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燦

萬燦幼年在家讀私塾，1914年開始就讀武昌中華大學附屬中學，1915年隨家人遷居北京，考取“清華學校”。萬燦自幼常聽父輩（尤其吳祿貞、傅良弼、黃江……）講談革命道理，並受新思潮影響。稍長知道父親是革命黨，且在成長過程中，經帝制復辟，奉、直、皖、北洋、安福、政學等軍閥之混戰，目擊民不聊生的種種苦況，非常痛恨那些軍閥政客的種種罪行，立志要掃除這些鬼魔。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萬燦積極參加運動，后被捕入獄，數月後取保釋放，回校又被清華學校當局開除出校，便去漢陽工廠當學徒，旋尊父命，與嫡親的堂哥萬籟天同去日本留學。過滬時，以父輩友誼，拜見孫中山（因陳炯明叛變，孫在滬休養），承勉以革命大志，教導殷之。抵日本學習年余，感到日本保守，無啥可學，留此無益，徒荒廢學業，遂獨自回國，后考入上海滬江大學。後於1922年與多數有志的青年學子，紛紛前往法國“勤功儉學”。在法國，結識許多進步同學，但見法國社會花天酒地，紙醉金迷，實非求學之所，遂於次年與朱德、謝樹英、許斌等同學轉道德國，考入德國柏林大學經濟學系學習。

1924年秋，孫中山派林森到歐洲宣傳，組織革命活動，萬燦與留德的青年學生約二十餘人，於歡迎會後加入了國民黨。從這時起，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次年，鄧演達來德國留學，認識后即情同意合。鄧演達在德多次宣傳革命演講稿，皆為萬燦所寫，並譯為德文，在報刊上發表。萬燦才華橫溢，下筆洋洋不能自止，一氣成文三四千字，從未修改，鄧常稱讚萬燦為“奇才”。在民國十五年春，鄧演達回國，二人合影留念。萬燦常以當時學業尚未完成，未能隨年長的同學回國參加“北伐”而以為遺憾。在德期間，萬燦改組留德學生總會；擁護孫中山北上，主張召集國民大會，解決國事問題；組織宣傳革命，揭露“五卅”慘案真相，推動反帝運動；擁護北伐；旋任中國國民黨駐德支部執行委員。1925年，他受聘德國來勃測西大學（即來比錫大學），任教授，講政治經濟學和中國文學，並任駐德支部常委兼駐法總支部執行委員會（時年22歲—28歲）。

1927年，鄒魯與胡漢民先後到德學習遊歷，萬燦被邀請為翻譯，擬講稿，1928年畢業后萬燦應胡漢民之邀回國任立法院編修。回國細看，實餓殍滿關中，遍野哀鴻，南京政權已腐敗不堪，深為孫中山遺教未能實現而惋惜。乃下定決心，決不能再走國民黨的道路，堅立革命意志，再奮起鬥爭。遂心懷壯志，擬再返歐洲。

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鄧演達又回到德國，二人一見抱頭痛哭，為革命失敗而傷心。但好友重逢，尤為親切，朝夕相處，倍覺情投，縱論革命失敗，必須重新再起，於痛心扼腕之餘，革命意志留學注意事項堅定，奮力宣傳組織有志革命的青年，壯大革命隊伍。1929年冬，鄧演達第二次繞道返國，及抵滬濱，約萬燦面談革命大計，二人經過兩天的討論研究，萬燦完全接受鄧的主張，於1930年8月，正式召開所謂“第三黨”的結黨儀式，參加代表共約四五十人，共同通過了“我們的政治主張”宣言為當時的行動綱領。自此積極獻身革命，努力於“倒蔣”、“反國民黨”的運動。

1930年參加籌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擔任宣傳和設計，還被推選為南方區主要負責人（即書記），負責南京方面的活動。

1931年夏，鄧演達不幸遭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萬燦當時和許多同志，極力奔走營救，並請孫夫人宋慶齡由滬來寧，當面與蔣介石進行說理鬥爭，但蔣卻於第二次下野之前，先下毒手，於11月29日夜，竟將鄧先生殺害於南京麒麟門外。萬燦和當時的許多同志都痛不欲生。當局部宣布“第三黨”為非法組織，且誘騙同志“自首”。萬燦遂逃出南京，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但國民黨左派自鄧演達烈士犧牲，雖失去了革命導師，仍然不畏艱難險阻，堅持把革命進行到底，不過到目的，誓不罷休，遂發展組織，繼續活動，吸收青年，散發宣言，出版刊物……但又被割據軍閥陳濟棠發覺，向中山大學指名逮捕 萬燦， 擬處死刊，幸當時中山大學當局反對，因而暫獲安全，繼續工作，並任中山大學經濟系主任兼校長室秘書，後任法學院院長等職。

