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際昌

樊際昌1898年生於浙江杭州一個鹽商家庭，少懷教育救國之志，於1920年在上海南洋公學畢業后，考取半官費留學，去了美國華盛頓大學攻讀當時國際上新開設的心理學。同去的有桂中樞，錢端升，錢昌祚及林語堂，郝更生，吳南軒等。在這之前，樊際昌結識了比他長15歲的蔣夢麟先生，視其為良師益友，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1924年，樊際昌回國，在杭州任浙江省禁煙專員。1926年應蔣夢麟邀請，樊際昌到了北平，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教心理學，同時在北師大和中國大學教外語。

1926年，熊佛西任北大藝術學院戲劇系主任，樊際昌和余上沅，徐凌霄等也去該系任過教。

192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蔣夢麟代理校長兼課業長，樊際昌受聘任北大教授兼註冊部主任。1930年蔣夢麟任北大校長后，樊際昌受聘為北大文學院教授，心理系主任兼課業長（即教務長）。當時總務長是鄭天挺，圖書館長為毛准。文學院長胡適，理學院長劉樹杞，法學院長周炳琳。教務長的任務之一是協助校長，各院長，各系主任聘請教授。人數多時由校長在宴會上送聘書，人數較少時由教務長設筵席聘請，個別的則由教務長設家宴聘請。樊際昌家的常客有鄭天挺、羅書培、李四光、劉樹杞等教授。當然，聘請教授事先須取得有關院系負責人及應聘者同意。北大的教務會議有各院系負責人和教授代表參加，如馬敘倫、陳用彤、楊度、周作人、丁文江、汪敬熙、江澤涵、陶希聖等。樊際昌對教務工作很嚴謹，對心理學和英語教學也很嚴格要求，他教心理學寫教案都是在夜間用打字機打好，讓助教譯成中文，再經他修改後印發給學生。北京大學在蔡元培和蔣夢麟兩位教育家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導下，定向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學校聲譽日益提高。我樊際昌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以他的充沛精力和無私貢獻默默耕耘。現在，新生考試作弊的行為，每年招考時有所聞。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我樊際昌在北大上海考區監考，當時有一位應試者發現鋼筆沒有墨水了，樊際昌就離開考場去為考生找來墨水，中間離開約有十來分鐘。這中間，考生在無人監視的情況下，秩序井然，並未發現有違規現象。樊際昌後來對大家談起這件意外的遭遇，很欣賞稱讚考生們自律、自覺的精神。

1933年，也就是李大釗殉難6周年之際，李大釗遺孀趙紉蘭攜子女從故鄉返回北平，求見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適、蔣夢麟、沈尹默、周作人等，求他們請求北大代為辦理安葬事宜。時任校長的蔣夢麟慨然允諾。李大釗生前友好和北大的同事感李大釗之事迹，相與發起厚葬，這發起人的13人中，有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和我樊際昌等，當時他們每人捐了20元。4月22日，社會各界在北平宣外下斜街浙寺舉行公祭，周作人也參加了公祭，並給李宅送去了一個花圈，以及10元的奠儀。隨後，李大釗被安葬在萬安公墓，那是蔣夢麟校長出面購置的墓地（並為烈士的夫人預購了穴地），墓碑則是劉半農撰寫的。

樊際昌在緊張的工作之餘，也搞書法，弄笙笛、南胡、簫等樂器。曾與祖母在我父親和兩位叔叔面前合奏《梅花三弄》、《高山流水》等。有時還將住在斜對門的劉半農請到家裡小飲和曲。樊際昌對蔣夢麟先生始終懷有敬仰之心，偶爾也去蔣家拜望蔣先生及其夫人陶曾轂女士，但從無取寵之意，這在當時北平高教界傳為美談。樊際昌與陳雪屏、吳大猷等教授的關係也非常好，經常一起聚會，打橋牌，關係十分融洽。

