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文化

東北地區各民族文化區劃分為：1．漢滿農耕文化區；2．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區；3．北方漁獵文化帶(區)；朝鮮族丘陵稻作文化區。

漢滿農耕文化區位於東北地區南部到北部的廣大區域內，包括黑、吉、遼三省大部及內蒙古東北部，是東北地區最大的民族文化區。

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區位於東北地區西部，包括內蒙古東部的大部分地區及黑、吉、遼三省西部的部分地區．是東北地區第二大民族文化區

北方漁獵文化區位於漢滿農耕文化區和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區之間，沿嫩江、大興安嶺由南向北延伸．在大興安嶺最北端折向東南，沿黑龍江、小興安嶺一直到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三江匯合處。越過中俄兩國的邊界．這個文化區一直延伸到俄羅斯從貝加爾湖到鄂霍次克海的廣大地區，包括說通古斯語和古亞細亞語的各民族。

朝鮮族丘陵稻作文化主要分佈在吉林省東部地區．並且以這一地區為中心呈扇形向北、東、南三面擴散；

東北的移民從來沒有停止過；清朝初期1635年從龍入關，緊接著1655年開始八旗回防，開始了東北開發的序幕；東北地區少數民族比例非常高，清朝東北地區漢族1300萬左右、滿族100萬左右；無論人口比例、移民遷徙怎麼變化，民族主體沒有變化，東北的區域文化和地理區域是東北各民族的共同財富，我們繼承了東北文化和東北歷史；

在文化層面，形成了多元的關東文化，東北土著民族留下了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積澱，移民人口的流入，帶來了膠東文化、豫東文化、晉商文化、江浙文化、兩湖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互相交融，奠定了多元的新型關東文化基礎，形成了今天東北人獨特的人格特質————勇敢與魯莽共生，開放與保守共存。

東北地區移民文化主要由三種人形成成。第一種是流民，第二種是謫戍，第三種人是移民。其中以山東、山西、河北、河南為主，給封閉200多年的東北地區帶來了不同地區的漢文化。文化的相互交融，為東北注入了新的文化奠定了多元的新型東北文化基礎，東北少數民族也留下了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積澱。其中中原文化的影響最大，東北是以中原文化為基礎發生、發展，吸收、融和其他文化，有次序的傳承下來的。到了民國建立以後，漢文化已經完全成為東北地域文化的主體。由多民族的融和、多元文化的共生，使東北地域文化具有兼容性、包容性、開放性。

自有文字時起，東北作為一個地區就已載入典籍。最早把東北載入典籍，當推《尚書·禹貢》，把遠古中國劃分九州，其中冀州，已涵蓋今遼寧省西部地區；青州則把今遼寧南部主要是遼東半島置於州的轄境之內。相傳九州為禹治水后所設，而舜又析九州為十二州，其中分冀州東北為幽州，即遼寧北鎮以西地區簡稱遼西；分青州東北為營州，即今北鎮以東地區稱遼東。遼西東之分，大抵以今遼河為限隔。除《禹貢》，還有《爾雅·釋地》、《周禮·職方》及《呂氏春秋·有始覽》等書，都做了相類似的記載。其實，所謂九州、十二州之設，反映了當時春秋戰國之際或稍晚人們的地理概念。由此可見，至少在春秋戰國之際，在人們的地理概念中，已把今遼寧省境分別概括在冀州、青州、幽州、營州的轄境之內。

據《史記·五帝本紀》載：早在舜時，北方朝貢的民族有“山戎、北發、息慎”。息慎即肅慎，在堯舜時代就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間。所以，周繼承了堯舜時的遺產，稱：“隸慎、燕、毫，吾北土也。”周時，肅慎繼續朝貢，孔子曾親眼見過其貢品――楛矢石砮，並為陳國惠公做了鑒定。《山海經·大荒北經》也有關於肅慎的記載“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不咸即今長白山，肅慎族居於長白山地區又得到了確證。以上所證，已超出冀州等四州的地理概念，把它擴展至白山黑水即相當今之吉林、黑龍江兩省之境。此時，因無明確的行政區劃，仍以方位東北代稱本地區，同時，又把民族作為地區的代名稱。

