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昭弒君

正始十年（249年）起的十年間，司馬懿及其子司馬師、司馬昭先後發動高平陵之變、嘉平之變，鎮壓淮南三叛。在這些事件中，司馬氏集團廢少帝曹芳，逼死宗室曹彪，殺大臣曹爽、桓范、何晏、王凌、夏侯玄、李豐、張緝、許允、毌丘儉、諸葛誕等（大多誅及家人），其權力日益鞏固下來。

司馬氏集團注重豢養親信，培植勢力。司馬師曾暗中豢養死士三千人。司馬昭也豢養死黨，例如替司馬昭弒君的成濟，弒殺曹髦時擔任太子舍人；傳世文獻中並無關於曹髦立太子的記錄，胡三省判斷，成濟的太子舍人之職，是司馬昭私相授受的結果。他們也注意把控軍權，控制禁軍的中護軍賈充即是司馬昭的心腹。

自正始十年（249年）至甘露三年（258年），曹魏皇權日漸衰微。尤其是曹芳被廢后，皇宮衛士被大量削減，僅以老弱戍守；又據毌丘儉所言，司馬師不上朝覲見君主，曹髦欲探問其疾病，也被司馬師拒絕，皇權之衰微可見一斑。

曹髦雖無實權，但才慧早成，有志於中興曹魏，尤其推崇中興夏朝的少康。即位之初，曹髦曾採取減省用度、派遣侍中巡視等舉措。司馬師死去后，曹髦命司馬昭鎮守許昌，令尚書傅嘏率六軍回京師，由此可以達到削奪司馬昭的兵權的效果，但司馬昭用傅嘏及鍾會的計謀，公然抗旨，自己率軍回京。曹髦計劃落空，又不得不對司馬昭加以籠絡。此後，曹髦還曾寫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對此感到厭惡，二人的矛盾逐漸激化。

曹髦在位時期出現了一些異常“天象”，例如頻繁出現的“龍現於井”的情況，又如甘露五年正月初一日（己酉，260年1月30日）發生日食。西漢的京房、東晉的干寶等學者，依據天人感應等學說，認為此類現象預示著君權衰落、禍事興起。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當事人的心理狀況也難免受到此類天象的影響，例如曹髦借“龍現於井”寫作的《潛龍詩》即是以此類觀點為主旨的。

曹髦討伐司馬昭的直接原因，是難以忍受司馬昭擅權、皇權日 漸衰微的局面，且擔心自己遭遇被廢黜的結局。其導火索，則可能是曹髦被迫對司馬昭進行的封賞和司馬昭的矯飾推脫。曹髦曾於甘露三年（258）五月封司馬昭為晉公、建立晉國並設置相應官府機構、加九錫、升相國，司馬昭九次推辭，這件事停了下來，改為在原爵位高都公中增加萬戶、三縣的食邑，無爵位的兒子都封為列侯。甘露五年（260年）四月，曹髦被迫再次進行前述封賞，此時距政變爆發僅有一月的時間。這一次，司馬昭並沒有像先前一樣“前後九讓”、加以推辭，有研究者認為，這是司馬昭與曹髦之關係徹底破裂的直接誘因。

此外，盧弼根據《晉書·文帝紀》的記載，推測當時司馬昭的確有廢黜曹髦的圖謀，而《魏氏春秋》記載的鄭小同的被毒殺，也正是緣於司馬昭擔心自己廢立君主的圖謀泄露。另據《魏晉世語》、《晉書·石苞傳》等記載，時任鎮東將軍石苞曾覲見曹髦，被曹髦挽留了很久。司馬昭派人請來石苞詢問情況，石苞說：“這位君主可不是一般人。”次日石苞就離開洛陽，不幾日即發生司馬昭弒君之事。

甘露五年五月初六（戊子，260年6月1日）夜，曹髦親自帶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人奪下陵雲台發放鎧甲兵器等物，準備趁機親自率領他們出宮討伐司馬昭。時值下雨，有司奏請改日行動。

