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內容相關的夢境
三個內容相關的夢境
光線從窗子里像混沌的水一樣悄無聲息地流進來，映照著我黃色的面孔。我低著頭，坐在一隻上了年歲的舊木凳上，手裡捧著一本嶄新的雜誌，正在一心一意地閱讀。木凳不時地在我的身下發出嘰嘰扭扭的抗議聲，寒冷的空氣在我翻動的書頁里水一樣流來流去，那個時候我的整個注意力都傾注到那些白色的書頁上，思想被黑色的字體所淹沒。從校園裡傳來的讀書聲和著輔天蓋地的雪粒抽打泡桐樹枝的聲音似乎離我十分遙遠，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是在我任教的潁河鎮小學里，還是在1924年冬季的莫斯科的大街上？我不能確定。
三個內容相關的夢境（1）
狗心
鎮外那條河流悄悄地退到遠處的積雪裡，在我的對面坐著一個留著像高爾基那樣濃鬍子的中年人，當時我沒能力確定他的實際年齡，他有五十多歲的樣子，或者更大一些。他當時用一種知識分子特有的緩慢的口氣對我說，你知道，那條狗當時就卧在冰冷的門洞邊，身上被開水燙傷了，樣子很可憐。聽他喘息的聲音，我斷定它得了肺炎，它就要死了。那個時候我在莫斯科一家醫院裡任外科大夫，人家叫我菲利普·菲利波維奇，有時候也喊我教授，當時我是出於同情，才救下了這條狗。我不但給它治好了燙傷和肺炎，而且在某一天同我的助手把一個突然死去的二十八歲的男子的腦垂體，還有一對睾丸移植進了狗的頭顱和身體里。我忘記告訴你，這條狗名叫沙里克，在後來的一段時間裡，沙里克的身體里發生了變化，它會說人的語言，也就是說，它變成了一個人。沙里克在變成了人之後，就開始要求自己的權力，要求報戶口，要求成為一個合法的公民。在這一切被滿足之後，人類所有的惡性都在這條狗的身上表現了出來，他的嘴裡一天到晚都是罵人的粗話，他調戲婦女，隨地大小便，睡在廚房潮濕的地板上，偷東西，說謊話……最後他竟然當上了莫斯科公用事業局清除無主動物科的科長……由於這個人的出現，我的整個生活都被打亂了，我成了最重的受害者。
教授說到這裡停了下來，他看著我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
我說，這人長著一條狗心。
不，教授說，你得明白，問題的可怕在於，他現在長的恰恰是人心，而不是狗心。
教授停頓了一下又說，在自然界，各種各樣的心臟里就數人的心最壞！難道你在現實生活里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人嗎？
看著教授，我無言對答，我不能不承認教授說的是事實。我說，後來呢？
教授說，後來他竟敢用手槍指著我，出於萬般無奈，我的助手打昏了他，我只好把那條狗的腦垂體重新移植回去，那個人最終又變成了一條狗，一隻在人腿下鑽來鑽去的狗。
我說，你的故事使我對人性有了新的認識。我不是恭維你，從某種程度上，你改變了我的思想。首先，我被你所講述的故事而震驚，隨後，我又為這個故事所裝載的不可言說的深刻而感到不知所措。
教授笑了笑說，我只是個外科大夫，有關這方面的問題你還是和他說吧。教授說著指了指坐在他身邊的布爾加科夫。
說實在的，我是這個時候才注意到布爾加科夫，他面色凝重，留著一頭短髮，他說，當年在寫《狗心》⑵的時候，我壓根就沒考慮多年之後，會和你坐在這裡因為那條狗而對話。
我說，我並沒有說什麼，我只是在聽你講述，這次對話是以你獨自的講述所構成的，我只是一個心靈的參與者。真的，剛才我深深地被你的講述所震驚，我的思想在你的話語里悄悄地發生著變化，但對此你卻渾然不知，你根本不看我的面部表情所發生的變化，是不是當初你寫作的時候，就沒有考慮那些來自外部的客觀因素？
布爾加科夫說，是這樣。我當時壓根就沒有考慮讀者是不是能接受我，也沒有考慮到我的寫作會不會受到當局的認可，我考慮的是我自己，考慮到我的寫作是否忠於自己對生命的真實感受，我要真誠地面對自己的靈魂。
我說，我查過你的幾部重要著作的寫作與出版時間，是能證明你剛才說的話。你看……
