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爾康

厲爾康，字佛磬，1888年生於清代錢塘（今浙江杭州）的書香世家。祖上五代均為飽學之士，以開館授課為業。高高祖厲鶚和祖父皆為清代舉人。父親厲良玉是晚清著名金石學家、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也曾以開館教書為業。

1890年，2歲的厲爾康開始識字。

1891年入家塾讀《三字經》、《千字文》、《千家詩》，以及典故文學等。

1894年至1898年，從曾祖、祖父、父親學習對對子、五七言詩、經史和顏歐書法等。據厲爾康回憶，他幼時並不愛讀書，但祖父和父親督責甚嚴，他讀書經常讀得昏昏欲睡，殊以為苦。

1899年，入私塾輔習經書等。此時的厲爾康逐漸感覺到讀書的樂趣，開始主動地讀書學習，加之幼時打下的堅實基礎，竟無師自通地學會了作文章和策論。在此一階段中，他讀到了陳天華的《猛回頭》、鄒容的《革命軍》及康梁等文章，得到不少啟發，逐漸萌發了民主革命意識。

1902年，入杭州私立安定中學。

1903年，入浙江武備學堂。

1904年，考取清政府選派的留日陸軍生，入東京振武學校。1905年畢業後作為入伍生入日本陸軍第八師訓練學習。1906年至1908年，就讀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步科，與孫傳芳、閻錫山為同學。畢業后再入日本陸軍第八師見習，並在將校園內學習帥兵術等。據厲爾康回憶，留日陸軍學生中，以第六期生為最能耐受日本的軍隊生活，因為第六期的士官候補生須接受二等兵訓練滿一年後方可入士官學校，出校后又回原部隊見習半年。這段經歷令厲爾康獲益良多。他學成后旋即回國效力。

1909年，厲爾康回國后，奉召赴京參加清政府陸軍部組織的留日歸國士官生會試。他以優等成績奉上諭被授予陸軍步兵科舉人，並授步兵協軍校軍銜。除厲爾康外，同時參加考試的留日士官生還有孫傳芳、閻錫山、唐繼堯、李烈鈞等人。經陸軍部複試后，厲爾康被吸納到了清廷禁衛軍中。此後，厲爾康躋身軍政界，逐步擔任要職。

1910年，時年22歲的厲爾康出任清廷皇家禁衛軍正四品管帶官，統領八旗子弟兵。厲爾康深得當時專司訓練禁衛軍的載濤的賞識，被安排負責帶隊守護頤和園和武庫。這在漢族武官中是十分罕有的。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發后，厲爾康感覺到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責任重大，決心不動聲色，稟職南下，加入北伐軍，為革命事業而努力。他於是私自將本職中應行交代的事項，於稟職前夕以書面分別開明，留置案頭。然後赴各駐防隊伍處巡視，依次訓話，暗示告別。厲爾康南下到了上海后，函報載濤和良弼兩個主官，表示歉意，並詳述移交事項以請手續。回到浙江后，浙江都督蔣伯器雖殷殷留勸，但厲爾康以府中凌亂無序，辭不應命，應同學金永炎之邀加入北伐軍，在北伐軍幹部訓練班任教官，訓練士官。在北伐軍幹部訓練班授課不久，厲爾康認為學生們所望太奢，基礎教育尚未修得，便請授大軍之運用術，不切實際。學生們對於厲爾康所授頗有興趣，祈請他繼續授課，但厲爾康認為這些學生在革命時期，熱衷功利，企圖僥倖，不屑教誨，凡此之類，皆“非吾徒也”，於是辭職又回到浙江，繼應浙江陸軍學堂及江蘇陸軍將校講習所之邀，任監督兼教官。江蘇陸軍將校講習所一位學員在結業前夕考試違規作弊。厲爾康力主斥退，謂此種學員即使畢業，亦不可用，吾輩不能為國家造就此種廢物也。時任所長朱綬光遂將這位學員開除。

