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學課本

蒙學課本

蒙學課本(讀音:mengxue keben),又稱“蒙養書”、“小兒書”,是中國古代專為學童編寫或選編的,在小學、書館、私塾、村學等蒙學中進行啟蒙教育的課本。它不包括蒙學中學習的儒家經書,如《論語》、《孝經》等。

發展歷程


周代

中國古代的蒙學課本是從字書發軔的。早在周代就有了供學童識字、習字用的字書。《漢書·藝文志》載:“《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史籀篇》是著錄於史冊的最早的蒙學課本。

秦代

秦代為統一文字,曾由李斯、趙高、胡母敬分別用小篆編寫了字書《蒼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文字多取《史籀篇》”。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為一本,統稱《蒼頡篇》。1977年安徽阜陽出土的漢簡中,有《蒼頡篇》541個字,這是《蒼頡篇》亡佚近千年後最大的一次發現。殘簡《蒼頡篇》用隸書,為四言韻語,常將同義、近義或反義詞編排一起,如“黯黝、赫赧、赤白黃”。這種“以類相從”的編法,對後代蒙學字書的編纂很有啟發。

兩漢魏晉南北朝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也編過不少蒙學字書,漢書·藝文志》“小學”類著錄的即有10家35篇,內有司馬相如《凡將篇》,史游《急就篇》,李長《元尚篇》,揚雄《訓纂篇》。《隋書·經籍志》著錄的還有賈魴《滂喜篇》,張揖《埤蒼》,蔡邕《勸學》、《聖皇篇》、《黃初篇》、《女史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朱育《幼學》,樊恭《廣蒼》,陸機《吳章》,周興嗣《千字文》,束皙《發矇記》,顧愷之《啟蒙記》,以及《雜字指》、《俗語難字》、《雜字要》等,其中《滂喜》與《蒼頡》、《訓纂》合稱“三蒼”。但這些蒙書多已亡佚,完整保存下來的只有《急就篇》和《千字文》。
《急就篇》,一名《急就章》,西漢史游編撰。今本《急就篇》共2144字,據前人考證最後128字為東漢人所加。《急就篇》篇首云:“急就奇觚與眾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喜”。“分別部居”、“泛施日用”是這本書的最大特點,它把當時的常用字,按姓氏、衣著、農藝、飲食、器用、音樂、生理、兵器、飛禽、走獸、醫藥、人事等分類,編纂成三言、四言、七言韻語,既便記誦,又切合實用,是漢魏至唐蒙學通用的字書。
《千字文》為南北朝梁周興嗣編。它拓取王羲之遺書不同的字1000個,編為四言韻語,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開頭,依次敘述有關天文、博物、歷史、人倫、教育、生活等方面的知識,已是以識字教育為主,兼有封建思想教育和常識教育的綜合性課本。自隋開始流行,直至清末,是中國歷史上流傳最久的蒙學課本。顧炎武在《呂氏千字文序》中說:《千字文》“不獨以文傳,而又以其巧傳”。它在內容上,把常用單字組織成通順的、能夠表達一定意義的句子;在語言上,押韻自然、結構簡單,易於朗讀背誦,對後來蒙學課本的編寫有深刻的影響。

唐宋

唐宋以後,隨著蒙學教育的發展和印刷術的發明,出現了分門別類的蒙學專書,逐漸形成包括識字教育、封建道德教育和知識教育的比較完整的體系。體裁上,不僅有韻語讀本,還有看圖識字、散文故事和詩歌集。以其教育作用,大致可分為五類。
以識字教育為主的綜合性識字課本這類課本主要有《開蒙要訓》、《百家姓》、《三字經》、《對相識字》、《文字蒙求》和“雜字”書。

