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宗璜

周宗璜，字仲昌，1904年8月27日出生在浙江省湖州城內一個官宦之家。1914年秋，考入吳興縣立高小，1917年入湖州省立第三中學，1920年秋到上海青年會中學高中部就讀，1925年升入當時頗有名氣的聖約翰大學。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五四”運動革命浪潮的衝擊下，“發展科學、振興實業，抵制外國侵略”的思想在青年一代中逐漸蔓延。周宗璜也受此影響，很快對這所由美國教會辦的學校產生厭惡之感，次年他抱著“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以農立國”的宗旨，轉入南京國立東南大學（即以後的中央大學）農學院。1928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其後留校任教。但是，連年軍閥混戰，國步艱難，使其報效祖國的抱負無法施展。1929年在師友的鼓勵下，他毅然離開南京，遠涉重洋，來到法國。在巴黎大學，從師於P．A．Dangeard院士潛心於真菌個體發育和真菌分類的研究。5年中，他往返於巴黎大學植物研究所和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院隱花植物研究室，對自己的研究課題不懈的鑽研和探索著。與此同時，他還抓緊時間在凡爾賽國家植病昆蟲試驗站和克萊蒙斐朗大學山間生物學試驗站開展了大量工作。他以驚人的勤奮和毅力，於1934年完成《鬼傘菌類個體發育的研究》博士論文答辯，獲法國自然科學博士學位，並被吸收為法國真菌學會會員。當時中國，從事真菌研究的人寥若晨星，而在這一領域獲此殊榮的人更是微乎其微。同年，他離開法國去英國、德國、瑞士和義大利作了短期考察訪問，隨後回到北平。當時，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和南京中央自然歷史博物院同時都聘他去工作。周宗璜最後選定北平靜生生物所，併兼任了北平中國大學生物系主任。這期間他繼續從事高等真菌學的研究，發表了多篇論著，這些都是我國早期這一領域的重要成果。在這段時期中，他還與鄧叔群教授共同開創了我國的粘菌研究工作。

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爆發，形勢日益惡化，周宗璜離開北平到達四川，先後在四川省病蟲防治所、農業改進所等單位任職。1941年，受聘於江西中正大學農學院任教授，他從成都輾轉江西。由於當時時局動蕩，學校幾經搬遷，先在泰和，后至寧都，最終到達南昌，條件十分艱難，但他仍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勤勉耕耘教學工作，為中國植保界培養了不少人才。

抗日戰爭勝利后，周宗璜任善後救濟總署湖北分署專門委員會主任秘書，併兼中正大學教授。由於當時農村引入國外優良作物品種，尤其是棉區急需指導和推廣，周宗璜一面在校教學，一面深入棉區進行宣傳和指導，深受農民歡迎。1948年他轉入國民政府農林部棉產改進處任技正。這時上海面臨解放，他和當時在滬的著名學者一起相約留下。

1949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周宗璜被聘任為華東局農林部特產處副處長，中國農業科學研究社副社長，並主持籌辦華東局農林部和中國農業科學研究社共同組織的第一屆農業展覽會。這項工作涉及100多個團體，近4000餘人；由於他依靠群眾，發揮集體創造作用，圓滿完成了任務。後來他被選為中國農業科學研究社的副社長。儘管隨著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和各專門自然科學學會的開始籌備，“中農社”的使命逐漸結束，社員們也分別轉入到上述科普協會和各專門學會，但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這一段經歷給周宗璜留下了難忘的美好記憶。

1952年，他率先響應黨的號召離開上海，舉家北遷支援東北建設，來到吉林省公主嶺，出任東北農業科學研究所植物保護系主任。應該說到東北的想法早在上海解放前夕就已在他腦海中萌生。當時的東北已經建立了人民的政權，沈其益教授也曾約他到東北工作，並擬取道香港北上，只是後來在楊顯東同志的挽留下未能成行，留在了上海幫助城市接管工作。他到東北后，投身於農業科研教育事業，幾十年來，在白山黑水間這片遼闊富饒的土地上到處都留下了他辛勤的足跡。在此期間，他相繼發表了《東北植病工作的動向》、《農作物病害預防問題》羅雯瑛等一系列具有指導意義的論文。在他的主持下，許多結合生產實際的研究工作在植保系全面展開，象小麥抗銹品種的選育、粘蟲發生消長和防治技術、病蟲害基本調查、白僵菌生防研究等項目，都是起步於當時並在之後數十年中仍然熠熠閃光的成果，這些成果的取得也同時展現了他的組織領導才能。為了推動東北地區植保學術活動的開展和學科建設，他邀請了許多國內外知名學者或擔任顧問，或授課講學，或合作研究。這些富有遠見的措施促進了成果完成，更培養了一大批中青年學者，從而使得東北地區在這一學術領域保持了較長時間的優勢。