1935年11月，在北京的一次聚餐會上，陸志韋等人提議組織成立“中國心理學會”得到眾人響應，於是推舉陸志韋、孫國華和我樊際昌共同起草了組織章程。1936年11月，由心理學者34人發出通知正式組織“中國心理學會”，樊際昌是發起人之一。1937年1月24日，中國心理學會在南京正式成立，成為中國現有全國性學會中最早成立的學術組織之一。

“七七”盧溝橋事變，抗戰開始，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併由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組成校務委員會，由我樊際昌和潘光旦、黃子堅等負責南遷。1937年11月開始，三千餘師生由北京抵達長沙，后因日寇不斷轟炸，無法安定，決定再遷昆明。期間，樊際昌和師生，家屬歷經艱難險阻，終於在1938年3月下旬抵達昆明，三校改稱西南聯大。樊際昌眾望所歸，擔任聯大教務長，直至抗戰勝利三校各自復校為止。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1943年陳納德將軍率飛虎隊來華助戰，大批美方人員來到昆明，國民黨政府令聯大開辦譯員訓練班，樊際昌任訓練班主任。不久，史迪威將軍率領更多的美軍人員來到中國戰區，需要更多的譯員隨軍服務，樊際昌呈准招收大學三年級肆業生受訓，短期內培養了大批合格譯員，滿足了抗戰需要。

1946年5月，宋子文任行政院長，因宋與蔣夢麟在美國留學時有同窗之誼，調蔣夢麟任行政院秘書長，我樊際昌應蔣夢麟之邀，以北大借調之名，擔任秘書長的助手。1947年春，樊際昌又隨蔣夢麟去廣州創辦農村復興委員會，任農復會秘書長，總務長。（總務長後由蔣彥士接任）新成立的農復會工作十分繁重，據我前輩告訴我：我父母結婚的那天，樊際昌在上海華山飯店的婚筵上不時有人員向樊際昌遞交文件，聽候指示，等待簽字。當時手下稱樊際昌為“樊閻王”，可見樊際昌工作之繁重。1948年樊際昌隨蔣夢麟又去了台灣，1964年樊際昌從農復會退休，先後在台灣政治大學、台灣大學受聘任教，直至1975年2月24日病逝。

樊際昌一生從事教育工作，他把最美好的年華奉獻給了北京大學。樊際昌以“士為知己者用”為做人準則，忠於蔣夢麟先生，一生追隨，竭心儘力。陶希聖在樊際昌辭逝後為樊際昌寫的“跋”與“誅”恭錄如后：“為人謀而忠，與朋友交而信，教學苦心而無隱，治事干而正。暮年喪偶，終而病困，砥手砥足，此身何憾。吁嗟乎，景山舊遊，至此將盡，愴我傷懷，莫可言狀（跋）。北伐成功，國家統一。北京大學復校，其人事之特徵，為以教授治校務，樊逵羽（際昌）先生即是以文學院教授而兼任課業長，學術地位既高，主管註冊等事項，雖事物紛煩，而條理井然，群情翕服。抗戰時期，北大、清華與南開並為西南聯大，在昆明師生戰時生活艱苦，逵羽仍講學兼治課業事，頭緒錯綜，勞累重而精神朗爽，風度瀟灑如昔。戰後復以北大教授調用於行政院，政府搬遷台北，逵羽協助蔣夢麟先生籌劃農復會，學者風範，無改於常。夢麟先生退休，逵羽也退休，重執粉筆，盡心教學。如與希聖相值，言談講論，一如往日景山東街時。歷年來，舊友凋落，而直、諒，多如逵羽者，又謝世去，不勝其感慨之至。謹致誅詞，略表悼念。”

樊際昌去世后，身邊無子女在台，台灣地區行政機構農業委員會負責人李崇道、蔣彥士等樊際昌生前友好組織治喪委員會於三月五日台北市立殯儀館設奠公祭。為紀念樊際昌風範永垂、獎進後起，農業委員會依樊際昌生前惠捐款額設置了“樊際昌先生獎學金”。在陽明山墓地上，我們看到蔣介石和嚴家淦分別在樊際昌的墓碑上題字：“志業長昭”、“樂育垂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