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思聰

1912年5月7日出生於廣東省海豐縣幼石街馬家老宅。

1915年隨父親到海豐縣公平鎮外祖父家中，對留聲機發生興趣。

1918年跟堂嫂嫂學習風琴，不久，母親給他買了一架風琴。

1920年入小學寄宿。學會吹口琴，後來又學會彈月琴。

1923年大哥馬思齊因腳傷從法國回國休養，送給馬思聰一把小提琴。同年，大哥帶他去法國學習小提琴。

1924年先後跟隨四位老師學習小提琴，並創作《月之悲哀》和《項羽烏江自刎》。

1925年考入法國南錫音樂學院，學習小提琴、鋼琴、視唱和室內樂，還選修簫為副科。大考時，獲該院最優二等獎。冬天回到巴黎，在法國著名小提琴家、巴黎國立歌劇院奧別菲爾多教授指導下學習小提琴。

1926年因病停止學習小提琴，赴貝爾克海濱療養，期間閱讀了大量音樂名著。

1927年回巴黎，繼續師從奧別菲爾多教授。秋，考入巴黎國立音樂學院提琴班，成為該院第一個中國學生，是年十五歲。

1929年2月7日回國探親演出，被譽為“神童”。創作鋼琴伴奏的獨唱曲《古詞七首》，編為“作品1號”。

1930年年初回到法國，拜法國作曲家畢能篷為師，改學作曲。

1931年創辦“私立廣州音樂學院”，出任院長。同年創作《c小調弦樂四重奏》（Op.2）。

1933年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講師。創作《降B大調第一小提琴鋼琴奏鳴曲》（Op.3）。

1936年春，去北平，成為他創作的轉折點。由於發現了北平大鼓的藝術魅力，他從此重視中國民間音樂。

1937年從南京中央大學辭職來到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同年創作了《內蒙組曲》（Op.9），其中的《思鄉曲》成為他的代表作，是年二十五歲。

1940年辭去中山大學職務，前往“陪都”重慶組織“中華交響樂團”。同年李凌奉周恩來之命拜訪馬思聰，從此馬思聰和中國共產黨人結下深誼。

1945年經歷多年戰亂顛簸后，擔任貴陽藝術館長。創作《民主大合唱》。

1946年抵達上海任上海音樂協會理事長，同時擔任台北交響樂團指揮。在上海和周恩來、喬冠華等有較多往來。年底任廣東省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主任。

1948年拒絕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赴美邀請。創作《春天大合唱》。

1949年從香港北上到達北平，參加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同年擔任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理事。

1950年中央音樂學院在天津成立，被任命為第一任院長，是年三十八歲。

1954年隨中央音樂學院由津入京。創作《山林之歌》（Op.32）和《新疆狂想曲》（Op.33）。

1956年擔任波蘭“第九屆國際肖邦鋼琴比賽”評委，在本屆比賽中中國選手傅聰獲第三名和“瑪祖卡獎”。同年創作《淮河大合唱》。

1958年赴莫斯科擔任柴可夫斯基小提琴比賽評委。

1962年以毛澤東的詞《憶秦娥·婁山關》的意境，創作反映中國紅軍長征事迹的《第二交響曲》。

1966年遭揪斗，被關“牛棚”，被抄家。

1967年1月15日從黃埔前往香港，並轉赴美國。同年公安部成立“馬思聰專案組”。

1967年4月12日美國國務院公布，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紐約避難。

1968年經康生、謝富治批准，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三月馬思聰赴台灣等地舉辦音樂會。

