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氏文化
顏氏文化
目錄
“顏氏文化”是河源市的一個本土文化。連平顏氏三代（顏希深、顏檢、顏伯燾、顏以燠）是有清一代的名仕顯宦，他們不僅以“一門三世四督撫，五部十省八花翎”（其中顏希深官至雲南巡撫，誥授光祿大夫[正一品]，子顏檢官至直隸總督，誥授榮祿大夫[從一品]，孫顏伯燾官至閩浙總督，誥授榮祿大夫[從一品]，孫顏以燠官至東河總督，誥授資政大夫[正二品]）的顯赫家聲名列當時全國著名的二十八世家之一，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以“清正廉潔、親民愛民、忠貞愛國”的精神惠澤後世。在“顏氏文化”的三大亮點（清正廉潔、親民愛民、忠貞愛國）中，“清正廉潔”無疑是最大的亮點。如何利用這一廉潔文化資源，為我市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服務，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那麼，如何打造“顏氏廉潔文化”品牌呢？我在這裡提幾點不成熟的構想。簡單來說，就是要圍繞“一二三四”：
“一”就是“緊扣一條主線”，即顏氏三代傳承、踐行“三十六字官箴”這條主線。“三十六字官箴”是中國古代為官者的從政箴言、居官要領。其全文是：“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這段短小精悍但令人振聾發聵的箴言，被顏氏一家奉為家訓。“三十六字官箴”是“顏氏廉潔文化”的主心骨、“顏氏廉潔文化”的靈魂，也是“顏氏廉潔文化”的亮色。脫離了“三十六字官箴”，“顏氏廉潔文化”就無從談起。雖然顏氏三代不是“三十六字官箴”的原作者（現無法考證作者是誰），但他們是“三十六字官箴”的積極傳承者和忠實踐行者。
首先，我們來看顏氏三代是如何傳承“三十六字官箴”的。官箴碑文的首刻者是明代戶部侍郎兼山東巡撫年富，繼而是明代泰安知州顧景祥（號貞庵主人）。之後，“三十六字官箴”便鮮為人知了。直至清代乾隆十八年（1753年），顏希深任泰安知府時，偶在衙內的殘壁中發現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顧景祥所刻的《官箴》碑文，感受頗深，遂將此碑重刻，並附以跋文，立於官署內西廂房，當作座右銘。嘉慶二十年（1815年），時任山東鹽運使的顏檢，依照其父顏希深泰安石刻拓本，重新刻石並跋其後，鑲嵌在杭州治所大廳的牆壁上。道光四年（1824年），時任延榆綏道道台的顏伯燾，把其父顏檢所贈之官箴拓本並自己寫的一篇跋文，寄與長安知府張愛濤（字聰賢），請其刻石立碑，以廣其傳。同年農曆十月，張愛濤在繼顧景祥、顏氏三代之後，作跋立碑。這就形成了現西安碑林博物館收藏的官箴石碑。從“三十六字官箴”的傳承過程看來，顏氏三代對於“三十六字官箴”的傳承和傳播，是功不可湮的。甚至可以說，如果不是顏氏三代，“三十六字官箴”這段從政者的千古箴言，也許就會永遠消匿於歷史長河之中了。
我們再來看顏氏三代是如何踐行“三十六字官箴”的。顏氏三代都將“三十六字官箴”視為從政者的警鐘、做好官的“秘笈”，積極推介、傳播“三十六字官箴”，踐行官箴中提倡的“公廉觀”，並作為家訓，傳於後人，要求他們應時常學習官箴碑文，牢記前賢做官格言，以官箴中所提倡的“公廉觀”為準繩、準則，廉潔從政，做一個清正廉明之官。顏氏三代歷仕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四朝，創造了“一門三世四督撫”的奇迹。顏氏三代之所以能保持“三世一品”，是因為他們以“三十六字官箴”為指針，廉潔從政，得到了朝廷的信任；顏氏三代之所以能得到史書和後人的高度評價（《清史稿·顏伯燾傳》說：“（伯燾）累世膺疆寄，嫻習吏治，所至有聲。”），也是因為他們以“三十六字官箴”為指南，德澤百姓，得到了人民的擁戴。
我們要打造“顏氏廉潔文化”品牌，就要緊扣顏氏三代傳承、踐行“三十六字官箴”這條主線，深入挖掘顏氏三代傳承、踐行“三十六字官箴”、廉潔從政、公正為官的史實，用這些史實教育現代從政者，要樹立“公廉觀”，踐行“公廉觀”，以收到以古鑒今、古為今用之功效。