1913年10月，25歲的厲爾康被授陸軍上校軍銜。

1913年至1921年，任浙江都督府上校參謀，1915年兼任《兵事雜誌》主編，1916年任浙江都督府參謀處處長兼浙江陸軍軍學講習所上校監督和教官。

1922年，34歲的厲爾康被授陸軍少將軍銜，任浙江軍務善後督辦公署少將主任參謀。

1923年，率團赴日本考察。

1924年到1935年間，歷任浙江陸軍測量局局長、浙江督理軍務公署高級參謀、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少將主任編輯、青島市公安局局長、國民革命軍總預備軍團總指揮部中將總參謀長兼三十六軍中將總參謀長、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兼總務廳廳長等職。期間，1925年曾與孫傳芳同赴日本參觀特別大演習，考察歐戰後日本軍事情況。1926年赴南京等地以同學關係勸說孫傳芳與國民革命軍合作（自孫傳芳1925年由浙江以聯軍總司令名義進駐南京，迄其失敗向奉張乞援時止），三度未經採納。1929年被南京國民政府派赴濟南、青島接收日本人代管之兵工廠及兵營設備，繼而任青島特別市公安局局長。在任期間，治安方面頗多改進，與日本人周旋，尚無隕越，並調解平息了八大紗廠華工因受日本浪人之壓迫釀成的罷工風潮。1930年，42歲的厲爾康被授陸軍中將軍銜。這段時期，厲爾康還寫成了《國防與物資》、《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列強青少年之軍事預備教育》、《青年軍事訓練敎程》並譯著《毒瓦斯及毒煙》等軍事專著。

1936年1月，厲爾康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頒令敘任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抗戰期間，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辦公廳主任、軍事參議院院長等職。厲爾康全程參與了抗日戰爭，為爭取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他曾言，抗日戰爭時期，正是我們身為軍人，為了祖國應該各盡所能，爭取勝利的時候，無論如何困難，也要堅持下去。

抗戰勝利后，厲爾康認為外寇已除，所顧已償，趕忙請求退役。他辭去了國民政府的一切職務，自此退出軍政界。厲爾康在回憶錄中寫道：“就因為不願意再在這反動政府（指國民政府）之下和那些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地再幹下去。要‘革命’，就要‘革出一個真正為國家為人民的政府！’”

1947年，厲爾康在台灣親眼目睹了二·二八事件之經過，對當時政府的腐敗十分憤慨。一老友這時對他說：“老蔣現在身登大寶，你何不妨復出與腐敗分子進行鬥爭？”但此建議未被厲爾康採納。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厲爾康作為愛國民主人士受邀擔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1950年9月，厲爾康向毛澤東主席上書，提出十項建議，同時又致函李濟深和龍雲，將上述建議中關於解放台灣的內容部分請予指正，並建議號召在台灣的國民黨民主人士們回歸祖國，為新中國之建設而努力。

1951年至1962年間，厲爾康撰寫出了《從滿清的兵制說到禁衛軍的消長》、《浙江光復的回憶》、《回憶蔣介石與何成濬》、《一個中國的退役軍人正告美國及美國友好各國的軍民人士書》等較有影響的文章。

厲爾康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於1967年在上海逝世，終年79歲。

厲爾康由於在軍事領域作出了較大貢獻分別被《浙江古今人物大辭典》、《浙江民國人物大辭典》、《中華軍事人物大辭典》、《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征略》、《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20世紀中華人物名字型大小辭典》等收錄。

為抗日作出重要貢獻

厲爾康赴日本留學、訓練近六年，在軍中任職后又多次赴日本考察軍事，是民國時期日本軍事研究方面的頂尖專家。他提前預測出了日本將會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並為備戰抗戰積極建言獻策。其《國防與物資》、《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民國十四年十月參觀日本秋操報告》等軍事著作為抗日戰爭的準備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厲爾康一直主張堅決抗日，並全程參與了抗日戰爭。

他早於1916年即開始在《兵事雜誌》上發表關於日本軍事研究的文章，並於1926年在《兵事雜誌》和《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一書中準確地分析出“日本政府一面縮軍，一面卻縮短兵役年限以加快訓練預備兵，是明顯的擴軍動作。”他1926年即預言出日本將會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積極建議國民政府提早進行備戰準備，並提出若與日本開戰，這樣的現代戰爭需要舉全國之力，且將是一場“長期戰”和“持久戰”。

他吸收總結了日本在青少年軍事教育、兵役、軍事戰術、軍需工業的動員和民營及軍用航空等方面的成功經驗，將之介紹到國內，並指出日本人的弱點是過分迷信“大和魂”三字。

他還強調了要特別關注日本對於化學武器的研究，並建議國民政府仔細研究。他於1928年譯著了《毒瓦斯及毒煙》一書。該書是國內較早全面介紹和研究化學武器的著作。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禁用化學武器，但厲爾康直言：“毒瓦斯之威力甚大，且能補火藥之不足……歐美列強目今仍借口研究礦坑防毒之法，竭力進行，其居心如何，已昭然若揭。”正如厲爾康所預料，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果然使用了化學武器。