五代

《開蒙要訓》流傳於唐至五代,成書年代和作者不可考。保留下來的是敦煌石室的唐寫本,全書1400多字,用四言韻語按次介紹自然名物、社會名物、寢處衣飾、身體疾病、器物工具等內容,多用俗語俗字,注重實用,對後世雜字書的編寫頗有影響。
百家姓是集漢族姓氏為四言韻語的蒙學課本,北宋時編,作者佚名。從“趙、錢、孫、李”始,為“尊國姓”,以“趙”姓居首。全篇雖是400多個前後並無聯繫的字的堆積,由於編排得巧,亦極便誦讀。後有不少改編本,較著名的有明吳沉、劉仲質編,以“朱”姓居首的《皇明千家姓》,清康熙時編的以“孔”姓居首的《御制百家姓》,但都沒能夠取舊本而代之。
明清
《文字蒙求》是清朝王筠從許慎《說文解字》中選輯常用的2000多個字編成。文中楷書、篆文並列,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卷,是一本以漢字造字規律帶動識字的教材。
“雜字”書在歷代史書上很少著錄,但其內容切合日用,又分類編纂,既可作識字課本,又能起字典作用,適合一般手工業者、農人、商人略識文字的需要,在蒙學中也佔有一定的地位,如《益幼雜字》《群珠雜字》、《六言雜字》等,都曾在一時一地流傳過。
大約在南宋末期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圖、文對照的識字課本。《對相識字》就是其中較早的一種。后經元、明、清的增刪修改,又產生了一系列同類識字書,如《新編對相四言》等。
以封建道德教育為主的蒙學倫理課本太公家教是現存的最早的這一類課本,撰者佚名,多用韻語雜述封建社會日常生活的道德要求和待人處世的格言。唐中葉至北宋初年頗流行。后《三字經》、《百家姓》出,中原地區漸少流傳,而北方及東北地區少數民族則轉多採用,曾先後譯成女真文和滿文。

蒙學的發展


宋代朱熹編的《小學》是最受理學家推崇的一本蒙學倫理書。全書輯錄“古聖先賢”的嘉言善行,組成內、外兩篇,內篇包括“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四門,外篇包括“嘉言”、“善行”兩門。因說理深奧,多引古禮,不諧時俗而多難字,在實際的蒙學中流傳不廣。宋代程若庸的《性理字訓》是以淺近的語言介紹朱熹理學的通俗讀本。明代朱升曾把它與方逢辰的《名物蒙求》、陳櫟的《歷代蒙求》、黃繼善的《史學提要》合刊,稱“小四書”。
明代呂得勝呂坤父子分別編寫的《小兒語》《續小兒語》是明清時期廣泛流行的蒙學倫理課本。清代李毓秀的《弟子規》是以學規、學則形式進行封建倫理教育的課本,全書對《論語》里“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那句話,用三言韻語進行通俗解釋,共1080字,好懂易誦,清代中葉以後在蒙學中曾廣為流傳。
其他如宋代呂祖謙的《少儀外傳》、宋代呂本中的《童蒙訓》,以及《昔時賢文》、《聖諭廣訓》等也屬於這一類。清代王相編的《女四書》(包括漢班昭的《女誡》、唐宋若莘的《女論語》、明成祖后徐氏的《內訓》和王相母劉氏的《女范捷錄》)以及女兒經,則是供女童誦讀,進行三從四德教育的倫理課本。
以社會、自然常識教育為主的知識性課本這類課本濫觴於唐代的《兔園冊》,創始於李翰的《蒙求》,最後發展為明清時期廣泛流傳的《幼學瓊林》。
《兔園冊》,亦作《兔園策》或《兔園冊府》,書佚,現僅存半篇序文。據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為唐杜嗣先著,30卷。另據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為唐虞世南著,10卷。五代時鄉村學塾頗多採用。
《蒙求》,亦稱《李氏蒙求》據《四庫全書提要》為五代後晉李瀚所著。近人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辯證》中總結前人研究成果,認為當是唐代李翰所作書名取《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義。全書以歷史典故為主要內容,每句四字,上下兩句成對偶,各講一個歷史人物或傳說人物的故事,如“匡衡鑿壁,孫敬閉戶,孫康映雪,車允聚螢”。宋以後廣泛流傳,“舉世誦之”,還曾遠傳到朝鮮、日本。後世陸續出現的各種《蒙求》和同類讀物,如《十七史蒙求》《廣蒙求》、《敘古蒙求》、《春秋蒙求》、《歷代蒙求》、《名物蒙求》等等,在體例上或內容上都師法李翰的《蒙求》。《三字經》、《龍文鞭影》、《幼學瓊林》中許多內容也取材於李翰的《蒙求》。
《幼學瓊林》是介紹成語典故的蒙書,原名《幼學須知》,又名《成語考》、《故事尋源》,明末程登吉原編,清鄒聖脈增補註釋后,改名《幼學瓊林》,簡稱《幼學》,共四卷,按內容分成天文、地理、人事、鳥獸、花木等30多類,編為兩兩相對的駢語,如“戰勝而回謂之‘凱旋’,戰敗而走謂之‘奔北’”;“‘管中窺豹’,所見不多;‘坐井觀天’,見識不廣”。此書清代曾風行全國。
以提高閱讀能力為主要目的的故事讀本宋代胡繼宗編的《書言故事》是此類課本較早的一本,以介紹常用的典故、成語的出處為主。元代虞韶編,經後人多次修訂的《日記故事》,則是以介紹歷史人物故事為主的課本。書中有不少以兒童為主人公的小故事,如“稱象”、“司馬光破瓮救小兒”以及“灌水浮球”等,頗能啟發兒童智慧。現存最早的明嘉靖刊本《日記故事》,上半截為插圖,下半截為淺顯的文字。這種配合故事附插圖的編法,對近代蒙書的編寫很有影響。
明代蕭良友編的《蒙養故事》是用韻語編撰的故事書,經楊臣諍增訂改名為《龍文鞭影》,分上、下兩卷。“龍文,良馬也,見鞭則疾馳,不俟驅策”,喻此書能使兒童自覺學習,迅速掌握知識。清代李暉吉、徐曾續編《龍文鞭影二集》。
明代陶贊廷編用白話解說的《蒙養圖說》,清代丁有美編的《童蒙觀鑒》,清代刊本《二十四孝圖說》等,則是以封建倫常故事為主的蒙學故事讀本。
用以陶冶兒童性情的詩歌讀本古代蒙學教育十分重視用詠歌古詩“以養其性情”。唐宋以後,詩歌成了蒙學教學中固定的教學內容。唐胡曾的《詠史詩》是較早為學童編寫的詩歌集,包括一百餘首以歷史為題材的七言絕句,流傳於五代至宋后與《千字文》、《蒙求》合注刻印,稱《釋文三注》,並傳至日本,復刊稱《明本排字增廣附音釋文三注》。
宋以後在蒙學中流傳較廣的是《神童詩》、《千家詩》和《唐詩三百首》。《神童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均屬低劣,開頭一首就宣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由於封建統治階級的提倡,曾長期在蒙學中傳誦。

