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詩選

李攀龍（1514—1570），明代詩文作家。字於鱗，號滄溟，歷城（今山東濟南）人。九歲時父親即去世，家境貧寒，無力延請老師，但他勤奮好學。稍稍長大后，嗜好詩歌，厭煩訓詁學，每日讀書不輟，當時鄰居皆稱其為“狂生”。嘉靖二十三年（1544）考中進士，初任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在京期間，先後與謝榛、王世貞、宗臣、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結成詩社，“諸人多少年，才高氣銳，互相標榜，視當世無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明史·李攀龍傳》）。嘉靖三十二年（1553），出守順德，饒有政績，深得眾譽。三年後擢升為陝西提學副使，不久因病還歸故里。自構一樓於華山、鮑山之間，名曰“白雪樓”，日日在樓中讀書、吟哦，為人倨傲，若遇不合心意之人便告訴門人不許放其進入，無論如何都不見他。隆慶改元（1567），薦起浙江副使，兩年後升為學政，又改任為河南按察使，后因母親故世，哀傷過度，不久去世。

李攀龍著有《》三十卷，編有《古今詩刪》。在其創作的諸體詩歌中，有七律、七絕為最優，其七律以聲調著稱，意境雄渾，詞采俊亮，七絕風調自然，“不著議論，而一切著議論者皆在其下”（《明詩別裁集》），深得世人稱道。作為后七子的首領，他只推崇漢魏古詩，盛唐律詩，認為文章要“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也在所不計，在編選的《古今詩刪》中，唐后即緊跟明代，宋元詩一概不選，以表明其論詩宗旨。他的這種片面偏頗的文學主張，給後世詩文創作留下了不好的影響。他的樂府詩，“止規字句而遺其神理。”（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他的散文有時故意佶屈其詞、塗視其字，過於求古，令人反而拗口不已。

（1608—1647），明代文學家。字卧子，號軼符，又號大樽，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禎初年，他參加了以張溥為首的復社，又與夏允彝、徐孚遠、周立勛等人結幾社，與復社相呼應。崇禎十年（1637）考中進士，在國事日非的情況下，頗注意經世致用文學。崇禎十一年，編纂《皇明經世文編》。崇禎十二年整理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福王時任兵科給事中，屢次進諫，福王不予採納，陳子龍憤而辭職還鄉。清軍攻破南京后，他在松江起兵，事情敗露后，躲避山中，想借太湖兵重新起義抗清，但事情泄露，陳子龍在蘇州被捕，他誓死不降，最後在押送途中偷空投水而死。清代乾隆年間被賜予謚號“忠裕”。著有《幾社稿》、《陳李倡和集》、《屬玉堂集》、《平露堂集》、《白雲草》、《湘真閣稿》、《三子詩稿》、《焚余草》。

清代人王昶日為其編目，輯為《陳忠裕全集》。在詩學觀方面，陳子龍與李攀龍一樣，仍然提倡復古，但復古內容與七子有所區別。一方面，他認為詩作的寄寓、丰姿、色彩因“出致人工”的不同而“各不相借”；另一方面，他也認為要對已經完備的體格、音調認真揣摩、學習。他強調詩歌的社會作用，在其詩作中不時流露出對社會動亂下人民困苦的滿腔同情，傾吐著明亡后對祖國無限眷戀的悠悠情絲。陳子龍兼擅諸種詩體，而以七古、七律最優，其七古，既善於用濃烈的色彩、奔放的氣勢、急促的音調描繪奇壯異美的事物，也善刻畫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被時人譽為“直兼高、岑、李頎的風軌”；他的七律，清麗沉雄，既能表現瑰麗雄奇的意境，也浸透著詩人鬱勃的愁緒，顯示出“韻遠思滌”的特點。另外，在詞藝方面，陳子龍亦頗有造詣，近人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評其詞說：“詞學衰於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