抗戰期間，厲爾康曾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和軍事參議院院長。這期間，軍事委員會是中國戰時最高領導機構，是事實上的戰時政府，而軍事參議院則是國民政府最高軍事咨議機關。作為幕僚型將領中的佼佼者和研究日本軍事問題的頂尖專家，厲爾康為備戰抗日戰爭和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影響了蔣百里等一批有識之士

厲爾康是中國國防理論的主要先驅人物。其著作和軍事思想影響了蔣百里、俞大維和閻錫山等一批軍政界的有識之士。

厲爾康於1927年完成的《國防與物資》是中國較早全面介紹和論述國防與各類重要物資資源軍事戰略關係的軍事著作。比軍事理論家蔣百里的《國防論》早10年。蔣百里1927年讀完《國防與物資》一書後大為讚歎，為該書作序推薦。蔣百里在1937年出版的《國防論》一書中很多思想和內容均源於厲爾康1927年的這本《國防與物資》。

而關於“持久戰”的問題，厲爾康早在1916年就在《兵事雜誌》第30期的《論說：吾人於歐戰所得之用兵新法》一文中有所論述，並在1926年的《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一書中有進一步的論述。

1931年，時任國民政府兵工署副署長的俞大維在看到厲爾康的《國防與物資》一書後對該書進行了仔細的研讀，對之十分推崇，和人推薦這本書說其中提出的理論和主張是“根本辦法”，極具重要性，非常值得一讀。厲爾康通過這本書率先提出了國防方面的一些重要主張，如國家在國防上所用軍器物品必須獨立，要獨立必須先發展重工業，國防上的重工業，最重要的是鋼鐵、煤、石油，此外還講到槍械的製造，化工原料的應用，物品規格的統一等。厲爾康曾親自登門，建議兵工署提早進行兵工方面的備戰準備，並向南京國民政府建議設置科學院，先行研究軍用物資的發明和製造。1933年俞大維出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他在抗日戰爭期間領導兵工企業，為中國軍隊提供了重要裝備支撐，建成了一定規模的兵工生產和研發體系，被譽為中國的“兵工之父”。厲爾康的軍事思想對其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

而閻錫山關於國防的主要主張也是源自同班同學厲爾康於1927年所提出的軍事思想。

參與北伐戰爭

作為國民革命軍的高級將領，厲爾康參與了北伐戰爭。北伐戰爭沉重打擊了軍閥勢力，維護了中國統一，保證了國家獨立，加速了中國革命歷史的進程，為以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厲爾康1926年曾三次造訪直系軍閥首領孫傳芳，以同學關係力勸其與國民革命軍合作，但均未被孫傳芳採納，最後幾乎被孫傳芳扣押。孫傳芳后兵敗於國民革命軍，自此一蹶不振。

培養大批軍事人才

作為一位軍事教育家，厲爾康1912年即投身革命事業，加入北伐軍，在北伐軍幹部訓練班訓練士官。后又應邀在上海、杭州、蘇州等地多所軍校任監督兼教官，培養出了一大批擁護共和之幹部。他的學生中就包括了後來成為陸軍一級上將的陳誠。他還對世界各國青少年軍訓制度進行了長期的調查和研究，據此於20世紀20年代寫成了《青年軍事訓練敎程》和《列強青少年之軍事預備教育》兩本軍事訓練教材。這是中國較早的青年軍事訓練敎程。他博採世界各國青少年軍訓制度之長，並進行去粗取精，制定出一套適合中國青年的軍事訓練方法，為中國青年軍事訓練奠定了理論基礎。

助推現代化軍事改革

作為擁有豐富實踐經驗和理論功底的軍事專家，厲爾康提出了很多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軍事觀點，並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和論述，如對一些軍事前沿問題、未來戰爭的發展趨勢、用兵法、各兵種的使用以及化學武器等問題的研究。他特別指出，今後的軍事戰爭中不能只恃攻擊精神，而是要在國家和社會等層面改革，這樣才能適應現代戰爭。厲爾康因此提出了一系列現代化的軍事改革方案，並撰寫了大量的內部報告。據《民國乎？軍國乎？：第二次中日戰爭前的民國知識軍人、軍學與軍事變革，1914－1937》一書，厲爾康提出的軍政令一統，實行徵兵制，更新軍備和訓練，獎勵研究，發展工業，兵器生產獨立，以及從外國學習最新軍事科技等建議，在奉系控制下的東北和國民政府時期均被部分地實現。而據厲爾康建國后在回憶錄中稱，他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議並沒有得到國民政府的足夠重視，而新中國成立后，他在20餘年前提出的關於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主張，在第一個五年規劃里就得到了體現。