1971年開始動手寫芭蕾舞劇《晚霞》。同年完成《小提琴迴旋曲》《阿美山歌》以及小提琴獨奏曲《阿美組曲》《高山組曲》等。

1976年從女兒馬瑞雪的詩劇中選取一節，寫成獨唱曲《熱碧亞之歌》。

1978年完成《晚霞》的全部譜曲工作。《晚霞》成為馬思聰晚年的巔峰之作。

1981年在台灣排演《晚霞》。

1984年開始創作歌劇《熱碧亞》。同年公安部作出《關於對中央音樂學院黨委為馬思聰“叛國投敵”案平反的意見》。

1985年文化部發出《為中央音樂學院前院長馬思聰先生徹底平反的通知》，是年馬思聰七十三歲。

1987年完成最後的作品《熱碧亞》。

馬思聰的父親馬育航同學 東的風雲人物陳炯明是總角之交，後來當上了廣東省的財政廳長。

1939年父親馬育航在上海遭人暗殺，長女馬碧雪誕生。

2007年12月11日馬思聰及其夫人的骨灰在兒子馬如龍等四位親人的護送下抵達廣州。

1932年馬思聰與他的女弟子王慕理結婚。

1987年3月8日心臟病發作，因手術無效，於5月20日在美國費城病逝，終年76歲。

《思鄉曲》改為《東方紅》

1950年，郭沫若作詞、馬思聰作曲的兒童歌曲傳唱全國，經團中央確定為《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團結起來繼承我們的父兄，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學習偉大的領袖毛澤東”，20世紀五六十年代，億萬中國少年兒童唱著這首歌長大。

1952年，馬思聰“隔牆聽音”，錄取15歲的林耀基進入中央音樂學院少年班學習。兩年後，錄取13歲的盛中國進校，並親自點派兩人赴蘇聯深造。

1955年，馬思聰赴波蘭，擔任第五屆國際肖邦鋼琴比賽評委。中國派出的選手傅聰同行。十多天相處，馬思聰給予傅聰“改進意見”。國際比賽眾星璀璨，傅聰脫穎而出，奪得最高的“馬茹卡舞曲獎”。

1958年，馬思聰任柴可夫斯基鋼琴和小提琴國際比賽評委，攜弟子劉詩昆到莫斯科。賽前，馬思聰對劉詩昆說：手指觸鍵要更短促、更有力，“鎚子擊鐘后不立刻離開就把音捂死了，音會發悶”。在比賽中，劉詩昆獲得第二名。

然而，馬思聰也漸感困惑和沉重。上海音樂學院的年輕學子，撰文對某交響作品進行探討，被打成“反黨右派小集團”，押送至北大荒勞改；並號召對賀綠汀展開“深刻揭發和尖銳批判”。隨著一個又一個的運動，音樂界寬鬆自由的氛圍，漸被橫掃殆盡。馬思聰自己也受到批判：引導學生只專不紅，要把中央音樂學院辦成巴黎音樂學院。“拔白旗”的文字中甚至出現了這樣字眼：馬思聰演奏舒伯特的《聖母頌》，是將聽眾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腳下。

山雨欲來，風已滿樓。時間的腳步邁到了1966年。

5月，一個星期天，一學生神色慌張地來到馬思聰院長家中，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習小提琴是迷戀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他不能再跟老師學琴了。

6月，馬思聰受到急進學生高呼著口號的狂暴圍攻：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馬思聰，打倒吸血鬼馬思聰。學生們給馬思聰一大捆書寫好的大字報，命令他張貼在家中，認真閱讀，觸及靈魂。

馬思聰目瞪口呆，一動不動，一切似在惡夢之中。

馬思聰被關進“社會主義學院”，那裡有學院黨委書記、各系主任，還有北京藝術院校、電影院校、文藝界權威和知名人士，計500多人。在軍管人員的監督下，他們讀報、討論，書寫批判自己和揭發同榻朋友的“反黨言行”。

魯大錚為籌建馬思聰藝術博物館，曾與馬氏後人多次接觸，對於那個年代，他筆下這樣記錄：

8月一天，馬思聰被押上卡車，回到音樂學院。下車的馬思聰腳跟尚未站穩，一桶漿糊倒在他的頭上，一些人往他的身上貼大字報，把一頂寫著“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戴到他的頭上。馬思聰脖子上掛著兩塊硬紙板，一塊上寫著“資產階級音樂權威馬思聰”，另一塊上寫著“吸血鬼”。學生們讓馬思聰手拿一隻破搪瓷盆作為“喪鐘”，邊敲邊走，說這是“敲響了資產階級的喪鐘”。

