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油娃娃

富有的白人糖果商沃勒潤·斯特里特（Valerian Street）退休后與妻子瑪格利特，黑人僕人西德尼和奧丁夫婦居住在加勒比海的騎士島上。西德尼的侄女賈丹（Jadine）受沃勒潤資助在巴黎主修藝術史，完成了大學學業，並成為一家雜誌的封面模特。一天，賈丹到沃勒潤家裡做客，遇到闖入沃勒潤家的黑人逃犯森（Son）。兩人墜入愛河，到紐約開闢新生活。但森與紐約的現代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堅持要賈丹隨他回到他的故鄉弗羅里達州的埃羅（Eloe）居住。而賈丹在埃羅又處處感到難堪與不適。兩人不同的生活經歷和價值觀念使他們先是相互吸引，隨即衝突不斷。在意識到兩人難以彌合的分歧后，賈丹悄悄離開了森。故事在森尋找賈丹的開放式結尾中結束。

《柏油娃娃》這部小說將背景設置在加勒比海的一個名為“騎士島”的小島上暗示著：無數白人殖民者正是通過使用加勒比海的原材料蔗糖和可可豆

殖民地通常是指從18世紀起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剝奪了獨立權力，在政治和經濟上受其管轄的地區或國家。而後殖民通常是指在20世紀雖然許多前殖民地國家經過不懈的鬥爭已經結束了從前屈辱的殖民統治，但跨國資本主義對這些國家及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仍然在經濟上進行資本壟斷、在社會和文化上進行潛移默化的殖民滲透，造成這些非西方國家仍舊維持著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受西方霸權國家控制的不平等的社會現實。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的后殖民主義理論致力於從政治、歷史和文學等層面批判殖民時期結束后，宗主國與前殖民地之間、西方霸權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文化話語權力關係，以及有關種族主義、東方主義、霸權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等問題。因此，后殖民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思潮強調的是一種話語批判和文化政治批評。

后殖民主義小說的《柏油娃娃》揭示莫里森在反思后殖民時代的黑人文化身份問題上所作出的貢獻。由於美國是唯一一個由前殖民民主政權變成殖民強權的國家，它的情況與其它前殖民地國家與宗主國的關係有顯著不同。從1607年到1733年英國殖民者先後在北美洲東岸建立了13個殖民地，這些殖民地隨著北美獨立戰爭的爆發及美利堅合眾國的成立而成為美國最初的13個州。其後美國經濟和軍事迅猛發展，一躍而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因此美國與前宗主國英國的關係不存在事實上的后殖民關係。

數百年來在美國國內卻存在這樣一種社會現實：美利堅合眾國成立后，最初被英國殖民者販賣到美洲淪為奴隸的非洲黑人在蓄奴制的暴力下繼續遭到南方白人種植園主的奴役和剝削。也就是說，美國南方實際上是美國的第一個殖民地，白人種植園主與黑人奴隸構成了事實上的殖民關係。而在南北戰爭之後蓄奴制已經被廢除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美國黑人仍然在經濟上受到殘酷的剝削，在政治上被剝奪了選舉權，在社會公共領域遭到無所不在的種族隔離。這種后殖民關係的形成，與美國殖民統治者推行的種族主義政策密切相關。

種族主義實際上是一種與英國殖民主義相伴而生的意識形態，鼓吹人類的不同種族在本質上有優劣之分。作為“優等”種族的白人生來具有創造高級文明的生物本質，而黑人作為“劣等”種族則無力創造和掌握高級文明，因而“優等”種族註定要統治和奴役“劣等”種族。在這種殖民主義的經濟、政策和文化侵略下，美國黑人不僅在肉體上遭到奴役，而且在精神上受到白人主流意識形態的灌輸，使一部分黑人相信本民族文化劣於白人的主流文化而產生自卑、自賤和自毀的心理，逐漸擯棄了古老質樸的黑人文化傳統，全盤接受了白人的價值觀。因此可以說，美國的黑人問題是美國國內殖民主義的問題。美國已經從殖民地國家變成新殖民地國家。美國國內的黑人在自己的國家承受著被殖民的痛苦。

森

森——黑人文化的傳承者

小說開頭描繪了黑人青年森從某個地方因為某種原因來到了加勒比海的騎士島上。森因為發現妻子對自己的背叛而誤殺了妻子，作為逃犯他偷偷登上了一艘小艇，最後跳入海中，經過一番掙扎之後來到加勒比海的騎上島上。然後闖入了白人瓦萊里安·斯特里特的家中。莫里森將森描繪成“沒有儀式的人；沒有受洗，沒有割禮，沒有參加過葬禮，沒有在教堂里舉行婚禮，沒養育過孩子。沒有財產，沒有家園。”在八年的逃亡生涯中，他不停地變換工作，她當過力工、小販、海運易燃易爆物品的非法勞力、雇傭兵、舞男、路邊歌手等。森四處漂泊的生活實際上代表了在白人主流社會中大多數美國黑人受歧視和剝削的現實。

一方面森的漂泊不定體現了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對美國黑人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另一方面森本人也無法接受白人主流社會出人頭地的物質主義價值觀。作為非洲傳統文化的繼承者，他拒絕接受美國白人的主流社會物質主義，不想按照賈丹的願望和安排在某個行業有多少成就。他頻繁地變更工作，從另一角度講，這也正是他抵抗美國白人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一種表現。在他眼中，白人的世界精彩而無奈，他對白人文明擁有的舒適安樂全無興趣。他總是儘可能地避開同白人接觸。他極端抵制白人，他認為白人和黑人的利益永遠是對立的：“黑人和白人根本就不應該坐下來一起吃飯，有時，他們可以一起幹活，但不應該一起吃飯、睡覺，或生活在一起”。四處漂泊的森實際是通過不斷地變化找尋著自己生存的根基以及自己作為黑人的文化身份。這種尋找也就是代表各美國黑人的“尋根之旅”。小說中森被描繪成一位漂泊者，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他的故鄉埃羅一直是他精神的港灣。埃羅是未被外面的物質世界影響和改變的黑人社區，只有在埃羅，森才能感到一種歸屬感。

