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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閑
唐代書法家
高閑,生卒年不詳,烏程(今浙江湖州)人。自幼出家於湖州開元寺,后入長安。酷愛書法,尤善草書,學張旭、懷素,並與當時的名詩人張祜、陳陶以及著名文學家韓愈友善。
據《唐高僧傳》載:“宣宗重興佛法,召入對御前草聖,遂賜紫衣,仍預臨洗懺戒壇,號十望大德。”可見高閑之書法在唐代已經聲名顯赫,可惜他流傳書跡甚少。
唐朝時僧。宣宗(847~859)嘗召入,賜紫衣袍。后圓寂於湖州開元寺,(高)閑好用霅川白紵,以作真、草書。其筆法得之張長史(張旭)。韓愈曾作序送之,盛稱其書法之美妙,遂大顯於世。曾用楮紙草書《千字文》,又書令狐楚詩,石刻在湖州。宋董逌《廣川書跋》云:“(高)閑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宋陳思《書小史》云:“高閑善草書,師懷素,深窮體勢。”
傳世書跡有草書《千字文》殘卷真跡,湖州有石刻《千字文》《令狐楚詩》等。草書《千字文》殘卷,真跡。紙本,縱30.8厘米,橫331.1厘米,已殘,僅存“葬”字以下52行、243字,前缺的部分由元鮮於樞補。此書跡流傳有緒,曾經宋趙明誠、元鮮於樞、明方鳴謙、清卞永譽和安岐等收藏,現藏上海博物館。此《千字文》以硬毫書寫,筆勢濃重,堅挺縱放而不失規矩。循規草法,揮灑自如,氣象生動。其結尾處,尤為開闔恢弘,豪爽頓生,給人一種筆墨淋漓酣暢的感覺。
張佑有詩讚曰:“捲軸朝廷餞,書函內庫收。陶欣入社叟,生性論經儔。日色屏初揭,風聲筆未休。長波浮海岸,大點出嵩邱。不絕羲之法,難窮智永流。殷勤一箋在,留著看銀鉤。”可見高閑在唐書名顯赫。
唐韓愈《送高閑上人序》:“往昔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憨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張)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高)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言於中,利慾斗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在此,韓愈把書法抒情的特質闡述得顯豁、透徹,淋漓盡致。書法情感的兩方面:一是書作者自己的喜怒哀樂“有動於心”的直接發抒;再是“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觸動了書作者,物我交融,表現之於情感。所以張旭的草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達到了神化的境界。師其跡,必須師其心。所以韓愈說:“不得其心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書道之妙,在於斯也歟!文中雖然沒有直接論述高閑之草書,全文只是在論張旭,因為唐代書風實肇自張旭,韓愈對張旭的讚頌是時代使然。但是,韓愈所說高閑“有張旭之心”,實則是說高閑早已悟出了張旭的思想、藝術之道和藝術之精神了,這裡也就是明說張旭而實贊高閑。韓愈是唐代大文豪,高閑書法能被韓愈評論,且與當代草書最高成就者張旭並論,可見高閑草書的成就和水平。