“二”就是“澄清兩大問題”，即顏伯燾“臨陣脫逃”、“罷職回粵”的問題。雖然顏氏三代得到了正史的高度評價，但在一些“野史”中，卻對顏伯燾頗有一些“微詞”，存在一些攻訐和非議（對顏希深和顏檢則基本沒有）。這些“非議”，無非是說顏伯燾在鴉片戰爭的廈門之戰中“臨戰脫逃”，在“罷職回粵”時在千人護送，沿途接受官員的宴請。我們現在打造“顏氏廉潔文化”品牌，有些同志也因為這些“野史”而對“顏氏廉潔文化”產生了質疑，說顏伯燾“臨陣脫逃”、“罷職回粵”是“顏氏廉潔文化”的“污點”，似乎有了這些所謂的“污點”，“顏氏廉潔文化”就不能成立，“顏氏廉潔文化”品牌就無法打造似的。其實，這是大可不必的，甚至可以說是杞人憂天。因為這些“野史”都是空穴來風的，沒有根據的，不負責任的，以訛傳訛的，是對顏伯燾的誣衊誹謗、惡語中傷。我在這裡用事實來為顏伯燾澄清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臨陣脫逃”說。白壽彝總主編之《中國通史》第十八冊第七節中說：“鴉片戰爭中，閩浙總督顏伯燾因臨陣脫逃被革職回粵。”我不知道這段言論本自何處、有何根據。據我查閱的《清史稿》等史料來看，顏伯燾是一位赤誠的愛國志士、一位抗英的民族英雄。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更是歷史應給予他的公正論斷。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初，顏伯燾就與林則徐、鄧廷楨等人一道，堅決抵制琦善等投降派的求和主張、賣國行徑，堅持抵抗路線。廣州失守后，奕山等人與英軍簽訂了屈辱的《廣州條約》。顏伯燾得知后，憤而上《探聞廣東情形折》，怒斥了奕山、楊芳等人的投降妥協行為，表明自己的耿耿愛國之心。英軍進攻廈門時，璞鼎查親自書寫照會，對顏伯燾進行威逼利誘，妄圖勸降，但被顏伯燾嚴辭拒絕。廈門防禦戰時，在清軍嘩變的情況下，顏伯燾仍然親臨前線督戰，指揮白石頭汛、嶼仔尾、鼓浪嶼三面兜擊，擊沉英軍火輪船一隻、兵船五隻。英軍見勢不妙，忙集中火力，并力攻擊廈門沿岸炮台，逐一擊破。並用兇猛炮火掩護舢板船分路強行登陸。英軍登陸后，清軍官兵與英軍展開了肉搏戰。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廈門淪陷。當夜，顏伯燾退守離廈門三十里的同安縣，一面整頓軍隊，籌備火炮，一面徵募新兵，團練鄉勇，牽擾英軍。他又命興泉永道兼金廈兵備道劉耀椿率兵勇潛赴廈門，聯絡當地鄉民、兵勇，約期夜襲英軍。但因英艦事前調離廈門（英軍佔領廈門后，居民奮起抵抗，英軍多有死傷，不得已而撤離廈門，轉攻浙江），未成。後來，在廈門人民的協助下，顏伯燾收復了廈門。之後，道光帝“詔斥（顏伯燾）不能預防，倉猝失事，以廈門收復，免其治罪，議革職，從寬降三品頂戴留任。尋命侍郎端華至閩察勘，坐未能進剿罷職，時論仍右之。”（《清史稿·顏伯燾傳》）從這段話我們可以得知，清政府並沒有說顏伯燾“臨陣脫逃”，貶降顏伯燾之職的原因也不在此，而是因為他在英軍撤離廈門的時候沒有及時追剿。由此，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通史》之說是無中生有的，是不負責任的。試想：如果顏伯燾是貪生怕死之徒，他為什麼會親臨前敵，親自督戰？如果他是“臨陣脫逃”的話，他為什麼不跑遠一點，只是退守離廈門只有三十里的同安縣？如果他是“臨陣脫逃”的話，他為什麼還會招募新兵，團練鄉勇，並派人夜襲英軍？如果他是“臨陣脫逃”的話，清政府為什麼不誅殺他，甚至連他的官職都沒有革除，只是“從寬降三品頂戴留任”？由此我們可以論定，《中國通史》中的那段話簡直就是無稽之談！