1957年，周宗璜來到了全國唯一的特產學院工作。其實，從事特產事業對他來說並不陌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在上海他就已是當時華東農林部的特產處長了，舊業重操，無異是一種默默地而又富有新的價值和意義的勞動。他在這山區幽靜的環境里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開創了我國特用作物尤其是對人蔘的病害研究工作。幾年後，特產學院歸入吉林農業大學，他隨即來到長春。當時的吉林農大正處在搬遷擴建中，他又全力以赴投入到這新的建設熱潮中去。可是，這種高漲的熱情還未達到高潮，他就和全民族一起卷進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風暴之中。隨之全家被下放到了吉林西部偏遠農村。當他住進那完全用泥土糊起來的矮房中時，他並沒有因此灰心退卻，更沒有想在無所事事中了此一生。他卻把數年的積蓄拿出來給了生產隊，補助發展生產的資金，救濟生活困難的鄰里，而且跟農民一塊研究如何改進最基本的農業技術措施。

1973年，周總理作出了要加強基礎研究的指示，中國科學院著手組織編寫《中國孢子植物志》。這是一項浩繁而宏大的工程，涉及到生物學中的多個分枝學科，雲集在京都的學者、教授們都寄希望於周宗璜能出面參與主持真菌方面的工作。他離開荒涼的東北西部草原上的那間土房來到北京，已屆70歲高齡的他，重回闊別已久的研究領域。他開始了從實驗室——標本室——宿舍這無休止的單線循環，埋頭於資料——顯微鏡——標本這重複出現的“枯燥”工作中。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京津地區出現了數以萬計的地震棚，人們躲到裡面避震去了，可是周宗璜卻始終沒有離開那張屬於他的工作台。悶熱的天氣、時時襲來的心臟隱痛全然顧不上了，他想的只是加緊自己手頭的工作。他不負眾望，幾年中複核了北京、廣州兩個收藏中心的全部標本，參與主持了《真菌名詞及名稱》的編纂，寫出了《談粘菌的分類問題》、《對Skvortzow報告的新種的複核》等數篇有份量的論文，尤其是由他撰寫、校訂的中國第一本粘菌系統學專著《粘菌分類資料》也出版了。他在真菌學、植物病理學戰線上50年不懈耕耘，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也贏得了人們的尊敬。他被選為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中國微生物學會真菌學專門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真菌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孢子植物志真菌志》副主編，他還是吉林省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並一直擔任吉林省農學會副理事長，吉林省植物保護學會理事長，從1952年開始他就是吉林省政協委員，後為常務委員，並被選為長春市政協副主席。

1　周宗璜．關於鬼傘菌子實體的發育．法國科學院通報，1931（192）：1121—1124．

2　周宗璜．茸毛鬼傘菌的個體發育．法國植物學者，1932（24）：187—214．

3　周宗璜．鬼傘菌類個體發育的研究．法國植物學者，1934（26）：89—232．

4　周宗璜．綿毛隔擔子菌（新種）的記述．法國海外真菌彙報，1934，2．

5　周宗璜．鬼筆菌類—新屬新種．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彙報（植物），1935（6）：27—29．

6　周宗璜．北平師範大學菌類標本雜錄．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彙報（植物），1935（6）：30—35．

7　周宗璜，陳華葵．靈芝之變異．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彙報（植物），1935（6）：36—42．

8　周宗璜．貴州真菌小志．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彙報（植物），1935（6）：161—166．