說著，我拿出了一份資料給他看：寫於1923至1926年間的《白衛軍》⑶，到1966年才出版全本。寫於1925年的《狗心》，到了1987年才在大型刊物《旗》上發表。寫於1928至1940年間的《大師和瑪格麗特》⑷的全本，到了1973年才得到出版。
布爾加科夫看完把那份資料還給了我。他說，你知道，我出生在1891年，從那時起一直到1921年，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基輔度過的。我的父親在我十六歲那年死於腎硬化，後來我考入了基輔大學攻讀醫學。最後我做了白衛軍的軍醫……
我打斷他的話說，是不是你在醫學方面的經歷和知識，才使你寫出了這部不朽的《狗心》？
布爾加科夫說，不能說不朽，關鍵是一個作家不論處境何等困難，他都應該忠於自己的原則，如果把文學用於滿足自己過上更舒適、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種文學是可鄙的！
布爾加科夫對我講完這些之後，就突然和教授一起不辭而別，甚至我連他的神色都沒有看清楚。這我使我十分懊喪，我想肯定是因為我打斷了他的話，他才生氣離我而去的。
1987年11月底的一天，那個天色灰暗的下午，我獨自一人坐在那裡，有些茫然地看著我手上那本當年最後一期的《蘇聯文學》，我清楚地知道，布爾加科夫的《狗心》就發表在那上面。
地槽
在另外一個場景里，我見到了普拉東諾夫。
那是春季的一個傍晚，應該是春季，1989年的春季。《蘇聯文學》在1988年的第二期開始連載普拉東諾夫的《地槽》，譯者是陸琰和奚瑤。後來我見到徐振亞的譯本時，《地槽》被譯成了《基坑》⑸。那是1989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拿著幾本連載《地槽》的雜誌，翻過當年我任教的潁河鎮小學西邊那堵被雨水衝出了一個缺口的泥牆，來到一所被人遺棄的房屋裡。房子的部分牆壁已經坍塌，我就坐在那廢墟前，在春天午後陽光的照耀下，隨著普拉東諾夫一起走進了那口深不可測的土坑。
那是一口在凍土上挖出來的土坑，我們來到的時候，看到有十幾個面色蠟黃精神疲憊的人正在土坑的背風處休息，普拉東諾夫指著他們一一向我介紹，這位是沃謝夫，這位是工程師普羅舍夫斯基，這位是區工會主席帕什金……當時我注意到，還有一位坐在輪椅上的殘疾人，我知道人們叫他扎切夫。
我說，我知道，他們準備在這裡建造一座供普天下勞動人民永久而幸福地居住的高塔。
可是，普拉東諾夫並沒有為我明白了他們勞動的目的而感到高興，相反，他的臉上卻出現了一種憂鬱的神情。他說，是呀，可是這裡的人們，並不知道那座未來的高塔是個什麼樣子。
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你沒有感受到，這裡的一切都是荒誕的嗎？在這裡，就連馬匹也被分成兩個階級，動物也有組織性和階級性，也有貴賤之分。你看，他們把那些吃剩下的，霉爛的食物才肯分給那些屬於資產階級的馬。
但是，有些問題我還是不太明白，我清了清嗓子，朝普拉東諾夫問道，你說他們建造這座高塔是為了讓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來居住，那麼他們準備讓那些富農和壞分子住在哪兒呢？
普拉東諾夫說，那裡的無產階級為他們扎了一個木筏，讓他們順著河流任意漂流。
我說，他們去什麼地方呢，哪裡才是他們的目的地？
普拉東諾夫說：滅亡！無產階級的關鍵目的就是要消滅他們！
聽了他的話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說，你所描述的真是一個荒誕的世界。這樣的情景我也十分熟悉，因為我們也經歷過，反右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所做的，決不次於在你們這裡發生的事情……
普拉東諾夫用疑懷的目光看著我，他說，是嗎？
我說，是的，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槽彷彿一面鏡子，你讓我們看清了我們自己的面孔，只是……