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餘熱

新中國成立后，厲爾康雖已年逾六旬，但他仍竭盡所能，積極為國家發揮餘熱。厲爾康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發揮自己曾作為幕僚智囊的優勢，1950年9月曾向毛澤東主席上書，提出十項建議，助力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同時他又將上述建議中關於解放台灣的內容致函曾一同供職於國民政府的李濟深和龍雲，並建議他們號召在台灣的國民黨民主人士們回歸祖國，為新中國之建設而努力。此外，他還寫出了不少如《回憶蔣介石與何成濬》、《從滿清的兵制說到禁衛軍的消長》和《浙江光復的回憶》等具有較高史料價值的回憶文章，為後世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厲爾康1927年在其所著《國防與物資》一書中指出：軍器的獨立是一個獨立國家的基本條件，國家在國防上所用軍器物品必須獨立，要獨立必須先發展重工業，國防上的重工業，最重要的是鋼鐵、煤、石油。國防重工業之重要性需要得到足夠的重視。應以經濟國防為軍事國防的根本，通過經濟和軍工的自主獨立來建立現代化的軍事國防體系，以適應未來的現代化戰爭。

厲爾康1926年在其所著《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一書的開首，即對當時知識界頗為流行的和平主義加以抨擊：“近鑒歐戰宜可瞭然，吾國民處此危疑震撼之秋，若不周知世界之情勢，一掃萎靡之習，而徒以標榜仁義，呼以和平為能事，鮮有不自招滅亡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美等國反戰聲高漲，加上國際聯盟的建立和民國內戰不斷，國內亦出現了“弭兵”之說。可是，從厲爾康《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一書各章節討論中可以看出，當時作為民國知識軍人代表的厲爾康和日本軍人一樣，鄙視和平主義，甚至認為這種思想是建立現代國防的障礙。《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正文的第一句即為：“戰爭為人類進化之原動力”。

厲爾康認為現代戰爭需要全體人民舉全國之力參與：“凡參展之國家不惟以衛國之責加諸軍人，上自國主下至黎民無老無幼無論男女莫不竭其智能為國效用，舉全國之資源以為軍需……將來之大戰必較此為烈，蓋此次大戰其未曾參戰之國，且鑒於戰爭之經驗而知國家總動員實為戰爭之要素。”

他認為除了動員軍民外，國家亦要著力發展“科學研究”和“燃料糧食之管理”的機關，使之運作在國家統一意志之下。

他詳論戰後日本的軍縮討論，指出日軍因為戰爭的教訓而分成兩派，其中新派認為政府應裁減常備軍並加強總動員能力，舊派則堅持漸進改革並集中改良武器。他亦指出日本政府一面縮軍，一面卻縮短兵役年限以加快訓練預備兵，是明顯的擴軍動作。

厲爾康在《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中的論述比以往關於大戰的論述更為重視社會組織、經濟動員和科技發展。他提及日本的青少年軍事教育、新《兵役法》、軍需工業的動員法例和民營及軍用航空的發展等。書中亦提到以上兩著作少有提及的化學武器，並建議國民政府仔細研究。雖然戰後各國禁用化學武器，但厲爾康直言：“毒瓦斯之威力甚大，且能補火藥之不足……歐美列強目今仍借口研究礦坑防毒之法，竭力進行，其居心如何，已昭然若揭。”

厲爾康認為，歐戰的新發展包括雙方均以大部兵力集中在一個戰場內進行決戰、戰鬥由運動戰變成陣地戰，以及把大量兵力利用鐵路作戰略轉移。他亦提到炮兵、機關槍和飛機將會愈益重要，而且“今後作戰為長期戰，為持久戰，假使兵力不足，唯須陸續補充之策，期間雖久，固無傷也”。

厲爾康強調，由於長期作戰對國家財政影響極大，因此應更為強調戰略進攻，並以德國為例，認為“德軍之所以屢勝者，唯賴此攻擊精神而已”。

在戰術上，厲爾康比端木彰等人再進一步，指出突擊隊戰術的要點並非只是不同支援武器的混合使用，而是小單位以疏開隊形在輕機關槍支援下獨立作戰：“現今步兵之新戰法即所謂戰鬥群戰法是也，以輕機關槍為步兵火戰之中心，且以戰鬥群或班（十名左右）為最小戰鬥單位，並將此小單位之各群配置於各方，俾成伸縮自如之疏開隊形，且延長其從長區分而行戰鬥者也。”

