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七子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佔據鄴城（今邯鄲臨漳）后，在中國北部創造了一個以鄴城為中心的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曹操倡導“尚刑名”，“尚通脫”，又善屬文，愛文士。許多文士在飽經戰亂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繼奔往鄴城，歸附到曹氏周圍。在這裡形成了以“三曹”為領袖，以“七子”為代表的，龐大的鄴下文人集團。他們戰時大多隨軍，歸來習文作詩，探討文學，歌功頌德，抒發情懷，寫征戰之苦，述社會之亂，相互批評、磋商，共同提高寫作水平，發展並繁榮了建安文學，給後人留下了“建安風骨”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建安”是東漢末年獻帝劉協的一個年號，東漢末，董卓亂后，軍閥割據，戰事頻仍。長安、洛陽皆廢毀。獻帝從長安到洛陽，又被曹操迎接到許昌。這一年（即196年）改興平為建安元年。

220年，曹操死，獻帝禪位於曹丕。建安文學，通常指從漢末到魏初這個時期的文學，但並非僅限於這25年。

建安時期，是我國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時期，“俊才雲蒸，作家輩出”，各種文體得到發展，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東漢王朝處在大分裂、大動蕩、軍閥混戰中，在文學上卻放射出絢麗的異彩。這是與當時社會各方面的因素有關的。

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不安。漢沛國譙（今亳州）人曹操組建青州兵，挾持漢獻帝，統一北方，社會有了比較安定的環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學修養，由於他們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學有了新的生機。在當時建都的鄴城（故址在今河北省臨漳縣境內），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詩、賦、文創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詩歌，吸收了漢樂府民歌之長，情詞並茂，具有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漢末的社會現實以及文人們的思想情操。因發生在漢獻帝建安時期，故後人稱這一時期的文學為建安文學。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為核心。曹操是建安文學的主將和開創者，今存其樂府詩20餘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寫了軍閥混戰時期的慘景，《短歌行》更是膾炙人口的名篇。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詩歌委婉悱惻，多以愛情、傷感為題材。兩首《燕歌行》是現存最早的七言詩。其所著《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著作。曹植是這一時期最負盛名的作家，流傳下來的詩賦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繪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樑甫行》，描寫愛情的《美女篇》，《洛神賦》等，曹植寫《七步詩》的原委，更流傳為盡人皆知的佳話。李白有“蓬萊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學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曹操、曹丕、曹植合稱三曹，是建安時代最為優秀的詩人。他們雅愛詞章，不但以帝王之尊、公子之豪提倡文學，促成了五言古體詩歌的黃金時代，而且身體力行，創作了各具風格的名篇佳什：曹操的詩悲涼慷慨，氣韻沉雄；曹丕的詩纖巧細密，清新明麗；曹植的詩則骨氣充盈，淋漓悲壯，對後代詩人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本書依據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精心擇取曹操詩19首，曹丕詩39首，曹植詩70首，分加題解和註釋，對深入理解三曹詩作極有幫助。

南朝齊書法家王僧虞說：“曹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曹操的詩勝在氣勢與境界，他的兩個最出名的兒子曹丕子恆與曹植子建都是天才的詩人，他們的文學天賦都要比他高。但曹植的才幹更高，其詩如天籟之音，天馬行空高高在上。為眾多學者文士所推 崇景仰。但也有不喜歡的，如明文學家王世貞就說：“子建天才流麗，雖名譽冠千古，而實遜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辭太華。”而曹丕的天賦是詩人傷春悲秋的敏感，細膩的感悟感傷。所以有人謂之曹植的詩如仙，曹丕的詩如人。讀曹操曹植的詩篇更多的是令人仰慕與傾佩, 而讀曹丕的詩則更多的是動容。雖曹丕之詩名不如其父曹操其弟曹植，但魏文帝的詩歌卻最像文人。相比之下曹丕更容易令人感動，因為他詩篇里流露出的細膩的感傷，更能令人產生的共鳴。明朝鍾惺在《古詩歸》說他的詩“婉孌細秀，有公子氣，有文人氣”。清代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說：“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

曹操（1 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瞞，沛國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人，父親曹嵩是得寵宦官曹騰的養子，官至太尉。曹操二十歲舉孝廉為郎，后在漢末大亂中聚集兵馬，建立了自己的軍事武裝。官渡一戰擊敗北方最大的割據勢力袁紹，逐步統一了北方，成為北方的實際統治者。

建安元年（公元208年），受封為丞相，公元216年，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王。

建安十三年公元220年3月15日，曹操於洛陽逝世，享年66歲，謚號“武王”，死後葬於高陵。曹丕繼位后不久稱帝，追謚曹操為“武皇帝”，廟號“太祖”，史稱魏武帝。

曹操不但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還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著有《孫子略解》、《兵書接要》等軍事著作和《蒿里行》、《觀滄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龜雖壽》等不朽詩篇。後人並且輯有《曹操集》。