於是，曹髦召見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對他們說：“司馬昭的野心，連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廢黜的恥辱，今天我要親自與你們一起出宮討伐他。”王經勸阻曹髦說：“古時魯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專權，討伐失敗而出走，丟掉了國家，被天下人所恥笑。如今權柄掌握在司馬昭之手已經很久了，朝廷內以及四方之臣都為他效命而不顧逆順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宮中宿衛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憑藉什麼？而您一旦這樣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卻反而使病更厲害了嗎？禍患恐怕難以預測，此事應該慎重。”曹髦從懷中拿出黃絹紹書扔在地上說：“這樣做已經決定了！縱使死了，又有什麼可怕的！何況不一定會死呢！”

曹髦說完，就進內宮稟告郭太后。王沈、王業要王經與他們一起告密，但被王經拒絕。王沈、王業遂奔出宮殿，疾馳稟報司馬昭，使得司馬昭得以有所防備。

五月初七（己丑，6月2日），曹髦拔出劍登上輦車，率領殿中宿衛 和奴僕總共幾百人，鼓噪著出擊。此時，司馬昭之弟、屯騎校尉司馬伷和司馬昭心腹、中護軍賈充均率兵向皇宮進發。司馬昭之弟司馬乾想從閶闔門（系曹魏宮城正門）入宮，被時任大將軍掾滿長武（滿寵之孫）、孫佑等勸阻，改走東掖門；參軍王羨也被滿長武阻攔。

曹髦在東止車門遭遇入宮的司馬伷及其手下，曹髦左右之人怒聲呵斥他們，司馬伷的兵士被嚇得逃走了。

曹髦率眾繼續前進，至皇宮南闕，賈充率聽命於司馬昭的軍隊也從外入宮，迎面與曹髦戰於南闕之下，曹髦親自用劍拼殺，並且警告說自己是要有所討伐的，敢於輕舉妄動者將被族誅。一說，賈充的部眾停下來不敢交戰，甚至想要退卻。

騎督成倅之弟成濟，擔任太子舍人，也在賈充麾下，問賈充說：“事情緊急了，你說怎麼辦？”賈充說：“司馬公養你們這些人，正是為了今日。今日之事，沒什麼可問的！”成濟答道：“是。”於是立即抽出長戈上前刺殺曹髦，戈刃刺穿了曹髦的身體而從其後背露出。曹髦死在車下。

據《漢晉春秋》記載，司馬昭聽說曹髦被殺，大驚，自己仆倒在地上，說：“天下人該怎麼議論我啊！”太傅司馬孚聞訊奔跑過去，把魏帝的頭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著說：“陛下被殺，是我的罪過啊！” （《魏氏春秋》稱陳泰也前往現場號哭。 ）

司馬昭進入殿中，召集群臣議論善後事宜。尚書左僕射陳泰不來，司馬昭讓陳泰之舅尚書荀顗去叫他，陳泰不以為然，對荀顗說：“輿評拿我跟您相提並論，現在看，您不如我啊。”但子弟們里裡外外都逼著陳泰去，陳泰這才不得已流著淚入宮。司馬昭將他請到曲室之中謀划，說：“玄伯，你將怎樣對待我呢？”陳泰說：“只有殺掉賈充，才能稍稍謝罪於天下。”司馬昭考慮了很久才說：“你再想想退一步的辦法。”陳泰說：“我只有更進一步的辦法，不知如何再退。”司馬昭就不再說話了。

五月七日（己丑，6月2日）當天，頒布郭太后令，宣稱曹髦弒母不孝，將他廢為庶人，就以庶人禮安葬；並且表彰告密的王沈、王業，而要求將與司馬昭不同心的王經及其家屬逮捕治罪。這篇令被收錄在陳壽的《三國志》中。其中關於所謂曹髦弒殺太后的說法基本不被採信，但“從懷裡掏出黃素詔書”、“聲稱要親自出宮討伐大將軍”等多個細節，在裴松之注徵引的多篇關於司馬昭弒君的文獻中得到了反映。

五月八日（庚寅，6月3日），太傅司馬孚、大將軍司馬昭、太尉高柔、司徒鄭衝上奏，在指責被弒殺的曹髦悖逆不道、自取大禍、為世人和祖宗神靈所不容后，請求太后加恩將其葬禮等級提升為王禮，太后同意。

五月七日（己丑，6月2日）司馬昭弒君之後，司馬氏集團進行 了一系列政治清算。

其一，逮捕王經及其家屬，交付廷尉。王經向他母親謝罪，他母親臉色不變，笑著回答說：“人誰能不死，只恐怕死的不得其所。為此事大家同死，還有什麼遺恨！”到被誅殺的那天，故吏向雄為之痛哭，悲哀之情感動了整個街市之人。司馬炎在位時，認為王經“守志可嘉”，賜其孫郎中之職。