長年漂泊不定的生活沒有改變他的黑人性，只有在黑人生活的天地里（埃羅），森才會有一種自在的感覺。按照莫里森的描繪，讀者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森是黑人永遠的兒子，是黑人傳統的真正繼承人。他用自己的方式一直在尋找黑人的民族之根。

賈丹

賈丹——“文化孤兒”

賈丹受白人資助在巴黎這樣的現代化都市接受教育，頭腦中已經滿是白人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念，因而當她與森墜入愛河以後，她想讓森同樣受瓦萊里安資助通過職業訓練取得經濟上的成功。這種觀念正是森極度鄙視的白人價值觀，因此兩人文化價值觀念上的不同信念最終使兩人分道揚鑣。賈丹由於受歐洲白人文明的影響，已脫離了她原本屬於的那個種族的特性。她面臨著身份問題。她成為了文化孤兒——忘記了她祖輩的遺產即她自己的文化遺產，而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和價值標準。

賈丹代表著這樣一類黑人：他們患有嚴重的“脫離症”——忘記了他們的過去。她拒絕了本民族的傳統和文化，她認為“畢加索比伊圖瑪面具要強。”伊圖瑪面具是非洲的一種原始工藝品，畢加索從中受到啟發，開創了現代派藝術。賈丹對白人文化的熱愛和崇拜已使她成為白人文化的封面女郎。她知道自己越來越空洞，不真實，特別是遇見穿“金絲雀黃色連衣裙的柏油似的皮膚”的女人，“那女人中的女人——那位母親/姐妹/她，那個難以攝像的美人”。而那女人也意識到賈丹的表裡不一，她“雙唇微啟，便從齒間噴出一道唾箭，直到胸下和便道上。”黃衣女人對賈丹的唾棄暗指黑女人對賈丹背叛黑人文化的痛恨。當她同森一道去埃羅時，她發現自己已經喪失了同她有著相同出身背景的黑人進行交流的能力。

賈丹在黑人生活的世界中找不到歸宿感和安全感，在賈丹眼裡，埃羅如同“中世紀奴隸的籠子”，是一個也許有歷史，但卻不可能有未來的地方。她藉機大肆誇耀歐洲白人教育，鄙視森沒有教養。她認為只有紐約才是屬於“黑人婦女的城市”，因為只有那裡，黑人婦女才可以享有他們的權力。小說的結尾暗示，她回到巴黎去繼續融入白人的世界，為迎合白種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去迴避自己的黑人身份。

通過對賈丹和森的介紹和剖析，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森所代表的是眾多黑人世世代代保持的傳統觀念，在美國白人主流社會裡，沒有歸屬感，無法接納白人文化，主觀上他們不願被白人同化，因此成了邊緣人，找不到情感上、觀念上的認同，只有回到自己的生活圈子中，正如小說結尾所暗示的那樣，森踏上岸，像兔子一樣消失的叢林當中，顯然這裡的叢林指的是黑人的民族文化，所以不難看出，森繼續走在追尋和傳承民族文化的路上；雅丹則代表己經被白人同化了的一代黑人。表面上看，森確實是黑人民族文化的傳承者，而賈丹也確實背離了自己的民族之根。進一步來說，森也陷入了一個絕對的誤區，他全盤的否定了白人的文化和價值觀，儼然成為了一名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這一點是不足取的。森身上的“柏油特質”和作為一名黑人的“雙重意識”嚴重阻礙了森個性的全面發展，而正是這樣一種偏激的民族觀念，也許最終會阻礙黑人民族文化的健康發展。

《柏油娃娃》的主題思想即反思后殖民時代美國黑人文化身份以及黑人與白人的文化衝突，以及黑人對自身文化身份認同的困惑、懷疑和追求。

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家錢德拉·莫漢蒂在《第三世界婦女與女性主義政治》中認為應拓寬后殖民理論的解讀範圍。她認為“第三世界”這一術語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其一指地緣政治上的實體，即“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與東南亞、中國、南非等構成非歐洲的第三世界的民族國家”；其二指美國、歐洲、澳大利亞的黑人、拉丁人、亞洲人及土著人，其中一些人同地理上界定的第三世界有歷史的聯繫。她的看法揭露了美國國內存在殖民統治的社會現實。

種族歧視和文化霸權造成美國黑人雙重身份局外人的境地。身份的困惑給生活在美國社會中的黑人帶來的是一種靈魂上的終身折磨、情感的扭曲和文化的錯位。有些黑人因此產生了自卑、自賤、自棄的心理，為能夠在白人主流社會爭得一席之地而痛苦掙扎，另一些黑人則在白人主流意識形態的滲透下擯棄了黑人文化的優秀傳統，轉而迎合主流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念；還有些黑人對白人和以白人為代表的主流文化表現出極大的懷疑、厭惡、蔑視和仇恨。托妮·莫里森作為美國黑人女作家，實際上處於一種雙重邊緣化的地位：既是黑色人種的一員，同時又是一位女性。這一雙重的“邊緣”身份使她深切地感受到白人文化霸權對黑人的生存現實和心理困境的災難性影響。