1933年，福建的抗日革命事變醞釀成熟，萬燦和許多同志前往參加，又曾幾次秘密赴滬活動。這時，萬燦任“中國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秘書，李濟深是該政府的主席。閩變失敗后，萬燦又被國黨通輯懸賞捉拿，萬燦隱蔽深山兩天一夜，歷盡艱險僅存一命，旋亡命廣西梧州，後去香港，在香港客居李濟深家一年余，於1934年在香港與章伯鈞、詹顯哲等人，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李濟深為主席。1935年底，萬燦再度赴德國，奉派為“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駐歐特派員，在德參加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駐德分部。後來，鄒魯、陳銘樞蒞德，萬燦為之翻譯，亦從鄒、陳處了解到國內革命活動情況。

1937年夏，國內發生“七七事變”，國共合作，抗日戰爭開始。萬燦其時正在蘇聯參觀學習，接李濟深與周恩來電報，“已取消通緝令，速回國，赴國難”。他懷著一腔愛國熱忱，於8月底離開德國柏林，9月下旬至香港，轉廣州，乘車至武漢（本擬先去南京與李濟深等會合），當時南京政府已決定撤退，以重慶為陪都，重要機關已遷至武漢。此時，軍委會擬成立“政治部”，以陳誠為部長，周恩來、黃琪翔為副部長，邀請各黨派參加。萬燦因陳誠與黃琪翔的介紹被邀請參加籌備工作，參與簽訂了國共合作的協議，並被任命為第三處處長，兼留日學生訓練所的總教官（因該所遠在江陵，故未就任），所長由黃琪翔兼任。不久黃的所長職務被康澤奪去，萬燦便將總教官與處長職一併辭去。隨後陳誠改委萬燦為“軍委會政治部設計委員”。這時，蔣介石因鄒魯推薦萬燦是“人才”，即被召見，問：“為何不就總教官？”萬燦答：“沒有經驗。”問：“你要求何職？”答：“無何要求。”無結果而罷。在任設計委員期間，陳曾向萬燦徵詢有關“三青團”組織意見，后又派他赴西安一帶參加“軍訓部”所主持的校閱工作，雖然胡宗南等熱情招待，但萬燦拒之，乘機卻聯絡上幾位“第三黨”老同志。

1938年秋，日寇侵迫更緊，萬燦和一些老朋友，滿腔悲憤由武漢撤退至重慶。但至重慶不久，因患傷寒病垂危，住院四個月始愈，去成都父親萬廷獻處療養半年之久。病中，往訪老友謝樹英和于右任，于右任當即邀萬燦出任監察院監察委員，萬燦欣然同意，即辭去設計委員職。在任設計委員期間與共產黨朋友們朝夕相處，情誼深厚，尤其與周恩來、鄧穎超等相處受益頗多，覺悟提高不少，並曾與李濟深同中共代表團的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秦邦憲、陳紹禹等在“新川飯店”會晤，商談如何搞革命合作的事。

1939年春，萬燦的老友李濟深任戰地黨政委員會主任，邀約萬燦商談，並請挂名設計委員（不領薪，不辦公，參議而已），約兩月後，受監察院所派參加“軍風紀”巡查團第三團，赴江西接近前線巡查“軍風紀”，為期半年始回院。次年春，又奉派四川西部各縣視查縣政，歷時五月回成都，陪父萬廷獻小住三月。後接監察院來信，指令任中央訓練團第二十六期的指導員。同年秋，又受監察院派赴貴陽，監考當時所舉行的“高等考試”，任主考官，典考縣長以上的新官員。回監察院未久，適李濟深改任軍委桂林辦公所主任，按制度辦事萬燦前往桂林挂名軍委桂林辦公所顧問，住了兩年。在這空閑期間，寫了一部《政治經濟學》續稿和《經濟思想學史》初稿；還想組織一個進步的“學行勵進社”，后因成員良莠難分而作罷。