曹操手跡曹操的詩歌，極受樂府影響，現存的詩歌全是樂府歌辭。這些詩歌雖用樂府舊題，卻不因襲古人詩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縛，卻又繼承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輓歌，曹操卻以之憫時悼亂。《步出東門行》原是感嘆人生無常，須及時行樂的曲調，曹操卻以之抒述一統天下的抱負及北征歸來所見的壯景。可見曹操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歌，開啟了建安文學的新風，也影響到後來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詩的內容大致有三種：反映漢末動亂的現實、統一天下的理想和頑強的進取精神、以及抒發憂思難忘的消極情緒。

漢末大亂，曹操又南征北討，接觸的社會面非常廣大，故多有親身經驗和體會如《蒿里行》謂漢末戰亂的慘象，見百姓悲慘之餘又見詩人傷時憫亂的感情。故後人謂曹操樂府“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曹操生於官宦，對天下具有野心，故懷有統一之雄圖，《短歌行》有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可資明證。其進取之心亦可見出，如《龜雖壽》言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言己雖至晚年仍不棄雄心壯志。

一代裊雄，縱風光一世，亦有星落殞滅之時。曹操對此也感到無能為力，只有作詩感嘆，無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傷，《秋胡行》之低沈情緒，《陌上桑》等遊仙作品中都可見他的消極情緒。

曹操的詩歌形式是十分創新的。他尤擅寫五言體和四言體。《蒿里行》原是雜言，曹操卻以五言重寫，非常成功。四言詩方面，本自《詩經》之後已見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卻繼承了《國風》和《小雅》的傳統，反映現實，抒發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均是四言詩之佳作，使四言詩重生而再放異彩。曹操詩文辭簡樸，直抒襟懷，慷慨悲涼而沉鬱雄健，華美辭藻並不常見，惟形象鮮明，如《觀滄海》一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寥寥數筆，即能以遼闊的滄海景象，表現詩人的胸襟，不加潤飾。

字子桓，生於靈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死於魏黃初七年（公元226年）。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亂世，曹丕便“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典論自序說道：“余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余常從。”他多次隨其父於金戈鐵馬間南征北戰，目睹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慘狀，“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蒿里行》，所有這一切，為他以後的詩歌創作提供了真實的生活基礎，也確實在他的詩歌里得到了真實的反映。

（192~232）字子建，曹丕的弟弟。卞氏所生第三子。曾封為陳王，死後謚「思」，故世稱陳思王。在建安文人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對當時及後代的影響最大。後人評價也最高。

曹植天資聰穎，才思敏捷，早年即有「綉虎」雅號。一度受到曹操的信任，幾被立為太子。最後終於失敗。曹操立曹丕為嗣，誅楊修，曹植榮寵日衰，曹丕即位，殺丁氏兄弟，曹植也受到迫害，屢改封地，名為王侯，行動卻不得自由，動輒獲咎，如同囚徒。黃初之世，始終處在生命恐懼之中。

曹丕死，明帝曹睿即位之後，曹植的處境有所改變，他一度煥發希望，上表請求自試，終不為所用，於太和六年，抑鬱而終。

詩例

《七步詩》原文

煮豆持作羹，

漉菽以為汁。

萁在釜下燃,

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七步詩》現代版本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建安年間（196～220）七位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七子”之稱，始於曹丕所著《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期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優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七子中除了孔融與曹操政見不合外，其餘六家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都親身受過漢末離亂之苦，後來投奔曹操，地位發生了變化，才有了安定、富貴的生活。他們多視曹操為知己，想依賴他干一番事業。故爾他們的詩與曹氏父子有許多共同之處。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鄴（今邯鄲臨漳）中，又號“鄴中七子”。

孔融（153-208）

孔融字文舉，其實家學淵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孫，魯國曲阜人，後來為曹操所用。他年少時曾讓大梨給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這也就是『孔融讓梨』的故事了。靈帝時，辟司徒楊賜府。中平初（185）,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不合，託病辭歸。后辟司空府為僚屬，拜中軍候，遷虎賁中郎將。獻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轉為議郎,出至黃巾軍最盛的青州北海郡為相。興平二年（195），劉備表薦他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紹之子袁譚攻青州，孔融隻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遷獻帝都許昌，征孔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在許昌，不滿曹操雄詐,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復拜太中大夫，退居閑職，好士待客，座上客滿，獎掖推薦，聲望甚高。終為曹操所忌，枉狀構罪，下獄棄市。孔融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豐。現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詩。散文如《薦禰衡表》、《與曹公論盛孝章書》辭藻華麗，駢儷氣息較多；《與曹操論禁酒書》則有詼諧意味。其《雜詩》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寫喪子之痛，哀婉動人。

