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業廣

山田業廣是日本江戶末期至明治初期漢方醫學界最為著名的醫學家之一。在其年輕時廣讀漢方醫學經典著作，拜入伊澤蘭軒、多紀元堅等當時著名漢方醫學家門下，學習漢方醫學和考據之學，最終成為當時學界的權威之一。其研究的範圍廣泛，包括醫經、經方及《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相關著作，撰有等身之著述。明治之初，政府下令廢除漢方醫學，山田業廣帶領諸多門人奮起反抗，以求漢方醫學得以為繼。雖然沒有止住漢方醫學被廢的步伐，但是其對漢方醫學的熱愛以及其所做的貢獻都值得醫學界永誌不忘。

山田業廣，字子勤，通稱昌榮，號椿庭，文化五年（1808年）10月出生於日本江戶本鄉春木町。他的祖先原姓業平，業平氏第4世孫師信為大和國山邊郡山田岩掛城主，自此以後改姓為山田氏。

山田氏到第21代師美開始以醫為業，其子秀宗被封為高崎侯，並且成為侍醫。秀宗之子由之繼承父親的遺業，後為高崎藩的醫長（見森立之所撰“椿庭山田先生墓碣”）。山田業廣為由之的長子，他的母親為同藩深井氏的女兒。山田業廣從小即在其父的熏陶之下學習漢方醫學，待其稍長即通於漢方醫學。文政七年（1824年），他的父親罹患中風，出現半身不遂、語言蹇澀等癥狀，生活不能自理。山田業廣繼承父業，擔任高崎侯醫仕一職，當時他的俸祿為25口，用以供養全家7人生活之需。在他在擔任醫仕的餘暇，仍然堅持讀書自強，且筆耕不輟。文政九年（1826年），山田業廣拜朝川善庵為師，修習儒業。朝川善庵是當時著名儒學家山本北山的弟子，對考據之學有著極深的造詣。在其影響之下，山田業廣掌握了醫學考據之法。之後，山田業廣又隨伊澤蘭軒學習漢方醫學，伊澤蘭軒是當時最為著名的漢方醫學家之一，對漢方醫學的發展有著突出的貢獻。山田業廣與森立之、澀江抽齋、岡西玄亭、清川玄道等5人，被後世尊成為“蘭門五哲”，是活躍在江戶末期漢方醫學界最為著名的醫家。伊澤蘭軒去世之後，山田業廣又跟隨多紀元堅學習醫學和考據之學，同時還向池田京水學習痘科秘訣。天保八年（1837年），他在江戶本鄉春木町掛牌行醫。山田業廣號椿庭，其“椿”字就是由地名“春木”合字而成。天保十一年（1840年），著作《經方弁》草稿完成。

弘化三年（1846年），家鄉春木町遭遇火災，於是他搬到弓町繼續行醫。弘化四年（1847年），山田業廣著成《傷寒論釋詞》與《皇朝諸家治驗集要》兩書，其中《傷寒論釋詞》一書的序文署名為椿亭主人。嘉永二年（1849年），《傷寒雜病論類纂》一書稿成，全書33卷，共3000頁，此書歷時4年才得以完成。這本書的稿本現藏於京都大學圖書館，與內藤希哲的《傷寒雜病論類編》共為漢方醫學史上研究《傷寒論》的名著。安政四年（1857年）3月，山田業廣被幕府委任為江戶醫學館講師，主講《金匱要略》。文久二年（1862年）正月，受到將軍德川家定公的召見並面見將軍。明治元年（1868年）4月，山田業廣離開江戶城移居到高崎。同年5月，被高崎侯任命為一等侍醫兼政務參謀以及周旋局總裁，負責高崎侯的一切醫療事務。明治二年（1869年）始，山田業廣任高崎藩醫學校督學，總領學校一切事務。明治三年（1870年）11月，高崎藩政改革，山田業廣被委任為醫學大教授。明治四年（1871年）5月，高崎侯廢藩令下，日本官制改變，漢方醫學被廢止。明治五年（1872年），《九折堂讀書記》草稿完成。明治七年（1874年），山田業廣搬回家鄉居住。明治十一年（1878年）10月，他與門人相議，申請開辦醫院於神田五軒町，取名曰“濟眾病院”，並被推薦為院長。明治十三年（1880年）3月，創辦“溫知社”於醫院內，山田業廣為社長，負責宣傳和拯救漢方醫學。同時創辦《溫知醫談》雜誌，在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學習漢方醫學的心得》一文，之後整理成《醫學心得方大略》一書發行。溫知社是當時漢方醫學救亡的根據地之一，《溫知醫談》則是復興漢方醫學者言論的載體，山田業廣是當時漢方醫學救亡運動領袖之一。是年10月，皇子明宮（即後來的大正天皇）病，邀山田業廣為其診治疾病，在他的精心治療之下，歷時一個多月，皇子漸漸轉危為安。明治十四年（1881年）1月20日夜，山田業廣忽然出現喘息不止等癥狀，經過治療無效，於當年3月1日去世，葬於蓮光寺，享年74歲。山田業廣共育3男4女，其中長男夭折，次子業精繼承家業。