1943年春，因父萬廷獻逝世，萬燦赴成都奔喪，事畢即回重慶監察院。1943年春，萬燦與譚平山、孫荃、陳銘樞、何公敢、吳艾菊、王昆倫……在譚平山家開會，組織“三民主義聯合會”簡稱民聯（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前身）。不久，萬燦又正式加入“民主同盟”，仍保持與中共代表團接觸，響應各項號召，採取一致行動。還曾與重慶各界人士共同發表宣言，擁護組織聯合政府和政治協商。

1944年，原中共地下黨西南區負責人魯自成發展張含清、萬燦為中共外圍組織的成員，后魯自成調任中共代表團的秘書、聯絡員，仍與萬燦繼續保持聯繫，並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由萬燦出任工礦企業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1945年春，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國共談判時，由王若飛陪同來魯自成家，聽取了魯自成的工作彙報，並秘密召見了萬燦（魯在解放後為國務院參事，與萬燦仍有往來）。解放后，有一次國務院在懷仁堂設宴招待政協委員，周恩來總理在席間問：“萬燦來了嗎？”萬燦遂由統戰部部長許斌陪至總理在席前碰杯，總理問萬燦有何設想，萬燦稱：“還是教書好，教書可以育人。”總理點頭稱是。1945年，抗戰勝利，萬燦回南京，抵寧次日，全家前往麒麟門外鄧演達烈士蒙難處悼念亡友，佇立良久，百感交集。此時，萬燦仍為監察委員，並繼續民主黨派活動，還與一些革命同志組織“孫文主義同盟”。當監察委員任滿時，李濟深、于右任鼓勵並支持他參加立法委員競選，但他因無錢請客買票而落選。後來為全家人的生活計，應聘安徽大學教授兼任系主任，旋迴南京在金陵大學任教。於解放前三個星期，立法院出缺，遞補為 立法委員，與“民革”及“孫盟”同志合作，共同在立法院做“策反”工作，共出席了四次會議，曾四次演說抨擊國民政府失職失策。當立法院逃去台灣時，院方曾送來兩張撤離去台的飛機票，他安然未動。解放前夕，張治中請至家中（有屈武和盧郁文在座），商談和平問題。

南京解放時，萬燦在炮火聲中，親去下關歡迎解放軍入城，又與其他同仁發表宣言，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人民革命。解放初，萬燦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為南京市人民政府的政法委員和建設委員，以及首屆中蘇友好協會主席，並任民革中央團結委員，仍為南京大學教授。在人民大學進修后，派赴廈門大學任經濟系、外文系教授和公共外語教研室主任，以及工會主席，福建省和廈門市政協委員。他勤懇地工作，任勞任怨工作二十年

在“文革”期間，萬燦受盡“四人邦”的折磨與慘酷摧殘，捆綁毒打，雖年近古稀，仍在“牛棚”勞動隊中，忍受體力難支的勞動，精神肉體備受摧殘，於1971年秋帶病回家。雖承黨和政府關懷照顧，不惜重金，大力搶救，廈門大學黨委，亦兩次派員來寧探望，無奈病入膏肓，回天乏術，於1973年9月29日中午去世。萬燦在彌留之際，仍教育子女，要緊跟偉大的共產黨，努力為“四化”建設作貢獻，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還要認真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因其子尚在農村插隊），並將生前所收藏的俄譯的馬列主義全集，贈送廈門大學圖書館。

萬燦去世后，廈門大學派工宣隊長和組織部長專程來寧治喪，南京與廈門兩地都為他舉行了追悼大會，並將他厚葬於南京南郊的望江磯公墓，樹碑立傳為之悼念。

萬燦在從事革命活動之外，還努力著書，如德譯三民主義和孫中山先生著作《有志竟成》及《三十年革命史》，將鄧演達的綱領性文章，譯成德文或英文，在德報刊上發表。這些文章中，有《關於新總統羅斯福登台前後的美國政局》和《甘地運動》。閩變失敗，流亡香港時寫了一本《大同哲學》。抗日勝利回南京后，寫有一篇“黃金案調查報告”，上海各報爭著登載，萬燦被譽為“打虎御史萬燦”，萬燦還寫有《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思潮史》。萬燦與詹顯哲合寫一本《經濟學》。萬燦的著作因經濟困難，多未能付印出版，原稿隨身帶回國后，存放在家中，不幸在“文革”期間，三次遭抄家，原稿被毀殆盡。萬燦痛心萬分，多次言之流淚。

萬燦昆仲五人，萬燦排行三。萬燦夫人吳艾菊。萬燦有二子二女；長子萬慕達和長女萬慕玉在德國，次子萬慕道在美國，次女萬慕蘭有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