在任何時候，只要紅衛兵“高興”，就可以命令馬思聰他們低頭，叫他們在地上爬行。

一次，一個紅衛兵拿著一把尖刀，對著馬思聰吼叫：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然就拿刀子捅了你。

一日，馬思聰在草地上拔草，一造反派走過來，粗暴地指著馬思聰呵斥：你還配拔草，你姓馬，只配吃草。

馬思聰的家，紅衛兵把寫有打倒馬思聰的大標語，貼滿門窗和圍牆，大門口只留下一個一米高的洞口。並且責令馬思聰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掃街道，每天寫一份揭發馬思聰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實，死路一條”。

當妻子王慕理無法承受這等威脅和驚嚇，與兒子、女兒逃離北京，開始流浪生涯的時候，馬思聰在偷偷地問音樂學院黨委書記趙沨：“這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

馬思聰的心“頭”是有個底的，那就是：只要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和海外僑胞廣播的節目開始曲還是《思鄉曲》，他馬思聰就還沒有被堅決打倒、沒有被徹底否定，就還有希望，還有盼頭，他就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還能演奏自己心愛的小提琴；理由明確而簡單：因為“中央”還在使用他的“聲音”。

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和海外僑胞廣播開始曲，停止播放《思鄉曲》，改為陝北信天遊民歌《東方紅》。馬思聰頓時陷入萬念俱灰的境地。

公安部的《關於馬思聰投敵案請示報告》，經康生、謝富治批示，馬思聰“叛國投敵”案得以嚴厲徹查，幾十人被牽連入獄。在上海生活的馬思聰的二哥跳樓身亡，岳母、侄女和廚師相繼被迫害致死。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他跟兒女說：自己十分敬重周恩來，周恩來對他也愛護有加。他也回憶起與毛澤東相處的情景：毛澤東有非凡的聰明，眼睛出奇明亮，問一知十；他曾與毛澤東討論音樂藝術達3個小時，最終都能達成共識；毛澤東喜歡讀書，喜歡寫詩，大家都有藝術細胞，是知音。

當年10月，國內“揪出四人幫”，馬思聰寫道：報紙、電視報道江青及文革幾個頭目被捕，大快人心。對祖國，馬思聰魂牽夢繞：國內能否好起來？何日洗客袍？

鄉愁哀怨，使得馬思聰在異國的日子裡，譜就了《李白詩六首》《唐詩八首》等作品。其中一首就是：“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馬思聰將自己有家難歸的悲涼心情，借用古詩名句演繹得分外真切。

1980年6月，馬思聰胞弟夫婦應中國文化部邀請，在北京和上海舉辦獨奏音樂會。統戰部部長烏蘭夫接見，並請轉達對馬思聰夫婦回國的邀請。當年7月，小女兒馬瑞雪準備經香港赴美國探親，馬思聰即讓夫人王慕理回電話：不要來了，國慶在北京見。王慕理轉達馬思聰的話：

國家不是房子，房子住舊了，住膩了，可以調一間，祖國只有一個。

1982年，馬思聰在重慶時結識的“非常重要的老朋友”，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領導的李凌，就馬思聰“問題”向中央寫報告，胡耀邦、鄧小平表示：可以歡迎他回來看看。

1984年10月，中央音樂學院向公安部、文化部提交了三份報告：《關於對我院原院長馬思聰先生落實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對馬思聰“叛國投敵”案的平反結論意見》和《關於給馬思聰先生徹底平反的決定》。當年11月，當年的學生會主席，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吳祖強，到美國拜訪老院長。這是馬思聰在離開祖國18年後見到的，第一位以官方身份前來拜訪的大陸來人。