9　周宗璜．小五台山粘菌志略．中國科學院聯合年會論文撮要，1936，8—9．

10　周宗璜．馬勃—新種．中國科學院聯合年會論文撮要，1936，9—10．

11　周宗璜．馬勃之新屬新種．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彙報（植物），1936，（7）：91—94．

12　周宗璜．勞愛德氏菌屬名之更改並附論．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彙報（植物），1936（7）：165—167．

13　周宗璜．華北之粘菌．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彙報（植物），1937（7）：257—280．

14　周宗璜．浙蘇棉區苗期巡視記．中國棉訊，1948，2（20）：326—328．

15　周宗璜．東北植病工作的動向．科學通報，1953（4）：25—26，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會訊，1953（6—8）：40一45．

16　周宗璜．農作物病害預防問題．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會訊，1954（9—10）：35—38．

17　周宗璜．甜菜褐斑病防治研究報告．東北農業科學通報，1958（4）：45—58．

18　周宗璜，謝淑儀，馬潤芝．黃瓜霜霉病藥劑防治試點簡報．東北農業科學通報，1958（4）59—62．

19　周宗璜．東北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手冊（部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59．

20　周宗璜，王子權，徐存忠．吉林省大豆的一種新病害．吉林省植物保護學會第二屆學術年會會刊，1963，29—30，中國植物保護學會1963年年會論文摘要（續集），1963，12—13．

21　周宗璜．關於人蔘爛根問題的初步探討．吉林省植物保護學會第二屆學術年會會刊，1963，34—39，中國植物保護學會1963年年會論文摘要（續集），1963，27—30．

22　周宗璜，趙美松．消滅紅花炭疽病的途徑．吉林省植物保護學會第二屆學術年會（大會宣讀）1963．

23　周宗璜，陳學盛等．吉林省人蔘根病調查研究初報．吉林農業科學，1964，1（3）：91—95．

24　周宗璜，王子權，徐存忠．大豆羞萎病研究初報．長春市農學會1964年學術年會論文選集，1965，301—306．

25　周宗璜，王子權，張志澄．大豆黑痘病研究簡報．長春市農學會1964年學術年會（大會報告），1965．

26　周宗璜，張志澄．知母上一種新的黑粉菌．微生物學報，1974，14（2）：161—163．

27　周宗璜．真菌名詞及名稱（部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6．

28　周宗璜．粘菌分類資料．長春：吉林農業大學，1977．

29　周宗璜，李惠中．對Skvortzow報告的粘菌新種的複核．微生物學報，1978，18（3）：189—194．

30　周宗璜，張志澄，李玉．吉林省發現向日葵列當初報，吉林農業大學學報，1980，2（2）：75—76．

31　周宗璜．談粘菌分類問題．微生物學通報，1981，8（3）：129—133，吉林農業大學學報，1981，3（4）：1—4．

32　周宗璜，劉振欽．知母上一種新鏽菌．植物病理學報，1982，12（1）：73．

33　周宗璜，張志澄，劉宗麟．從基物培養獲得的幾種粘菌．吉林農業大學學報，1981，3（2）：1—9．

34　周宗璜，李玉．粘菌一新種：無節篩菌．真菌學報，1983，2（1）：38—40．

35　周宗璜．西藏真菌（粘菌部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36　周宗璜（譯校）．真菌學概論．北京：農業出版社，1983．

37　周宗璜．天山托木爾峰地區的生物（粘菌部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周宗璜從1929年進入法國巴黎大學讀研究生開始就與真菌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法國在真菌學研究上居於世界前沿，他的導師P．A．Dangeard院士是世界上知名的真菌學家，始建於1835年的法國自然歷史博物院又是世界上最古老、真菌標本保藏量最大的標本館，在這種優越的學術環境中，周宗璜以自己的勤奮努力，在鬼傘菌類的個體發育研究中，獲得了重要進展。在20年代利用個體發育來解釋生物的系統發展，在其他生物類群中不乏例證，而在真菌上卻極少有人涉獵，尤其是對鬼傘菌類的研究又是出自一位中國年輕學者之手就更是絕無僅有。他的工作不僅在中國真菌學歷史上是開創性的，同時也引起了國際真菌學界的高度重視。

