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餘生書

與餘生書

餘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曆中宦者，為足下道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為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編，餘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余購得是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土考據頗為確核，而犁支又得於耳目之所睹記，二者將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逾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西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慚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澤之間，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為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盪為清風，化為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澌盡，而文獻無征，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嘆也哉！

終明之末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祥，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而書籍無從廣購，又困於饑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於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誌紀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

余員昔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為念者，又足跡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

1.餘生：余湛，字石民，安徽舒城人，戴名世的學生。《南山集》案起，余湛牽連下獄，不久病死獄中。

2.浮圖：亦作浮屠，皆佛教創始音“佛陀”的異譯名，古人常以此稱和尚，有時亦稱佛塔為浮屠。“浮圖犁支”即名叫犁支的和尚。永曆：南明唐王隆武政權覆亡后，桂王朱由榔於順治三年（1646年）在廣東肇慶即位，改元永曆，后遷往廣西桂林、南寧、貴州安隆（今安龍）、雲南昆明等地。永曆政權先後堅持十三年之久，最後永曆帝於康熙元年（1662年）被吳三桂殺害。宦者：宦官。

3.方學士：方孝標，桐城人，以科舉得官至學士。后因科場案受株連，發配雲南。吳三桂叛清，方孝標投吳三桂得官，吳三桂敗后，他因先期投降，得免死，著《滇黔紀聞》，多記明末清初特別是永曆時期（1647—1683）史事。《南山集》案發，方孝標已死，仍被掘墓挫屍。

4.訛（é）：錯誤。

5.確核：翔實正確。

6.海島：即崖山，在廣東省新會縣南海口。1277年宋亡，次年陸秀夫等擁立帝昺（bǐng）在崖山堅持抗元。1279年，元軍陷崖山，陸秀夫負帝昺投海死。

7.揆（kuí）：揆度，衡量。《春秋》之義：戴名世理解的《春秋》之義，是在於“復仇”。據此，他認為南明的恢復事業是完全正義的，歷史應該加以記載。

8.遽（jù）：副詞，有“遂”、“還”等意，多用於疑問句中。昭烈：指劉備。三國時劉備據巴蜀、漢中等地，建立蜀國，死後謚為昭烈皇帝。

9.崖州：崖州在海南島，此處當為崖山。以上數句意謂：劉備意在恢復漢室，帝昺意在恢復宋室，歷史都有詳備記載，而南明政權意在恢復明室，堅持抗清十七八年，難道還不如劉備、帝昺，不能在歷史上有所記載嗎？

10.菰蘆山澤：猶言草莽山澤，泛指民間。菰（gū）：一種水生植物，即茭白。

11.廑（jīn）：與“僅”通。

12.掇始：搜集。

13.盪：毀壞。

14.退卒：退伍兵卒。

15.澌（sī）：盡。

16.孤忠：堅持忠直的節操，不求別人的理解。

17.播遷：流亡。

18.終明之末：自明初到明末。明朝建於1368年，滅於1644年，近三百年。《明史》刊行於乾隆四年（1739年），戴名世在世時還沒有明史。

19.金匱石室，指藏書之室。漢代以金櫃石室收藏國家史料、文獻檔案等，後來即用以泛指國家收藏圖書檔案的地方。

20.淪：喪失。放：丟棄。

21.子長：《史記》作者司馬遷，字子長。孟堅：《漢書》作者班固，字孟堅。該句意謂世上沒有司馬遷、班固那樣的大史學家。

22.聊且：姑且，勉強。

23.鄙人：戴名世自稱。無狀：沒有成就。

24.有明全盛之書：指關於明亡之前的文書。“有明”即明代，“有”字無意。

25.夜郎：古國名，包括貴州西部北部、雲南南部、四川南部地區。筇笮（qióng zuó）：即舊邛州（今四川邛崍、大邑、蒲江等地區）和笮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地區。以上俱為永曆政權堅持過抗清鬥爭的地區。

