內部的運行機制如何？企業與市場的差異如何？一體化的優勢如何？等一系列問題沒有給出回答。代理理論認為，企業偏離利潤最大化行為應該被解釋而不是被假定，偏離應被追溯到股東沒有能力充分地指揮經理，並發現企業的成本與需求狀況。因而，分析的重點應放在信息不對稱下的委託人(所有者)如何對代理人(經營者)設計有效的激勵機制，以減小代理成本並最大化所有者的福利。標準的委託一代理框架可以被描述為一個信息不對稱下所有者一經營者的博弈關係。一個委託人想使另一個代理人按照自身利益選擇行動，但在委託人無法直接觀測到代理人選擇的行動的信息約束下，委託人根據其他的間接信息變數設計一個針對代理人的激勵合約，以激勵代理人選擇對委託人最有利的行動，實現其自身的福利最大化。
(二)企業行為理論的發展
信息經濟學對企業行為理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對廣告與產品質量的分析。根據阿克勒夫(1970年)的開創性分析，由於信息不對稱企業提供高質量商品的激勵不足，從社會福利的角度看，市場可能產生質量供給不足。斯賓塞(1973年)建立了一個正式的信號顯示模型，根據信號顯示理論，如果顯示質量的收益大於成本，高質量商品的生產者會通過價格、浪費性廣告等方式顯示其質量。尼爾遜(1974年)證明，浪費性花費可以顯示質量，因為高質量商品從形成的商譽中獲得的回報高於低質量商品，重複購買導致高質量商品為提高聲譽會增加這些花費，而低質量商品則不會這樣做。克萊因和萊福勒(1981年)、夏皮羅(1983年)提出了質量酬金聲譽模型，該模型顯示只有當高質量帶來租金而生產者擔心降低質量損失這種租金時，生產者才會有提供高質量產品的動機。
第二，對價格歧視的分析。在消費者異質性的情況下，如果壟斷廠商能夠區分開每個消費者的消費特點，則它可以通過設計個性化的消費組合達到完全的價格歧視。但由於信息不對稱，壟斷廠商無法做到這一點，此時它可以通過一個自我選擇機制的消費組合菜單來做到這一點；：但此時它必須解決兩個問題，即參與約束(每個消費者願意購買而不是根本不買)和激勵相容約束(不同類型消費者之間不存在套利)。馬斯金(1980年)、米爾格羅姆(1982年)、瑞利(1981年)等對不對稱信息下的非線性定價機制設計進行了博弈分析。
第三，對縱向限制的分析。企業間的縱向關係一直是一個產業組織理論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新產業組織理論認為，“在一種既有一體化企業也有非一體化企業的框架中，為什麼一體化企業不在市場上買賣中間產品，是一個有待解釋的問題。與此類似，非一體化企業的可行契約集合應當儘可能從諸如套利、信息問題、交易成本等原始的經濟假設中引出”(泰勒爾，1988年)。傳統的關於縱向關係的分析主要是“雙重加價理論”，認為一體化可以帶來利潤，縱向關係具有反競爭的後果。信息經濟學的發展給出了一些新的解釋，第一種解釋是道德風險分析模型，上游企業為激勵下游企業提供推銷服務的努力，必須設計一個滿足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的機制(Holmstrom，1982)；第二種解釋是在不確定性情況下，零售商的風險偏好類型使競爭具有不同的保險作用(瑞利和泰勒爾，1986年)；第三種解釋是作為進入壁壘的契約觀點，阿根亞和波爾頓(1987年)對在進入者和在位者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的企業間長期縱向契約效應分析指出，該契約具有阻礙競爭的後果。
. 第四，對企業策略行為的分析。信息經濟學對產業組織理論的最大影響是策略性企業行為。最為明確的例子應該是掠奪性定價。在1980年以前，在理論文獻中對掠奪性定價的分析指出，掠奪性定價不屬於理想競爭策略。Roberts(1987年)的研究已經顯示，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以低於針對阻止進入而制定的短期理想水平來制定價格、誘導退出、懲罰競爭對手減少其侵略性的競爭，可能是理性的策略。近來，大多數關於掠奪性定價的信息不對稱博弈模型都涉及廣義的信號傳遞機制。通過行動的選擇，信號傳遞者可以影響接收者對信息的推測，從而影響接收者的行動策略選擇。Roberts(1986年)和Garth Saloner(1986年)的分析顯示，信號傳遞者需要降低價格以求通過這種行為影響信號接收者的參數值，使得接收者認為持續的競爭是沒有好處的，因此對於接收者來說，引致退出、促使接受合併或是減少產出水平將是理性的選擇。Scharfstein(1984年)、Fudenberg和Tirole(1986年)的分析顯示，在兩個企業對隨機需求有同樣的了解，但掠奪者有動機以不易被觀察到的方式米增加產量或是降低價格，從而企圖使接收者的收益估算髮生偏差。Kreps和Wilson(1982年)、Fudenberg和Kreps(1986年)分析了一些動態模型，其中具有私有信息的信號傳遞者對新進入者採取掠奪性行為，雖然這種行為不能產生直接的收益，但其目的是為了建立一種對於侵略性進入行為進行打擊的可信度，以便阻止將來的進入。
(三)規制理論的發展