東北正式有了本區域名稱，是到了戰國時期，與燕國在此設郡聯繫在一起。燕國處北方，經常遭到強敵東胡的內侵。昭王時，始築長城，幾乎把現今遼寧省全境括在長城以內，設郡以轄其地。據《史記·匈奴傳》載記甚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遼西與遼東兩郡及右北平郡的部分均在今遼寧省境。襄平即今遼寧省遼陽市，就是當時遼東郡的首府。這是有史以來，首次在遼寧也是在東北地區建制設郡。自此，遼即成了今遼寧地區的代名稱，歷代相沿不變。有時也把遼泛指為東北地區，但它真正含義，還是限指遼寧地區。秦結束了戰國長期紛爭的局面，第一次實現了大統一。為防禦匈奴，集燕、趙長城之大成，將各段長城連為一體，如《史記·蒙恬傳》說：“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遼東段長城，基本沿襲燕長城的走向，仍把遼寧大部划入長城的藩籬之內，所置遼東、遼西與右北平三郡，是對燕制的承襲和進一步完善。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王朝對黑龍江的統治加強，各民族多次派出貢使，向中原王朝進貢。236年，挹婁遣使向曹魏“獻楛矢”，建立直接臣屬關係，曹魏將其劃歸遼東郡管轄。這是挹婁民族共同體繼春秋肅慎以後，第一次與中原王朝直接來往，並自此保持著融洽的臣屬關係。挹婁與高句驪國，也有過臣服關係。後來挹婁趁高句驪受到魏幽州刺史冊丘儉軍的沉重打擊之機，斷絕了與高句驪國的來往。降至西晉，鮮卑慕容氏崛起，與高句驪爭奪遼東，挹婁乘機南下，攻掠高句驪北境。245 年魏幽州刺史毌丘儉奉命征高句驪，派玄菟太守王頎與夫余聯絡，夫余簡位居為魏軍提供“軍糧”。274 年，晉分幽州五郡置平州，夫余歸平州護東夷校尉管轄。285 年，鮮卑慕容氏連續襲擊夫余，但在西晉王朝的保護下，使夫余國破而復立。高句驪為報舊仇於280 年發兵征討，降其“部落六七所以為附庸”，掠走挹婁“六百餘家”。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雙方處於敵對狀態。談德為高句驪國王后，在進攻百濟取得勝利后，398 年“遣偏師”進攻挹婁，挹婁大敗，300 餘人被俘，挹婁再度被迫臣服。高句驪遷都平壤后，挹婁後裔勿吉、靺鞨，多次受高句驪王調遣，隨高句驪兵攻新羅、征百濟、侵遼西。挹婁雖深受夫余、高句驪的民族壓迫和剝削，但憑著“便乘船”、“善射”的優勢，對居住今圖們江流域人少勢弱的北沃沮，進行肆無忌憚的“寇鈔”，致使北沃沮人常躲到深山岩穴中防備其襲擊，只在冬天冰封河道后，才返回村中居住。555 年，白黃混血的突厥滅掉柔然，柔然的北支逃到雅布洛諾夫山脈以東、外興安嶺以南的地區，是室韋的祖先；柔然的南支逃到遼河上游，成為契丹人的祖先。

隋、唐時期，是黑龍江地區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

612 年，隋煬帝征高麗，當時附於高麗的靺鞨粟末部的八個分部（厥稽部、勾使來部、窟突始部、悅稽蒙部、越羽部、步戶賴部、破愛部、步括利部）共千餘家歸隋管轄，被安置於朝陽市。其間滿族（秣羯，均為革旁）興起建立渤海藩屬國，領長白山以東含朝鮮半島北部區域，地位較為獨特。

唐朝在黑龍江流域普遍建立了管理機構。後來在黑龍江西部設室韋都督府，在東部設忽汗州都督府(又稱渤海都督府)。在黑龍江下游和烏蘇里江匯合地區設黑水都督府。

遼繼唐之後在黑龍江地區設治管轄，於黑龍江上中游地區設羽厥里節度使、室韋節度使和烏古迪烈統軍司；在嫩江設泰州(今泰來縣塔子城古城)；在黑龍江東部地區設女真節度使；在牡丹江以北至黑龍江下游一帶設五國部節度使。黑龍江地區各族向遼貢納馬匹、貂鼠、生金、北珠、人蔘、松實、白附子、蜜臘、麻布、海東青(鷹的一種)等。

遼天慶五年(1115 年)，女真完顏部首領阿骨打擊敗遼國，自稱皇帝，國號大金，改元收國，定都會寧(今阿城市白城)。金建國后，阿骨打命完顏希尹造女真文字，於天輔三年(1119年)頒行。金天會五年(1125年)滅遼，金代替遼統一了中國北方，從而形成中國歷史上金、宋對峙的局面。金代是漢族大批移入東北地區的時期，主要在遼寧區域等地，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元朝時期，黑龍江地區西部為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圖哈撒兒家族的游牧地，今泰來塔子城古城則為成吉思汗幼弟斡惕赤斤故城。整個東北設遼陽行省統轄，下設路、府、州、縣。