李攀龍、陳子龍都為著名詩人，又都提倡復古主義的詩歌主張，這就使他們二人的《明詩選》更加具有自己的。

李、陳二人的《明詩選》共有十二卷，今存有崇禎年間的刻本。集前有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顧？征所作的序言。顧？征在序言中推崇過前後七子之後，闡述了李攀龍選詩的原則：“於鱗先生樹幟既孤，秉鑒詩朗。嘗取往代詩低昂之，復為我朝諸公選，上自洪永，下逮正嘉，代不數人，人不數首，芟雜滌穢，摘芳攬英。大要首論法，次論才，法不掩才，才不逾法，古詩追蹤漢魏，近體同聲升寶，歌行絕句繼軌少陵、太白，若夫齊梁纖語、宋元弱調、概置弗錄，真足鼓吹一代之休明也。已乃議者病其太隘；抑知尼父刪詩，上下商周十五國僅得三百篇，於鱗自三百年來，采輯不啻一再倍，豈得存乎少見也。帙簡而體備，格嚴而調工，譬諸擷桂林之一枝，奚須眾卉，獲崑山之片玉，安用群璣”。頎序對李攀龍的明詩選本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並對有人對其選本中輯詩太少進行的指責進行了辯護，認為“擷桂林之一枝”，便無“須眾卉”、“獲崑山之片玉”，便沒有必要再用“群璣”了，甚至將之抬到了與孔子刪詩而成《詩經》相提並論的地位。

《明詩選》選詩上自洪武年間，下迄正嘉年間，按照“古詩追蹤漢魏，近體同聲開寶、歌行絕句繼軌少陵、太白”的原則，輯詩數百首。其中不少詩作都附有簡明扼要的旁批，後面還輯錄有評語。這些旁批和評語內容各異，有的闡述其題旨，有的說明其藝術風格，有的表述其社會作用，也有的分析其淵源出處。比如卷一選入了袁凱的樂府詩《楊白花》：“楊白花，飛入深宮裡。宛轉房櫳間，誰能復禁爾，胡為高飛渡江水？江水在天涯，楊花去不歸，安得楊花作楊樹，種向深宮飛不去！”在此詩旁批的後面輯錄有四位論者的評語。陳卧子（即陳子龍）說：“感慨深長”。李舒章（雯）說：“相傳為故君之思，意特深婉。”宋轅文（征輿）說：“亦是晉宋間淫詞一派，但其寄意深厚，自是至人語。”

陸雨侯（雲龍）說：“魏胡太后所私，竄入南國，后思之，宮人為作此，故詞云然，意想極貼切”。這些評語都分別從內容和藝術等各個角度對原詩進行了簡練的品評，對讀者理解原詩起了極好的輔助作用。再看卷六選入的趙文（字宗文）的《過金山寺》一詩。“水天樓閣影重重，化國何年此寄蹤。淮海西來三百里，大江中涌一孤峰。濤聲夜恐巢枝鳥，雲氣朝隨出洞龍。幾欲登臨帆去疾，蒼茫遙聽隔煙鍾。”在該詩的旁批說：“當是舟過此地不登之作”，點明了該詩的寫作緣起。在旁批後面，輯錄有陳眉公（繼儒）的評語說：“中二聯，實壯大觀，古今之雄筆也，堪與《江心寺》諸作並傳”，對《過金山寺》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通過以上所選的兩首詩及旁批和評語中，我們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該詩選的特點及影響，這也正是該詩選長於其它詩歌選本的地方。

前文述及顧？征對該詩選的評價時說該詩選“帙簡而體備，格嚴而調工”，譬諸“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雖略有過譽之嫌，但卻較為精當地概括了該詩選的價值。直至現在，該詩選仍然是明詩研究工作者不可多得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

至於該詩選何以在清代被禁毀，不外是統治者“因人廢言”。因為該詩選的輯錄者之一是明王朝著名幾社文人，是誓死不降、堅決抗清的義士陳子龍。既然陳子龍不會為清廷統治者所容，在文網密織的清王朝，《明詩選》的命運也便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