26.翰林院：舊官署名。明清翰林院主管秘書、編修等事。

27.稍稍：逐漸。

28.神宗：明神宗朱翊鈞，年號萬曆（1573～1620年）。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即帝位於關外，國號金，明清之間的戰爭此後愈演愈烈。

29.潛德幽光：指山林隱逸之士等所記述的明代史事。韓愈認為作史應該“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答孟尚書書》）潛德，不為人所知的美德；幽光：世人所不能見的光輝。

餘生足下：前些時候和尚犁支說他自己是永曆時的宦官，曾為足下講述滇、黔時期的事情。我聽說后，攜帶著筆墨到犁支那裡詢問，等我到那之後，犁支已經離去，因而讓足下給我寫信，將這件事情敘述一下。去年冬天才收到，讀了之後，稍稍知道了大概。我的家鄉方學士撰有《滇黔紀聞》一書，我六七年前曾經見過，等到我買了一本，把犁支所說的拿來加以考證，以便弄清二者的同異之處。大體上，兩人所說的各有洋有略，但也有大相徑庭的地方。傳聞之間，肯定有錯誤失實之處。然而，學士考據的頗為精確詳實，而犁支所說又是耳聞目睹得來的，二者之間將如何選擇呢？

從前，宋朝滅亡時，區區海島一隅就如同彈丸黑子，不長時間就已滅亡了，而史書仍然能夠詳細地記載這件事。而現在像弘光稱帝於南京，隆武稱帝於閩越，永曆稱帝於兩粵和滇黔，地方數千里，前後十七八年。按照《春秋》的義例，豈能不如昭烈稱帝於巴蜀，帝爵殘喘於崖州，而致使事迹逐漸湮沒無聞。近一段時間，文字的禁忌才開始變得寬鬆一些，但天下需要避諱的東西仍有成千上萬，有的人在菰蘆山澤之間，有的人悄悄地記述了這些事情的大概經過，所謂把十分之一的歷史保存於千百年之後。但這些史書並沒有流傳於世，又沒有熱心的人為之編輯搜集，流行不長時間，就已經盪為清風，化為冷灰。至於那些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都相繼死去，這就使得文獻無法保存，凋殘零落，致使一代興亡成敗，與那些忠臣報國和亂臣誤國之事，以及流離失所四處奔波之詳情，無法向後人展示，豈不可嘆！

有明一代，三百年沒有歷史。金匱石室所保存的史冊，恐怕早晚要散落逸失。而社會上流行出版的那些史書，殘缺不全，毀譽失真。嗟乎！世上沒有子長、孟堅，不可以輕率寫史。我沒有什麼才能，只是存有這個志向。然而，無法大量地購買書籍，且又為饑寒交迫所困擾，每天都為吃飯和穿衣發愁，我擔心寫史一事終將廢棄。這樣，明代強盛時期的史書尚且寫不出來，更何況那些夜郎、筇、笮、昆明、洱海等地的奔竄流亡一類的小小的軼聞逸事呢。前些天翰林院向各州郡收購遺書，史書逐漸彙集起來。但從神宗晚年開始，凡是涉及邊疆的，民間都隱沒起來不往上交。而除了史官所指名要購買的史書之外，更多的倒是那些潛德幽光，稗官碑試等內容為史館所沒有記載的，而這些都不能呈上，這樣，要想寫成一代全史，實在是困難啊！

我一直有這個志向，對明史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喜歡詢問當時的事情。只是自身與士大夫接觸的太少，士大夫又沒有寫史這個念頭。再加上我足跡未嘗遠涉四方，故而見聞頗少。然而，這個志向卻一直保存著。足下如果知道犁支所在那裡，能把他找來，和我當面討論這些事情，那我將不勝歡喜。

這篇散文是作者為搜集南明史料，寫給他的學生余湛的信，時間大約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左右，當時戴名世正在浙江學使處為幕僚。

