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水

<漢書·地理志>(以下簡稱<漢志>)卷二十八上，弘農郡盧氏縣(今河南省盧氏縣)下載:"熊耳山在東,…又有育水(今白河),南至順陽人沔(今漢江),又有洱水，東南至魯陽,亦入沔，皆過郡二，行六百里."這裡班氏的記載認為洱水和育水均為過郡二，行六百里，獨立入漢江之河流。對此歷來爭議頗大。一是洱水與育水合流說。如清·錢坫、徐松<新校注地理志集釋>(<二十五史補編>(一),中華書局1955年版)認為:"洱水蓋合育水而入漢水，本互受通稱之例."二是洱水為今鎮平縣之潦河說。如清·陳澧<漢志水道圖說>(同上)認為:"洱水，今河南鎮平縣之潦河，南流至新野縣及新野西南之白河，南流至湖北襄陽縣入漢."

蒼山洱水孕育的文化巨擘李元陽史上白族第一文人，2009年03月19日 11時34分00秒 來源：雲南日報

明代嘉靖、萬曆年間，蒼山洱水孕育出了彪炳史冊的文化巨擘李元陽，他在哲學、史學、文學、書法、教育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在雲南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被譽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

李元陽（1497～1580）字仁甫，號中溪，別號逸民，明代大理府太和縣人，白族。李元陽自幼沉默寡言，但聰明過人，勤讀詩書，尤好文史。明嘉靖壬午年（1522年），取雲貴鄉試第二名；嘉靖丙戌年（1526年），中進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於參加議論為嘉靖皇帝生父封號的所謂“大禮議”而被貶江西分宜縣。后改授江蘇江陰知縣。任職期間，興利除害，體恤民苦，並以廉潔著稱，當地百姓曾為之立碑建祠，載其種種善舉。晉京任戶部主事後不久，改任監察御史，負責彈劾官吏、整肅政紀。他剛正不阿，曾直言嘉靖皇帝：“陛下之始即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來以爵祿畜小人。”被同僚稱為“真御史”。正是這種直言不諱使他在官場上屢屢碰壁，被貶往荊州任知府。在荊州府任上，荊襄百里之間沒有水井，他帶頭捐俸打了幾十眼井，限期各縣修復河堤池塘，使沿江州縣不受水災，當地人民遂以“李公井”、“李公堤”命名，以茲紀念。李元陽清正耿直，對政治黑暗、官場腐敗的現實極為不滿，又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嘉靖辛丑年（1541年），借奔父喪，棄官回鄉，從此隱居大理40年未再出仕。他寄情於蒼山洱水之間，省卻了爾虞我詐的傾軋，再無宦海的羈絆，既與楊士雲、楊慎、張含、李摯等文化名流詩文唱和，又勤於著述，其詩文集有《艷雪台詩》、《中溪漫稿》，理學著作有《心性圖說》，並在晚年編纂了嘉靖《大理府志》和萬曆《雲南通志》。由於他在哲學、史學、文學、書法、教育諸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譽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在雲南文化史佔有重要地位。萬曆八年（1580年）病逝於家中，享年84歲。

融貫儒釋道 成就“理學巨儒”

李元陽在探究理學方面有極深造詣，被後世人稱為滇中“理學巨儒”。他交遊甚廣，曾與王（陽明）學的分支學派如浙中學派、江右學派、泰州學派、南中學派的學者王畿、羅洪先、羅汝芳、唐順之等交流切磋，並對儒學經典進行悉心研究，還吸收了先賢哲人的理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論。李元陽提出性、心、意、情四種命題，並將“性”放在最高的位置，認為無論聖人、凡人都有性，但聖人能“復性”，凡人則因外物產生了心、意、情，迷失了本性。李元陽對事物的中與和、知與識以及儒學、道統的傳承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譬如，他認為“中”是世界的本原，“中率無喜無怒，故為天地萬物之大本”，是“道之體也”。“中”又是人人具有的“良知”，而且“性”就是“天命”、“良知”，是先天就有的。因而，他在政治上主張要以“愛民為主”，治理百姓要“節用愛人，己任其勞，處民以佚”。要“以治家之心治其國，以愛身之道愛其民”，如此天下就“無難處之事，亦無難化之人”。