在《柏油娃娃》中，她通過塑造一對固守各自文化信念的黑人青年男女對生活道路的不同抉擇，探討了黑人文化與白人主流文化之間既相互對立排斥又補充融合的複雜關係，並為現代美國黑人對自己文化身份的追尋提供了反思的空間。這正是她超越眾多后殖民作家脫穎而出的一個重要因素。

“柏油娃娃”來源於一個黑人民間傳說：有個農夫種的白菜經常被兔子偷吃，因此他就用柏油和松油做了一個人形娃娃，用來誘捕兔子。兔子見到這個柏油娃娃，就和它打招呼；見柏油娃娃不理它，兔子覺得失了面子，就很生氣地用腳猛踢柏油娃娃，結果兔子的腳被粘在柏油娃娃身上；為了脫身，兔子拚命用手打，結果雙手也被粘在柏油娃娃身上；兔子越想掙脫開，結果被粘得越緊。後來有隻狐狸過來，兔子大聲喊叫道：“別把我扔在荊棘叢里，我怕刺。”狐狸不知是計，帶著整人之心把兔子從柏油娃娃上取下來，扔到荊棘叢里。兔子天性不怕荊棘，因此一下子得以脫險。

莫里森在這部小說中並沒有設置單一的小說背景，而是使人物穿行於不同的地點。這種變換的空間策略與小說所要討論的人物的文化衝突、身份困境密切相關。地域、性別、身份的交織使莫里森強有力地解構了殖民主義文化機器鼓吹固化身份，以此來維繫殖民統治的險惡用心。莫里森將這部小說的背景設置在加勒比島具有深刻的用意。

法國哲學家亨利·列菲弗爾（Henri Lefebvre）1974年發表了《空間的生產》一書，認為每一種特定的社會都歷史地生產屬於自己的特定空間模式。社會空間不僅是社會關係演變的平台，而且是一切社會力量相互介入、抵觸、糾纏與衝撞的場所。受其影響，美國社會地理學家戴維·哈維（David Harvey）深入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空間生產過程。他將資本主義的空間塑造與資本流動、勞動力雇傭、信息運作、以區域為基礎的政治關係等諸多因素聯繫起來，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城市地理是階級鬥爭和資本積累之間內在矛盾的結果。空間的重組是戰後資本主義發展及全球化進程的一個核心問題。

《柏油娃娃》這部小說將背景設置在加勒比海的一個名為“騎士島”的小島上暗示著：無數像沃勒潤這樣的白人殖民者正是通過使用加勒比海的原材料蔗糖和可可豆，並雇傭加勒比海當地廉價的黑人勞動力才得以腰纏萬貫的。白人資本家對利益的追尋促使他們將生產的空間組織轉移到能夠牟取暴利的加勒比地區。小說開頭以詩一般的語言描述了因為殖民者過度開發，自然景觀遭到破壞的加勒比小島。莫里森寫道：“當來自海蒂的勞工到這裡開闢土地的時候，天空中的雲朵和水中的魚兒相信世界的末日來臨了”。見證了數代殖民者剝削的加勒比河流被描繪成一條“貧窮的、受辱的、心碎的河流”。它最終乾涸形成了一片沼澤。小說將背景設置在加勒比地區，有力地控訴了白人殖民統治者對加勒比海地區的殖民化過程。

后殖民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對地域和遷移的極大關注。約吉塔·高游在“托妮·莫里森《柏油娃娃》中流散的性別”一文中認為，這部小說的空間置換強有力地印證了流行於理論界的流散的概念。在流散理論中，民族、族裔、身份、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概念，必須在跨民族關聯中加以考察。移民、旅行、移位等行為使人們超越了單一性的身份和單一性的視角，是跨民族思維和實踐的體現。這種理論與后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的觀點相契合。巴巴反對西方主流文化霸權鼓吹的優等/劣等、白人/黑人等二元對立的邏輯，主張一種民族間的對話與協商。

《柏油娃娃》正是這樣一部描寫人物在不同的空間移動，追尋自己文化身份的小說。小說開頭便描繪了黑人青年森從未知的某處到了加勒比海的騎士島。他因發現妻子的婚外情而誤殺了妻子。作為逃犯的他偷偷闖入了白人沃勒潤的家中。莫里森將他描繪成“沒有儀式的人：沒有受洗，沒有割禮，沒有參加過葬禮，沒有在教堂里舉行婚禮，沒養育過孩子。沒有財產，沒有家園”。他不停地變換工作，在八年的逃亡生涯中他當過力工、小販、海運易燃易爆物品的非法勞力、雇傭兵、舞男、路邊歌手等。森四處漂泊的命運實際上代表了白人主流社會中大多數美國黑人受歧視和剝削的狀況，但另一方面他本人顯然也並不認同白人主流社會出人頭地的價值觀。

作為非洲傳統文化的繼承者，他拒絕接受美國主流社會物質主義的價值觀，並不想在哪個行業有多少成就。這也正是他抵抗政治的策略之一。他試圖在空間的移位中找尋自己作為黑人的文化身份。這就是為什麼他與傑丹無法走到一起的深層原因。傑丹受白人資助在巴黎這樣的現代化都市受教育，頭腦中已經滿是白人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念。因而當她與森墜入愛河以後，她想讓森同樣受沃勒潤資助通過職業訓練取得經濟上的成功。這種觀念正是森極度鄙視的白人價值觀，文化價值觀念上的不同最終使兩人分道揚鑣。如果說，美國殖民統治階級用白人主流社會的價值觀衡量其他族裔，是一種帶有種族偏見的民族主義，那麼森作為黑人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則同樣走入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誤區。這一點也可以從森在不同空間旅行的過程中得到印證。雖然在小說中森被描繪成一位漂泊者，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他的故鄉埃羅一直是他精神的港灣。只有在埃羅，森才能感到一種歸屬感。而在紐約這樣的現代都市中，森感到無所適從。其根本原因正是森在對待黑白兩種文化的關係上走向了極端。作為非洲傳統文化的守望者，他無法容忍白人主流社會的任何價值觀念，將黑人文化傳統與白人主流價值觀念完全對立起來。換句話說，他是以非洲中心主義的觀念對抗歐洲中心主義，走向了另一種二元對立的邏輯。