其二，將成濟作為弒君事件的替罪羊加以誅殺。一同被殺的還有成濟之兄、同在軍中的成倅。據《魏氏春秋》記載，成濟兄弟不服罪，光著身子跑到屋頂，破口大罵，被人從下方射殺。

其三，追究閶閭門守將的責任。據《魏晉世語》記載，司馬昭弒君后，責問司馬乾何以來遲，司馬乾便把被滿長武勸阻的事告訴司馬昭。參軍王羨因被阻攔，懷恨在心，也向司馬昭責難滿長武。司馬昭本就因平定諸葛誕時滿長武及其父昌邑侯滿偉 的表現不滿，借這個機會拷打滿長武，杖殺了他，並貶其父滿偉為庶人，人們為他們感到冤屈。另據《晉書·荀勖傳》記載，司馬昭想要對孫佑加以族誅，荀勖勸阻，其中說道：“現在成倅的罪過只由他自身來承擔，孫佑卻被族誅，恐怕忠義之士會私下議論。”於是司馬昭轉而將孫佑貶為庶人。

五月九日（辛卯，6月4日），群臣上奏，尊郭太后的“令”為“詔”。五月二十六日（戊申，6月21日），司馬昭又上疏郭太后，聲稱：自己本想捨棄己身、聽候曹髦裁決，但考慮到曹髦想謀殺太后，於是動兵，但仍命令將士不得傷害任何人，並曾連續發命，不得迫近天子輦車；成濟私自闖入兵陣導致曹髦被殺，現已將成濟軍法從事，還應逮捕成濟家屬，交付廷尉治罪。太后詔在再次責難曹髦后，同意了司馬昭的要求。

司馬昭決定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鄉公曹璜為天子，並派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去迎接曹璜，作為曹叡的繼承人。曹璜是曹操之孫，與魏明帝曹叡平輩，也非曹丕的直系後裔（當時曹丕仍有直系子孫在世，例如曹髦之弟曹啟）。

六月一日（癸丑，6月26日），太後下詔令群臣為常道鄉公曹璜更名。后定名曹奐。六月二日（甲寅，6月27日），常道鄉公繼位，即魏元帝，改元景元。

經過政變及後續處置，司馬昭弒君事件中的被害者除曹髦本人外，還包括：王經及其家屬，成濟、成倅兄弟 及成濟的三族，滿長武。孫佑 和滿偉 被免為庶人，已死的曹髦亦被追貶。告密者中，王沈不久便被封為安平侯，食邑兩千戶；王業則在入晉后擔任中護軍、尚書左僕射。賈充未被追究弒君之罪，且在曹奐即位後進封安陽鄉侯，增加食邑一千二百戶，統領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王祥在為曹髦舉哀時曾痛哭，不久加封為司空。司馬孚也曾為曹髦痛哭，並上表請求追究主使者，還請求提升曹髦墓葬的規格，後來，司馬孚也進封為長樂公。

司馬昭在弒君前，本有封晉公、升相國、加九錫的賞賜。弒君之後，五月二十一日（癸卯，6月16日），司馬昭對三項封賞加以推辭，郭太後下詔對他加以表彰。曹奐繼位后，於六月四日（丙辰，6月30日）即下詔讓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此後於景元二年（261年）八月、景元四年（263年）二月 繼續下詔封賞，都被司馬昭推辭。直到當年十月伐蜀屢有斬獲，曹奐又進行封賞，司馬昭方才接受。

司馬孚：殺陛下者，臣之罪。

王祥：老臣無狀。

張悌：曹髦之死，四方不動。

陳壽：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

元子攸：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又作：“吾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

房玄齡等《晉書》：①為帝之主，不亦難乎？······反雖討賊，終為弒君。（評司馬昭）②王沈才經文武，早屍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為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闈之禍遂臻。······處道文林，胡貳爾心？③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

葉適：至髙貴公，則又有可哀者。司馬懿父子暴擅亟奪，五年未遠，國祚已非魏有。······侍從、群臣一語不酬對，更假數歲，不過身親授受而已。而或者乃指《易》屯膏之義，謂小貞則吉，大貞則防，未知亡國與殺身，小大何所別異，而尚以吉凶言乎！宜公欲以少康自比而終不能也。公立時年十五，英才逸氣，與少康、晉悼略相似，哀哉！哀哉！