李元陽學貫儒、釋、道，境界宏闊。他把釋、道的思想及實踐方法引入儒學，欲為儒學發展另闢蹊徑。借鑒道家的養氣，以靜坐來“內視反聽”，此為內功；學佛家的救苦度厄，以救濟窮人為事，此為外功。他認為佛學與儒學有相通之處，佛教和道教兩家的方法也可以綜合運用到社會實踐和個人修養上。李元陽在《天地世界圖序》一文中，藉助大量的佛、道學說，對世界結構作了詳細的說明。

值得一提的是，李元陽陶醉於蒼洱山水，卻對雞足山情有獨鍾。他與雞足山高僧大德探討佛理、唱和詩文，交往十分密切，還出資出力興建、重建或擴建雞足山寺院，著詩文數十篇，立碑十餘通，介紹雞足山。可以說，明清時期雞足山的興盛並成為佛教名山，與李元陽密切相關。《雞足山志》中寫道：“山中寺院，凡傾頹者，無不修葺，並為撰文。雞山之盛，公為首功矣。”這樣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經世致用 關注民生

方誌是中國特有的傳統文化形式，被稱為“地方典獻”、“致用經籍”。作為本土著名學者，李元陽以其學識和威望，竭力倡導並親自編纂方誌，這也是他隱居后最重要的學術活動。李元陽曾三次編寫方誌，第一次是1542年，其返鄉不久就與楊士雲合作編修了《大理府志》刊印行世，后此書失傳，具體情況已不可考；第二次是1562年至1563年，他獨立修撰了嘉靖《大理府志》十卷；第三次是1576年，編纂完成了萬曆《雲南通志》。

因兵燹戰亂，嘉靖《大理府志》流傳至今的只有目錄及正文卷一、卷二。由於明代雲南的府、州、縣方誌多數沒有付梓刊刻，而刊刻印行的后又流失散佚，流傳保存至今的只有寥寥數種。因而該志雖僅存卷一、卷二，其保存的有關明代大理地區的山川、形勢、物產及大事、沿革方面的資料，卻顯得彌足珍貴，深得後世讚許。

成績

萬曆《雲南通志》是第一部由雲南少數民族本土學者編纂的省志，以編纂年代順序，為現存第三部完整的雲南省志。萬曆《雲南通志》共十七卷，分地理、建設、賦役、兵食、學校、官師、人物、祠祀、寺觀、藝文、羈縻、雜誌等十二志，下又分為五十八目。該志吸收歷代地方志的優點，以獨具匠心的編排、類列分明的條目、旁徵博引的資料、獨到的見解而為後世所矚目。其中《賦役》、《兵食》、《羈縻》、《學校》諸志系李元陽首創，亦為後代雲南省志所承襲。

李元陽為官十多年，任過縣令、府守等親理民政的地方官，有濃厚的“經世”思想和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因而十分重視方誌的“經世致用”功能，強調方誌不僅要“采諸故實，征諸人事”，更應“將施有政”，使“善為政者成其務”。他深知經濟、軍事對社會發展和安定的重要性，故萬曆《雲南通志》大量使用檔冊及採訪材料，詳細記錄與人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事項，保存了許多珍貴史料。譬如，在該志“物產”中有關“玉蜀黍”、“蕃薯”（即今俗稱紅薯）等外來作物的記載，為今天研究外來作物傳入中國的時間、地點、路線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和佐證。旅美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在研究玉蜀黍、蕃薯傳入中國的課題時，“基本翻遍了美國著名圖書館所藏的3000種方誌”，得出結論說：“最重要的史料是李元陽1563年版的《大理府志》和1574年版的《雲南通志》”。這充分表明萬曆《雲南通志》在記載經濟方面的內容，尤其是物產方面，不僅在西南，就是在全國也屬上乘佳作。可以說，萬曆《雲南通志》是雲南方誌編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對後世的方誌編纂有很大的影響。

