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黃之術

岐黃之術（qí huáng zhī shù ）

岐黃之術又稱岐黃醫術，對疾病的病因、診斷以及治療等原理設問作答，予以闡明。

這部古典醫籍為什麼叫《內經》呢？因為古人往往把具有一定法則，又必須學習和掌握的書籍，稱作“經”，如儒家的《六經》、老子的《道德經》，以及進行啟蒙教育的《三字經》等等。至於“內”，則是與“外”的相對之稱，古時也有《黃帝外經》的記載，只是後來佚亡了。這和《韓詩外傳》、《韓詩內傳》、《莊子》的“內篇”、“外篇”等命名的意義是一樣的，並沒有什麼深義。《內經》加上黃帝的名字，也是崇本溯源之意，旨在說明我國的醫學文化淵源甚早，並非實指是黃帝留下的著作，或黃帝時代就有的著作。事實上，《黃帝內經》是戰國以後的作品，大約成書於秦漢時期，而且既不是成於一個時代，亦不是出自某一人的手筆，而是集體的成果。

《黃帝內經》包括《素問》、《靈樞》兩部分，每部分都有引篇。素作質(即物質)解，問即問題，《素問》就是研究人這個物質體的生理病理問題的意思。《靈樞》的主要內容是研究針刺法的，因此亦稱為“針經”。靈是靈驗，樞是機要、樞紐之意，“靈樞”的主要涵義就是必須掌握針刺法的樞機要領才能靈驗。

《黃帝內經》作為一部醫學經典著作，比較全面地構建了中醫的理論體系，為中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內容博大精深，洋洋大觀。但因不是出於一時一人之手，閱讀起來很不容易抓住重點，於是後世的醫家便將《黃帝內經》的原文進行了整理歸類，使每一類的內容所討論的都是同一性質的問題，從而使閱讀者能把握重點，驪珠在握。做這項整理工作的醫家代不乏其人，其中以明·張景岳所著的《類經》一書最值得稱道。他將《黃帝內經》的原文重加編輯，按不同的內容歸為12類，起到了舉綱張目的作用，方便了查閱。參考張景岳的分類法，《黃帝內經》所包括的內容大體有以下12類，即：攝生學說、陰陽五行學說、臟象學說、經絡學說、精氣血津液學說、病因學說、病機學說、病證學說、診法學說、論治學說、針法俞穴學說、五運六氣學說等。

《黃帝內經》的內容除醫學方面外，還涉及到了哲學、天文、物候、曆法等諸多領域，並以這些方面的理論來論證中醫學的醫理。因此，古人稱《黃帝內經》為“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意思是說：結合天地間的種種事物，來討論人體有關生理、病理等方面的醫學問題。這便是《黃帝內經》“天人合一”、“整體恆動”的指導思想。由此可見，《黃帝內經》與世界上眾多的其他醫書根本不同之點就在於，它不是一本單純的醫學著作。然而，就是單從醫學角度而言，它的理論精華和光輝成就，不僅一直煦育著歷代醫家，指導著臨床實踐，而且也對世界醫學的發展產生過積極影響。例如，它對人體表面解剖的論述，特別是有關消化道長度的測量，與西醫學的數據很相近；它最早提出了血液循環的概念，並認識到了體循環和小循環的不同。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因此，歷代醫家都非常重視《黃帝內經》，尊之為“醫家之宗”，成為學習中醫必讀的古典醫籍。

在人類階級社會早期，在醫學發達之前，由於生產力發展所限，人們對自然的科學認識不足，抗爭手段又十分有限，因而對於各種疾患不得不主要乞求神靈的幫助，因此這一時期是巫醫占統治地位與巫術盛行的歷史階段。但巫醫並不是專職的醫生，仍屬於“巫”的範疇。

這一時期，巫教盛行，神秘主義的空氣如迷霧般籠罩著整個社會，作為專管祈禱、祭祀的巫，代表奴隸主階級的利益行事，通過占卜吉凶祭祀等活動影響國家大事，形成一種特殊的政治力量，在社會上有著極其顯要的地位。在長期的祈禱祭祀活動中，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吸取人民群眾中的某些醫藥經驗和知識，以能和鬼神相通的姿態，用迷信的方式為人治病，給醫療活動披上了神秘的外衣，造成了醫巫相混的假象，這部分巫即所謂的巫醫，是早期醫生的先驅。在當時沒有專職醫生的條件下，巫醫在整個社會的醫療活動中起著主導作用。