周宗璜回國之後繼續在真菌學領域中開拓，並不斷深化自己的研究。他的注意力還投向分類學領域，包括綿毛隔擔子菌、馬勃菌、靈芝菌、鬼筆菌等多個類群，發現了許多新種並建立了若干新屬。直到他晚年，他還在最常見的鏽菌和黑粉菌中發現了幾個新種。

對於真菌分類學者來說，標本和資料是其研究工作中最基礎的內容，學者們對此都極為珍視。可周宗璜認為珍視不是獨自佔有，他主張採集的標本應分送幾處收藏，這樣不僅可以避免一處收藏萬一發生意外所導致的惡果，而且可供多人使用研究。即使對罕見的資料他也不封鎖。一些國外新資料，他都親自譯出分送給青年學者，以幫助他們解決研究工作中的困難。

周宗璜還是我國最早撰寫真菌地方志的幾位真菌學家之一。真菌分類學本身的繁雜與枯燥曾使許多人望而卻步，而從事地方志的撰寫還要承受野外採集的艱苦，因研究對象複雜，研究者本身若無較深的學術基礎也難以勝任。但周宗璜堅持認為，一個國家不但應有國家志更應有地方志，而且地方志是基礎，儘管困難重重，但總要有人去做。他身體力行，埋頭其中，為後來者樹立了榜樣。

作為真菌學家，周宗璜並不囿於真菌這一個類群的研究。他常說：“分類不是鑒定，分類就是應當儘可能如實反映生物系統發育的自然歷史、演化過程和親緣關係、生物發生髮展的客觀規律。”所以，他對真菌這一類群的內涵始終堅持著這一觀點，對於真菌在整個生物界中的地位也堅持著這一觀點。他與我國著名生物學家陳世驤教授是留法的同窗好友。回國之後，在生物分類這個領域，他們不知討論過多少個不眠之夜。這不但在陳氏正式發表的文章中可以窺見一斑（動物分類學報4（1），1979），在周宗璜的學術報告中也有過生動記載。譬如，對地衣這一類生物，陳氏感到是“不好處理的一群”；周宗璜認為“可以用寄生關係中的寄主與寄生物一樣分別處理”。對病毒，陳氏想把病毒暫附在細菌裡面；周宗璜認為正象要把細菌附到真菌裡面同樣不恰當。故此，周宗璜有創見地提出：“在原核界下面加上一個非細胞型的界，叫非胞生物界或叫胞前生物界，甚至直呼核酸生物界或病毒界也無不可。”這樣它就可以包括了從原始生命開始起到出現細胞生物之前這一階段的非細胞型生物。這一觀點無疑是對當前流行的生物五界系統的一個有力的補充。也可以說，這一補充完善了對生物發展史幾個主要階段的認識。他的這些觀點，雖然因為他猝然謝世而沒有得以在相應範圍擴展，但同樣獲得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周宗璜從法國回到北平后，便對粘菌這一神秘生物類群發生了興趣。他和鄧叔群教授是我國最早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真菌學家。他深入各地採集菌樣，實地調查，1936—1937年發表了《小五台山粘菌志略》和《華北之粘菌》兩篇論文，這是我國早期僅有關於粘菌的三五篇論文中的代表作，從而標誌著中國人自己研究粘菌歷史的開始。但在此後幾十年中，由於種種原因，有關粘菌的研究確實很少有人問津了。直到70年代，在周總理的關懷下，這副重擔又重由周宗璜擔起。他以高屋建瓴之勢，首先從分類資料入手，以世界60年代末的專著為起點，把它一下向前推進了15年，寫成了反映當時世界先進水平的也是我國的第一本《粘菌分類資料》。這本專著在1978年獲得了吉林省科學大會獎。它的問世標誌著中國粘菌研究的新起點。