竹間筆硯謄詩草

李元陽才情並茂，長於詩詞創作。他的詩大多數創作於隱居后，以反映蟄居生活、寄情山水的內容為多。《默遊園記》：“手種園林滿落霞，閑來鍾罄聽兒撻。竹間筆硯謄詩草，樓上香爐供法華。窗岫爽添三伏雪，階泉寒繞四時花。聞之天上誇兜率，孰與榆城處士家。”就是其晚年寧靜生活的真實寫照。

李元陽深諳佛道，洞穿世事，其詩澹泊、曠達。劉文征天啟《滇志》稱其詩“森爽瀟灑，有塵外致”，這是有道理的。的確，他的山水詩中常常蘊涵著佛的靈妙、道的高潔，如：“日晒蒼山雪，瑤台十九重。白圭呈眾諤，玉鏡出奇峰。澗口羊蹲石，枝頭鶴壓松。九洲多雜染，太素此提封。”然而，身似悠然，內心卻充盈著矛盾與苦悶，“點蒼山月碧玻璃，光泛榆河萬頃波。卻億美人何處是？欲隨風到玉關西！”《病》中亦寫到：“久知身是幻，何處歸愁腸。”但他亦非消極遁世，清新淡泊卻不廢青雲之志。《閑詠》：“灰心不待老，世味久已泊……浮邱昔所宗，無生倘能托。”《眺望點蒼山》：“夙心在翠微，安得隨高鳥！”等等，正是這種心境的自然流露。

李元陽的詩也有不少是反映現實社會生活的。《喜雨》、《雨望》、《苦雨嘆》、《征婦怨》等詩，描寫了水旱災害及征戰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如，《苦雨嘆》：“檐涌滴不絕，寒意入衾綢。哀彼茅屋人，相向雙涕流。玉桂悲粒薪，寧思身上襲？門無丁壯兒，逐役何時休！”他嚴厲抨擊封建王朝對雲南少數民族發動的戰爭“損國威，剝元氣，莫此為甚矣！”

李元陽還長於文，創作了不少散文、遊記、序跋、碑銘之類。其遊記如《榆城近郭可游山水記》、《游雞足山記》、《石寶山記》，描寫大理白族地區綺麗的自然風光，表達了熱愛祖國山河的真摯感情。如《榆城近郭可游山水記》寫到：“若夫蒼山之色，春黛而夏綠，秋翠而冬蒼；雪睿經朱夏而耀銀，溪水下渠漱玉。四塔標空，寶頂出入雲上；一江涵碧，天鏡墮於地中。煙樹蔽虧，林密幽映，此則一入其境而目為之明，暫杷其光而身為之使者也……”《清碧溪三潭記》寫到：“源出山下石間，涌沸為潭，深丈許，明瑩不可藏針。小石布底累累，如卵如珠，青綠自黑，麗於寶石，錯如霞綺。”行文寓駢於散，狀物惟妙惟肖，抒情直瀉胸臆，情景交融，生動真切。壯麗蒼山與秀美洱海的景緻，與其松立險壑的品節，躍然字裡行間。李元陽的序跋、碑銘則溫文爾雅，圓潤流暢，在藝術上超過了歷代白族文人，至今為人稱道。

李元陽工於書，書法溫潤拙樸，蔚為大家。不僅大理地區，省內昆明、安寧、騰衝的廟宇碑文撰書多出其手，遠至湖北、福建也有其書法碑刻流傳於今。

李元陽的人品學識為時人推崇，與其同時代的“嘉靖八才子”之一任忠齋，就曾評價說：“中溪晚年之學，如霜清歲晏，萬象森嚴，長松在壑，剝落英華，收斂神氣，復歸乎其根也”。而他的道德文章，又為後人景仰，李元陽之後的明清雲南省志和大理地區的府縣誌，多為之立傳，表彰其事迹。甚至在白族民間，至今還流傳著許多有關李元陽的故事傳說。

宋永平（雲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