明朝永樂七年(1409年)於黑龍江口設奴爾干都指揮使司，共轄384衛、24所、7城站、1 寨。所轄區域北到外興安嶺，東抵鄂霍茨克海的庫頁島。明朝承繼元代的建制，建立了海西東水路城站和海西西陸路城站，從遼東到奴爾干都司設驛站40餘所，多次派專員沿松花江、黑龍江下航至奴爾乾等地，了解和撫慰各族。從十五世紀初，明朝先後於開原、撫順設馬市，在吉林設立造船廠，這對擴大東北各地經濟的互相交流和發展松花江、黑龍江的水路運輸有重要作用。

東北文化區的共同區域特點至遲從新石器時代就已形成，即以飾各類壓印紋的平底形筒形陶罐為區域主要特徵，同時共存有細石器。近年隨著史前玉器發現和研究的進展，得知東北地區的史前玉器，分佈面廣，出現時間早，區域特徵顯著，從而已成為東北文化區又一特徵性文化因素。

但東北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並非一條線，有已指出，遼西的查海一興隆窪文化、遼東的新樂文化、松嫩平原的昂昂溪文化和三江平原的新開流文化可能各有淵源。這就提出了東北區內考古文化的區系劃分問題

一般以為，東北文化區所涵蓋的地理範圍，要比現在行政區劃的東北地區‘大得多。它西過大興安嶺與蒙古草原相連接，向西南已越過燕山山脈到達華北平原的北部，南部和西南部以渤海、黃海和日本海分別通往山東半島、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東則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向俄羅斯遠東地區延伸。其地理範圍，既包括現東北三省即遼寧省、吉林省和黑龍江省，也涉及內蒙古自治區東部、東南部與河北省北部及京津地區，還可聯繫到廣大的東北亞地區。

東北古文化區內，山川縱橫，海岸線長，地理環境多變化，考古文化的分區自然也較多。大貫靜夫分為東西兩區〔3〕;張忠培分作八個大區，即燕遼區、遼東區、吉長區、松嫩平原區、三江平原區、牡丹江綏芬河區、圖們江區和渾江鴨綠江區，並以沈哈鐵路分界，將東北區概括地分作面向海洋的東半部和面向大陸的西半部〔14〕。

也可在張先生這一劃分的基礎上，分為東和東北、西和西北、南、中四大塊。

東部和東北部有號稱白山黑水的長白山區、三江平原和廣闊的黑龍江流域，這一區域有茂密的森林，歷代保持了漁獵為主的經濟形態，代表著東北地區固有的文化傳統;

南部屬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區系的東端和環渤海地區的北翼，又可稱燕遼文化區，這裡的丘陵山谷屬蒙古草原向華北平原的過渡地帶，是東北文化區內最先與農業區接觸，而較早出現農耕的一個地區，也是東北文化區與中原文化接觸交流的前沿地帶;

東北地區的西部和西北部以大片草原通往蒙古草原，從而與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接觸較多，較早發展了牧業;

中部為著名的東北大平原，有諸大山脈作屏障，有遼河、松花江等大小河川貫穿其間，是諸經濟形態過渡地區和古文化發展和消長的舞台。特別是東北地區多東北至西南走向的山川，是為同黃河流域交流的天然通道和樞紐。

這種自然地理形勢的特點，使東北古文化的發展，既有區域的共同性，又可在這四大塊中再分出若干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系：燕南區、遼西區、下遼河流域、遼東山地、遼南半島區、長吉地區即第二松花江流域、松嫩平原區、三江平原區、鴨綠江右岸和渾江流域、綏芬河牡丹江流域、圖們江流域等共11個考古文化區。

各區域都各有文化發展系列，自成一體，又有共同的文化中心，形成共同的區域特徵，並分別同周圍地區、特別是與中原地區和東北亞地區廣為聯繫。

當然，東北地區考古文化大小區系的形成和區內外的文化關係，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歷史的變遷而不斷有所變動的。如從青銅時代始，北方地區的游牧文化和中原地區的農耕文化對東北地區的影響加大，或者說，東北地區的漁獵文化大幅度吸收來自中原農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先進文化因素，從而在東北區出現了農、牧、漁獵在南、西、東部各有側重的格局，不過東北區的文化傳統仍廣為延續，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直筒高到春秋戰國時期燕文化的“燕式高”，都有源於當地新石器時代筒形罐的線索，就是重要實例。