埃羅所代表的鄉村與紐約所代表的現代都市在森看來是完全對立的，因此他沒有辦法在城市的空間中找尋自己認同的文化身份。他尤其不能理解在紐約大都市裡的黑人：“如果他們是這些年他心目中的黑人的話，那他自己又是誰呢？”顯然，森對美國黑人的理解是本質主義的。他將黑人的文化身份視為純粹的、同質性的，因而拒絕黑人與白人的文化傳統相融合。

美國的當代社會現實契合了霍米·巴巴關於文化身份相雜糅的理論：民族文化之間的雜糅在當今世界是如此地廣泛和深刻，民族文化要保持其鮮明的獨特的民族性已成為不可能。美國黑人被割裂的雙重意識應當得到整合。他們要意識到美國黑人的黑人性與美國性並存於黑人的意識之中，兩者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作出明確的劃分和割捨。與森相反，適應巴黎和紐約都市文明的現代女性傑丹卻無法容忍埃羅的保守與落後，尤其是埃羅的黑人社群對女性的物化。

埃羅小鎮的女性觀念相當傳統，認為女性是男性的附屬品，女性的角色應局限在家庭和性角色上。例如，森的前妻被認為“擁有弗羅里達最好的陰戶”。當傑丹來到小鎮后，她被森的朋友們看作是森“贏來或偷來的一輛卡迪拉克”，是森的戰利品。作為黑人民族主義者的森在對待女性的問題上顯然也具有性別歧視傾向。他用“看門人、家中蕩婦”等詞來稱呼賈丹，將賈丹的身份局限在性角色上面。埃羅小鎮的婦女們也把賈丹的獨立看作是對埃羅社群的威脅。因此，賈丹感到難以容忍埃羅小鎮強加於自己的女性角色。其中，最富有象徵意味的意象是賈丹在埃羅的一個夜晚夢見了一些夜幕中的黑人婦女向她展露她們的乳房。這一意象暗示著這些黑人婦女在集體向她展示哺育者的威力，以消除賈丹身上來自白人的負面影響。這說明埃羅小鎮的居民仍然持有男性霸權社會將女性視為“第二性”的思維定勢。這種性別的二元對立思維導致了社會空間的等級分配：屬於私人空間的女性應服從佔據公共空間的男性。對於這種落後和封閉的思想，賈丹感到難以妥協。一向喜歡獨立、流動、不安分的她只能在巴黎、紐約這樣的大都市中，或者在旅行中的飛機上才能找到自我認同的感覺。

黑人女權主義者蘇珊·威利斯曾經說：“對於黑人婦女小說中所寫的旅行，不能僅視作作者為便於串聯情節事件而使用的結構技巧，應該聯繫過去，整體地理解穿越空間的概念，把它與歷史的展現於個人的意識發展聯繫在一起。這樣在一個地理空間中旅行就有了深廣的意義，它就是一個女人走向認識自我的過程”。可以說，賈丹就是在不同的空間旅行中追尋自我的意義。

莫里森對傳統的空間劃分進行了解構。在傳統的城市空間中，女性被圈置在家庭這個私人空間中，很少有空間的自由移動權。但莫里森所刻畫的賈丹卻是一位在城市空間中遊刃有餘的都市女性，而森相比之下卻是一位固守黑人傳統文化身份的男性。莫里森一反將女性作為文化承載者的傳統敘事模式，而把森刻畫為堅守固態的黑人文化身份的衛士，使空間帶有明顯的性別色彩。埃羅是男性的天下；傑丹則在巴黎和紐約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空。被性別化了的城市空間似乎更加容忍像賈丹這樣的現代女性，而森只能在象徵傳統的埃羅小鎮發現自我，成為鄉村的駐足者。不同的空間代表著不同的文化氛圍，而一旦發生空間的錯位，便產生身份的焦慮。

莫里森採用這樣的空間策略，意在說明像賈丹這樣摒棄黑人文化傳統，全盤接受主流價值觀念，或者像森這樣固守黑人文化傳統，完全拒絕白人的文化觀念都是行不通的。正像莫里森在一次採訪中所說的那樣：“在《柏油娃娃》中，如果你同意賈丹的非常現代的價值取向，你必定會失去什麼。另外，如果你像森那樣只追尋歷史，不能接受任何現代的東西，你也會失去什麼。最滿意地解決辦法是尋求某種平衡。

現代美國黑人的文化身份不是單一的，同質的，也不是本質主義的。他們既要繼承黑人文化的傳統，又要吸收白人文化的精華。因為對於美國黑人來說，他既是黑人，同時也是美國人。黑白文化的雜糅在美國社會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在《柏油娃娃》中，莫里森對固態的文化身份提出了質疑，這還體現在她對小說中其他一些黑人形象的塑造上。莫里森通過這些人物控訴了種族主義對美國黑人造成的無可挽回的惡果。黑人在長期被奴役被殖民的過程中，在白人強勢文化的潛移默化下，逐漸認同了白人殖民者對黑人他者性的定型性描述，認為黑人民族劣於白人種族，為白人統治者服務理所當然，因而出現了黑人內部接受白人的價值觀和審美觀，貶低和嘲笑其他黑人的現象。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一書中談到“定型不僅僅是現實的錯誤再現。其根本原因是被殖民者被否認了差異的可能性，而這種差異的可能性可以將黑人從膚色/文化的固態能指中解脫出來”。《柏油娃娃》中白人僱主沃勒潤家中的黑人僕人西德尼和奧丁就是這種“定型”的人物。