宋董逌《廣川書跋》云:“閑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韓退之嘗謂張旭喜怒憂悲,必於書發之,故能變化若鬼神。見閑書者,知隨步置履於旭之境矣。彼按跡無差者,豈復循已棄之轍跡而求致之哉?正善學旭者也。”這裡是說高閑書法學習張旭,已步入張旭之境地,但是高閑是追求書法之最佳而不是拘泥於張旭之跡。由此說明高閑善於學習張旭。正因為如此,故高閑成為“繼張旭、懷素后又一位以草書冠一時之名得書家”,而對後世影響至大。宋代黃庭堅就曾學習過高閑,他在《魯直自評書學》中稱:“余學草書三十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三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通過這段自白,說明高閑書法曾對黃庭堅有過關鍵性的啟示。黃庭堅最後從張旭、懷素、高閑三位草書高手墨跡中窺見筆法之妙,悟出真諦而成為宋代首屈一指的草書大家。元代鮮於樞論草書云:“張長史(張旭)、懷素、高閑皆名,善草書:長史顛逸,時出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
這裡亦是將高閑與張旭、懷素並列而談。鮮於樞一是說此三人皆擅長草書,都有名氣,繼而分別論述了各家的草書特點。看來,此三人在唐以後的書法家中是被學習繼承之楷模。三者的基本情況及其關係為:“張旭,字伯高,吳郡(今屬江蘇蘇州)人。官至金吾長史。擅狂草。其書龍飛鳳舞,神奇莫測,細察之,卻無一筆不合規矩。……懷素,字藏真,潭州長沙(今湖南長沙市)人,善狂草。好飲酒,興到運筆,如驟雨旋風,圓轉飛動,雖多變而法度具備。晚年趨於平淡。前人評其狂草繼承張旭而有所發展,謂‘以狂繼顛’並稱‘顛張醉素’,對後來影響很大。”
“高閑,唐烏程(今浙江吳興)人。工書法,尤善草書,草書師法懷素。擅以白綾作真草,頗著盛名。宣宗召對,賜紫衣,后歸湖州開元寺。”
這裡雖未曾記載高閑的官位,但記錄了皇帝賜予他紫衣,說明此人有才且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不低。在上述記載中,懷素繼承了張旭,高閑師法懷素,可見他們乃一脈相承。三人有師承關係,但都是師其心,並非師其跡。他們都有很高的藝術成就,又各有不同的藝術風貌,藝術水準在同一層次上,否則,就不會被人相提並論。雖然高閑沒有像張旭那樣留下《冠軍帖》、《肚痛帖》、《古詩四帖》,像懷素那樣留下《自敘帖》、《小草千字文》、《菩薩帖》、《論書帖》等眾多碑帖供後人研究、臨習、借鑒,但從僅存留下的草書《千文殘卷》,仍能看出高閑草書的藝術內蘊與個人風格。
《千文殘卷》部分
《千文殘卷》部分
高閑《千文殘卷》,在章法上,其疏密虛實得當,協調統一。布局縱略分明,橫則不限,渾然一體。既嚴整又自由,縱橫開合,左呼右應。特別是字與字之間的行氣貫通,同時又兼顧到左右之間和整幅字的聚散及墨韻的相異,於變化中求統一,從對比中求和諧,從流動中求穩重,呈現出乾濕濃淡,輕重黑白,隨意曲直,變化多姿而不落俗套。章法經營取決於書家的審美趣味,體現著作品的藝術風貌。孫過庭《書譜》云:“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眾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和而不同。”其具體而又概括地說明了書法形式美和章法的主要規律。高閑草書做到了“違”與“和”的統一,字與字之間既彼此違背又互不侵犯,彼此和諧又不雷同,整篇中每一行每一字都在“違”,都“其行各異,為體互乖”,但並非混亂不堪,雜亂無章。高閑草書灑脫暢快,輕鬆自如,這是功力深厚的自然流露。其書灑脫而有法度,暢快而不浮滑,輕鬆卻見嚴謹,自如中顯其個性。具體體現在用筆隨意,不刻意求工,很難講是以哪一種關係為主導,一切似乎都是信手為之。筆畫中運行速度較快,揮運間以“意”為主而不在“精”。墨色層次豐富,變幻多端。決無特意安排布置之跡,自然妥帖,渾然天成,當是“無意於佳”者。從高閑草書中還可看出其性格開朗。高閑笑對人生,看破紅塵,后歸於佛門,當了一名笑和尚。他作為一代名士,無心仕途,而鍾情於書法。對於他來講,書法是一種生活的必需,而不是謀取功名的資本,因此,其書既無名祿之嫌,又無壓抑之感,給人感覺是無比的放鬆與飄逸。不過,其書看似飄逸,實則莊嚴。高閑採用粗壯之筆法,以飄逸之韻,真書之功底,書寫出厚實而不滯、隨意而不浮的草書,正是他的追求之所在。高閑這穩重若泰山、飄逸似神仙之意蘊,應是書法藝術中的崇高境界,因此在中國草書史上能與“張顛狂素”並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