在完全信息的情況下，規制者可以確保獲得配置效率和成本效率。但在不完全信息的情況下，情況並非如此。企業擁有關於成本和需求(隱藏信息)以及降低成本的投資和努力程度(隱藏行動)的信息優勢。由於信息不對稱使規制變得複雜起來，因為它為企業提供了策略性行動並增加收益的機會。因此，規制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解決信息不對稱下的最優激勵問題，規制體制設計的關鍵就是要設計有效的激勵合約，為企業提供適當的激勵以達到成本效率。一個高明的規制者應當認識到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機會主義和激勵問題，並設計出相應的規制體制。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規制經濟學發展的主流是運用激勵理論分析規制體制設計問題。Baron和Myerson(1982年)較早對不完全信息下的規制體制設計進行了分析，他們重點分析了在逆向選擇情況下的規制體制設計問題。他們的結論是：在不完全信息帶來的逆向選擇情況下的規制機制設計，必須針對企業的類型空間，設計出在其類型給定的情況下對每一個參與者都是一項最優策略的誠實執行機制。Lafront和Tirole(1986年)建立了一個包含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模型，該模型顯示在道德風險情況下，單一的固定價格合約不會被企業接受，這會產生低產出。如果企業可以擁有一定的社會剩餘索取權，低生產問題就可以避免。Baron和Besanko(1984年)提出一個不完全信息下的事後審計模型，Harold Demsets(1968年)最早提出在自然壟斷行業進行替代市場內競爭的方式是引入特許權競標體制，以及Shleifer(1985年)提出的“標尺競爭”理論等。
三、非對稱信息博弈方法的簡單評價
非對稱信息博弈方法已經成為新產業組織的主流方法，大大推進了新產業組織理論的發展。但該方法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我們認為主要的問題是五個方面：均衡行為將被事先假定；假定共同的知識基礎；結果的穩定性；均衡的多重性；實證性檢驗。我們將依次對它們進行討論。
第一，關於理論假定問題。經濟理論的幾乎所有內容都是均衡分析，並假設預計只會產生一次均衡行為。然而，與競爭性局部均衡模型相比，許多不完全信息博弈似乎需要更多的均衡的假設。毫無疑問，代理人在非對稱信息博弈模型的均衡中所做出的推理、計算和預測，比決策者在完全競爭的阿羅一德布魯世界中的均衡價格給定時所做出的決策要複雜得多。當我們一旦從那種現實中不存在的完全競爭和信息對稱的世界中走出來的時候，對於理性的需求就會增加。
第二，關於共同知識問題。對於非對稱信息博弈模型的一個批評是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的假設。在產業組織的應用中，典型的假設是私有信息是共同知識的一小部分，同時對於這種信息的可能的價值分配以及模型中所有的其他事物都屬於共有知識。直觀上說，一個作為共有知識的事件，如果每個博弈者都知道這件事已經發生了，那麼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已經知道這件事情已經發生，每個人知道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知道這件事情發生了，無限下去。假設實際的數值是共有知識並且通過隱含的方式根據這種假設進行分析，這種境況起碼和假設完全信息一樣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第三，關於結果的穩定性問題。這些模型的另外一個潛在的、令人煩惱的方面是結果對信息結構的過於敏感性。Fudenberg和Maskin(1986年)曾指出通過引入正確的信息不對稱，人們能夠獲得一種“俗定理”的結果，就是幾乎任何事情都會產生均衡。如果人們將可能性看做是各種可能的類型，那麼具有存在價值的人就是其行為被模仿的人，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所需要的就是用什麼方式來決定哪一種信息不對稱有存在的價值。
第四，關於均衡的多重性問題。針對已經被應用於產業組織中的非對稱信息博弈模型的一個進一步的批評是，它們承認均衡的多重性。當他們解釋某種現象時，它們具有有限的預測價值，因為有太多的行為模式與均衡相符。與完全信息博弈相比，在非對稱信息博弈模型中這種使多重性問題更加尖銳的特點來自於信念的多樣性，這種信念是關於各種各樣的與均衡過程相隔離同時又與均衡相一致的事件的相對的可能性。連續的均衡要求在每個決策點上(不僅僅是位於均衡上的點)，每一個博弈者都發現，繼續使用他們各自的理想的均衡策略是最優的。這種子博弈完美的要求通常能夠將行為限制得很狹窄。然而在非對稱信息博弈模型中典型的情況是，整套理想的策略在很大的範圍內變化，就像我們改變博弈者對於博弈如何繼續以及其他人可能已經知道什麼信息的信念。在非對稱信息博弈模型中存在著許多的均衡，每一個均衡都被背離於均衡路徑的信念所支持，同時也被這些均衡所產生的行為所支持。
第五，存在著一些實證檢驗這些模型的問題。到目前為止，相對來說沒有多少基於非對稱信息博弈模型的經驗性的研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可能僅僅是一些時間問題。這些模型是新的並且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論研究者所發展；它們不僅僅對經驗主義決策者產生影響。然而，在檢驗上似乎存在著固有的困難。這些困難一些來自於均衡的多重性，但是更重要的困難是理論中的重要對象本質上是不可觀察的。這顯示著兩種方法，仔細的案例研究和試驗經濟學的方法。
本書是中國工業經濟研究與開發促進會《產業經濟前沿問題研究叢書)中的計劃項目，它的完成是我們團隊集體努力的結果。書中各章的主要分工如下：唐曉華編寫第1章和第10章，張保勝編寫第2章、第5章和第8章，唐要家編寫第7章、第2章的2．5節、第6章的6．1節與6．4節，第8章的8．2節與8．3節、第9章，蘇梅梅編寫第4章和第6章，唐春暉編寫第3章。
本書雖即將付梓出版，但應該說這只是一種嘗試，是一個初步研究成果。由於所研究的領域在不斷發展，加之我們的知識水平和研究能力所限，研究方法上的偏頗和觀點上的疏漏在所難免，尚請專家、學者及廣大讀者們不吝賜教，以便我們今後繼續深入研究與探索。
唐曉華
2004年8月於遼寧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