隨後，周宗璜在中國的這個研究領域中，第一次發表了由中國人定名的粘菌新種；第一次用基物培養的方法獲得了數種研究對象；第一次領導開展了對集胞粘菌的研究工作，從此結束了由外國進口這一類菌種的歷史；第一次在新疆、西藏這些粘菌研究的處女地上填寫了粘菌的名字……這許多的“第一次”不僅僅是一個個新內容的開始，它同時也意味著由於有周宗璜嚴謹求實，一絲不苟的學風，重新起步的我國粘菌研究事業邁開了新的堅實的步伐。如，俄國人斯克沃佐夫（Skvortzow）早年曾在我國黑龍江省採集並鑒定了一批粘菌，有9個新種和1個新變種，報告發表在菲律賓科學報上，有人曾對其真實性存疑。周宗璜認為，這是在中國發現的材料，我們要引用就一定要核實無誤。原始材料少，又經過了較長時間保存幾近破損，研究起來十分困難，可周宗璜想盡一切辦法作出了準確的鑒定，從而澄清了多年的疑問。

對於粘菌的歸屬問題歷來意見莫衷一是。在我國研究生物類群歸屬問題的人極少，而涉及粘菌的就更少。比較權威的幾人，象胡先驌、陳世驤等與周宗璜都有些淵源，研究這一問題時往往徵求他的意見，可是幾個人的意見並不好統一。周宗璜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粘菌不是真菌，不是動物，也不是植物，究竟是什麼呢？只能說粘菌就是粘菌，粘菌歸入哪一界都不合適……。”他還從營養、生殖、起源等幾個方面加以論證。應該說，周宗璜的觀點更為準確地反映了粘菌歸屬問題的實際。

此外，對一些專有名詞的翻譯，諸家也不盡相同，有的甚至出現歧義。周宗璜在參與《真菌名詞及名稱》編審工作中及其以後，對一些有關譯稿的譯校，都十分注意和強調譯名力求信、達、雅這個問題，而且對某些名詞賦予了全新的概念。例如，“axinic culture”，以前的書中都譯為“拒受培養”，他改為“無飼培養”，因為這原本是指在粘菌人工培養中是否添加、飼餵食料而言；又如，“moisture chamberculture”常直譯為“濕室培養”，他譯作“基物培養”，因為在實際操作中，是把野外採集回的“基物”進行保濕培養；再如，“hypothallus”多數人譯為“囊基膜”，這就很容易被誤解為孢囊基部的膜。而實際上它是指原生質團轉變為子實體后遺留在子實體下面，在基物表面的一層。這與孢囊基部的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是由於有周宗璜的辛勤勞動，中國粘菌研究大廈的框架始得構成，中國粘菌研究才會有了今天。

周宗璜象我國其他老一輩真菌學家一樣，在進行真菌研究的同時，也把注意力投向到植物病理學領域。周宗璜在他從事科研活動50多年的生涯中，無論是在華北還是在西南或在華東以及最後在東北，他都沒有離開過對植物病害的研究。他的研究對象極廣泛，象棉花、甜菜、蔬菜、向日葵、大豆、紅麻等他都曾涉獵。但從這些作物明顯地表現出，他的研究興奮點始終集中在經濟作物上。他對甜菜褐斑病的研究、大豆羞萎病和大豆黑痘病的研究都反映了他試驗設計的縝密完整，工作態度的認真負責和試驗結果對大田生產具有指導意義。這在當時已成為植物病害研究工作的範例而傳為佳話。但是，在植物病害研究中，周宗璜的最突出貢獻卻在特用作物領域，是他開創了我國人蔘病害的研究工作。

從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周宗璜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對人蔘病害的調查研究上。他在長白山區先後調查了12個市縣的主要國營參場、試驗場站，行程數萬里，這幾乎覆蓋了我國人蔘主產區的全部地域。與此同時，他在研究所里設置了觀察圃，結合室內開展了大量的試驗研究。由於國內沒有可供借鑒的資料，國外同類研究也極少，他們白手起家，克服重重困難，幾十年努力獲得了可喜的進展。除明確了我國人蔘根病的主要種類外，對發病原因和有效防治措施都作出了回答。尤其是首次提出了幾種非侵染性病害可以引起參根腐爛和植株死亡的觀點，對指導大田栽培具有重要意義。他先後在幾次學術會議上報告其研究的進展，發表了《關於人蔘爛根問題的初步探討》和《吉林省人蔘根病調查研究初報》等論文，這些都標誌著我國人蔘病害的研究由此發端，他的研究方法一直為後人所遵循，研究成果也一直為後人所借鑒，至今30多年的歷史也驗證了這一成果對人蔘生產的指導作用。