文化序列的建立：以文化積累較豐富、考古工作也相對較多的燕遼區文化序列的建立較早也較為完善，且顯示出從新石器時代起在大部分時間與中原地區古文化發展階段具有同步性；遼東半島區文化序列的建立則是近20年的事，表現出與遼西區既有同步性一面，也有發展不平衡的一面，如屬於雙陀子下層的大嘴子遺址下層距今約4000年，已出現小件青銅器和與銅器有關的彩繪陶；吉黑地區雖然建立文化序列的條件較為薄弱，但也已逐步有文化序列可尋。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階段的文化在鄰近的東北亞俄羅斯遠東地區和日本列島都已發現；吉黑兩省則有較多新石器時代較早階段的遺存發現，如三江平原的新開流文化，長吉地區的左家山遺址的發展序列更已建立在可靠的地層迭壓關係基礎上；松嫩平原也建立起早期青銅時代小哈拉文化一商周時期白金寶文化一戰國前後的漢書二期文化的系統發展序列。由於自身文化發展序列的初步建立，東北邊遠地區在與中原地區古文化的比較中，雖較多地表現為發展不平衡的一面，但主要在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早期，也有與遼西區以至中原地區同步性的一面，這是很可注意的。

一般以為，漁獵文化被農業所替代是從舊石器時代過渡到新石器時代的主要標誌，所以，新石器時代以後仍然保持的漁獵文化被視為較農業文化為後進的文化。其實，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特別是在史前文化發展進程中，漁獵文化一直與農業並存，而在東北文化區的新石器時代以至青銅時代，漁獵經濟甚至長期保持著主導地位。與農耕文化相比，漁獵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表現出自身的某些優勢。對此，蘇秉琦曾提出漁獵文化的三大特點:

1.對舊石器時代上百萬年文化經驗的直接延續。蘇先生曾論述:“人類智慧積累上百萬年，萬年太短，有名有姓的記載更少，大多數還是未知數。”就是指從舊石器時代以來的文化積累及其繼承。在這方面，漁獵文化因直接延續了舊石器文化的經濟類型，也必然更多地保持和發揚了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傳統，這與農業文化對舊石器時代的革命性變革，在文化繼承方面，既有著根本的差別，對上百萬年現成文化積累的直接延續，也是其優勢所在。

2.漁獵文化雖也具有產生定居生活的條件，但隨動物群而流動仍然是主要生活方式，這同農耕文化固守本土的習俗有很大的不同，從而培養出開放而不封閉的文化心態，突出表現為對各種文化，特別是不同經濟類型、不同文化傳統的諸文化先進因素的大幅度吸收並融為一體。有文化人類學家提出，因獲取食物的隨時性程度的不同，漁獵人較農業社會少墨守成規而更強調獨立性與自力更生，鼓勵個人的創造性活動，也是很有啟示勝的觀點叫。

3.漁獵人與大自然和諧的本色。形成以人與神溝通為主要內容的宗教祭祀活動發達，並導致以通神獨佔權為跨人文明社會的主要道路和特點。滿族善於處理民族關係而最終統一全國，就是源於漁獵民族與大自然和諧一致的本色。

與此認識有關的是，有學者也提出，依靠漁獵經濟的提高也可以實現由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轉變，更有人以為，漁獵文化也可以產生上古文明。

1.西遼西古文化區是否屬於東北文化區，是認識東北文化區的一個關鍵，這是因為：1遼西文化區長期以來與中原區發展同步，有時如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紅山諸文北”，在跨進文明門檻過程中甚至“先走一步”，如果遼西區屬於東北區，則對東北區的文化與文明發展水平就應重新評價。

2.為考古文化區的遼西區不同於行政區劃的遼西區，它包括了燕山以南的海河流域。如果遼西區屬於東北文化區，那麼東北區的南界範圍達燕山以南的京津、冀西北等區域就可以得到進一步證實。

3.遼西區劃為與黃河流域有關的燕遼文化區，更多的是以遼西區所處位置在長城地帶南端，而將遼西區與北方區一起看待，並著眼於其間的農牧關係。如果遼西區屬於東北區，那就不僅應將它同中原區相區分，而且北方長城地帶東部和西部的區分，也具有了不同文化大區之間區別的意義。

其實，遼西區中最發達的紅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都具有東北文化區的基本特徵，如紅山文化具有飾壓印紋砂質灰褐陶筒形罐與泥質紅陶和彩陶共存，磨製石器與打制石器和細石器共存，農牧漁獵多種經濟共存的文化內涵，其中的飾壓印紋筒形罐、細石器以至玉器的發達，都是東北區新石器時代的主要文化特點;