西德尼主動迎合白人主流文化的價值觀，鄙視代表黑人文化的森。在森闖入僱主沃勒潤的家中時，他手持槍桿面對自己的黑人同胞，捍衛白人僱主全家的安全，並以非常鄙視的態度宣稱“我就是《費城黑人》這本書中提到的費城黑人。我的家人開雜貨店、當教書匠而你的家人還在修臉好讓別人能分辨出誰是誰呢”。西德尼在這裡顯然認同了白人殖民者的思維模式、價值標準和生活方式，用白人殖民統治者的眼光來看待黑人逃犯森。這種白人的價值觀念使他產生了對黑人自身的等級劃分。他自以為高於其他黑人一等，將白人僱主屋外的黑人僕人吉登（Gideon）稱為“園丁”。同樣，奧丁也認同白人主流文化對黑人婦女在白人僱主家中充當黑人保姆的定型描述。她將白人女主人瑪格利特的廚房看作是“自己的廚房”，並任由白人女主人篡改他們的名字，將他們夫婦二人稱作“魚王”和“比烏拉”。這種對黑人的他者性描述使有些黑人形成一種自輕自賤的自卑情緒並視之為理所當然。這說明在長期的殖民統治和奴化教育下，以西德尼和奧丁為代表的一些黑人喪失了自己的民族意識，急於獲取白人的價值觀念。

早期的后殖民理論家弗朗茲·法農認為這是一種病態心理，這一類的黑人充其量獲得的不過是個“白面具”，而他們的“黑皮膚”是漂不掉的。莫里森通過這些人物嚴肅批判了種族主義內化產生的惡果，解構了黑人文化身份的同質性，為美國黑人如何正確地反思自己在時空中的定位提供了思考的空間。托妮·莫里森作為非裔美國人，深刻體會到數百年來黑人在被迫被嫁接到西方文化土壤后，由於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方面被一再拒絕、排斥而造成黑人雙重意識、雙重身份，成為永遠的邊緣人和局外人的可悲境地。因此在其作品中，她以非凡的想象力與洞察力批判了西方殖民統治者在強勢的政治、經濟力量的支持下對黑人實行種族主義政策、愚民政策、文化欺騙、主流意識形態滲透等手段，同時探討黑人重建黑人文化傳統的可能性。尤其在《柏油娃娃》中她對空間策略的有效運用，對於后殖民主義時期的美國黑人對抗單一的、本質主義的黑人文化身份具有重要意義。

設立懸念與誘發聯想

懸念是讀者對小說中人物命運、個人遭遇和情節發展所持有的一種關切和期待心理。它是小說的一種寫作技法，同時也是作者邀請讀者參與故事欣賞、激活讀者興趣的重要藝術手段。懸念的基本特徵是“提出問題，引起讀者的注意，通常在衝突或高潮結束時提供答案，消解讀者的謎團”。莫里森在《柏油娃娃》里設置了大量的懸念，不但從藝術上扣人心弦，而且還深化了小說的主題。從懸念在該小說中出現的位置來看，莫里森所設置的懸念可以分為三類：“開篇即懸”、“篇中設懸”和“篇尾仍懸”。莫里森在這部小說的一開始就採用了“開篇即懸”的藝術策略，造成盤馬彎弓之勢，把讀者的心抓住不放。她的“開篇即懸”表現在作品封面的標題上。

莫里森《柏油娃娃》這部小說的題目在讀者心目中率先形成懸念，激勵讀者去分析小說人物，探究誰是小說中的“柏油娃娃”：是黑人青年森（Son）、還是黑人女模特賈丹（Jadine）？在這部小說里，森認為自己的生活經歷就是這個傳說的翻版。“森把自己比作兔子，把瓦萊里安看作是白人農夫，指責賈丹是白人世界里不會思考的工具。”森認為賈丹是其生活中的“柏油娃娃”，她用美貌誘惑他，導致他不能自拔；森越想離開賈丹，結果越離不開她。然而，賈丹卻把森看作是其生活中的“柏油娃娃”，把自己比作兔子。可是，賈丹卻是一隻能從“柏油娃娃”上掙脫而出的兔子，使賈丹脫離“柏油娃娃”的“狐狸”就是她頭腦中積澱極深的白人文化。賈丹雖然出生在黑人家庭，但由於父母早亡，她跟隨叔叔一家生活在一起，在白人瓦萊里安家長大；之後，在瓦萊里安的資助下，她到法國讀了大學，從事模特兒行業。她小的時候曾受黑人文化的影響，但長大后，因移入白人文化的稀釋，黑人文化對她的吸引力就大為降低。實際上，莫里森描寫的“柏油娃娃”並不是指具體的某個人，而是指黑人世界觀和價值觀。正如楊敏所言：“這個柏油孩子是一個很飄忽的概念，評論界也一直對此有不同的解讀。