山田業廣是江戶末期最為著名的漢方醫學家之一，從他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對漢方醫學理論的理解極為深刻。不僅如此，他還有著豐富的文學以及經學知識，並且能夠熟練地運用考據學方法對醫學古籍進行校勘和訓詁研究。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和他的治學方法有著很大的聯繫，總結其治學特點，有以下兩個方面。

1、刻苦勤奮 嚴謹認真

山田業廣出生於世醫之家，在其父指導之下，幼時即通讀醫學典籍，尤其是對《內經》、《傷寒雜病論》、《外台秘要》、《千金要方》等用功尤勤，這也為其之後能夠在這些方面有所建樹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7歲之時，由於父親的疾病使其在未成年之際就繼承父業，並承擔起一家人的生活負擔。即便如此，他還於工作之餘，讀書、筆耕不輟，由此可見其治學之刻苦。山田業廣一生治學十分複雜，除去醫學典籍之外，他還要通讀儒家經典以及從清朝傳入的考據學著作，這就要求其不僅要有刻苦的精神，還要有勤奮治學的態度。山田業廣治學不僅刻苦勤奮，在其讀書之時還要求自己要嚴謹認真。正如森立之評價山田業廣：“其為論說也，不好奇說，專以正大明確為旨。如仲景六經病與《素問》同為經府兩病者，適與余宿考符。其言曰：仲景序中已引《素問》，而其書中六經與經義乖，則序文為非仲景筆而削之乎？若以序為仲景筆，則雲仲景六經與《素問》不同者，有何確據而言之耶？是洵為千古不朽之論。其他醫案弁論，不遑枚舉。”(見森立之所撰“椿庭山田先生墓碣”)由此可見，其治學之嚴謹認真。

2、廣學博取 不泥於古

山田業廣一生治學頗雜，這與他廣學博取的治學方法有關。山田業廣先後隨朝川善庵、伊澤蘭軒、多紀元堅等學習漢方醫學和考據之學，從不同的老師那裡學到不同的知識，最終使得其既精於醫學又通曉考據之學。從《醫學心得方大略》一書中可以看出，他一生所讀的書包括醫經如《素問》、《靈樞》等，儒家經典包括《論語》等，其他醫書如《儒門事親》、《辨惑論》、《脾胃論》等，以及當時傳到日本的清儒的著作和江戶時期漢方醫學家的著作。如此廣泛的知識結構是其後來在各個方面均有所建樹的保證。山田業廣治學廣博，但他並不拘泥於先賢的成說，相反還勇於創新，且糾正先賢之短。山田業廣雖然繼承了多紀元簡等醫學考據學家的衣缽，但對其學問的不妥之處，絕對不會一味的順應。如《素問次注集疏·例言》中所述，考證折衷之學，註釋條句，權可立論。而通編貫帙，系統理論的形成更為重要。在此一書中，他還明確指出其師多紀元堅等的錯誤之處，並且在其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見解。他很注重對古注的理解與闡釋。在他的著作中，多收載古注全文，並進行總結與分析，其不足之處補入諸家及自己的見解。他以同樣的態度對《素問》、《傷寒論》和《難經》等古醫籍進行研究。如他的《素問次注集疏》是在王冰、林億注文的基礎上完成的；《傷寒論義疏》是以成無己《註解傷寒論》為底本。山田業廣認為古注本身即是准古典，必須予以尊重，主張不可對古注斷章取義，任意刪引。由此可知其師古而不泥古的治學方法。