雖然此期巫醫主要以巫而非醫生的面目出現在社會上，但是他們畢竟是人類社會早期的知識分子，可以憑藉其社會地位，憑藉所掌握的文化知識，將最初的醫療活動和知識集中起來，予以神秘化的思考，把一些有效的醫療經驗和藥物記錄下來，並加以整理，使之系統化，從而為後世醫學能夠從巫術中脫離出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提供了可能。如具有“古之巫書”之稱的《山海經》，作為上古巫師從業的依據，本是巫教中的經典，該書中卻記載了大量的藥物學知識，準確地記述了一些藥物的產地、性能、效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古醫學方書，書中就有不少巫祝（巫醫）治病的方子；眾所周知的甲骨文中更有許多關於疾病的記載。如果沒有巫醫對醫療和藥物學知識系統整理並記載於《山海經》等有關文獻中，上古的醫藥知識能夠流傳後世，這是不可想象的。在當時的條件下，巫醫這一職責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我們應該肯定巫醫對醫學發展積極影響的一方面，而不能對其一概加以否定。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社會經歷著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度的變革。由於生產力的提高和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加上社會分工進一步擴大，各行各業日益趨向專業化，醫學開始從巫術中分離出來，社會上出現了一些行醫濟世的專職醫生。《周禮》把“巫祝”列入“春秋大宗伯”職官中，而醫師則屬於“天官冢宰”管轄。從此醫巫分家。

此期的醫生與殷（西）周時期披著神秘外衣的巫醫比起來，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已不起重要作用，地位有所下降。但由於當時“學在官府”，知識主要為貴族統治階級所壟斷，從事醫學的知識分子——醫生的地位自然與當時的普通百姓不同，而屬於“士”的階層，在社會上仍有相當的地位，並且為社會所重視。如醫生扁鵲到虢國，虢國國君迎之於宮廷中門，稱其為“先生”；經過齊國，齊桓侯以貴客之禮待之。當時就連儒家創始人孔子也對醫生這一職業比較看重，“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醫生）”。

醫生社會地位雖難與早期巫醫相比，但醫學畢竟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擺脫了巫術的束縛，醫生不必再像巫醫那樣遮遮掩掩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從事醫療活動，進行經驗總結，並加以理論提高。另外由於各諸侯國為自己統治需要，積極招賢納士，招攬各類人才，醫生在當時作為士的一個階層，也受到各國君主的禮遇，活動是比較自由的，如扁鵲周遊列國，曾到齊、趙、虢、秦、周等國行醫，並根據各地群眾需要而做不同專科的醫生；秦國醫生醫緩與醫和曾分別到晉國為晉景公、晉平公診治疾病。由於這一時期諸侯割據政治上處於分裂的局面，文化上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有著濃厚的學術民主氛圍，醫生的自由流動，一方面可以使各國百姓在患疾病時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救治，同時因戰爭頻仍，疾疫流行，也為到各交戰國的醫生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寬廣領域，豐富了他們臨床實踐的深廣度；另一方面，醫生自由流動也利於醫學的交流與提高，醫家不拘處於一方，特別到經濟文化發達的諸侯國，可以吸取當時最先進的思想及技術並引用於醫學領域，促進了醫學的發展與進步。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陰陽五行等學說就是這一時期被應用於中醫學理論、並以之指導臨床實踐的。

始皇帝為追求長生不老，寵信方士（此時的方士包括醫生），焚書坑儒時，“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首、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醫藥之書不在焚燒之列，使醫學在這場文化浩劫中避免了不必要的損失，也使醫學能夠得以持續健康發展。

西漢前期，由於秦末農民戰爭及楚漢戰爭的影響，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為恢復社會生產發展，統治者不得不推行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為穩定社稷安定，政府十分注意保嬰、養老及穩定民生，醫生的社會地位相應提高。朝廷常召見民間醫生諮詢有關醫藥及療效等有關情況。漢文帝曾召見當時名醫淳于意，詳細詢問其學醫經過以及診治疾病和帶徒弟的具體細節，淳于意一一作了回答。司馬遷將這些內容記錄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留下了我國現存最早的醫案——“診籍”。

是封建社會鞏固發展的一個時期。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加上統治者尤其是漢武帝時期空前的重農抑商限工各項經濟政治政策，封建社會的“士農工商”四民之序此期也已定型。自從孔子首創私學，學術文化開始下移民間，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至此“學在官府”的壟斷局面已完全被打破，普通百姓亦可較多獲得知識，醫生由於醫學知識的技術性質也已完全被以“工”視之，醫術被歸為方技之類（《漢書·藝文志》）。醫生由原來士的階層而入“工”的階層，地位不能不說有所下降。這一時期更為重要的是諸子思想百家爭鳴的局面被打破，儒家思想取得了獨尊的地位。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以儒家大一統思想指導政治，並把《詩》、《書》、《禮》、《易》、《春秋》等五部典籍定為儒家經典著作，作為封建士人的必讀之書。官吏選拔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儒家思想成為此後二千年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儒家思想重視人文倫理知識而輕視科學技術。儒家思想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首要。“治國平天下”對知識分子來說更是重中之重，因此要“學而優則仕”，讀了書後就要出來做官。對知識分子來說，出仕是唯一正途，而其他則視為旁門左道，所學的東西都統一在儒家經典範圍內。“治人”為本，“治物”為末；“重道輕器”輕視自然科學技術，具有科學認識價值的知識如醫學，則被認為是“小術”、“方技”，“醫卜相，皆方技”。醫生作為一種職業也同其他勞動性質的職業一樣，受到歧視，醫生的社會地位比以前是大大跌落了。