作者通過這個誘惑加抗拒的形象，表達出她對黑人現狀及其原因更深入的思考。”讀者們的不同解讀加大了這個懸念的撲朔迷離之感。“篇中設懸”是指在戲劇、小說等敘事類文學中，為了有效吸引觀眾和讀者，讓故事情節和人物命運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被有意懸置、延宕下來，等待下文交代才會明確的一種情節設置手段。從閱讀的角度而言，它是指在欣賞文學作品時，讀者對故事情節發展和人物命運很想知道但又無從推知的一種急切期待心情。“其作用在於引起讀者對故事情節和人物命運的走向產生極大的焦慮感和閱讀期待，從而增強故事的吸引力，使情節在一張一弛中形成波瀾。它具體表現為設疑與釋疑。”這種懸念經常與伏筆重合，其具體特徵是在文中引起懸念，然後在下文會出現解釋或照應懸念的話語。

莫里森設置的最具爭議的“篇中設懸”懸念是森躲進瑪格麗特（Margaret）房間的衣櫥里的目的。西德尼（Sydney）和昂戴恩（Ondine）認為森是想強姦瑪格麗特，但森堅決否認；瑪格麗特固執地認為森想強姦的是她，但賈丹卻認為森不會對年老的瑪格麗特感興趣。森究竟想強姦誰的問題就構成一個懸念。原來，森跳海來到騎士島后，先是被瓦萊里安莊園漂亮的房屋所吸引，后又被賈丹的美貌所吸引。他每天晚上等到夜深人靜之時，就潛入賈丹的房間，在夜晚的黑暗中悄悄地欣賞她的美貌。有一次，他剛到樓上，適逢有人來，他只好躲進就近的房間，這個房間碰巧是瑪格麗格的卧室。這個事件引起的懸念導致多個人的誤解。瑪格麗特對森的強姦企圖帶有某種愉悅心理層面上的認同，在她看來：如果有人企圖強姦她，這就說明她的女性魅力尚存。而賈丹對瑪格麗特自稱差點被強姦的說法，非常不滿。她覺得自己年青漂亮，森要強姦的對象是她，而不是瑪格麗特。此外，莫里森還把瓦萊里安的身世問題設置成另一個“篇中設懸”的懸念。

瓦萊里安童年時家宅的後面有個洗衣房，一名黑人老婦常年在那裡洗衣為生。父親去世的那天，瓦萊里安去看望那名黑人婦女。當他告訴她關於其父的事後，她就叫他幫她洗衣。洗衣雖然很辛苦，但他心裡很快樂。之後，那名黑人婦女很快被解僱了。那名黑人婦女與他有什麼關係呢？這也構成了一個懸念。幾十年過去了，瓦萊里安退休後來到騎士島，他在平時居住的溫室附近也修了一個洗衣房，但僅是擺設而已。那個洗衣房成了寄託哀思的一個象徵物。那名黑人婦女原來是他的親生母親，但在種族歧視嚴重的社會環境里，他們不敢相認。在《柏油娃娃》中，莫里森設置的第三類懸念是“篇尾仍懸”。她把這種懸念設置在該小說的末尾部分，引發讀者對小說主人公命運的猜測，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莫里森撰寫了最有特色的“篇尾仍懸”懸念是關於森的最後歸宿。蓋迪恩（Gideon）覺得森和賈丹是兩條道上的人，勸他放棄賈丹，但是森不願意。最後，特麗絲主動提出由她駕船送森去騎士島。雖然特麗絲（Therese）是盲人，但她能根據海潮的規律駕船。由於當天霧太大，能見度很低。最後，他們的船停靠在騎士島的另一側，離瓦萊里安莊園還有很遠的路程。當他登岸時，特麗絲在其身後大聲喊道：你有兩個選擇：一是加入島上的荒野盲人騎士部落；一是去瓦萊里安莊園詢問嘉甸的下落。特麗絲可能是盲人騎士部落的後人，她希望森加入騎士的行列，回歸黑人的文化傳統。森跌跌撞撞地上了岸，他的視力也開始下降，看東西越來越模糊。特麗絲的願望能實現嗎？但是，在該小說第九章的末尾部分，森發現賈丹已經離開賓館，在桌上發現了一個裝有很多照片的信封。莫里森敘述道：“他（森）凝視了信封一會兒，然後才打開信封看。裡面是她（賈丹）在埃羅的路中間拍攝的照片。比爾·特里絲、小比爾·特里絲、‘士兵’的妻子、‘士兵’的女兒。她看上去很傻。艾倫，笑容甜甜的艾倫，他總是覺得漂亮的人兒。她看起來傻呼呼的。他們都看起來傻呼呼的，沒有陽光，沒有生氣，死氣沉沉的。”從森對這些照片看法的改變表明他已產生了與家鄉的疏離感，似乎預示了森不找回賈丹誓不罷休的想法。

在《柏油娃娃》末尾處，森的抉擇成為一個懸念：森會加入盲人騎士的行列，還是繼續尋找嘉甸呢？小說在森做出最後決定之前就戛然而止了，引發讀者的發散性思維和多重想像的空間。正如史敏所言：“莫里森留給讀者一個開放式的結尾。”讓讀者參與思考，尋找自己的結論。

莫里森在這部小說里設置的懸念貼近生活，富有情感色彩，大有攝人之魄、揪人心腸之勢，給其小說增添了無窮的解讀樂趣。莫里森的懸念來源於伏筆，但又超越伏筆，進入了更廣闊的闡釋空間。她運用伏筆形成懸念，在這部小說中有時對即將出現的人物或事件預先做出暗示，當該人物或事件在一定的場合出現時，就形成懸念；有時，她運用伏筆提出懸而未決的問題，即運用伏筆暗示出某種不同尋常的情景的底細，又不急於披露，使其呈現出懸而未決的狀態，產生更大的懸念，從而使問題的答案始終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雖然不能滿足讀者的心理期待，但是卻造就了另一種敘事效果，使作品籠罩上一層魔幻現實主義的神秘色彩，給讀者以無限的遐想空間，作者把釋疑的工作交給了讀者。