夏家店下層文化雖已具有更多龍山時代和夏商文化的特徵並已擁有發達的鋤耕農業，但該文化仍強烈地表現著東北文化的區域性特色，如夏家店下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筒形扁已有源於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筒形罐的可信線索，遺址中常有當時其他地區已少見或不見的細石器；有在高山上設防的習俗和石頭建築特別發達等。對赤峰地區史前到青銅時代的環境考古學研究表明，赤峰地區是由距今8000一6000年前的暖溫性夏綠闊葉林區，到距今3000年左右才逐步演替為森林草原區直到現今的典型草原的，也很能說明紅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遼西區的自然生態與東北區的一致性L‘”1。這樣，從紅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內涵多元性中主導文化因素可知，遼西區首先是東北文化區的有機組成部分，東北文化區是遼西區諸古文化發展的廣闊背景，同時，遼西區又是東北文化區首先與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接觸的前沿地帶，由於長期吸收鄰區先進文化因素，即使遼西區在發展中長期處於東北區的前列，又使其文化面貌有了較大變化，但其本質還是東北區特點。這樣，位於北方長城地帶東端的燕山地區即遼西區，既然被視為東北文化區的組成部分，那麼，它與同處於長城地帶的內蒙古自治區中南部為中心的西部應有所區別，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在對待當時長城地帶民族文化關係中，這是一個具有導向意義的區分

如前述，由於古文化發達的遼西區作為東北文化區組成部分的確認，重新看待東北區在中華文化、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提到日程，這也是東北文化區提出的根本意義所在。目前所知，東北文化區作為與中原文化區和東南沿海文化區具有不同經濟類型和不同文化傳統的古文化區之一，與中原文化和東南沿海文化同步發展，頻繁交流，在大幅度吸收中原和東南沿海區的先進因素的同時，也積極影響著中華文化的發展進程。

以牛河梁為代表的紅山文化壇廟家遺址群，不僅是遼西區率先跨進文明門檻的標誌，許多文化因素也為中華傳統文化所長期延續。近年對龍的形象和玉器的研究表明，這兩種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在東北區都出現早，成系列，並影響到中原地區。

可見，東北文化區不是邊遠文化區，也不是在中原文化影響下進人文明社會的次生文明區，而是與中原區和東南沿海區并行交匯，在某些重要發展階段如文明起源和某些重要方面如傳統文化因素的形成等，東北區更先走一步，從而成為在中華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三大區域之一

四 是關於東北區與中原區和北方區的聯繫與區別

東北區主要是遼西區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與漁獵文化善於吸收不同經濟類型和不同文化傳統中先進的文化因素有很大關係。這主要指的是與中原地區的農耕文化和北方地區的游牧文化的關係。

關於東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係，集中表現為距今6000年前後，紅山文化對仰韶文化由吸收到相互碰撞。早在紅山文化發現之初，學界就已注意到該文化所具有的南北兩種文化的雙重特性。近年的發現和研究更證明，紅山文化從它的形成起，就大量吸收了仰韶文化的一些先進因素，如簡化玫瑰花圖案彩陶和泥質紅陶缽、盆等，並由此而發展了具自身特徵的龍鱗紋圖案彩陶。在它們接觸地帶的桑乾河上游，還發現了紅山文化晚期彩陶器與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陶器共生現象。正如蘇秉琦先生對這兩種文化接觸時的主要角色、路線和對接點、後果的論述:“源於關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個支系，即以成熟形玫瑰花圖案彩陶盆為主要特徵的廟底溝類型，與源於遼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遼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的一個支系，即以龍形(包括鱗紋)圖案彩陶和刻劃紋陶的瓮罐為主要特徵的紅山後類型，這兩個出自母體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強生命力的優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廣、更遠的擴散面。它們終於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後在遼西大凌河上游重合，產生了以龍紋和花結合的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徵的新的文化群體。”他還進一步推斷了這一南北文化交流對中華文明起源、傳統文化起源的特殊意義:“這是兩種經濟類型和兩種文化組合而成的文化群體。這個群體的活動中心範圍既不在北方草原的牧區，又遠離農業占絕對優勢的關中盆地，而是燕山以北‘，大凌河與老哈河上游宜農宜牧的交錯地帶。這裡自然條件的優勢，大概正如古文獻關於九州第一州冀州記載的所謂‘賦上上錯，田中中錯’，就是說，重要的不是土質肥沃，而是多種經濟補充造成的繁榮昌盛，才得以發出照亮中華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壇的平面圖前部像北京天壇的圓丘，後部像北京天壇的祈年殿方基；廟的彩塑神像眼球使用玉石質鑲填與我國傳統彩塑技法一致，家的結構與後世帝王陵墓相似；龍與花的結合會使人自然聯想到我們今天的自稱‘華人’和‘龍的傳人’，發生在距今5000年前或5000一6000年間的歷史轉折，它們光芒所披之廣，延續時間之長是個奇迹。