這樣造成的後果必然是人們羞於行醫，甚至以之為可恥，使許多知識分子在有可能從事醫學時鑒於社會壓力及心理影響，而對行醫望而卻步，這樣必然會使醫學在繼承發展方面失去許多優秀人才；另外，也易使許多統治者歧視醫學，甚至摧殘醫學，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醫學的正常發展。如東漢名醫華佗即使在醫術絕倫、名滿天下時，仍為自己行醫而後悔，“兼通數經”，“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其後來因不願做曹操的侍醫而得罪於這位當政者，以致被收審入獄。當荀彧以“佗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含宥之”之語為華佗求情時，誰知這位在歷史上有著“唯才是舉”重視人才之名的統治者竟說：“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耶！”最終一代名醫被殘忍地殺害了，致使其著作竟無一字流傳於世，千古外科名方——“麻沸散”也自此失傳，令後世醫者深為惋惜。同時期另一名醫張仲景，對中醫的發展作出了不朽的貢獻，而當時所謂正史中竟無一字記載，“論者推為醫中亞聖，而（南朝宋）范曄《後漢書》乃不為仲景立傳，是故君子有遺憾焉。”由此也可想象出當時醫生的社會地位。

時期曾有許多士大夫精通醫學並出現了一些門閥醫學世家，但是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只是把醫學知識作為自己保生立命的一種工具，大多不願用之施治於廣大普通患者。如東晉士大夫殷浩，是當時清談領袖，精內典、善經方。但他卻不肯為下級人員看病，某次有一下級職員之母有病，請他醫療，至叩頭流血以求乃為之。當醫好病人後，就將自己的經方燒掉，恐怕人再以醫家視之。這說明那時士大夫的學醫，盡有為己而不肯為人之目的，同時也反映了那時醫家地位並不怎麼高。

更為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一方面唐王朝完善隋代的科舉制度，廣開仕進之門，使知識分子趨之若鶩，焚膏繼晷，皓首窮經，以求一官半職；另一方面唐代最高統治者大多喜歡詩文，並進而影響到儒生、士大夫階層，唐代文學藝術的極度繁榮與此不無關係。然而他們大多對醫學不以為然，甚至蔑視，“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聖不以為教。”當時文學大家韓愈則說的更坦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原以文名世，很有才學，學醫后史書就把他歸列為“方技”類，而不入儒林，朱熹對此非常惋惜，唏噓不已，謂“思邈為唐名進士，因知醫貶為技流，惜哉！”僅此醫生入“另冊”一條，就足以使許多本來願意從醫的儒士卻步。難怪宋代醫學家高保衡感嘆道：“惜乎唐令列之醫學，付之執技之流，而薦坤先生罕言之”。正是由於統治階級這一歧視態度，醫生社會地位低下，以致當時社會風氣是“朝野士庶咸恥醫術之名，多教子弟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身之道，醫治之術，闕而弗論”。由此也導致了這一時期醫學人才無論在數量上、學術造詣上和對後世影響諸方面上，均不能與同時代科學文化中其他領域內的空前盛景相提並論，同日而語，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

宋代政治的重要變化是發展了文官統治，重視文士的培養和選拔，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較歷代大為提高。這一時期，最高統治者對醫學頗感興趣，十分重視。如北宋9個皇帝中，至少有5個熟悉醫學。宋太祖本人學習醫學，曾親自為其弟趙光義艾灸治背；宋太宗趙光義未登基前即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及稱帝后即發動醫官編成方書100卷，賜名《太平聖惠方》，並御制序。宋真宗、宋徽宗等亦曾親自為醫書作序，並且宋徽宗還以個人名義（實為醫官代庖）編寫頒行《聖濟經》一書。在北宋167年的歷史上，竟有10次大規模的中央官刻醫書，每次皆有一種或數種重要的醫藥專著行世，並成為醫籍之精品。宋代在實行科舉取士選拔官吏的同時，也重視醫官的選拔聘用，曾致使一個時期醫官職支俸冗濫。後世對醫生“大夫”、“郎中”的稱呼即起源於這一時期。現代醫史學家謝觀說：“中國歷代政府重視醫學者，無過於宋。”