山田業廣醫術高超，由於其醫術高超被幕府統治者敕封為醫仕等職，至明治時期又被封為一等侍醫兼政務參謀以及周旋局總裁等職務，可見其在當時的影響之巨。森立之在其墓碣中記載其在當時的影響時說：“先生屢遇諸侯聘，每奏偉勛，以故小諸、福山、棚倉三侯賞賜月俸。”（見森立之所撰“椿庭山田先生墓碣”）然由於山田業廣所處為德川幕府將要傾倒之時，漢方醫學受到來自政治方面的干預以致滅絕。在這種情況之下，山田業廣帶領眾多弟子以及同仁奮起反抗，並且創辦“溫知社”作為挽救漢方醫學的據點，他也成為當時支持漢方醫學的一桿旗幟。山田業廣可謂是為了漢方醫學而奮鬥了一生，在其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明治十六年（公元1883年），隨著醫師免許規則的施行，湯液、針灸等傳統醫學被全面否定，就這樣漢方醫學在日本逐漸走向了滅亡。雖然山田業廣的奮鬥沒有挽回漢方醫學在日本沒落的一幕，但是其為漢方醫學復興而奔走呼號的事實將被歷史所銘記。

在學術方面，他繼承了多紀家族以及伊澤蘭軒等人的遺志，促進了漢方醫學考據學的發展。進入明治時期之後，山田業廣將考據學派的成果加以繼承、總結、發展。他對《內經》、《傷寒雜病論》、《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書進行了細緻的考據研究，著成了諸如《傷寒論義疏》、《千金要方札記》、《外台秘要札記》、《素問次注集疏》等不朽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他不僅完全繼承了江戶時期醫學考據學家的學術精要，還對他們的不足之處進行了改善。他認為，對醫學典籍的考證不僅要求做到字斟句酌，還要能夠通貫全篇，只有這樣才能夠系統地理解醫學典籍的要義。經過山田業廣的發揮使得漢方醫學考據學派的貢獻更為巨大。在他的一生中著書達一百多卷，包括醫經、經方等多個方面，這為後世學者留下了一筆不朽的財富。他的門人有三百多名，均是當時漢方醫學界的精英。

《素問次注集疏》序

山田業廣先師《素問次注集疏》不日將點校出版，為日中兩國讀者所共饗，身為致力於倡先師碩學於世之一介小生，不勝欣喜。先師業績遭明治廢絕漢方之禍殃，蒙歲月之塵埃，湮沒於後世久矣。值此書在中國梓行之際，僭贅數言，以遂吾儕尊師之夙願。

1982年春，我在北京中醫學院留學時，承蒙矢數道明先生（1905年－2002年）之託，調查中國所藏日本傳統醫書的現況。那期間，我每天到圖書館，或利用《中醫圖書聯合目錄》進行調查，其結果已發表於《漢方之臨床》雜誌。與此同時，在北京中醫研究院發現了業廣（1808年－1881年）《金匱要略集注》和《難經本義疏》的自筆本。《金匱要略集注》一書，森立之（1807年－1885年）在所撰業廣墓碣文中讚譽為《金匱要略》研究之白眉，其後大冢敬節先生（1900年－1880年）嘗多方尋求而未得。於是，懇請畏友小曾戶氏，將台灣故宮所藏森立之《神農本草經考注》複印本贈送中醫研究院，作為互換，《金匱要略集注》獲允複印，於1983年夏帶歸國。這是在業廣此本書擱筆之後，歷經120餘年的回歸故里。通過此次調查，我對業廣的業績作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並撰寫了“幕末考證學派的巨峰，椿庭山田業廣”一文，附載於《山田業廣選集》書中。（此書影印收錄了山田業廣《傷寒論札記》、《金匱要略札記》、《金匱要略集注》等書。東京，名著出版，1984年。）

業廣與森立之同被譽為伊澤蘭軒（1777年－1829年）門下“五哲”之成員。常在江戶醫學館講授《金匱要略》。明治以後，漢方存續運動中，挺身出任“溫知社”初代社主。門人約集300餘名，著書約達三十八部一百八十一卷，大多是對醫經及經方進行全面性研究之作，而未見入門或概說類著作。由於業廣淡泊於著書的問世，聲譽的博得，因此，生前在弟子的再三陳請下，僅刊行了《經方弁》一書。