我停頓了一下說，只是我們從來沒有誰像你這樣來認識我們經歷過的荒誕，沒有誰能用你這樣的文字來描寫這樣的荒誕。你看，在你這裡，在你的文字里，一切都有了情緒。羞答答的樹葉在自言自語地說著有關生命的話題，莫斯科的狗的叫聲也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勤於職守，就連人們穿的衣服也患了資產階級的傷寒症，食物也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從你的敘事里，我能明顯地感受到你的情緒，像流水一樣的情緒，你的情緒像風一樣來撫摸著我，你看，就像這照在樹葉上的霞光一樣，你的語言在我的眼前閃閃發光。在你的敘事里，我覺得你的外視角和小說主人翁的內視角的轉換是那樣的自如，你對未來的那些近似精神病患者的狂想，對意識流的運用，使得你的語言十分的獨特和豐富。同時，你小說里的細節像夢境一樣的奇特，她使我有一種無名的興奮和壓抑。我彷彿在無邊無際的田野里看到了一隻飛翔的鳥，那鳥飛翔的姿勢是那樣地牽動著我的目光，讓我一直注視著她，從而使我忘記了時間的存在，讓我感受到整個世界都是寒冷的，你讓我看到了一個臨近末日的世界！你使我感受到了無邊無際的迷茫。和你交談，我始終被這種情緒籠罩著，你使我傷心，使我憂鬱，使我絕望，這就是你所生活著的那個社會嗎……
我就這樣滔滔不絕地表達著自己對《地槽》的看法，可是當我抬起頭的時候，普拉東諾夫已經不見了蹤影。太陽也落到西邊的樹叢里去了，但是霞光仍舊瀰漫在天空中，普拉東諾夫，你是什麼時候走的呢？你是沿著廢墟前面這口水坑的邊緣離開的嗎？你回到那個名叫沃羅什的城市裡去了嗎？
是的，你應該回到那裡去，因為你屬於那裡。1899年你從那裡出生，然後才有了《切文古爾鎮》⑹，有了《基坑》，有了《初生海》和《幸福的莫斯科》，才有了我們這個對話的下午。我坐在那裡，茫然地看著你走過的那個水坑的邊緣，即使是學校里下課放學的鈴聲也沒能使我清醒。我茫然地看著那口水坑，那口水坑裡長滿了綠色的浮萍草，像一塊毛絨絨的毯子，使我意外地是，在那片綠色的毯子上，還浮著兩隻白色的鵝，在傍晚紅色的霞光里，那真是一幅絕妙的畫面。
鹽
由於花城出版社1992年9月版的《騎兵軍》，我認識了巴別爾。那年的秋天，我已經從故鄉的小學調到周口地區文聯。在我住室的窗外，有兩棵高大的小葉楊，小葉楊的樹葉在凄涼的秋風裡像我的情緒一樣飄落。就是那個秋天的下午，巴別爾乘坐的那趟列車隨著飄落的黃葉從窗子里開進來，然後在我的床邊停下。
這就是那天巴別爾給我講的第一個故事：《鹽》⑺。接下來，他又給我講述了許多故事，其中的《家書》，使我難以忘懷。由於政見不同，老子親手把他的一個兒子殺死了。後來，老子的另一個兒子抓住了他在舊政府當警察的父親，並親手把父親給殺掉了。
講完《家書》⑻之後，巴別爾對我說，你注意到沒有，這個故事是那個被殺的父親的另一個兒子，在給母親的信中講述的。
我說是的，我注意到了，你似乎喜歡用書信體來講述故事，包括《鹽》。你為什麼喜歡這種形式呢？
巴別爾說，能增強小說的真實性和藝術感染力，使小說的敘事語言達到口語化。你可以再看看這篇《鹽》。
是的，《鹽》里的故事就是一個戰士給報社主編寫的信，在信的結尾，那個戰士用平靜的語氣對報社的主編說，我們把那個鹽販子從飛快的火車上扔了下去……
我知道，巴別爾在無情地咒罵著戰爭，他用悲絕的目光審視著遍體鱗傷的俄羅斯，同時也在審視著我們。我清楚地知道，在《家書》里，在《鹽》里，能看到我們民族的身影，看到在我們生活過的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戰爭和他小說里描寫的是多麼的相似。