陳琳（？ -- 217）

字孔璋，廣陵（今江蘇江都）人，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無確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較年長，約與孔融相當。漢靈帝末年，任大將軍何進主簿。何進為誅宦官而召四方邊將入京城洛陽，陳琳曾諫阻，但何進不納，終於事敗被殺。董卓肆惡洛陽，陳琳避難至冀州，入袁紹幕。袁紹使之典文章，軍中文書，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為袁紹檄豫州文》，文中曆數曹操的罪狀，詆斥及其父祖，極富煽動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戰，袁紹大敗，陳琳為曹軍俘獲。曹操愛其才而不咎，署為司空軍師祭酒，使與阮瑀同管記室。后又徙為丞相門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與劉楨、應瑒、徐幹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長章奏書記。《飲馬長城窟》為他的詩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築長城故事，揭露當時繁重的徭役給民間帶來的苦難，尤為深刻。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城）人，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時往見左中郎將蔡邕，蔡邕見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強記默識，善算術行文；一次與友人共行，讀道邊石碑，觀一遍而背誦之，不失一字。又曾觀人下圍棋，其局亂，王粲復為重置，不誤一道。後到荊州依附劉表，劉表以其為上賓。劉表死後，王粲勸劉表次子劉琮，令歸降於曹操。曹操至荊州，王粲賜爵關內侯。魏國始建宗廟，王粲與和洽、衛覬、杜襲同拜侍中，共議尊曹操為「魏王」；后因中書令荀攸諫止不行而後憂死，其議遂罷。在七子中屬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詩》和《登樓賦》最能代表建安文學的精神。《七哀詩》之一（《西京亂無象》）寫他由長安避亂荊州時途中所見飢婦棄子場面，深刻揭示漢末軍閥混戰造成的慘象及人民深重災難，使人怵目驚心。《登樓賦》是荊州時登麥城城頭所作，主要抒發思鄉之情和懷才不遇的愁恨，富於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賦的名篇。

徐幹（171-217）

字偉長，北海（今山東濰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學，潛心典籍。漢靈帝末，世族子弟結黨權門，競相追逐榮名，徐幹閉門自守，窮處陋巷，不隨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軍師祭酒掾屬，又轉五官將文學。數年後，因病辭職，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長，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主要著作是《中論》，曹丕稱讚此書『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后。』（《與吳質書》）其情詩《室思》也寫的一往情深。

阮瑀（?-212）

字元瑜，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名作有《為曹公作書與孫權》。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描寫孤兒受後母虐待的苦難遭遇，比較生動形象。年輕時曾受學於蔡邕，蔡邕稱他為“奇才”。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當時軍國書檄文字，多為阮瑀與陳琳所擬。后徙為丞相倉曹掾屬。詩歌語言樸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會問題。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描寫孤兒受後母虐待的苦難遭遇。阮瑀的音樂修養頗高，他的兒子阮籍，孫子阮咸皆當時名人，位列“竹林七賢”，妙於音律。明人輯有《阮元瑜集》。

應瑒（?-217）

字德璉，汝南（今河南汝南縣東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長作賦，代表性詩作《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初被魏王曹操任命為丞相掾屬，後轉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將時，瑒為將軍府文學（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賦數十篇。詩歌亦見長。

劉楨（?-217）

字公幹，東平（今山東東平縣）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學見貴。建安中，劉楨被曹操召為丞相掾屬。與曹丕兄弟頗相親愛。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視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勞役，后又免罪署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217），與陳琳、徐幹、應瑒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詩歌、特別是五言詩創作方面。今存詩十五首，《贈從弟》三首為代表作，言簡意明，平易通俗，長於比與。

詩歌

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後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的出現，標誌著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於精美。如徐幹的《室思》就比同一題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等都作於漢末戰亂髮生之前，其寫作時間不一定比"古詩"晚，它們在五言詩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視。

"七子"寫了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為小賦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貢獻。"七子"的小賦有三點值得注意：①取材範圍更加擴大，題材的普通化、日常化進一步沖淡了過去大賦的貴族性質；②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更趨加強，直接描寫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濃厚。對於"七子"的賦，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還特別認為王粲、徐幹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賦首"，說他們可與宋玉、司馬相如、左思、潘岳等並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陳琳、阮瑀的書記，徐幹、王粲的論說文，在當時都能獨樹一幟。它們的共同優點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貫注了作者獨特的氣質。"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薦禰衡疏》、《與曹公論盛孝章書》，陳琳《移豫州檄》、《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王粲《務本論》、《荊州文學記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駢化的趨向，尤以孔融、陳琳比較顯著。他們的一些作品對偶整飭，又多用典故，成為從漢末到西晉散文駢化過程中的一個不能忽略的環節。

作品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獨存徐幹的政治倫理專論《中論》。明代張溥輯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陳記室集》、《阮元瑜集》、《劉公□集》、《應德璉休璉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楊逢辰輯有《建安七子集》。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他們在漢末的社會大戰亂中，儘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脫顛沛困頓的命運。後期他們都先後依附於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中這樣的高級官職，其餘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孔融後來與曹操發生衝突，被殺。由於七人歸附曹操時間先後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後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幹、阮籍在建安初，陳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劉楨、應煬在建安十三年後。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籍《駕出北郭門行》、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於低沉感傷，如阮籍《七哀詩》、劉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後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為游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然而，無論前、後期，"七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占著主導地位。

"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長於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籍，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風格的差異在於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籍比較自然暢達。徐幹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煬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與"三曹"一起，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於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