他詳細討論了輕機槍、步兵炮和手榴彈等武器，聲言“總之輕機關槍實為步兵火戰之主力，其餘皆借其援助以求最後之勝利也”。

他亦提到大戰期間步兵連以下出現分為使用步槍和輕機槍的班，而且戰鬥前進時士兵之間的間隔比以往大增，因此班長的責任增加不少，對其能力的要求亦相應增加。

厲爾康指出，日軍雖已採用輕機槍和突擊隊戰術，亦對步炮協同有不少操練，加上其軍官和士官教育均頗為充分，但日軍實際上仍過分信賴其精神力，準備預測日人對“大和魂”的迷信將在戰術實踐上“招致不幸”：“大抵日本人輕兵器而重精神，此種成見亦為兵器不能進步之原因。余於大正九年在步兵學校曾親見彼時校內各學員將大戰前之戰術及小搶戰鬥射擊悉心研究覺有餘味而於最近戰鬥之要素如戰車煙幕投擲炸彈飛機襲擊及其預付等事反除之淡然，殊不可解……總之日人於大和魂三字迷信太深，萬事萬物皆以此譬之，余恐異日必有因此而招不幸者。”

有見及此，厲爾康指出不能只恃攻擊精神，而是要在國家和社會等層面改革，以使國家可以適應現代戰爭。厲爾康稱：“日人性好模範，堅韌不撓，用能上下一心，以有今日。我國智識財力，皆在其上，如果心誠求之，直可凌駕歐美，寧獨日本而已哉。況現今軍事上之進步，不出科學。科學上之模仿，非若研究科學，不必經一定之程序也。故吾人以為，如欲改革軍事，當由以下諸件著手。”他在結論中列出十二點建議，大部分與經濟和社會動員有關：

一、建設鞏固之政府，以求軍政軍令之統一也。

二、裁兵節費，以補充軍實也。

三、改良兵役之制，創辦軍事預備教育，以儲備戰時之要員也。

四、清理人事，明定官佐服役期限，以免壅塞而杜幸進也。

五、改革營制餉章，增加新式兵器，以應生活程序而符軍事之趨勢也。

六、興辦軍事學校，獎勵軍官佐，以宏造就而示提倡也。

七、提倡科學，獎勵一般學者，俾得悉心研究也。

八、開闢國內之交通，以利軍事而便實業也。

九、廣派專員，分赴各國，俾便調查而資研究也。

十、廣購各國軍用器材，藉資研究而便改良也。

十一、廣充兵工廠，開發兵器之資源，以謀兵器之獨立也。

十二、發展工業，以裕民生，而便戰時之應用也。

據《民國乎？軍國乎？：第二次中日戰爭前的民國知識軍人、軍學與軍事變革，1914－1937》一書，厲爾康提出的軍政令一統，實行徵兵制，更新軍備和訓練，獎勵研究，發展工業，兵器生產獨立，以及從外國學習最新軍事科技等建議，在奉系控制下的東北和國民政府時期均被部分地實現。從他的著作中，亦反映出他對科技和精神力的態度，和日軍主流意見又有所不同；此點有助說明，厲爾康作為民國知識軍人的代表雖然以日本為主要的軍學知識來源，但亦未必完全接受後者的說法。今而觀之，厲爾康於1926年在《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一書中提出的一些觀點和所作論述在當時無疑具有進步意義。

《民國乎？軍國乎？：第二次中日戰爭前的民國知識軍人、軍學與軍事變革，1914－1937》：厲爾康的《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不但總結了日本對大戰的教訓，更對中國軍事改革作出建議。厲爾康對總動員體系重要性的論點頗切要害，而且比何遂與端木彰等人又進一步。厲氏的《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比以往關於大戰的論述更為重視社會組織、經濟動員和科技發展。在戰術上，厲爾康比端木彰再進一步，指出突擊隊戰術的要點並非只是不同支援武器的混合使用，而是小單位以疏開隊形在輕機關槍支援下獨立作戰。雖然民國大部分操典和教範均來自日本，但作為一名民國知識軍人的厲爾康並不打算盲目模仿日軍的作戰方式，甚至對之有所批評。今而觀之，厲爾康於1926年即提出的一些觀點和所作論述在當時無疑具有進步意義。