懸念遷移

懸念遷移是指在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欣賞過程中讀者對作家設置的懸念的一種認知性情感，有正向和負向兩個發展方向。一般來講，懸念遷移的程度和取向取決於作家的意向表達和讀者本身的作品解讀能力和寓意領悟能力。懸念的正向遷移是指懸念在故事情節的發展中順應讀者的思路，向著讀者所期望的方向發展。

在《柏油娃娃》中，森到賈丹的房間實施性騷擾，但賈丹沒有做出強烈的反抗，也沒有及時向莊園主瓦萊里安告發。這為森進一步接近賈丹，並最後獲得嘉甸的愛情打下了伏筆。讀者通過上下文和兩個當事人的對話和行為，能夠感知到他們關係的發展會朝著讀者期盼的方向發展——成為戀人。在另一點上，賈丹隨森到達森的家鄉埃羅后，被安排單獨住在姨娘家，因為當地的習俗不允許未婚同居。這埋下了她不滿南方黑人鄉村生活的伏筆。後來，在姨娘家的那間卧室里嘉甸半夜夢見許多過世的和現世的女人來騷擾她，這使她越發難以容忍男友家鄉的生活環境。這些不滿情緒為他們兩人的最後分手打下了水到渠成似的伏筆，使懸念的發展與讀者心目中所期盼的結果相吻合，滿足了讀者的鑒賞預測感。

懸念的負向遷移是指懸念在故事情節的發展中背離了讀者的思路，向讀者期待的相反方向發展，使讀者產生出乎意料的情感，從而深化懸念的藝術魅力。在《柏油娃娃》的第一章里，森被當作小偷和強姦嫌疑犯抓起來，由管家西德尼押送到莊園主瓦萊里安面前。按常理，莊園主應該立即報警，讓警察來把森抓進大牢。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瓦萊里安吩咐西德尼把森安排在客房居住，並且允許他和主人一起吃飯。瓦萊里安的這個決定背離了讀者的期盼心理，構成小說懸念的負向遷移。他為什麼會對這個小偷這麼好呢？這又形成了一個懸念。原來，就在此事發生的前一天晚上，他夢到了離家出走、多年未見的兒子邁克爾。一見到被當作小偷抓起來的森，瓦萊里安覺得這人的笑容很像其夢中見到的兒子，於是產生了強烈的心理移情。因此，他決定把森當作兒子的化身來對待，緊接著安排僕人蓋迪恩和特麗絲帶森進城理髮、買新衣服。懸念的正、負向遷移表明莫里森在懸念設置上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有助於發展懸念，逐步激起讀者的求解心理。她的懸念在伏筆中的巧妙運用讓貌似簡單之語都不簡單，整部小說幾無廢筆，故事情節顯得輕鬆自然、渾然天成，卻又讓人不覺，這顯示出莫里森在伏筆和懸念的有機結合中所呈現出的精深構思和獨到匠心。不管懸念如何遷移，莫里森的懸念中有一條以嘉甸和森的關係發展為代表的主線；雖然這條主線上的許多寓意只是隱約可見，但當故事情節展開來的時候，莫里森用懸念中的伏筆預先對讀者做些暗示，使情節漸漸清晰，讓讀者從表面上看似無任何直接關聯中發現其中的玄機，從而在面對一些重大事件的發生時不至於感到突兀，能適時明白莫里森的創作意圖。

伏筆重重與柳暗花明

從敘事學來看，伏筆有顯與隱之分，即有些伏筆比較顯露，有些伏筆則有些隱蔽，不輕易讓人們看出伏筆的痕迹。莫里森在《柏油娃娃》中使用的伏筆有伏有應，伏得巧妙，而且前後照應。她的伏筆往往設置在讀者不經意處，信手拈來，看似閑散之筆，但與後文的照應一呼即顯力量，給讀者以出其不意之感。莫里森在這部小說中採用的伏筆可以分為命運伏筆、象徵性伏筆、性格伏筆和介質伏筆。在《柏油娃娃》中，命運伏筆是莫里森在敘述人物命運的過程中通過對成長遭遇、個人愛好和價值取向等方面的鋪墊性描寫，闡釋內外部因素對人物命運的形成性影響。在該小說的第一章里，瑪格麗特整日精神不振，憂鬱滿面，時常酗酒。瓦利連（瓦萊里安）不僅對待黑人冷漠，對於小自己22歲的妻子瑪格麗特，也僅僅是貪其美色，同時又嫌棄她低微的出身，與她的關係十分疏遠。為了保持其白人僱主身份，瓦利連阻止妻子去廚房和昂丁（昂戴恩）交往，因為廚房作為下人活動的場所，其空間表徵的含義是低賤的，致使瑪格麗特性格孤僻，無人交往，精神變態，甚至發展到以虐待自己和瓦利連的兒子來報復瓦利連。她的生活空間和精神空間同樣是令人窒息的。

