甌綢

溫州位於東海之濱，氣候宜人，雨量充沛，適宜種桑養蠶。在古代，蠶絲生產一度比較發達。西晉時代，曾出現過“城郭桑園成片，採用土絲繅絲”的局面。據南朝鄭緝之《永嘉郡記》記載：永嘉有八輩蠶：珍蠶、柘蠶、蠶、愛珍、愛蠶、寒珍、四齣蠶、寒蠶，因而有“八蠶之鄉”之稱。這為溫州早期各類絲綢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

遠在宋元時期，溫州生產的綾、絹、綢就很出名了。宋嘉定間，溫州已有機織戶，“嘉定五年，除駕員外郎。去之日……有機戶嘗被徒，亦手織錦字大帷頌德政。”（見楊《慈湖遺書》）。機戶的出現，說明當時有部分農民已經脫離原始農業生產，獨立從事手工業，並由家庭副業向專業化發展。元至元間，溫州設有官營織染局，局內立有專業匠籍，子孫世襲，不得改業。那時在平陽，民間繅絲業十分發達。這在元代平陽人王虎臣所寫的《繅絲行》一詩中得到了真實的反映。

明代是甌綢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根據弘治、嘉靖《溫州府志》載：當時溫州府織染局每歲額造常課，均為“各色花素串五薴絲二百六十五匹，內織金胸背花五十四匹，六側八寶骨雲朵七匹，光素二百零四匹”。萬曆元年（1573），溫州府在德清坊設立了織染局，派官監造宮廷中所用的絲織品。當時的工匠制度已採用輪班和住坐兩種方式，每年規定出產各色甌綢數量，從數十匹至200多匹不等。可見當時的甌綢生產已十分發達，並具有一定規模和相當高的技術，品種也較多。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識》載：“潞油小方，溫州方綢，皆獨織者。”這裡的“方綢”，即甌綢的甌巾。

甌綢在溫州的誕生和發展，反映了溫州人的一種精神，那就是面對困難敢於拼搏。溫州的蠶桑業雖然在南朝時一度比較發達，但到中唐以後開始衰退，至宋代仍處於低落狀態。原因是溫州土壤大多為塗田，土性澆薄，不宜種桑。但宋政府又規定農民交納賦稅，以絹代幣。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們只好忍痛用高價到外地買絲織絹，也有一部分農民克服困難仍堅持種桑養蠶，甚至自願從外地買進桑葉和蠶種，進行育蠶繅絲。故當時溫州知府何伯澄曾說：“永嘉不宜蠶，民歲輸絹，以貿絲旁郡為苦。”到了明代弘治年間，農村情況仍然如此：“溫州不產桑柘，雖有植桑者極其墾鋤之力，亦枝短弱，高不過數尺，葉亦稀細”，織綢者“悉仰於衢婺之絲商”。在這“地不宜桑”和外地絲成本高的情況下，溫州人動腦筋把開發重點放在改進與提高織絲技術上，“機杼之家，澀於買貴，故人力取精，以倍其贏”，產生了“女子夜織，男子以織名家者相望”的現象。當時的甌綢織工，上等手一年工錢為四十八兩銀子，最低的也要二十七兩，一般為三十二兩。就這樣，溫州人克服種種困難，在成功創造緙絲的基礎上，又蓄意創新，刻苦求精，使甌綢終於脫穎而出，成為又一件名揚世間的紡織品，體現了“地不宜桑而織？工”的創新精神。

甌劇名劇《高機和吳三春》，寫的就是高機被聘於龍泉綢商吳文達家織綢，后與其女吳三春相戀的悲劇故事，被稱為“溫州的梁祝”。1964年5月，郭沫若先生來溫州考察，我當時在市文化局工作，曾陪同觀看甌劇《高機和吳三春》。郭老為此寫過一首五言詩，其中對甌綢也倍加讚賞：

甌綢本無花，添花在錦上。

上織並蒂蓮，下織雙鴛鴦。

利剪剪裁之，制就新衣裳。

衣被天下人，百花頌齊放。

到了清代，甌綢又有了新的發展。康熙年間，甌列為帛屬之首（見康熙《永嘉縣誌》）。甌，即甌綢，又名溫。乾隆《大清一統志》載：，染五色絲織成，名溫。據古鏡水所寫的《鄞中日記》：“物之出產各有擅長，如杭紡、湖縐、潞綢、東繭、甌綢、廣葛等，自可單行。前客四明楊觀察署中，適有饋甌綢。其名雪裡青、火里煙、出爐銀之類，似覺精彩獨擅。又一種正側互看，色彩炫變，此即所謂‘閃色’也。”（載自黃漢《甌乘補》卷三“物產”引）這段記載，向我們傳遞了三方面信息：一是清代的甌綢，已與杭紡、湖縐、潞綢、廣葛等齊名；二是甌綢產品不僅種類豐富，而且技術精湛，凸現與眾不同的風格，獲得人們喜愛；三是甌綢產品不僅在本地，而且遠銷外地。

甌綢的發展，促進了織綢業行會的建立。道光二十二年的“溫州絲綢業行規”，就有“受雇於某一作坊主的工匠，不得私給別人做工，違者罰戲一台、酒一桌（十人）”；“偷竊僱主的絲，以革除本行為懲”；“購買贓貨者，罰戲一台及宴請十人以上”；“對東家負債未清的工匠，任何僱主不得僱用”；“有三台織機的織戶，只許帶兩個徒弟，不準多帶”等各類規定。

光緒年間，是甌綢發展的最盛時期。“帛之屬，有甌，一名甌巾”。當時溫州擁有甌綢作坊60多家，織工（不包括輔助工）200多人。“土產溫綢，歲入數十萬。”（見光緒十五年《浙志便覽》）。最高的年產量達到7萬餘匹，產品銷至華北、東北和內蒙古等地區，還遠銷亞洲諸國，如印度、朝鮮和南洋群島等地。