俞大維：時任國民政府兵工署副署長俞大維十分認同厲爾康在國防方面的理論和主張，認為厲爾康在《國防與物資》一書中提出的觀點是“根本辦法”，極具重要性，評價該書為非常值得一讀。

厲爾康同僚：江蘇陸軍將校講習所一位學員在結業前夕考試違規作弊，厲爾康因此將這名學員開除，說此種學員即使畢業，亦不可用，吾輩不能為國家造就此種廢物也。據厲爾康回憶，有同僚因此評價他“過於嚴正，不合時宜”。

1909年，厲爾康以優等成績奉上諭被授予陸軍步兵科舉人，並被吸納到了清廷禁衛軍中。當時訓練大臣為貝勒載濤，協統為良弼。到差不久，厲爾康即被任命為步兵第一隊正四品管帶官。全標官兵，漢人僅只十餘人，余皆八旗子弟。厲爾康時年22歲，年事以他為最小，其麾下隊官，資歷俱深，且以天皇貴胄自恃，老氣橫秋，尤難應付。厲爾康則以身作則，用實際行動在學術方面折服大家。半年以後，全隊官兵皆對其心悅誠服，與他相處甚好。厲爾康也由此獲得了訓練大臣載濤的高度賞識。只是他隊營成績獨優，凡外來參觀皆以為示範之具，不免引來其他隊營的嫉視。一年之後，厲爾康被安排負責帶隊守護頤和園和武庫。這在漢族武官中是十分罕有的，令八旗將士對漢族武官刮目相看。

厲爾康出生后，正逢前清國恥最大的時代——甲午和庚子之辱。厲爾康在上中學前即讀了革命先進鄒容的小冊子和戊戌政變等革命故事，後來在日本留學時又在東京錦暉館聽到孫中山的演說。使他明白了外族的竊據中原，宴按酖毒。一旦外寇入侵，不能抵禦，便把錦繡山河任意割讓，毫不足惜。而東西洋的帝國主義欺辱中國，得寸進尺，咄咄逼人，令厲爾康萌發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他認為，需要“革命”推翻滿清政府，由革命黨把國家振興起來，洋人就不敢肆無忌憚，而國家的恥辱也可以逐漸洗刷清楚。辛亥革命的爆發進一步堅定了厲爾康的革命信念。本在清廷禁衛軍中供職的厲爾康不動聲色，稟職南下，毅然加入北伐軍，自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厲爾康是中國國防理論的一位先驅人物。他的一部分軍事思想體現在其所著《國防與物資》一書中。該書是國內較早全面介紹和論述國防與各類重要物資資源軍事戰略關係的軍事著作。厲爾康早在1927年就通過這本書率先提出國防方面的一些重要主張，如國家在國防上所用軍器物品必須獨立，要獨立必須先發展重工業，國防上的重工業，最重要的是鋼鐵、煤、石油，此外還講到槍械的製造，化工原料的應用，物品規格的統一等。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厲爾康費了不少心血，因為當時國內各方面的資料都非常少，即便是關於重工業的參考資料也難找。因此，厲爾康自稱《國防與物資》是一本“未能完備”的書。而軍事理論家蔣百里讀完該書後，卻大為讚賞，作序推薦之。時任國民政府兵工署副署長俞大維也十分認同厲爾康在國防方面的理論和主張，認為厲爾康在《國防與物資》一書中提出的觀點是“根本辦法”，極具重要性，與人推薦這本書時稱其非常值得一讀。然而據厲爾康回憶，當時全國上下連軍政首長們了解這本書的重要性的都極少。這本書早在1927年即已寫成，但直到1929年才由上海大東書局出版。假使當時國民政府能真正重視這本被厲爾康自稱是“未能完備”的書，在國防方面預先予以加強，即使七七事變中國被迫對日抗戰，有這近十年的國防準備，也不至完全需要美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援助了。

厲爾康1931年曾與時任兵工署長陳儀就國防問題發生爭執。陳儀看完了厲爾康的《國防與物資》一書說道，國家沒有錢去辦這些事。厲爾康說，你乾的兵工署是不是專管修理破爛槍支就算數了。你們所修的舊貨准管用嗎？無論有錢沒錢，軍器的獨立是一個獨立國家的基本條件，是應當做的事。你是炮兵科出身，進過炮工學校，比我這學步兵科的要內行得多，如今當了兵工署長，正是你用己所學的一個好機會。你可向政府去上條陳請經費，逐步辦起來的。你的那些話，我不敢領教。