當故事發展到第六章，讀者才得知，瑪格麗特的心病是不滿當年沒有愛情的婚姻，後悔早年對邁克爾的虐待。當年的錯誤造成母子終身難以消除的隔閡。瑪格麗特對無愛婚姻的厭惡情結和無奈心緒為她用別針刺嬰兒邁克爾的屁股和用煙頭燙邁克爾的行為打下了伏筆，而邁克爾仇恨父母的心結又為其聖誕節不回家的事件打下了伏筆。象徵性伏筆是指作者在故事發展過程中把人物經歷過的事件與情節後續發展的關聯性聯繫起來，凸顯一些物品或地域對人物後來行為的象徵性暗示或影響。在小說的第一章，森第一次上島遇到的鱷梨樹具有極大的象徵意義。這個樹上的果子可能有毒，可能無毒。最後由於飢餓難忍，森還是吃了樹上的鱷梨。這表明森在飢餓狀態下無論多麼危險的選擇，他都敢做。這為他以後愛上嘉甸打下了伏筆。森一見到賈丹，就像觸電似地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女人的美貌所引起的性飢餓導致森忽略了他們兩人在道德倫理、世界觀和人生追求方面的巨大差異。在這一章的另一處描寫里，賈丹的寢室里放了一本時尚雜誌，封面人物就是時裝模特兒賈丹。雜誌封面肖像是現代社會時髦和前衛的象徵。作者在不經意中描寫這本雜誌的出現，看起來是閑筆，讀到下文就會茅舍頓開。賈丹崇尚出人頭地的美國價值觀，而她的男朋友森卻對發大財、讀大學或找體面工作的白人價值觀沒有什麼慾望。

這些描寫為兩人關係的最後破裂打下了伏筆，賈丹拋棄森之舉也呼應了這個伏筆。性格伏筆是指作者通過交談、評述和旁證等手法來介紹人物性格，使人物性格對人們的價值取向和人生髮展形成影響。

在小說的第九章，森開車送姨媽羅莎到教堂禮拜時，賈丹和綽號為“士兵”的朋友呆在家。“士兵”提及了森的性格特點，他認為森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容忍不了被人控制或約束的生活。他還說，森的前妻也是一個控制欲極強的人，兩人本來就不適合結婚。然而，賈丹也是個性極強的人物，不願過被人控制或約束的生活。賈丹和森的獨立人格為兩人的最終分手打下了性格伏筆。森和嘉甸在世界觀、人生追求和價值觀方面難以調和。嘉甸受過大學教育，喜歡過大城市燈紅酒綠的生活，而森只喜歡南方鄉村小鎮的寧靜；嘉甸希望森去上學，通過讀書來改變命運，或者做生意，開拓自己的事業。但森對讀書和做生意都不感興趣。因此，賈丹認為森胸無大志，懶惰自滿，還停留在奴隸制時代的黑奴意識，沒有自我和發財意識。森希望賈丹和他一塊回家鄉過平淡的生活，而賈丹發現自己難以在南方的社會環境里生存下去。最後，賈丹決定離開森，回到巴黎，去追求自己嚮往的生活。賈丹返回歐洲的行為與莫里森描寫他們兩人心態的性格伏筆形成照應。

介質伏筆是作者安排某個事件或人物為下一個事件或人物的出現打下的伏筆。沒有它，下一個人物或事件的出現就會顯得突兀，並缺失相應的邏輯性。在小說的第十章，賈丹在上飛機回巴黎之前，在機場衛生間里碰到了在裡面做清潔工的阿爾瑪·厄斯提（Elma Estee）。阿爾瑪是蓋迪恩和特里絲的女兒，曾在瓦萊里安莊園當過勤雜工，所以認識賈丹。他們的相遇為森到騎士島尋找賈丹打下了伏筆。森被賈丹拋棄后，從紐約一直追到了法國女王港。在這個地方碰到了蓋迪恩一家。阿爾瑪回家后，把見到賈丹飛回巴黎一事告知了森。由於森不知道賈丹在巴黎的具體住址，因此，決定乘船到騎士島去找西德尼和昂戴恩詢問賈丹在巴黎的詳細住址。如果沒有阿爾瑪與賈丹相遇的伏筆，森就不會產生去騎士島的打算。這個伏筆起到了粘連前後兩個事件的介質作用，建構故事情節發展的邏輯性。

總之，伏筆在《柏油娃娃》中藏而微露，積而後發。這是作者在小說情節結構安排上的匠心獨具之處，既不使讀者一下就看出作者的用心而感到平直，又能讓讀者入勝其中而玩味叫絕。這四類伏筆，應當說是小說情節衝突得以發生、發展直至高潮的四大前提條件。她的伏筆表現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具有穿插性或點綴性的特徵，體現出作者的藝術功力，因為這些伏筆恰好是“作者巧妙藝術構思的生動體現”。這些伏筆使敘事流暢、順理成章，產生出奇制勝的表現效果，起到了隱而後發、畫龍點睛的獨特功效。

莫里森通過《柏油娃娃》這部小說揭示了作者本人的文化理想：黑人文化即非洲文化和白人文化的和諧發展。為了黑人民族文化的發展和未來的命運，美國黑人必須尋找第三條道路。在當今世界所倡導的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美國黑人必須要改變自己的對待本民族和白人文化的態度。她表明，非裔美國人的“雙重意識”不應成為黑人自身發展的障礙，美國黑人民族的發展需要在繼承發揚黑人文化遺產的基礎上接納人類文明的共同遺產並將其進行重新的整合、更新和接納。在本民族的發展進程中，黑色文明和白人文化和諧發展，把黑人文化逐漸發展成集世界文明之大成卻又保持自身黑色文化底蘊的燦爛文明。莫里森的這種理想也應該具有更加廣大的普遍意義，對於整個人類向和諧社會邁進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王春艷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年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美國著名作家。曾在蘭登書屋擔任高級編輯，后赴普林斯頓大學任教。1993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品：《最藍的眼睛》、《秀拉》、《所羅門之歌》、《寵兒》、《爵士樂》、《天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