當然，這次我沒像上次和普拉東諾夫談話那樣，只顧自己誇誇其談，我想更多地了解巴別爾的內心世界。我知道，1905年大革命時期，在俄羅斯許多城市裡有無數的猶太人被屠殺，那一年巴別爾已經十一歲，這必定對他的靈魂產生深刻的影響。可是讓人感到不解的是，這個猶太人的兒子，後來卻參加了仇視猶太人的哥薩克輕騎軍。面對那群並不承認他的哥薩克，他的內心是多麼的矛盾，多麼的孤獨和悲傷，這情緒就像冬天裡那枚掛在天邊的寒月。你想，一個對哥薩克有著敵對情緒的猶太青年，卻投身到哥薩克的騎兵隊伍中，這就像三四十年代一個家庭被革命后的資本家的後代來到了當時的延安，那該是一種怎樣的心情和處境？
後來我問巴別爾說，你敘事的冷酷，那種帶著強烈的情感色彩，又極端個人化的冷酷，是不是與你的這種經歷有關？
巴別爾說，不，你說的個人化，指的不是我本人，而是我作品里人物的個性化。
巴別爾想了想又說，嚴格地說，我把自己融化在小說的人物和事件里了，我是真正地進入了小說人物的生存環境，進入了小說人物那有著強烈的主觀意識的精神世界。
對巴別爾的觀點我有同感，我說是的，從你的小說里，我們能感受到你切膚的疼痛，感受到你對世界的態度和看法。像你這樣的作家，在經歷了漫長的時間考驗之後，為什麼仍然具有這麼大的魅力？我想，一方面是你與自己民族的命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你的作品深刻理解和表達著這個民族的命運和情緒；而另一方面，就像布爾加科夫和普拉東諾夫一樣，是你對以往的文學形式的叛逆，正是這種叛逆，文學才有了新的生命。
但巴別爾對我的評價不置一詞，他似乎不太願意和我討論這些有關文學的話題，他轉身上了那台機車，消失在白色的蒸汽里，然後在窗外滿地的黃葉里離開了。
三個內容相關的夢境
這三個不同的夢境，曾經出現在我不同時間的生命里，現在我把她們連在一起，組成一個新的夢境。他們是我的夢，我的閱讀之夢，我的記憶之夢。不是嗎？我用什麼樣的方法才能回到那不同的閱讀現實里去呢？我沒有辦法，我只能把那經歷看成是三個內容相關的夢境。
是的，他們有著許多相關聯的地方，比如，他們對當局都持有不同的政見。普拉東諾夫的小說《疑慮重重的馬卡爾》因為被懷疑影射斯大林而遭到嚴厲批判，他真實地反映農業集體化和農村生活的《立此存照》更是激怒了斯大林。斯大林不僅罵他是“混蛋”、“畜生”，剝奪了他發表作品的權力，而且他還上了安全部門的黑名單。巴別爾也曾經在言談中兩次冒犯過斯大林。後來斯大林為了轉移人民因為大清洗而產生的對最高政權的痛恨，在1939年4月下令逮捕了當時的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巴別爾也因此受他的牽連隨著被捕。而布爾加科夫則拒絕了斯大林讓他修改《逃亡》一劇的要求，他不同意斯大林在《逃亡》的八個夢之外再加上一兩個能“使觀眾了解布爾什維克做得完全正確”的夢的要求。他在1931年給斯大林的一封信中這樣說到：“在蘇聯俄羅斯文學的廣闊原野上，我是惟一的一隻文學之狼。有人勸我在狼皮上塗點顏色，這是個愚不可及的勸告……”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一個作家的藝術良心呢？
正是布爾加科夫的這種不妥協，才決定了他晚年生活的凄涼和寂寞，他窮困潦倒，靠變賣家產過日子。他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寫著不朽的《大師和瑪格麗特》。他是那樣的孤獨和寂寞，而他又是那樣的富有，在這個龐雜的世界上，他擁有自己的語言和聲音，他把自己的胸膛真誠地剖開，於是他的寫作便產生了意義。相應的情景也出現在普拉東諾夫和巴別爾的身上，他們在身陷囹圄和不幸的時候，都表達了同樣的願望。巴別爾在被宣判的時候，曾苦苦哀求法官給他一些時間，讓他完成他“最後的作品”。而普拉東諾夫也多次寫信向高爾基求助，以求得發表作品的權力。
1940年3月10日，布爾加科夫枕著我們的《大師和瑪格麗特》離開了那個忽視他的世界，他的遺體被安放在遠離故鄉的莫斯科的新聖母公墓。他的墳墓不是大理石，也不是花崗岩，也沒有石刻的雕像，那是一座用黑土堆成的墳墓。而在這之前，1940年1月27日，巴別爾在莫斯科被槍決后，連一個黑土堆成的墳墓也沒有給我們留下，他把自己的肉體化成了泥土，變成了營養，然後被植物所吸收。同布爾加科夫一樣，在普拉東諾夫生命最後的那些日子裡，他失去了經濟來源，成為了一名清潔工，1951年1月5日，他在貧病交加中走完了自己崎嶇的人生道路。這些生前命運坎坷被世俗埋沒的人，在他們的身後，他們的文學成就都得到了應有輝煌和尊重。