我們再來看由顏伯燾“罷職回粵”而引發的非議。據與顏伯燾差不多同時的張集馨所著《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記載，顏伯燾被罷職回廣東連平老家時，“帥有親軍營三百人，感恩護送回粵，沿途皆須酒飯犒勞”。三月途經漳州，“自初一至初十日，無日不過行李”，“每日總在六七百名”；初十日，顏伯燾到達漳州，“隨帥兵役、抬夫、家屬、輿馬僕從幾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頓，酒席上下共用四百餘桌”。事後，漳州府長官只好虛報一千二百名鄉勇的糧餉，以彌補“前帥過境，實用去一萬餘金”的虧空。《簡明中國古代史·第二節·清朝·鴉片戰爭前》也援引了這則小道消息：“道光時，閩浙總督顏伯燾罷職回粵，所攜輜重人夫不計其數。在道經漳州城時，先期十日即有扛夫過境，每日不下六、七百名，最後顏伯燾到達時，隨從人夫又有三千名。”我覺得《簡明中國古代史》的這種援引是很不可思議的。作為比較嚴肅的史書，不應隨便引用野史。因為野史很多是不可信的，很多是道聽途說的，或者是作者虛構的、帶有作者個人的感情色彩的，不夠公正的。恕我孤陋寡聞，在《清史稿》等正史中，我沒有查閱到關於此事的任何記載。因此，我很懷疑這件事的真實性。我想，把它當作一個民間傳說似乎更為合適，而不應當作史實來看待。即使把此事當作史實來看，我們也不應對顏伯燾大加鞭撻。首先，顏伯燾回連平老家時，護送的人不是他請來的，而是“感恩護送”。即便他貶官了，但仍有那麼多受過顏伯燾恩惠的人來護送他。由此可見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其次，一路上，他被沿途官員宴請，是當時官場上的一種禮節，是他們自願的，而不是顏伯燾自己要講排場，擺架子。按中國封建官場上的“規矩”，人走茶涼，被貶的官員是無人理睬的，但顏伯燾卻得到了地方官如此盛情的款待，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也反映了顏伯燾的崇高威望。如果想通過這件事來貶抑顏伯燾的話，那就未免太站不住腳了，太沒有說服力了。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以上兩種論調。我們要打造“顏氏廉潔文化”品牌，就必須對這兩種謬論加以糾正，清除干擾“顏氏廉潔文化”的不諧之音，還顏伯燾一個清白，還“顏氏廉潔文化”一個本來面目。
“三”就是“突出三個嚴於”，即嚴於律己、嚴於律下（即下屬）、嚴於律親。顏氏三代的廉潔從政，主要體現在嚴於律己、嚴於律下、嚴於律親。在“嚴於律己”方面，他們以“三十六字官箴”為準繩，恪守“公廉觀”，清清白白為官，堂堂正正做人，潔身自好，絕不貪污腐化。從以下三副對聯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是如何嚴於律己的：一是顏檢故居“宮保第”的楹聯：“清白存心，精勤任事，勉為良吏，力挽頹風”；二是顏伯燾貴州巡撫署齋聯：“兩袖入清風，靜憶此生宦況；一庭來好月，朗同吾輩心期。”三是顏伯燾的手書：“動念即應思改過，得閑何不再看書。”他們不僅潔身自守，而且剛正不阿。比如顏希深，他從不諂媚上司，不以行賄獲取上司歡心。他任山東督糧道時，權貴和珅隨乾隆南巡，向地方官勒索“孝敬費”，遭到顏希深拒絕。還有顏檢，多次為了老百姓的利益，上書皇帝，忤逆“龍顏”，即使屢遭譴貶也無所憚懼。在嚴於律下方面，他們積極向同僚、下屬推介“三十六字官箴”，率先垂範，教育下屬，力除時弊，力挽頹風。特別是顏希深，嚴格要求下屬，嚴禁下屬貪贓舞弊，曾經清察徵漕浮收諸弊。在嚴於律親方面，顏氏三代把“三十六字官箴”作為家訓，傳於子孫後代，要求他們應時常學習官箴，踐行官箴。正因為顏氏三代嚴於律己、嚴於律下、嚴於律親，他們才得到了百姓感念、僚屬敬畏的良好官聲，才得到了史書的高度評價，才創造了“一門三世四督撫”的奇迹。《清史稿》讚譽顏希深“法尚清平，政績輝煌”，稱頌顏檢“明於吏事，治尚安靜”，表彰顏伯燾“嫻習吏治，所至有聲”，皆非虛言。在那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貪污成風、蠹蟲成群的腐敗社會裡，顏氏三代能夠不被污染，潔身自好，力為良吏，實屬難能可貴。因此，毫不過譽地說，顏氏三代是中國封建社會達官顯宦廉潔從政的典範。今天我們要廉潔從政，也同樣要做到“三個嚴於”；要打造“顏氏廉潔文化”品牌，也要突出“三個嚴於”。
