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都

思茅市是世界上最早種茶的地方，3000多年前的商周時期，佤族、布朗族的先民——古代濮人，將野生茶樹栽培馴化進行種植、加工、飲用，被稱為“世界茶文化的搖籃”。東晉常璩在《華陽國志·巴志》中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西南8個小國其中有濮國）支持……，“丹漆茶蜜，皆納貢之”的記 載。納貢的茶葉便是這裡的濮人運去的。

在瀾滄縣芒景發現的濮人後裔布朗族種茶“功德碑”記載，萬畝古茶園的種植始於傣歷57年（695）距今1309年，出土的茶山布朗族建寨奠基碑記載傣歷37年（675）建寨，距今1329年。說明當時布朗族已開始大面積種植茶葉，這便是普洱茶的前身。

唐代樊綽在《蠻書》中有“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的記載。宋代李石的《續博物志》亦有“茶出銀生諸山”的記載。銀生城在景東縣，銀生諸山指的就是無量山、哀牢山及其瀾滄江中下游的余脈。不僅包括清代《普洱府志》提到的六大茶山，還包括普洱的困盧茶山、景東的福德茶山、鎮沅的馬鄧茶山、景谷的秧塔茶山、苦竹山茶山、瀾滄的景邁、芒景茶山、邦奈茶山、勐海的南糯山茶山。景谷秧塔茶山的大白茶別具一格，北宋徽宗皇帝趙佶在《大觀茶論》中說：“白茶自為一種，與常茶不同”。

元代至元二十五年（1278），在普洱設治為普日思么甸司，明代洪武十六年（1383）將治地改為普耳，萬曆年間改稱普洱。從此，在這裡生產、加工、集散的茶葉統稱為普洱茶。明代謝肇制著《滇略》中就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之說。清代《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貨志）記載：“普洱古屬銀生府，則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代。”可以說當時普洱茶的種植、加工已有一定的規模，作為商品遠銷青海、西藏，出口印度、尼泊爾。清順治十八年（1661），僅從普洱運銷西藏的茶葉就有3萬馱。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設立普洱府后，普洱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日趨繁榮，向四面八方幅射出五條茶馬驛道，當地產的茶葉和從各茶山馱來的茶葉都要在這裡加工包裝后運銷各地。朝廷還把普洱茶列為貢茶，由地方官員押運到京城供皇室享用。清代阮福在《普洱茶記》中說：“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之”。

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在思茅設思茅廳，將攸樂同知移往思茅，改為思茅同知，思茅又成為普洱與景邁、芒景茶山和西雙版納各茶山之間的中轉站，因“普茶”遠銷而繁榮起來。乾隆九年（1744），雲南布政司撥出千餘兩白銀給思茅廳專門採辦貢茶。從道光至光緒初年（1821—1867），思茅城商賈雲集，市場繁榮，外地商旅紛紛落戶思茅，建立同鄉會館和茶號，專營茶葉的茶莊有二十二家。據史料記載，“年有千餘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馱運茶者絡繹於途。每年銷售茶葉達5000多擔。”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后，法國和英國先後在這裡設領事館，將思茅開為通商口岸，建立海關。民國3年（1914），普洱道署由普洱遷駐思茅。普洱茶成為大宗出口的商品，沿著從這裡為起點的茶馬驛道，暢銷五洲，名揚四海，思茅又被稱為普洱茶都。

新中國建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普洱茶的振興和發展進入了嶄新的時代，走上了依靠科技進步，實行集約經營，農工商一體化，產供銷相結合的道路。茶園面積和產量由1949年的3.1萬畝，350噸，發展到現在的54萬畝，1.8萬噸。茶葉的加工工藝有了新的突破，由過去的傳統普洱茶，發展為普洱茶（后發酵）、名優綠茶、紅茶三大系列產品，有114個名優茶入載《中國名茶大觀》。從1993年以來，先後舉辦了六屆“中國普洱茶葉節”、舉辦了“中國普洱茶國際學術研討會”和“中國雲南第二屆茶葉交易會”、“中國民族茶藝表演大賽。”經國內外專家論證，中國茶葉流通協會於2003年6月命名思茅為“中國茶城”。

今日的茶城思茅，中國普洱茶交易市場寬敞整潔，市內的茶城大道、振興大道、寧洱大道綠樹成蔭，花團錦簇，“孔明興茶”、“馬幫小憩”、“婦女制茶”、“雅士品茶”、“民族團結”等一組組雕塑群，栩栩如生，廣場噴泉彩燈輝煌，把茶城裝點得絢麗多姿，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