可見，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的結合，儘管是中原區和東北區的兩種不同經濟類型和不同文化傳統的結合，卻是一次十分成功的結合。在紅山文化中，具有仰韶文化特徵的因素與當地文化因素融為一體，成為紅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交流形式則由吸收到碰撞，引起紅山文化後期社會的突變，使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中“先走一步”;以花與龍的結合為這一南北文化交流的標誌，把中華文化傳統追溯到5000年前的文明初現日利鑰。所以，“當仰韶與紅山一旦進一步結合起來，中國文化史面貌為之一新”，成為5000年前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

東北區與中原區的關係，還可追溯到距今7000一8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那就是在華北平原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崗文化中，經常出現具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特點的飾壓印蓖點之字紋的筒形陶器。這種關係在紅山文化之後的延續情況，表現為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繼續向燕南地區深人，分別在拒馬河流域與中原文化接觸〔23〕商周時期遼西區的魏營子文化與燕南區的張家園文化多有共同文化因素，都被視為周初封燕前和封燕時的當地土著文化〔川，或即包括了“土燕”文化；東北區特有的曲刃青銅短劍文化因素，也不斷在燕南地區燕文化分佈區內出現，並經常與典型的燕文化因素共存；特別是戰國時期的燕國，雖已成為列國之一，卻仍表現出與東北地區千絲萬縷的聯繫，除了前述燕國特有的“燕式扁”，與東北地區從新石器時代的筒形罐到早期青銅時代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筒形扁不無關係以外，最饒人興味的是，戰國時期的燕國仍大量使用當時列國業已消失的鑒餐紋作為宮殿瓦當裝飾，當有來自於東北遼西地區的古老傳統。

關於東北區與北方區之間的關係，已強調了其間的區別是基本的：兩區大約以大興安嶺一線為分界線，表現為經濟類型不同，東北區以漁獵為主，而北方區以游牧為主。這種區別如前述，自然要包括長城地帶東端的燕山地區與其以西的冀北、晉北到內蒙古地區之間的區別，因為它們分屬於東北區和北方區。

東北區與北方區之間區別的進一步認識，可以從它們分別與中原區的文化關係在表現形式上的不同來加以說明。北方區與中原區之間的文化關係，長期以來以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南北之間的進退、交替為主要趨勢，典型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文化，都曾出現於長城地帶西部的內蒙古中南部地區，與當地文化共存或替代；東北區則不同，它以大幅度吸收外來因素與本文化融為一體為主，從而強烈表現出自身文化發展的穩定性：所以，遼西區沒有典型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而是在紅山文化中看到大量仰韶文化因素(主要是彩陶器形和花紋)被吸收為本文化特徵，並用仰韶文化彩陶技法繪製出龍鱗紋等。同樣，遼西區也不見典型和較典型的龍山文化，遼西區的龍山時代就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最早期，這同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商文化與游牧文化的交錯、進退之間不同的原因，就在於游牧與漁獵兩種文化在對待先進文化態度上的差別。東北區在文化關係方面的這種優勢，還可以從中原仰韶文化與遼西紅山文化和大汝口文化之間關係的差異來加以說明，那就是蘇秉琦先生所分析的：大漢口文化與仰韶文化之間雖間隔較與紅山文化為近，但仰韶文化的彩陶在大漢口文化中是個別的，僅是“外來品”，沒有落地生根，而在紅山文化中，則融為一體，成為當地文化因素之一。

明確了東北區與北方區的區別，十分有助於加深對這兩個文化區間關係的認識。因為東北區與北方區東西之間文化交流是極為頻繁的。如，紅山文化彩陶中有一種以三角形和方格形組成的幾何形紋，這種花紋也見於內蒙古河套地區，還可能與中、西亞發達的幾何形彩陶有關；小河沿文化的飾繩紋筒形罐多次出現於筒形器並不發達的廟子溝文化，有以為，小河沿文化筒形罐以繩紋代替之字紋是受到廟子溝文化的影響；夏家店下層文化三袋足器的突然 興起應來自三袋足器起源地的內蒙古中南部地區〔27〕。從大約商周之際前後始，內蒙古中南部的游牧文化向東擴展的趨勢明顯，魏營子文化的花邊高可能與朱開溝文化有關!2“i;“北方式青銅器”迅速向東推進，在遼西甚至遼東地區很快出現商周之際前後的典型北方式青銅器，直到鴨綠江口[洲。