李冶：①士大夫大節，不必觀其所為，但觀其所不為足矣。······使沈、業如經之不言，則髦必當得志，昭必先誅，魏祚必不傾，司馬氏亦無自而王也。成敗之機，在於呼吸，而沈、業二鼠子背國佐賊。賊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變詐若沈、業者，真二國之賊也。②雖然魏史不傳王經，晉史為傳沈等，而千載而下，終不能廢經之美。而沈等之臭惡，借東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

胡三省：①帝固有志於少康矣，然而不能殲澆、豷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也。②帝有誅昭之志，不務養晦，而憤郁之氣見於辭而不能自掩，蓋亦淺矣，此其所以死以於權臣之手乎！③帝禮遇王沈，呼為“文籍先生”，而臨變乃爾，吁！

吳澄：夫弒髦，賈充發言，成濟操刃，而《皇極經世書》及《通鑒綱目》皆書曰“魏司馬昭弒其君髦”，曷嘗歸獄於賈充與成濟哉？趙盾之專，猶司馬昭之專也；晉靈之欲殺盾，猶曹髦之欲殺昭也；趙穿之弒晉靈，猶成濟之弒曹髦也。趙盾陽為不知謀，以求自免其弒君之罪，將誰欺乎？夫子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誅首惡也。

劉友益（元代學者）：曹髦之殞，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況唱逆者賈充，而抽戈者成濟，今但歸獄於昭，略不他及，何哉？趙穿親舉桃園之難，而《春秋》正色書盾。況昭久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葬以王禮，夛濟三族，天下豈可以文欺哉？若移以誅昭，則君弒賊討，始可以成禮葬矣。

邱濬：魏主髦之被弒，司馬昭之心、賈充之計也，特假手成濟耳。昭殺之，以欺世逭誅，今亦以“昭誅”書之何？用以示戒萬世，使人莫為賊臣所欺也。······人人不為權奸所用，則彼安能以其一人智力為之哉！

李贄：①王經極老成，然曹髦亦自不弱，屈於勢耳。②比操前事又加利矣，快心，快心。（就《三國演義》而評）

王夫之：使司馬昭殺賈充以謝天下，天下其可謝，而天其弗亟絕之邪？己謀逆而人成之，事成而惡其人，心之不昧者也。

毛宗崗父子評本：然而弒君之事，人固難之矣。司馬昭不自弒之，而使賈充弒之；賈充又不自弒之，而使成濟弒之。所以然者，誠畏弒君之名而避之耳。熟知論者不歸罪於濟而歸罪於充，又不獨歸罪於充，而歸罪於昭，然則雖畏而欲避，而何所容其避哉？《春秋》誅亂賊必誅其首，有以夫！（就《三國演義》而評）

何焯：或以公是舉失之輕脫，正使隱忍不發，亦不過作陳留王耳，吾殊健其勇決也！

趙一清：趙高之後，復見此事。王莽、梁冀陰行鴆毒，未有如此之顯者也。

牛運震：高貴鄉公遇弒之事，人所共憤。司馬氏又誣之以謀危太后之罪，豈復有天道邪！

李慈銘：①高貴鄉公······決計討司馬昭，亦不失為英雄。後人見其敗死，謂之寡謀輕舉，為魯昭公之續。不知楚莊王之討斗椒，叔孫昭子之討豎牛······皆冒險奮發，卒底於成。事機之會，間不容髮，勇決速斷，固除亂之首務矣。後世人君，狃於魯昭高貴之事，因循容忍，以釀大禍者，不知凡幾，可勝慨哉！高貴自言：“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耶！”二語慷慨激烈，千載下讀之猶有生氣。②觀《高貴紀》所載太后追廢之詔，醜辭誣詆，令人髮指，以賢如髦，而致斯慘酷，操之餘殃，甚矣。其時儒學重臣，若王祥、王沈、高柔、裴秀、盧毓輩，皆坐視此變，附和賊臣，經術之害，固有甚於匡、張、孔、馬者焉。