重要課本


三字經

《千家詩》、《三字經》
《千家詩》、《三字經》
相傳為宋王應麟所編(一說宋末區適子所撰),經明、清陸續補充,至清初的本子為1140字。全書從論述教育的重要性開始,開首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然後依次敘述三綱五常十義、五穀六畜七情,四書六經子書,歷史朝代史事,最後以歷史上奮發勤學、顯親揚名的事例作結,把識字、歷史知識和封建倫理訓誡冶為一爐。《三字經》“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全用三言,開三言韻語蒙書的先例,且句法靈活,語言通俗,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蒙學課本。元、明以後陸續出現過各種增改新編的《三字經》,但都未能較久、較廣地流傳。《三字經》、《百家姓》與《千字文》曾合稱“三、百、千”,成為相輔相成的整套啟蒙識字教材,一直流傳到清末。“三、百、千”後來又譯成少數民族文字,編成蒙漢、滿漢對照本,如《蒙漢三字經》、《滿漢三字經》《蒙漢對照百家姓》《女真字母百家姓》和《滿漢千字文》、《蒙漢千字文》,供滿族、蒙族兒童學習漢文之用。

千家詩

有多種體裁和版本,最早的是南宋劉克莊編選的詩集,總名為《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克庄號“后村居士”,故《千家詩》又稱《后村千家詩》,共22卷。後來作為蒙學詩歌讀本的《千家詩》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選錄編訂的。流傳比較廣泛的有署名為王相選注的《新鐫五言千家詩》和署名為謝枋得選、王相注的《重訂千家詩》。前者為五絕和五律,後者是七絕和七律。後來又把兩種《千家詩》合而為一,成為五七律絕的《千家詩》,流傳不衰。《千家詩》共選詩200餘首,大部分語言流暢,詞句淺近,易讀易記,包括不少膾炙人口的名篇,如李白的《靜夜思》,孟浩然的《春曉》,王之渙的《登鸛鵲樓》,杜牧的《清明》,蘇軾的《飲湖上,初晴后雨》等名詩。由於《千家詩》成為蒙學中主要的詩歌教材,社會上又將它與“三、百、千”合稱為“三、百、千、千”後來,清代孫洙認為《千家詩》“其詩隨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絕二體,而唐宋人又雜出其間,殊乖體制。”又擇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編成《唐詩三百首》,署名蘅塘退士印行。此書一出,“風行海內,幾至家置一編”,不只在蒙學,也是社會上十分流行的詩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