厲爾康1935年亦曾向南京國民政府建議設置科學院，先行研究軍用物資的發明和製造。結果批交有關部門參考完事。

厲爾康稱，反動政府這些醉生夢死的首長們，一點正經事兒也不幹。對於帝國主義者處心積慮地整天在琢磨中國好像與他們毫不相干。縱然有點什麼意外，似乎只要寫幾頁賣國文契，又可平安無事地高枕而卧。頂不濟也可向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請求槍炮彈藥、飛機汽油來接濟。存心如此的執政者怎麼不會使全國人民失望呢？現在人民政府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規劃，首先就注意在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上。我見了感覺到這一個政府才是知“治國之本”的政府。所以，額手稱慶，距耀三百。

厲爾康是民國知識軍人的代表。他出身書香世家，博覽群書，后留學日本，受過多年正統的嚴格軍事訓練，並在清政府組織的留日歸國士官生會試中以優等成績奉上諭被授予陸軍步兵科舉人。后曾一度兼任民國時期最具影響力的軍事期刊《兵事雜誌》的主編。他除著有諸多頗有影響力的軍事專著和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還譯著了一些文學方面的書籍，部分由出版社出版，還有一些未及出版便在抗戰時期杭州淪陷期間遺失了。他抗戰期間曾為國民政府最高軍事咨議機關軍事參議院院長，是幕僚型將領中的佼佼者。

厲爾康曾與蔣介石過從甚密。其對蔣介石有切身的實際了解。他評價蔣介石時曾言：“蔣之為人如俗語所謂‘落水喊救命，上岸不認人’”。

厲爾康稱，他的生平受他曾祖父的影響不小。在厲爾康小的時候，他的曾祖父已經是80歲的高齡了。他常常對厲爾康等幾個曾孫說：“諸葛一生唯謹慎，爾等不但對於身體要如此，就是往後辦事也應如此。”厲爾康在日本求學時，他的曾祖父曾親筆給他寫了一封信，也是諄諄告誡他做人做事要謹慎為先。厲爾康在22歲那年被清廷任命為禁衛軍正四品管帶官。他的父親厲良玉給他刻了一方印章，只有兩個字——“踏實”，告誡厲爾康戒驕戒躁，凡事都要腳踏實地去做。厲爾康自此一生恪守曾祖和父親的訓誡。他在國民政府中供職時，也一直都是這樣對上對下對同事，站穩了自己的立場，以嚴肅的態度來處理一切，毀譽都付之一笑。

厲爾康性情固執，守法，負責，重信用，清廉，沒有野心，所以能久於其任。領導不給升職，他可以永遠坐在原位上，就像過去在幕僚的位置上每到一處總在十年以上，不以為苦，從早到晚，公事雖多，案無留牘。假使到了晚上一件事沒有結束，哪怕睡了之後他也要起來把事做完，才會安睡。他一直恪守軍人本分，對政治不甚過問。

新中國成立后，厲爾康曾回憶稱，其一直看不慣國民政府內一些腐化分子的行為，認為他們太腐化，太自私了，早就不想再在那個政府之下干工作了，但是苦於沒有時機，“尤其在抗日戰爭時期，正是用人之際，正是我們身為軍人，為了祖國應該各盡所能，爭取勝利的時候，無論如何困難，也要完成這一重大的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后，我趕忙請求退役，也就是因為看不慣反動政府里這一群腐化分子的行為，犯不著和他們‘同流合污’。我沒有勇氣去對抗和公然批評他們，只得斷然脫離這一腐化的政府。”厲爾康回憶道。

厲爾康贊同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同情革命事業，主張國共合作。對於國共合作，厲爾康曾回憶說，美帝起初確實有調停之意，及至特使一再赴延安親自視察，始感到“國共合作如果成功，帝國主義在華絕無立足之地”。因而亦阻撓雙方之合作，而支援蔣介石來反共。厲爾康稱：“我看到那幾年中一幕又一幕的變化，非常地遺憾和痛心。我在此期間為國家和人民未盡多大力量，未能尋求出一條救國救民之道，最後以脫離這一個政府完事。這也是我久久覺得慚愧的地方。”

厲爾康除了是一位軍事將領，還是一位軍事教育家與軍事理論家，著有多部較有影響的軍事專著，包括《國防與物資》、《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青年軍事訓練敎程》等。建國后在擔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期間另撰有《從滿清的兵制說到禁衛軍的消長》、《浙江光復的回憶》、《回憶蔣介石與何成濬》等較有影響的文章。