“四”就是“實施四大工程”，即保護工程、開發工程、推介工程、教育工程。在保護方面，我們要把顏氏三代的故居、墳墓、遺物等加以保護。現在，顏氏三代的文物已所存無多，保存較為完好的有顏檢墓（位於東源縣錫場鎮河洞村芳洞自然村）、河帥第（座落在連平縣元善鎮前進六街），其他如宮保第（位於連平縣元善鎮瓦背一街）、顏伯燾別墅（位於連平縣城西西門崗）、顏伯燾夫婦合葬墓（位於連平縣城北約3公里的新龍村黃小洞灌仔窯）等都已經嚴重損毀。如果不把現存文物保護好的話，“顏氏廉潔文化”將無可觀之物，將無所附麗。在開發方面，去年，市紀委和連平縣委、縣紀委聯合推出了“顏氏廉潔文化”“四個一”工程，即建立一個廉潔教育基地、編演一台廉潔教育戲、攝製一部廉潔教育電視專題片、出版一本顏氏廉潔文化資料集。“四個一”工程已於2005年紀律教育學習月期間全部完成，推出后取得了良好的宣傳效果和教育效果，“顏氏廉潔文化”在河源市已廣為人知、深入人心，“顏氏廉潔文化”已成為河源市一個響噹噹的廉潔文化教育品牌。但是，單靠“四個一”工程是不夠的，我們還要不斷對“顏氏廉潔文化”進行開發，不斷創新其載體，充實其內容，豐富其形式。我認為，要開發“顏氏廉潔文化”，我們還可以再實施一個“四個一”工程：一是建造一座“官箴”碑園；二是創建一個“顏氏廉潔文化”旅遊景點；三是拍攝一部電視連續劇（或電影）；四是成立一個“顏氏廉潔文化”研究會。“官箴”碑園可設立於連平縣城南山公園，以“官箴”石碑為主，以其他廉潔警句格言碑刻為輔。連平縣博物館館長鬍小江同志早在前年就提出了建造“官箴”碑園的設想，但由於各方面的原因，一直未能實施。我們要爭取地方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的支持，多方籌集資金，儘快把“官箴”碑園建起來，使之成為“顏氏廉潔文化”的一個窗口。“顏氏廉潔文化”旅遊景點則可以連平縣博物館內的顏氏廉潔文化教育基地為依託，把它闢為旅遊景點，列入旅遊路線，讓更多的人了解“顏氏廉潔文化”，關注“顏氏廉潔文化”。電視連續劇（或電影）則可根據顏氏三代傳承、踐行“三十六字官箴”的過程設置劇情，出資請珠影等有影響、有才力的公司製作拍攝。“顏氏廉潔文化”研究會可由市紀委或市社科聯牽頭成立，網聚一批“顏氏廉潔文化”的愛好者和研究者，加大對“顏氏廉潔文化”的挖掘力度。在推介方面，我市已做了大量工作，並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就目前來看，“顏氏廉潔文化”的影響力只囿於河源市，在廣東省尚影響不大。我們既要充分利用本地的媒體資源，對“顏氏廉潔文化”進行宣傳，使之廣為人知、深入人心，又要充分發揮市外、省外甚至國外的媒體和國際網際網路的作用，使“顏氏廉潔文化”走出河源、衝出廣東、走向世界。前段時間，我在“天涯博客”上創建了一個“廣東河源‘顏氏廉政文化’宣傳網”，但由於水平所限，網頁做得還不夠盡善盡美。我希望能聘請有關技術人員，創建一個專業的“顏氏廉潔文化”網站。在教育方面，我想我們可以開展一次“顏氏廉潔文化”系列教育活動，如開展“顏氏廉潔文化”宣講活動，“顏氏廉潔文化”進校園、進社區等活動，舉辦“顏氏廉潔文化”圖片展，在電視、廣播、報刊開闢“顏氏廉潔文化”教育專欄等，使“顏氏廉潔文化”的教育作用得以更好地發揮。
綜上所述，“顏氏廉潔文化”是一塊具有河源地方特色的廉潔文化資源，具有很大的利用價值。顏氏三代廉潔從政的史實是一個很好的教育素材，能夠能為反腐倡廉提供強大的思想保證、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對於構建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以及全社會廉潔文化教育具有很好的推動作用。因此，我們要著力打造好“顏氏廉潔文化”品牌，為推動我市乃至全省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推動我市、我省的廉潔文化教育工作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