馬思聰與徐遲是結識於上世紀40年代的好朋友。40年後，徐遲應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IWP）的邀請至美國旅行。為見到馬思聰，徐遲專程訪問賓夕法尼亞州的費拉台爾菲亞城。對這次異國重逢，徐遲日後寫道：

1984年11月，當我在美國費城和他會晤之時，他給我最初印象最令我驚奇。雖然他還和過去一樣的故人情重，且神志泰然，並相當樂觀，還在勤奮作曲，我感到他和以前卻有所不同。我沒有去深入思考他在哪一點上跟以前不同。我只是從他的聲音笑貌中，感到他似乎不時流露著一點點不易覺察的細微凄愴，卻未能體會他心靈深處，埋藏著巨大的痛苦。

這一年的12月31日，公安部作出《關於對於中央音樂學院黨委為馬思聰“叛國投敵”案平反意見的決定》；1985年2月6日，文化部發出《關於給馬思聰平反的通知》。2月12日，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書記等一起署名，向身在美國的馬思聰先生髮出公函。農曆臘月二十九，馬思聰收到“對馬思聰冤案徹底平反的通知”，全家人悲喜交加，燃放煙花以示慶賀。馬思聰記下日記：春天逐漸又回來了，祖國也逐漸走近了。年初二，馬思聰會見平反后第一個前來採訪他的中國大陸記者，他萬分感慨地說：蘇武牧羊19年啊！

1985年是中央音樂學院建校35周年紀念日，馬思聰寫下“禮能節眾，樂能和眾”的題詞，送遞北京。他沒有回來。第二年1月，北京國際青少年小提琴比賽委員會正式向馬思聰發出邀請函。他沒有回來。馬思聰收到了對他有過粗暴行為的當年學生寫來的懺悔信件；馬思聰還收到了紅領巾班給馬爺爺的信件，彙報“當我聽到中國少先隊隊歌的時候”的感想。他沒有回來。

在費城家居的客廳，馬思聰和夫人王慕理共同聆聽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即《命運交響樂》，馬思聰失聲痛哭，王慕理問話，馬思聰回答：這個世界……身在美國的馬思聰深居簡出。兩房一廳的家居，牆上掛著齊白石、張大千的字畫，陽台上擺著的花草盆景，使用的檯布、沙發巾、床單和被面，都是從唐人街買回來的中國貨。沒有大型樂隊的伴奏，馬思聰的生活里，只有潛心於音樂創作，他的心靈方能忘卻窗外一切，使靈魂暫獲平靜。時有閑暇，他春夏推草，秋天掃葉，冬天除雪。

80年代初，馬思聰將維吾爾情詩《熱碧亞——賽丁》改編為歌劇，起名為《冰山下的戀歌》。故事跌宕，情節感人，馬思聰自己感到滿意。

幾乎同時，馬思聰的芭蕾舞劇《晚霞》完稿。舞劇的源起，是他在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讀到了《晚霞》。故事說，一男阿端不慎落水，不知生死，被人導去，水中別有天地。有年十四五的女郎，名曰晚霞，“振袖傾鬟，作散花舞，翩翩翔起，衿袖襪履間，皆出五色花朵，隨風颺下，飄泊滿庭”。阿端與女郎“會於蓮畝”。后女被“龍窩君”喚至宮內，教習歌舞，數月不返。女逃出，與阿端生一子。又有王姓豪門欲奪晚霞，女自曝是女鬼，且以“龜溺毀容”，不從“而去”。也許是，在《晚霞》里，身在異國的馬思聰再次被故國文化的生動故事感動，也許更可以說是其精妙內涵的鋒芒指向，與自己現實遭遇的默然契合，使得他欣然命筆，編曲編舞。

馬思聰《晚霞》完稿，交人帶回國內，希望能在北京演出；他寫信說：“《晚霞》頗有雅俗共賞的好處”。只是，馬思聰認為的，“如果安排好的話”，應當出現的“適當時刻”，一直沒有“出現”。