周宗璜從1934年回國后，在近50年的教學科研生涯中，素以治學嚴謹、勤奮求實、謙遜好學而為人稱道。他一生輾轉大半個中國，出任過多處教學科研機構的領導職務，目睹了不同社會制度下對人才的歧視與重視，也深深感到要建設一個強盛的中國，要使中國的科學事業發展，必須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來培養高水平的人才。他認為，這種人才首先應當愛國，要熱愛生我養我的這片熱土，應當在這片熱土上立業獻身；這種人才也應當精通自己的專業並且不斷創新。他自己正是按著這兩條原則在教學科研中努力實踐，並以此來培育著新的一代。他留過洋，但不崇洋，一直到他謝世前彌留之際，他仍深情地表露出要培養人才的急切願望。他常說：“我們中國人不比外國人差，我們完全有能力利用我們自己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條件來培養自己的高水平人才。”幾十年中，他一直在農業科教戰線默默地耕耘，而到“文化大革命”后，他更是爭分奪秒，幹勁倍增。當時剛剛恢復高考和招收研究生，學校在基層分散辦學剛剛集中起來，百業待舉，他一方面借省市政協會議的機會大聲疾呼重視智力投資和智力開發，一方面身體力行，親自製定不同規格、不同層次人才的培養方案並加以實施。他感到了歷史上對人才、對知識最重視的黃金時期已經到來。他說：“我不能辜負時代對我的要求。”正是有了象周宗璜這樣一批獻身事業的教授，吉林農業大學才在最短時間內度過了搬遷之後、大發展之前的“陣痛”，邁開了大發展的步伐。

他對農科教學富有遠見卓識，十分強調多層、多規格、多種形式的辦學模式。他認為辦好事業需要各種類型的人才，而又絕不能拘泥於一個格式。早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恢復正常教學伊始，他就提出要辦好職業教育和培訓，認為這是改變中國農村落後面貌的一條捷徑。

他對學生要求嚴格，十分強調基礎寬厚、技術操作嫻熟和學問上的觸類旁通，要求學生要“求得真知”，掌握真才實學。他最反對“花架子”，他說：“那些花拳綉腳功夫只能用以唬人。”因此，他不但注重理論研究和室內實驗工作，更注意野外採集標本，實地進行考察。他經常對學生們講，作為一名生物分類學者應當熟知周圍環境中的研究對象。並以著名植物學家劉慎諤先生每到一地都要把當地植物種類準確鑒定出的故事來激勵同學們投身於大自然之中，豐富其感性知識。他自己也是這樣努力地實踐著的。每年他都要安排一定的時間到野外去，直到他逝世那一年的夏天他還曾深入長白山原始林中採集標本。經過他的雙手採回了無計其數的標本，又經他的雙手整理歸檔，在北京、在雲南，在廣州，在長春，許多真菌保藏機構的標本室里都有工整書寫著採集人周宗璜、鑒定人周宗璜名字的珍貴標本。

他幾十年如一日誨人不倦，對工作精益求精。如，審校稿件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但他從不馬虎。他77歲時，曾為40年前的一位學生校閱譯文。一篇不長的文章，他卻字斟句酌地進行修改，最後稿子滿篇“鋪紅”。還有一次，一位30年代曾從師於他的老科學家向他請教一個真菌子囊殼孔口鬚毛的一個法文外來詞。他當即拿起筆紙，邊畫邊講並形象地說明這個字來源於捕魚簍口上的倒須利。儘管他博聞強記，可對有疑問之處卻從不臆斷，在翻譯《真菌學概論》一書時，對其中一條涉及歷史的註釋，曾連寫十幾封長信求教於京、滬等地的文史專家之後才作定論。正是由於他從不自滿，在做學問的路上不停地探索和追求。從而博得了同行的一致讚譽。

人生在世，事業為重。如果說周宗璜為我國真菌學、植物病理學和農業教育科學事業傾注了畢生心血、做出了貢獻，那麼，他逝世當年的工作時間表，則為他一生奮鬥不息、甘於奉獻的一個縮影和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