俄羅斯文化對東北地區——主要是哈爾濱這個城市——從城市街道、建築風格、市民的生活方式、家庭裝飾、傢具餐具、餐飲習慣一直到藝術審美情趣等各個方面，產生了極其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哈爾濱，原名阿勒錦，清代稱為哈拉賓，至今僅有一百多年歷史。而它的城市建築、商業和貿易的興盛，卻與一個多世紀之前直至20世紀上半葉，大量俄籍猶太人、波蘭人與白俄貴族的到來有著密切的關聯。1896年，俄國獲取了在中國修築鐵路的許可，哈爾濱逐漸成為東清鐵路的中心。20世紀初，俄、英、日和捷克等國，在哈爾濱設立了總領事館，德、法、意等國設立了領事館，使得哈爾濱在後來的50年間，迅速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國際化大都市。由於多國移民的聚集，帶來了文化的多樣性。然而，在歐洲、俄羅斯與韓日等多種文明，與東北本土文化（黑龍江省本地的少數民族、關內的移民以及明清被貶斥流放的內地知識分子所共同創建的邊地文化）的混合、交融與碰撞中；在一個世紀以後所收穫的如此紛繁、雜糅、豐富的東北文化結晶與果實中，俄羅斯文化始終從中呈現出一條清晰而鮮明的脈絡，它為中國這個古老的母體，移植並輸入了斯拉夫民族強壯的新鮮血液

旗袍來自於“旗人”即滿族的服裝，但隨著滿族入關、300年後清朝皇室最終退位之後，作為旗袍發源地的東北，尤其是哈爾濱，旗袍已逐漸退出日常生活，成為某些社交和吉慶場合女士們的禮服。從20年代起始，中間隔過了中蘇交惡的六、七十年代，跳到80年代之後直至21世紀，市民的著裝風格與審美趣味，越來越巧妙地吸收了俄式服飾的某些特點。從男士的呢子大衣、船形毛皮帽及高腰靴子、男式小立領的襯衫，到女士夏季五彩繽紛的連衣裙和秋冬的大圍脖與大披肩，包括頭巾的系法與前額盤卷的髮型，在許多細微之處，都能見到俄羅斯服飾文化的悄然滲透。在某個大雪紛飛的冬天，黃昏的街頭，從積雪被清掃乾淨的台階上，走來一位戴著俄式寬檐禮帽的中年男子，他黑色的呢子大衣上飄落著白色的雪片，鼻子被凍得通紅，身上微微散發著酒氣。或者在夏季，一扇綠色的木柵欄門鮮花盛開，櫻桃樹上熟透的果子落在草地上，院子里的晾衣繩上掛滿了白色的被單床單，在風中輕輕飄舞……此情此景，你會懷疑自己走進了俄羅斯小說中的某個場景。

無論東北文化中具有怎樣濃烈的俄羅斯情結，無論啤酒、烈性酒和麵包等表象事物給予我們多少文化的假象，東北人依然是中國本土的產物，它貌似混血，而在骨子裡依然以農耕文明與儒家文化作為精神支柱的。當俄羅斯文學豐厚的乳汁注入這片黑土地的時候，黑土地並不會輕易改變它的顏色。宗教作為一道精神的分界，劃開了民族間根本的文化差異。哈爾濱隨處可見的東正教、基督教教堂，以及大量的基督教徒所信奉的基督教文化，從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過東北移民族群的性格特徵與文化屬性。俄羅斯情結更多的僅僅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上，那是物質的、感性的，幾乎從未真正進入過思想與精神領域

蒙古文化是由蒙古民族創造的一種游牧文化。從13世紀開始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旗幟下再度統一草原部落，建立了疆域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用國家形式重新整合各種社會力量，從而把部落與民族文化全面提高到了達到封建國家水準的“文明的進步狀態”。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們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在歷史的進程中元朝雖然消亡，但是從此形成的蒙古族卻成為草原的主體民族，成為文化的承載者。

蒙古文化屬於游牧文化範疇，蒙古人繼承了東胡、鮮卑、室韋祖先文化傳承、習俗傳統，也融入了突厥、西夏、羌族等草原民族的文化，蒙古族游牧文化在歷史上程度不同地容納了狩獵文化和農耕文化，近、現代之後又受到了工業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影響，從而逐漸演變為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綜合型文化形態。

蒙古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體，是中國當代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文明長期保持多元內在氣質所必需的重要物質和精神財富之一。現代時期蒙古文化得到了發展的機遇，呈現出從未有過的繁榮局面。與此同時也受到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的巨大衝擊。

肇東國畫：肇東國畫以它的群體優勢在國內畫壇上崛起，並以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鮮明的地方特色引起人們的關注。80年代中期以來，肇東國畫先後在北京、鄭州、洛陽等國內十餘個城市和新加坡、美國、日本、前蘇聯、德國、英國、法國、加拿大、香港、台灣、澳門等國家和地區以及榮寶齋、燕山書畫社、文寶齋等畫廊展覽展銷300餘幅，多次在省和國家展出中獲獎，有100餘幅作品被中國美術館、中國歷史博物館、黑龍江美術館、深圳美術館、陝西美術館、中國西安民俗博物館收藏，有200餘幅作品在國內外50餘種報刊中發表。