蔡東藩：魏主髦鹵莽從事，彷彿孫亮，亮且不能誅綝，髦亦安能誅昭？南關遇弒，莫非其自取耳。惟王經見危授命，始則進諫，繼則抗逆，身雖被戮，名獨流芳，而經母亦含笑就刑，賢母忠臣，並傳千古，以視成濟之為虎作倀，亦夷三族。其相去為何如乎？

呂思勉：①論兵力，高貴鄉公自非司馬昭之敵，高貴鄉公亦豈不知？然而敢於率兵直出者。一則忿威權日去，感情衝動，未免要孤注一擲；一亦由專制時代，皇帝的名義到底非尋常人所敢輕犯，他也有個幸勝的希冀。試看司馬昭的兵，既已潰退於前，賈充的兵又要漬退於後，則他的估計原沒有十分錯，無如狠惡而敢幹犯名義的人，歷代總是有的，尤其是在軍閥手下。而高貴鄉公就在這種情勢之下犧牲了。②這樣辦，成濟自然是冤枉的。但我說：冤枉或許只有一半、因為不許傷害高貴鄉公的命令，說不定司馬昭在當日是當真發出的，至少沒有叫他傷害高貴鄉公，因為這根本用不著。而成濟當日，殺人殺得手溜，竟把他刺得胸背洞穿，這也只好算作蠻性發作，自取其咎了。③然而俗話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司馬昭下如此辣手，難道不怕其餘的武人看著寒心么？然而他竟不怕。而其餘的武人也竟不能對他有什麼反響。.這就可見得他對於武人控制力之強，亦可見得成功者之非出於偶然了。

在政治權力層面上，隨著曹髦的被弒殺，從朝廷到地方，忠於曹 氏的勢力大體已被全部翦除。司馬代魏的最後一個障礙被掃除（另有觀點將鍾會視作最後的障礙），司馬氏的地位更加鞏固。對司馬氏而言，其篡魏的遮羞布已被撕下，篡魏勢在必行。對賈充、王沈而言，他們對司馬昭功勞卓著，必將獲得豐厚的政治回報。

然而，從社會輿論的角度看，司馬氏雖權勢愈甚，卻因礙於弒君的惡劣影響，被迫暫緩魏晉禪代的步伐。有研究者認為，這是曹髦以生命為代價，為新即位的曹奐留下的一筆政治遺產。不過，與曹芳和曹髦為了應對司馬氏的篡權奪位試圖掙扎抵抗不同，曹奐對司馬氏集團及其所推進的魏晉禪代採取了服從的態度。而司馬昭為了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弒君所帶來的道德危機，使魏晉禪代重新具有道義上的合法性，遂力排眾議發動魏滅蜀之戰，借伐蜀之功為其禪代鋪平道路。最後，曹奐禪位於司馬炎，使魏晉禪代終告實現。

儘管最後禪代成功，司馬昭弒君事件仍成為了司馬氏集團揮之不去的政治陰影。例如，王沈被曹髦尊稱為“文籍先生”，卻不忠於曹髦而告密，導致司馬昭弒君，故而受到輿論的批評。西晉建立后，賈充還曾在宴會上被庾純批評為“天下凶凶，由爾一人”，反駁后又被庾純質問“高貴鄉公何在”。賈充的母親見到古今皆重忠義，故多次痛罵親手弒君的成濟，只是不知其子賈充也參與了弒君之事，僕人們聽到她罵成濟都偷偷地笑。另據《資治通鑒》記載，賈充曾質問孫皓其之前在東吳實行的酷刑是怎麼一回事，不料被孫皓反唇相譏：“人臣有弒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這令賈充十分尷尬。直到東晉，據《世說新語》記載，當晉明帝聽王導講述晉朝建立的過程，聽到司馬昭弒君等事時也忍不住捂住臉說：“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弒君事件后，直到唐代前，各類傳世文獻往往不直接將司馬昭稱為弒君者。例如在《魏晉世語》中，該事件被稱為“高貴鄉公之難” ，《世說新語》中，稱這一事件為“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 。至唐代，《晉書》在《文帝紀》中，曾引用趙盾弒君的典故，說司馬昭“反雖討賊，終為弒君”；但在《石苞傳》、《荀勖傳》中，又分別使用了“成濟之事”和“高貴鄉公欲為變”的表述。清人郭倫在《晉記》中批評後者“大悖於理”。