1987年3月，馬思聰感冒住院，轉為肺炎並引發心臟病。5月20日，手術失敗，在美國費城賓州醫院冰冷的手術床上，中國一代音樂巨子馬思聰，與世長辭。終年76歲。

魯大錚這樣複述馬氏後人對當時的描繪：病發初期，馬思聰本人及家人，都認為並不嚴重，決定開刀，醫生們也認為，手術會得到成功。所以，馬思聰本人完全沒有想到要“留遺言”，家人也完全沒有絲毫思想上的準備。噩耗傳來，天塌地崩。

《祖國》《春天》和《歡喜》

1939年10月，馬思聰經過長途跋涉，一家三口來到重慶。在這裡，馬思聰結識了在他以後的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朋友李凌。兩人是廣東老鄉，又都是音樂文化人，彼此親密無間。李凌從延安來，肩負周恩來交付的任務：要做音樂界上層的統戰工作，許多音樂家是主張抗日的，要關心團結他們，人越多越好，要有一些知名的音樂家來關心支持音樂事業才好。李凌開始頻繁接觸馬思聰，關注馬思聰的思想和情緒，從音樂藝術直至談到民族命運。

1940年5月，在重慶嘉陵賓館的晚宴上，馬思聰見到周恩來。這是他們的第一次相見。“周恩來大步流星地走到馬思聰面前，緊緊握住了他的手。”

1945年，馬思聰和徐遲同在重慶。8月，毛澤東為國共談判事飛抵此地。9月16日，喬木告訴徐遲：“今天下午3點鐘，你和馬思聰兩人，一起到紅岩村去，到時候會有車子來接你的。”毛澤東和周恩來這次對文藝界的接見，談話主要在毛澤東和馬思聰之間進行。馬思聰向毛澤東提出普及與提高的問題。毛澤東回應說：既要有普及工作者，也要有寫提高作品的作者，魯迅先生是一個寫提高作品的作者，但如果大家都來當魯迅先生，那也就不好辦了。後來徐遲解釋，毛澤東希望馬思聰這樣的大音樂家寫一些提高作品，但同時也做一些普及工作。

1946年11月，馬思聰到上海，與喬冠華、龔澎會面，出席由周恩來主持的上海各界人士座談會。

1947年，馬思聰任香港中華音樂學院院長，完成《祖國大合唱》。馬思聰使用陝北眉戶的民歌曲調，鋪就開篇的歌曲，象徵著光明從延安來。

1948年夏天，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來到馬思聰的住所，用流利的普通話“順道”拜訪馬思聰先生。大使直言不諱地說：中國要落在共產黨之手了，共產黨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貝多芬、莫扎特；美國政府盛情邀請馬思聰先生到美國大學任教；五線譜是世界語言，希望能在美國聽到馬先生的琴聲。馬思聰當場謝絕。

數日後，一位西裝革履的美國人來到馬家，遞上名片，他的名字是“Newton”（紐頓）。紐頓說，他受司徒雷登大使的委託，已為馬思聰先生聯繫好了在美國工作的大學，聘請他當音樂教授，此次來訪是請馬思聰定下時間，以便他去預訂馬思聰和全家人飛往美國的機票。紐頓的結局和司徒雷登一樣，在被馬思聰堅決拒絕後悻悻離去。

當年，馬思聰完成《春天大合唱》。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在香港地下黨的精心安排下，馬思聰和一百多位知名愛國人士，從香港經煙台抵達北平。7月，馬思聰被選為全國音協副主席。9月，作為全國文聯代表，馬思聰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出席天安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馬思聰譜就《歡喜組曲》。

不久，周恩來約見馬思聰，問道：如何在一片廢墟上發展新中國的音樂事業？馬思聰提出“人才第一”的觀點，培養新中國的音樂人才，首先要辦學校。周恩來應聲說道：正在考慮建立中國最高音樂學府中央音樂學院，擬請馬思聰先生出任院長。1949年12月18日，馬思聰隨周恩來出訪蘇聯歸來，即被政務院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時年37歲。