海倫剪紙：海倫剪紙有著較高的藝術成果。剪紙帶頭人傅作仁創作的大型剪紙《東方紅》18幅，進京展出，其中《葵花向陽》等3幅作品被周恩來總理轉贈鐵人王進喜和東海艦隊。北林風箏：北林風箏群體建立於90年代初，自1990年至1995年連續5年組織8個隊參加北京國際風箏賽和山東濰坊國際風箏賽，獲一等獎2項，二等獎10項，三等獎7項，團體獎8項。兩次代表黑龍江省參加全國農民運動會，獲得風箏比賽團體第一名。自1990年至1995年，北林風箏更是越飛越高，隊伍不斷擴大，花樣不斷翻新，每年春節在城郊曠野都有大批風箏愛好者追風鬥豔，吸引許多遊人駐足觀看。

慶安版畫：慶安版畫起源於五十年代末解放軍轉業官兵業餘創作的北大荒版畫。慶安版畫創作初期追隨了北大荒版畫風格。但慶安版畫作者大都生活在農村，他們在平淡無奇的農家小院中發掘新的藝術創造天地，清新的田園生活和農家小院的溫馨情調，成為作品讚美表現的主題。不規則構圖、不受時間限制、擴大想象空間、擴大色板、烘托主板的藝術處理，形式悅目，富於美感，形成了慶安版畫獨特的藝術風格。

綏棱農民畫：綏棱農民畫從20世紀70年代誕生到今天已有30多年的歷史，它具有獨特的藝術氣質、審美觀念和表現形式，被國內媒體譽為“是我國繼戶 縣之 后又一個農民畫縣”(1981年《中國農民報》)。《中國農民報》、《黑龍江日報》、《黑龍江農村報》、《學理論》、《奮鬥》、《北京晚報》、《中國漫畫》先後發表了綏棱農民畫並附文介紹。綏棱縣也因此被命名為國家級“民間藝術之鄉”。

望奎皮影：望奎皮影歷史悠久，於清朝同治年間傳入望奎，歷經百年風雨，從崔春芳、關興久、張學文到谷寶珍，今天已經是第四代了，他們表演的皮影戲《三請樊梨花》 、《紅月娥做夢》等劇目多次被省電台、電視台採錄實況，《三請樊梨花》還在中央電視台播放。號稱皮影一枝花的谷寶珍，其精湛的表演被黑龍江電視台製作成專題片反覆播放。望奎縣畫家張家純，將我國傳統的皮影藝術通過繪畫形式表現出來，創造出皮影畫，使之在景燈下的藝術效果定型在紙絹上，充分展示出中國皮影藝術的價值和迷人風采，先後在我省及大洋彼岸美國等地展銷。

明水篆刻：篆刻藝術，歷史悠久，名家眾多，積澱了豐厚的文化底蘊，是中華民族古文化中的一枝奇葩。明水縣的篆刻藝術，興起於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只有一些從事鍾刻技術的匠人。1976年後，經過縣委、縣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引導和扶持，明水篆刻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逐漸培育出一批小有名氣的篆刻人才，並形成了渾厚靈秀、拙中見巧、雋逸奔放的藝術風格。明水篆刻的代表人物是康平。

蘭西掛錢：蘭西掛錢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國都可以稱之為獨具特色的。從90年代初至今，掛錢的藝術創作始終沒有間斷，創作隊伍不斷擴大，創作內容不斷豐富，創作方式不斷創新，已形成了500餘人的創作群體和縣、鄉、村、屯四位一體的創作網路。他們創作的近千幅掛錢作品曾先後在哈爾濱、北京、大連、西安、杭州等地舉辦過大規模的專題展覽，先後4次代表黑龍江省分別參加了首屆中國民間藝術節、民間工藝品展覽、中國民間文化藝術展覽、中國民協和民委舉辦的民俗錄像匯映大獎賽等，並被製作成“蘭西掛錢”專題片，在香港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天津電視台、黑龍江電視台多次播放，有170多幅作品被國家收藏，部分作品赴日本、美國、南韓、新加坡、香港和台灣等地展出和展銷。120多位作者的400多作品編輯出書在全國發行，30多位作者的46篇論文在全國有關刊物、學術交流會上發表或交流。蘭西掛錢開創了全國“五個第一”，即第一個舉辦掛錢專題展覽，第一個掛錢出國展覽，第一幅大掛錢(5.20m× 2.90m)問世，群體帶頭人孫福生被國家公認為我國研究掛錢的第一人。他編輯出版的《中國掛錢圖集》一書，是中國文化寶庫中關於掛錢藝術的第一本專著。蘭西掛錢創作群體多次被國家、省、市授予“優秀創作群體”的光榮稱號，被評為“全國民間藝術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