俄羅斯同我們一樣，在上世紀經歷了戰爭、苦難和荒誕，可他們仍然產生了這些偉大的作家。原因就是，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們都保持著獨立的人格。由於皇權，我們恰恰就缺少獨立的人格。一個優秀而健康的民族，要有優秀而健康的精神來滋養。他們留下的語言和思想，就是優秀而健康的那一部分。他們的文字就像那些毛絨絨的白色的蒲公英種子，一年又一年，散落得滿世界都是。隨著漫長的時間，他們用他們的人格和作品，獲得了通往現實和未來的通行證。他們是人類的靈魂。我們從他們的身上，看到了相同的東西，那就是他們對人、人性、文學和社會獨到深刻的認識與理解，我們看到了他們的創造性。
更重要的是，他們使每一個閱讀者都看清了自己。他們留下的文字和語言，在不斷地被後人所接受，這不但是他們的精神富財，也是人類的精神富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精神的財富會像河流一樣，日夜不停地注入大海，使之更加遼闊而深廣。
⑴：原載《世界文學》2006年第2期
⑶：許賢緒譯，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版。
⑷：戴驄、曹國維譯，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版。
⑸：徐振亞譯，《美好而狂暴的世界》P134，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1月版。
⑹：古揚譯，灕江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⑺：戴驄譯，《紅色騎兵軍》P93，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1月版。
⑻：戴驄譯，《騎兵軍》P6，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9月版.
墨白，本名孫郁，先鋒小說家，劇作家。1956年農曆十月初十齣生於河南省淮陽縣新站鎮。務農多年，並從事過裝卸、搬動、長途運輸、燒石灰、打石頭，油漆等各種工作。1978年考入淮陽師範藝術專業學習繪畫；1980年畢業后在鄉村小學任教十一年。1992年調入周口地區文聯《潁水》雜誌社任文學編輯，1998年調入河南省文學院專業創作、任副院長。
1984年開始在《收穫》《鐘山》《花城》《大家》《人民文學》《山花》《十月》《上海文學》等刊開始發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說《失蹤》、《灰色時光》、《街道》、《夏日往事》、《秋日輝煌》、《某種自殺的方法》、《最後一節車廂》、《陽光下的海攤》、《一個做夢的人》等一百多篇；中篇小說《黑房間》《告密者》《討債者》《風車》《白色病室》《光榮院》等四十餘部；出版長篇小說《夢遊症患者》《映在鏡子里的時光》《裸奔的年代》等六部；隨筆《〈洛麗塔〉的靈與肉》、《三個內容相關的夢境》、《博爾赫斯的宮殿》、訪談錄《有一個叫潁河鎮的地方》、《以夢境顛覆現實》等七十餘篇；出版中短小說集《孤獨者》《油菜花飄香的季節》《愛情的面孔》《重訪錦城》《事實真相》《懷念擁有陽光的日子》《墨白作品精選》《霍亂》等多種；創作電視劇、電影《船家現代情仇錄》《特警110》《特案A組》《當家人》《家園》《天河之戀》等多部；總計七百多萬字。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日文等、曾獲第25宋體;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