新中國成立后，馬思聰是中南海常客。國家領導人宴請國賓，常請馬思聰即席演奏。一次，周恩來把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拉到馬思聰身邊，打趣道：陳老總，我們三個人都是法國留學生，人家馬思聰就學到了東西，而我們倆就沒學到。意氣風發的年代，意氣風發的馬思聰，為中央音樂學院校報題詞：誠心誠意做一條孺子的好牛。

作為一位作曲家，馬思聰在長達半個多世紀內，涉及小提琴音樂、交響音樂、協奏曲、大合唱、室內樂、鋼琴音樂、歌劇、舞劇、藝術歌曲、群眾歌曲多個領域。以他的小提琴作品在中國近代音史上影響最突出。主要代表作有小提琴曲《內蒙組曲》《西藏音詩》《第一迴旋曲》《牧歌》《秋收舞曲》《山歌》《雙小提琴協奏曲》，交響音樂《山林之歌》《第二交響曲》，大合唱《祖國》《春天》，舞劇《晚霞》、歌劇《熱碧亞》等。小提琴曲《內蒙組曲》是馬思聰的成名之作，作於 1937年．尤其是其中的《思鄉曲》和《塞外舞曲》已成為飲譽中外的優秀中國小提琴代表作。管弦樂《山林之歌》作於1954年．它以其創作技法精湛和民族風格的鮮明，被認為是馬思聰交響音樂中的精品。

馬思聰的作曲技巧成熟且具有鮮明的創作個性。當中國的許多作品還沉湎於古典樂派、浪漫樂派的手法、風格的時候，他的作品就已經滲進了西洋19世紀末以來的現代音樂的歷素。50年代以來他對風格的刻意求新更加積極，但從始至終都用來表現和賦予他對音樂的民族特徵追求中。他曾說過“一個作 曲家特別是一個中國作曲家，除了個人風格特色外，極端重要的是擁有濃厚的民族特色”，他的創作風格正如他的好友、著名音樂理論家李凌年說：“他（馬思聰）不大喜歡濃墨色彩和強烈的戲劇性衝突，風格比較恬淡、素雅，有點像南國的‘夜合花’，徐徐吐出幽香，清新芳香。”“他的作品一向比較簡明，音調清麗流暢，結構簡潔，筆到情到就行，沒有太多的贅句。”

1966年年末，馬思聰小女兒馬瑞雪“潛回”北京，見到滿頭灰發的憔悴父親。女兒把“準備”到香港避風養病的計劃和盤托出，馬思聰即刻拒絕。馬思聰回答：他一生坦蕩，無愧於世，不走此路。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爭執，女兒改換說法，先回廣州市，再到南海縣，休息養病，觀望形勢。身心處於極度疲憊和失望中的馬思聰，終於同意了，“走吧”。此時此刻，“牛鬼蛇神”已淪為落水狗，其“重要性”讓位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馬思聰以肝病複發為由，向看守人員請假，回家休息一周，獲得批准。馬思聰攜琴坐火車南下。

有一條船，在南方的海面上等候著馬思聰的女兒。

這個消息令馬思聰心煩意亂，舉棋不定。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要麼回北京繼續過那日遭凌辱、夜做惡夢，生死未卜的日子；要麼逃離塵囂、遠離災難，以求生存。馬思聰陷入命運抉擇的兩難之中。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馬思聰最終作出一生中最為痛苦的決定。

1967年1月15日夜晚，馬思聰攜帶著他那把至愛的小提琴，與妻子、子女，登上廣州新港漁輪修配廠的002號電動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駛去，16日凌晨到達香港九龍的海灘。

魯大錚說道，偷渡蛇頭，做的是生意，他不管你是馬思聰還是老百姓，他也不想知道你是誰，這還少了風險；他要的就是錢。那時候，偷渡去香港，一個人的費用是一萬元人民幣，如果是舉家出走，一家再加一萬。“這時候的馬思聰一家人，身無分文”，與蛇頭說好，由馬家在香港的親戚“付錢”。