據調查，光緒年間溫州較有名的一間甌綢作坊是鼓樓下的嚴日順，坊主嚴笑儒，曾考中稟貢。時因科舉將廢，國勢日衰，有識之士紛紛轉向工商實業。笑儒無意功名，遂改儒從工，自行開發織造甌綢，自產自銷。“甌綢之色彩花紋為東甌特產，高雅貢品，是為獨家始創者。”（摘自《百歲老人嚴琴隱家傳》手稿，嚴琴隱系嚴笑儒之子）又據現年82歲的嚴文達（亦為嚴笑儒之子）回憶：當時嚴日順甌綢作坊位於鼓樓北側，坐西朝東，約佔三畝餘地，建有一座二層樓房。這裡既是作坊，又是住家，也是溫州有名的嚴宅。樓上全是工場，擺滿大小不同的木織機，最多時雇有100多名工人。在城區，尚有其他甌綢作坊，如陳恆順、葉永泰、丁永發等。

當時的甌綢是手工生產，工人們用8個腳踏的織機生產，其原料是染成各種顏色的熟絲，主要產品為被面與巾帕等，規格每匹綢約長二十丈，闊僅一尺三寸。各種日用的巾帕則大小不同。這些以雙絲織成有彩色紋理的甌綢，其紋如錦，十分惹人喜愛，逐漸成為溫州人的服飾民俗。

特色鮮明 人間佳品

甌綢自誕生以來，經過溫州歷代工人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的鮮明特色，這就是它在民間流傳經久不衰的原因。

清乾隆時期詩人王又曾對甌綢情有獨鍾，曾寫過好幾首《詠甌巾》的詩，如：

三尺甌江水，盈盈剪一方。

縱橫圍作格，朱碧燦成行。

幾凈敲棋可，春濕拭汗芳。

封書頻寄與，別淚遠傳將。

此詩生動地概括了甌綢的藝術特色：

詩人把甌綢形容為“盈盈甌江水”，比喻準確，形象逼真。人們喜歡用甌綢做被面，蓋起來柔軟舒坦；還特別喜歡用甌綢做成的甌巾。甌巾的綢面窄，花紋可隨織工心意自織，花色多樣，圖案多彩，在民間十分暢銷，如做手帕揩汗，做檯布鋪茶几和做鏡罩等，因其綢面光滑，不易沾上灰塵，用起來均很愜意。甌巾還可作為信物，放在書札中寄給遠方的情人，以表思念之情。

“素絲經緯，綵線橫縱，織就一方文綺。”其中用得最多是迴文，亦叫“回紋”，指傳統織繡的紋樣。以橫豎線條組成連環往複的幾何紋，圖案如漢文“回”字，故名。這種迴環往複，再加上色彩紅綠相錯，形成“縱橫圍作格，朱碧燦成行”的景象，別有一番韻味，如詩云：“巧制迴文成彩被，與歡連愛抱衾。”（清方鼎銳《溫州竹枝詞》）

甌綢是用五彩染色織成，因此，不論是大的被面，還是小的甌巾，雖然綢面上沒有花草鳥獸點綴，但迴文反覆迴繞，極富韻味，五色可觀，十分悅目。詩云：“五色絲繅織錦衾，織成紅綠淺和深。”（清郭鍾岳《甌江竹枝詞》）

溫州過去有句俗話：“甌綢仍取湖絲織，浪說溫州八輩蠶。”這是由於19世紀末葉，溫州一帶養蠶仍沿用老法，所產蠶絲雖然尚有一定數量，但質量上粗細不勻，不能供作甌綢原料，故甌綢作坊大多仍向湖州等地買絲制綢。光緒末年，溫州尚有織綢業30餘戶，工人100餘人。甌綢的織綢技術本屬高超、精緻，在原料上又採用上等湖絲，工藝質量進一步提高。如光緒三十四年，永嘉縣年產綢緞三千匹，其中甌綢衣料曾以每丈二元五角和三元二角的價格，一次銷往福建，營業額達五千元；甌綢被面則以每條一元四角、三元二角的價格，一次銷往平陽，營業額亦達五千元（見《溫州府永嘉縣光緒三十四年實業統計表》）。后銷路又空前擴大，推銷至全國各省，國外則暢銷於日、美等國，受到中外用戶的普遍讚揚。清宣統年間，嚴日順作坊的甌綢曾先後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南洋勸業會和美國巴拿馬萬國展覽會，分別獲得銀獎和金獎。

呼籲搶救 同謀良策

甌綢的歷史，從古代文獻來考查，距今至少已有500多年歷史：明代已在溫州流行，清代曾輝煌過一個時期，不僅在本地流行，還一度銷售到海內外。可惜甌綢的黃金期不長。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美國鑒於外貨銷數激增，採取關稅保護政策，提高進口稅率，於是甌綢在美的銷售深受挫折。我國國內軍閥混戰，各項生產俱受影響，再加上各資本主義國家紡織工業品進入市場，尤其是日本花布和人造絲織品大量傾銷，使甌綢無法與它們競爭，從此便一蹶不振。至1925年左右，甌綢作坊幾乎倒閉殆盡。

建國后，溫州市於1958年建立了絲綢聯合工廠，淘汰了舊時的“手拉機”，改用繅絲車和半自動絲綢機生產絲綢。后又吸收了先進工藝，使產品花色美麗，鮮艷奪目，品種有錦綢、富春紡和織錦鍛、橫羅、真絲格子紡，香羅呢、香雲紗等一批新產品，受到人們的喜愛。但這似乎已不是傳統的甌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