主要軍事專著：

《國防與物資》：於1927年寫成，1929年由上海大東書局出版，蔣百里作序。該書是較早全面介紹和論述國防與各類重要物資資源軍事戰略關係的軍事著作。該書認為，軍器的獨立是一個獨立國家的基本條件，國家在國防上所用軍器物品必須獨立，要獨立必須先發展重工業，國防上的重工業，最重要的是鋼鐵、煤、石油。國防重工業之重要性需要得到足夠的重視。

《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於1926年寫成，1929年由南京軍用圖書社出版。該書對作者在1925年赴日參觀特別大演習的所見所聞進行了分析，不但總結了日本對大戰的教訓，更對中國軍事改革作出建議。全書310頁，共十章，包括對日本1925年的軍備情況的一般觀察，以及關於航空機、步兵、騎兵、炮兵、工兵、糧秣、被服、軍官技術教育、測量事項等方面的見聞等。在結論部分對中國的軍事改革提出了十二項建議。

《青年軍事訓練敎程》：該書是中國較早的青年軍事訓練敎程，被美國密歇根大學收錄，由中華書局於1931年出版。全書共616頁，分為上下兩卷。上卷為第1至5篇：教練、射擊、陣中勤務、指揮法及教育法、演習須知。下卷為第6至20篇：距離測量法、測圖學、兵器之使用及整理法、衛生法及急救法、結繩法、手榴彈投擲法、陸軍演習規定摘要、陸軍軍隊符號摘要、軍語分類釋要等。

《列強青少年之軍事預備教育》：厲爾康對世界各國青少年軍訓制度進行了長期的調查和研究，據此寫成此書。該書於1928年由南京中央軍校收錄。

《毒瓦斯及毒煙》：該書是國內較早全面介紹和探討化學武器的著作，於1928年由南京中央軍校收錄。該書還對防毒知識進行了介紹。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禁用化學武器，但厲爾康直言：“毒瓦斯之威力甚大，且能補火藥之不足……歐美列強目今仍借口研究礦坑防毒之法，竭力進行，其居心如何，已昭然若揭。”

《回憶蔣介石與何成濬》：

《回憶蔣介石與何成濬》一文主要講述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貪污腐敗風氣以及所涉要員，圍繞軍法總監部總監何成濬與蔣介石具體展開。何成濬早年追隨黃興，黃興去世后隨孫中山和蔣介石，蔣介石尊其為前輩，禮過甚隆，倚其為心腹，任職總參議，交往甚密。其人卻碌碌無為，日間處理事務，晚間卻鬥牌招妓，實無大用。后馮玉祥、閻錫山戰敗后，蔣志得意滿，便不再聽何進言。抗戰期間改任其為軍法總監部總監，實則重要案件為蔣直接定刑，有職無實，漸對蔣不滿。文中例證如張德能湘戰失利一案、程澤潤迠造營舍舞弊一案。厲爾康評其為碌碌無所短長之人，倒台後在陳誠執政之下，已幾成孤立，於1961年卒。文中涉及許多國民政府要員，文獻價值十分珍貴。

厲爾康1914年至1924年間撰寫的部分軍事理論文章：

厲爾康1951年至1962年間撰寫的部分文章：

厲爾康家族人才輩出。其高高祖厲鶚是清代著名詩人、學者，浙西詞派代表人物；父親厲良玉是晚清金石篆刻名家、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長兄厲綏之是中國近現代名醫、浙江醫科大學創始人；幼弟厲麟似是民國時期著名教育家和外交家；義兄兼妹夫施承志是民國高級將領、民國首批將軍軍銜授予者；義弟陳立夫是國民黨主要派系中央俱樂部創始人和領導者；晚輩中有當代著名外交家厲聲教、中國音樂學院原黨委書記兼院長厲聲、中國兒科醫學的開拓者厲矞華、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厲聲和、杭州市原副市長陳禮節等。厲鶚、厲良玉、厲綏之、厲爾康、厲麟似、陳立夫、厲聲、厲矞華、厲聲和、陳禮節均被《浙江古今人物大辭典》收錄。此外，旁系中還有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新月派代表詩人徐志摩、新中國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著名新聞人范長江等。

據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盧灣區志》“社會名流舊居”一節，厲爾康的故居之一是上海市茂名南路165弄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