唐代人蕭穎士則直書“司馬昭弒帝於南闕”，許嵩《建康實錄》也說“魏相國司馬昭弒其君髦”。此後，宋代邵伯溫《皇極經世書》 、朱熹《資治通鑒綱目》、蕭常《續後漢書》 ，以及宋元之際馬端臨《文獻通考》引述其父馬廷鸞語、郝經《續後漢書》 ，也有與之類似的提法，金朋說還有題為“司馬昭弒魏主”的詩作。 《三國演義》中，“司馬昭弒君”及類似語詞更是反覆出現。

此外，《漢晉春秋》記載的曹髦之語，后演變為成語“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為謀朝篡位、爭權弒君的代名詞，還用於泛指人所共知的陰謀。

記載司馬昭弒君的各種典籍，在內容上有諸多分歧。例如：

關於曹髦的計劃，《太后令》、《漢晉春秋》、《魏氏春秋》等均稱曹髦在召見王經等時就已經決心出宮討伐司馬昭，但《晉書》稱曹髦的計劃是在宮中召見百官並罷免、放逐司馬昭，並下令宮禁戒嚴、只待天明，但因為得知王沈、王業告密，才改變計劃，主動出擊。

關於人物言論，《漢晉春秋》記載曹髦說“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但《魏晉春秋》未記載此語，而是記載曹髦說：“假如這都可以忍耐，還有什麼不能忍耐的！今天務必行動。” 《魏末傳》記載的賈充鼓動將士的話，較之其他史籍中的更為露骨，即，當成氏兄弟率部下出列，又回頭問賈充說“要殺，還是要抓”時，賈充徑直說：“殺！”即使同是《漢晉春秋》，也因版本不同而存在岐說，例如《三國志注》中曹髦所說的“正使死，復何懼”一句，《世說新語注》中“懼”作“恨” ，含義有所不同。

關於曹髦敗亡的過程，《晉書·文帝紀》等稱司馬昭的部眾不敢與曹髦的部眾交戰，但《魏氏春秋》反映出曹髦死前其部眾已經潰散，淪為孤家寡人，成濟是在這種情況下受賈充鼓動弒殺曹髦。而《魏末傳》則記載曹髦在雙方交戰中曾有“放仗”（即“放下武器”）的命令（一種理解是曹髦自知不敵，下令投降），但還是被趁機弒殺；該書還將刺殺曹髦者記載為成濟和成倅兩人。此外，關於弒君所用的兵器，也有戈 和矛 的不同說法。

據《三國志》，曹髦的葬禮由庶人禮加恩提升為王禮， 《漢晉春秋》則稱曹髦下葬時，送葬隊伍未掛旌幡，只有幾輛喪車。百姓們圍觀，有人說：“這就是前些日子被殺的皇帝啊！”還有人掩面哭泣，悲痛不已。

裴松之認為，《漢晉春秋》所記算不上王禮。他還引述子貢的話，認為《漢晉春秋》的這一記載與傳世文獻對紂惡行的記載相似，誇大其詞，是對司馬氏的誹謗。周壽昌則認為，裴松之並沒有充分認識到司馬昭的“凶威”，所謂王禮可能只是名義而已。同時，周壽昌也注意到了《帝王世紀》關於曹髦被以公禮安葬的記載。

此外，《漢晉春秋》記載曹髦在丁卯日下葬，但甘露五年五月無丁卯日。司馬昭弒君之後最近的丁卯日為景元元年六月十五日（260年7月10日）。

《晉諸公贊》記載，王經拒絕與王沈、王業一同向司馬昭告密。 《晉紀》也反映出王經忠於曹髦。但《魏晉世語》則記載，王經是因為“正直”才沒有離開宮禁，且他也通過王沈和王業向司馬昭傳達自己的心意；王業並沒有傳達，這才導致王經及其母被殺。學者們普遍質疑《魏氏春秋》的記載，《資治通鑒》也採信《晉諸公贊》的記載，未採信《魏氏春秋》；但圍繞《魏晉春秋》中“正直”的含義，仍存在爭議。

劉孝標認為，此處的“正直”並無特殊含義，而《魏晉世語》既說王經正直，又說王經向司馬昭傳達心意，是自相矛盾的，《晉諸公贊》和《晉紀》的記載則是可靠的。盧弼也認為“正直”應當“如本字意”，又徵引他人觀點並附以己見指出，從王經最後的慘烈結局來看，他應該是忠於曹髦的；《魏晉世語》關於王經向司馬昭傳達心意的記載，就其來源而言，很可能是促成司馬昭弒君的王沈等人為了抹黑王經的形象而捏造的。