由於統治者對醫學的重視與提倡，文人知醫通醫成為風尚，“儒醫”之名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醫生的社會地位有了極大的提高，人們不以知醫行醫為下賤可恥，反而認為醫為仁術，儒者之事。“醫國醫人，其理一也”，“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大批儒士滲入醫學領域，一代又一代儒醫的湧現，使醫學隊伍的素質明顯得到提高，促進了從醫人員知識結構的更新和醫學研究效率，無論對醫藥理論的發展還是對臨床經驗的總結提高，都起了重要作用。

蒙元統治者為統治需要，對醫學也相當重視。憲宗（蒙哥）即位，智耀入見，帝竟然問儒學何如醫學。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醫學的地位。“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醫著效，被光寵者甚眾。”在統一全國過程中，蒙古兵攻城，屠殺極慘，但獨不殺工匠而俘作奴隸，醫生也視同匠藝，得以免死。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二月，平定江南，詔書中曾下令搜求“前代聖賢之後，高尚儒、醫、僧、道、卜筮，通曉天文曆數，並山林隱逸名士”，以為統治階級服務，醫生也在被利用之列。元統一全國后，實行殘酷的種族歧視和階級壓迫，將各族人民分為四等，漢人、南人居於後兩個等級；在社會上又把人們按職業分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匠、九儒、十丐。醫生處於第五位，在儒士之上，“然當時仕進有多歧，銓衡無定製，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醫學”，醫生亦可以隨時被選拔為官吏，由此亦可見當時醫生之社會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知識分子在元代地位一落千丈。元代前期科舉制度一度廢弛，長達近八十年，廣大士人仕進無門，並且由於社會地位的變化，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便轉而投身於具有“仁術”之稱的醫學之中去。專事從醫的知識分子增多，使儒醫更為發展與鞏固，並影響及後世。

（鴉片戰爭前）

明清是我國封建社會最後兩個朝代，而清又是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時期。封建統治階級為維護其腐朽的統治地位，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專制空前加強並達到極端化。為加強思想控制，在文化、學術上採取一系列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言行。這一時期科舉制度更加完備，以八股文取士，考試專以四書五經命題，讀書人亦以此為依據而攻讀經書。這種僵化的學術傳統把當時無數最優秀的學者吸附於自身，浪費他們的才華和精力；而“離經叛道”，思想稍微“有乖於聖學經義”，統治者即給予其個人甚至家族以輕則及身、重則滅族的嚴懲。“夫藝人術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明史》），如醫學等科學知識技術，則一律被視為“奇技淫巧”、“小道”而加以限制與打擊。

明代承襲元朝的匠戶制度。元代醫戶頗受統治者優待，可以全免雜役，僅每年交納包銀三兩供太醫用度；而明代醫戶除了可免除一部分雜泛差役外，正役和稅糧不能免除。又如太醫院醫職，元代最高職級為正二品；明代太醫院最高職級在建國始降為正三品，以後又降為正五品。清朝基本沿襲明的太醫院制度，對醫學的歧視態度某方面更甚於明代，如曾下令：“太醫院針灸一科，著永遠停止”，使針灸療法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礙；清江西巡撫裴率度曾上疏：“…醫卜星相，往往假其術以惑民，雖非邪教，亦當以時嚴懲。”而當時的雍正皇帝竟“深嘉之”，對醫學醫生之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這一時期，很多醫家並不是原來就主動或自願從醫的，大都是因習經文走仕途之路受挫而被迫投身於醫學的，就連明代最著名的醫藥學家李時珍也概未例外。其父李言聞本為當地名醫，但因當時醫生社會地位低下，他不願李時珍再以醫為業，而要李時珍走科舉道路入仕途。李時珍14歲考中秀才，其後三次赴鄉試均不第，23歲后才不得不放棄再考科舉而決心跟父親學醫。

當時社會上一些達官貴人“肆其驕慢之氣，役醫如吏，藐醫如工，家有病人，遂促其調治，並以生死之權責成之”，使業醫者社會地位得不到尊重，進而使醫者本人及其家屬深以行醫自卑，甚至自身諱醫如深。如清代著名醫學家薛雪，擅長治濕熱病，撰有《濕熱條辨》等醫書，對溫病學的發展有很大貢獻，在中國醫學史上也有著重要地位。然而當其去世后，其孫為其寫墓誌銘，概述乃祖生平，竟“無一字及醫”，反而將他置於理學之流。當時著名文學家袁枚讀後大為憤慨，認為這是“甘舍神奇以就臭腐”，並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予以批駁。試想在這樣鑽經學走仕途思想佔主導地位而醫生社會地位低下為人所輕視的大環境下，又有多少優秀的知識分子主動去從事醫學？即使從事了醫學，人們也大都把它作為養家糊口、自身生存的一種技能，很少能將它作為一門學問來看。所有這些，對醫學的發展無疑有著消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