馬思聰一家人在海岸邊的岩洞，與親戚見面，商定：香港也並非久留之地，只有去投靠在1948年已定居美國的胞弟。這位親戚來到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其後兩天，英國領事和美國領事，來到這位親戚家中，“一邊錄音，一邊記錄”。20日中午，兩位領事再度來到親戚家，“帶領”馬思聰全家來到莎士比亞大廈，略作梳洗，再次乘坐美國領事館的轎車，駛進啟德機場。美國領事和馬思聰家人坐在了頭等艙位。

第二年4月12日，馬思聰與弟弟在紐約露面，馬思聰說道：

我個人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較起來，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眼下還在那兒繼續著的所謂“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所出現的殘酷、強暴、無知和瘋狂程度，是所沒有的……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像乞丐一樣在各處流浪，成了漂泊四方的“飢餓的幽靈”。

在《思鄉曲》完成了整整30年之後，馬思聰也成為了思鄉之人。對於馬思聰的出走，他的老朋友徐遲，在悼念馬思聰逝世一周年的《祭馬思聰文》中這樣寫道：

歷史上，放逐、出奔這類事不少。屈原、但丁是有名的例子。在“文革”中，我中華民族的著名作曲家馬思聰先生，受盡極“左”路線的殘酷迫害，被迫於1967年出走國外，以抗議暴徒罪惡，維護了人的尊嚴，他根本沒有錯，卻還是蒙受了十九年（1967－1985年）的不白之冤。

《思鄉曲》和《第一迴旋曲》都創作於1937年，它們也都是採用民歌的曲調素材寫成的。我們中國民族眾多，是個民歌大國。無論漢、滿、蒙、回、藏，和其他民族，都有著數量多和音樂素材豐富的民歌。寫作這兩首樂曲，就是用內蒙古民歌的素材。《思鄉曲》原先是馬思聰寫的大型管弦樂曲《綏遠組曲》中的第二樂章。《綏遠組曲》又稱《內蒙組曲》，這是因為“綏遠”是舊地名，後來它被划入內蒙古的緣故。但音樂版物上又把此曲稱作《綏遠組曲》，所以我也跟從此說。馬思聰有多量作品採用內蒙古民歌作為創作素材，我想這不但是內蒙古民歌大多具有豪放、樸實、深沉兼具的特徵，同時還和它們的曲調舒緩可歌，又能適應各種心情的可塑性有關。《綏遠組曲》中的三個樂章分別叫做《史詩》《思鄉曲》《塞外舞曲》。由於馬思聰的管弦樂作品非常小提琴化，它們都可以用小提琴獨奏鋼琴伴奏這樣的形式來演奏。這三個樂章中，尤其以第二樂章最為優美感人。當年前蘇聯的交響樂隊在介紹中國的作品時，就專門演奏它。所以，把它稱為“第一首真正走上國際舞台”的中國管弦樂和小提琴曲（另外我國的第一支走上國際舞台的鋼琴曲，那就是賀綠汀的《牧童短笛》了）。由於用小提琴來獨奏的《思鄉曲》特別受歡迎，所以時至今日，這個曲子（還包括後邊那個《塞外舞曲》）也就變成幾乎只用小提琴獨奏了。

人所共知，《思鄉曲》的主題，用的是一支只有短短八小節的民歌：《城牆上跑馬》。北方內地原先比較貧窮的地方，其土城牆都是窄而不寬。在上面跑馬，只能往前，不能掉轉馬頭而回來，這是曲意，它的確道出了深藏在去國懷鄉而無法歸來的遊子心中的凄楚感受。質樸的民歌，其曲調本質上就是非常優美的。作者對它毫不作修飾，只是讓小提琴把它在中低音區演奏出來，然而就在後面，作者順著這個樸實的主題，寫出了好幾個風格上非常統一的發展主題，使得這種思鄉情緒不斷提升和發展，終於在小提琴奏出激動的雙音樂句時，到達高峰。這樣，最後由小提琴在高音區再次奏出這個民歌主題，用寧靜、延綿的音樂聲，演述出遊子的鄉愁，隨著從低往高的一連串上行平行四度，作者把這種解不了的鄉愁凝結在逐漸逝去的極高音的泛音上了。遊子回來了沒有？- 沒有。他再也回不來了。