戴名世是位史學家，他很得了司馬遷《史記》筆法中那種神氣逸韻的影響，他的文章結構既嚴謹，而行文又富於變化，莫窺行止，意蘊深遠，即使在書信中也一樣。

這篇散文開篇先交代作書目的，是要餘生約僧人犁支來核實桂王政權的一些史料，卻以自己無緣相見說起。犁支原是永曆帝時的宦官，曾與人言及在桂王身邊時的一些見聞，作者立即載筆以往，卻未得見面，只好請餘生記錄下這些回憶並寄給自己，以之與多方訪求才購得的《滇黔紀聞》一書對照比較，發現有不少出入，於是才寫了這封信。文字雖不多，卻將有關過程寫得層次迭轉而又清晰如畫。

文章的第二段，闡敘編寫南明史的意義。戴名世所處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經大致穩固了它的統治，而同時又依舊嚴酷鎮壓漢族人民反清活動的時期，是否承認南明歷史，實質上是否承認清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統性問題。作者認為南明政權的歷史意義並不低於蜀漢和崖州的南宋政權。但由於嚴酷的文字禁錮，除山野遺民中可能會留下一些極簡略的記載外，載於文字的史料實在太少，且又散於遺民隱士中極難尋得，何況這有限的載記還未能刊刻成書，乏於流傳，“不久而已盪為清風，化為冷灰”。隨著堅持抗清的遺民舊臣相繼而亡，南明政權的史實也必將很快湮沒無聞，“豈不可嘆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寫搜集南明史料的種種艱難及自己的抱負。他公然稱明祚為三百年，感嘆“終明之末三百年無史”，已有的一些記載明史的書又“缺略不詳，毀譽失實”。有感於世無司馬遷、班固那樣的史學家，於是慨然以修明史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窮困潦倒，根本無力來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書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說記載南明歷史的史書了。翰林院雖曾廣購舊書，但慮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長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際史實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這種情況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實在是難乎其難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書的主旨上來，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願與決心，強調自己遊歷少、聞見寡、交遊不廣，於修史極為不利，因而希望餘生能召犁支來“面議其事”，情辭懇切，委婉動人。又回護照應了前文，包裹得十分嚴密。

文章層層推進，環環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圓合，顯得極有法度。這些特點也影響及於語言表達，如第一段敘兩份史料的異同，笫二段敘修明史的意義，第三段敘面臨的種種困難，都層次迭轉、條理清晰又簡潔明了、氣韻生動，極富節奏感。更加善用曲筆，如“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如“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語，極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獄的酷烈。

《鐵道兵》報總編室主任田望生《新聞采編錄》：“《與餘生書》是一封書信，同時又是一篇優秀的記敘文。文中時而慷慨陳詞，時而憂愁幽思。敘事環環相扣，說理層層深入，言之有物，率其自然，不事雕琢，古樸簡練；持論公允，思想恣肆，感情充沛，文氣磅礴，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面對漢民族日益強烈的反清排滿情緒，為緩和矛盾，康熙曾一度表示對漢人要採取寬鬆政策。戴名世大概是信以為真了，便帶著他的天真與熱情，積極搜求南明史料，並直稱南明弘光、隆武、永曆三帝年號，將南明政權與三國蜀漢，及退守崖州的南宋帝相提並論。沒想到二十餘年後，他入京為翰林院編修時，為政敵所參劾，刑部查出他集中這篇《與餘生書》，便據此而指斥其不承認清王朝的正統地位，由康熙親自下令處斬，被株連者達三百餘人。

戴名世（1653～1713年），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葯身，又自號憂庵。安徽桐城人。曾補正藍旗教習，授知縣，不就，歸桐城南山。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中進士，進京任翰林院編修，參加編纂《明史》，時已五十七歲，后二年冬，御史趙中喬參劾他的《南山集》中有“狂悖”之語，下幾卿議棠，查出集中曆數晚明諸政權年號，以其眷戀“前朝”，不承認清朝“得天下之正”而被問罪，康熙帝親自下令處斬，株連三百餘人，《南山集》亦被禁毀。戴名世是桐城派前孕時期的重要作家，理論與創作均對其後的桐城三祖發生了深刻影響。《南山集》因被禁毀，現傳《南山集》為後人所輯，已非原貌。其代表性作品有《芝石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