業廣的著述，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自1834年至1846年為前期，1847年至1859年為中期，1866年至1875年為後期。前期偏重於學習筆記整理、修改，中期主要對《傷寒論》、《金匱要略》等諸方面進行研究。後期為古醫籍研究的完成期，第一是《素問》、《靈樞》、《難經》等理論研究，第二《千金方》、《外台秘要方》等方書研究。這一時期，並將研究過程中所撰述的豐富多彩的考證論文加以彙編。

1866年，業廣首先編集了《醫經聲類》，該書網羅了《素問》、《靈樞》中重要語句，其特點是不單記載了語句的所在，而且引用了該語句的前後關連內容，現今對我們的研究仍有極大裨益。1869年《醫經訓詁》著成，本書廣泛彙集了日中兩國學者對《素問》、《靈樞》、《難經》重要條文具代表性的註釋，以及古典書籍相關訓詁內容。《素問次注集疏》二四卷，堪稱內經研究之淵藪，集大成之巨帙。其特徵是全部收錄王冰及林億的注文，並對其亦加以註釋。另外，大量引用馬玄台、吳昆、張景岳三家注，及多紀元簡（1754年－1810年）、元堅（1795年－1857年）以來考證學醫家的註釋。又利用《醫經聲類》、《醫經訓詁》等研究成果，記述自己的博識卓見。

業廣的著述與當時考證學醫家明顯不同之處，在於參考古注本基礎上，加以研究註釋。業廣雖然繼承了元簡以降考證學醫家的業績，但對其學問的不妥之處，絕不苟同，正如《素問次注集疏，例言》中所述，考證折衷之學，註釋條句，權可立論。而通編貫帙，系統理論的形成更為重要。因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收載古注全文，其不足之處補入諸家及自己的見解。他不僅對《素問》，而且以同樣的態度對《傷寒論》和《難經》等古醫籍進行研究。如他的《傷寒論義疏》是以成無己《註解傷寒論》為底本，《難經本義疏》以滑伯仁《難經本義》為底本。另外，《千金要方札記》、《外台秘要札記》、《證類本草序例箋注》等一系列著述中亦貫通著同樣的研究方法。業廣認為古注本身即是准古典，必須予與尊重。主張不可對古注斷章取義，任意刪引。

多紀元簡以後的考證學醫家們，不僅對內經醫書、仲景醫書、本草進行深入研究，而且相繼發現了《太素》、《醫心方》、《新修本草》等貴重文獻，並對古醫籍善本進行了復刻，創下了輝煌的業績。從業廣與這一派學者的師弟與交友關係考慮，理所當然參與其中，但他卻未參加。顧其歷史背景，或可臆測其緣由。當時，學者們多熱衷於研究新發現的文獻，而業廣則果敢地另闢蹊徑。面對倍受重視的《太素》，他選擇了王冰注；雖有令人新奇的《醫心方》，他更青睞《千金方》、《外台秘要方》；縱使《新修本草》、《神農本草經》諸古本草輯佚熱潮起，他篤信《證類本草序例》之真。即至今日，翻閱古代醫學典藉，業廣的研究仍如引導我們前進的路標。

最初，我目染山田業廣業績，並向學界作了全面介紹。可是，當時已被影印出版的僅有四、五部非代表作而已。二十年後的今天，包括此次本書在中國翻字出版，其主要著作業已面世。漢方醫學瀕臨滅亡的危機中逝去的業廣先師，其在天之靈，或許稍受慰藉吧！

我的恩師矢數道明先生，篤敬江戶時代之先學，為漢方醫學的復興、發展而奮鬥終生。若有奇緣，此文擱筆之日，正逢矢數恩師一年之忌辰。此時此刻，不由使我憶起將北京帶回的《金匱要略集注》，與恩師拜供於業廣先師墓前的情景，永遠緬懷培養、扶掖吾輩後學的道明先生和業廣先師之學恩。

在此對同志於我，為本書的翻字、刊行傾注了極大熱情的郭秀梅、岡田研吉、加藤久幸三位碩學，致以崇高的敬意，茲作此序以志夙願克遂。

二00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茨城大學教授　真柳　誠　謹識

（郭秀梅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