何焯、吳金華等人則對“正直”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何焯認為“正直”是“正當入直”之意，吳金華則認為“正直”指值班官員之首，是與“次直”相對的概念。

《三國志》、《晉書·文帝紀》都有成濟、成倅的家人被株連的記載。然而，丁國鈞據荀勖勸諫司馬昭不要誅殺孫佑的話（也就是“今成倅罪止其身”） ，認為所謂株連夷族並未實行。不過，從《三國志》記載的司馬昭的表章看，成濟和成倅被殺與司馬昭上奏請求株連兩事間有一定間隔，荀勖所說的“成倅罪止其身”，或許只是司馬昭上奏請求株連之前的情況。

據《三國志》記載，陳泰死於司馬昭弒君這一年，但未記載具體死因，也未提及陳泰參與司馬昭弒君事件的處置。《晉紀》、《魏氏春秋》、《漢晉春秋》則均記載陳泰在司馬昭弒君之後提出殺死賈充以向天下人謝罪，司馬昭不接受。不過，《魏氏春秋》稱陳泰在商議前曾和司馬孚一起伏帝屍痛哭、商議后嘔血身亡； 《晉紀》是否記載陳泰之死不詳，但其記載陳泰原本閉門不出，應不存在伏屍痛哭之事；《漢晉春秋》則稱陳泰是在請求誅殺賈充而被司馬昭拒絕後，回到家中自殺而死。

裴松之在《三國志注》中曾對《晉紀》和《魏氏春秋》的記載進行辨析。他認為，由於《晉紀》記載陳泰在司馬昭對弒君事件進行善後時官居太常，而《三國志》本傳沒有陳泰當過太常的記載，故《晉紀》記載的來源存在疑問；至於《魏氏春秋》的記載，則是在《晉紀》記載基礎上加以改編的結果，更加缺乏真實性。對於前述《漢晉春秋》的關於陳泰之死的記載，裴松之則沒有徵引和討論。

對於司馬昭弒殺曹髦的過程，陳壽在撰寫《三國志·三少帝紀》時僅以“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加以直接敘述，不僅字數短少，而且未記載死亡地點和原因，也不稱曹髦為帝，而改稱舊號“高貴鄉公”。其餘部分，主要是善後時郭太后的令和司馬昭等人的表章，其中貶斥曹髦、褒揚司馬、不提賈充、諉過成濟。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批評陳壽等史學家把責任推到成濟身上，對司馬昭弒君的真正過程避而不談，不及習鑿齒的秉筆直書。清代學者趙翼也批評陳壽，認為“賈充奉司馬昭旨使成濟刺帝之事，略無一字”，被弒殺者就像壽終正寢一般；弒君之主謀司馬昭，不僅無罪，反而有“討賊之功”，是“曲筆之甚者”。

清代學者何焯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陳壽不記載死亡地點，是遵循了春秋筆法，暗示出曹髦並非自然死亡，猶有良史風範；而通過詳細抄錄令和表章，也可以間接呈現司馬昭弒君的本來面貌；這樣書寫，是必要的變例。梁章鉅對他進行反駁，認為陳壽記載司馬昭弒君的方式讓人費解，從春秋筆法的角度解讀不過是為陳壽開脫。盧弼則認同何焯的觀點，還有論者稱陳壽是“變例直書”。

據研究，陳壽修史的確深受《春秋》影響。儘管如此，當代學者對陳壽的舉動的評價仍很不一樣。學者於植元認為：“太后令”的出籠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其執筆者也並非陳壽；陳壽修史，不得不將之存錄，但他仍費盡心計在史料的剪裁和安排上為被弒的曹髦鳴不平，“只是讀者需要細心揣摩方可悟出究竟”。柯美成則認為，陳壽就司馬昭弒君之事對司馬氏進行的回護是不能否認的。

羅貫中著《三國演義》第一百一十四回。

蔡東藩著《後漢演義》第九十九回，《兩晉演義》第一回。

1994年版電視劇《三國演義》第八十一集《司馬昭弒君》。

2013年紀錄片《中國通史》之《西晉統一》。

2015年紀錄片《園林》第三集《桃花源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