《第一迴旋曲》寫作上是標準的迴旋曲式。是我國小提琴曲中寫得最工整的一首，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認真的創作風格。主題是來自一首粗放而富有豪情的內蒙古民歌《情別》，有著很有特徵的切分節奏。經過作者的仔細處理，再度創作，加上多個副主題和歌唱性的慢速對比主題，使它最終成為一首快速的充滿激情的優秀作品。我個人認為，它雖是一首非標題音樂，但是其音樂形象是明確的，它很好地體現出了我們民族的力量和自信。同時，在當時那個演奏環境下，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一首炫技曲。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蘇聯小提琴大師大衛·奧依斯特拉赫來華訪問演出時，就特意選擇了演奏此曲！所以，它是第一首被外國小提琴大師演奏的我國小提琴獨奏曲。

1912年——五月七日（農曆壬子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於廣東省海豐縣幼石街馬家老宅。

1915年——隨父親到海豐縣公平鎮外祖父家中，對留聲機發生興趣。

1918年——跟堂嫂嫂學習風琴，不久，母親給他買了一架風琴。

1920年——入小學寄宿。學會吹口琴，後來又學會彈月琴。

1923年——大哥馬思齊因腳傷從法國回國休養，送給馬思聰一把小提琴。同年，大哥帶他去法國學習小提琴。

1924年——先後跟隨四位老師學習小提琴，並創作《月之悲哀》和《項羽烏江自刎》。

1925年——考入法國南錫音樂學院，學習小提琴、鋼琴、視唱和室內樂，還選修簫為副科。大考時，獲該院最優二等獎。冬天，回到巴黎，在法國著名小提琴家、巴黎國立歌劇院奧別多菲爾教授指導下學習小提琴。

1926年——因病停止學習小提琴，赴貝爾克海濱療養，期間閱讀了大量音樂名著。

1927年——回巴黎，繼續師從奧別多菲爾教授。秋，考入巴黎國立音樂學院提琴班，成為該院第一個中國學生，是年十五歲。

1929年——二月七日，回國探親演出，被譽為“神童”。創作鋼琴伴奏的獨唱曲《古詞七首》，編為“作品1號”。

1930年——年初回到法國，拜法國作曲家畢能篷為師，改學作曲。

1931年 學成歸國，創辦“私立廣州音樂學院”，出任院長。同年創作《c小調弦樂四重奏》（Op.2）。

1932年——與他的學生王慕理在廣州結婚。

1933年——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講師。創作《降B大調第一小提琴鋼琴奏鳴曲》（Op.3）。

1936年——春，去北平，成為他創作的轉折點。由於發現了北平大鼓的藝術魅力，他從此重視中國民間音樂。

1937年——從南京中央大學辭職來到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同年創作了《內蒙組曲》（Op.9），其中的《思鄉曲》成為他的代表作，是年二十五歲。

1939年——父親馬育航在上海遭人暗殺，長女馬碧雪誕生。由於戰爭，從香港趕往中山大學遷校新址--雲南澄江。

1940年——辭去中山大學職務，前往“陪都”重慶組織“中華交響樂團”。同年李凌奉周恩來之命拜訪馬思聰，從此馬思聰和中國共產黨人結下深誼。

1945年——經歷多年戰亂顛簸后，擔任貴陽藝術館長。創作《民主大合唱》。

1946年——抵達上海任上海音樂協會理事長，同時擔任台北交響樂團指揮。在上海和周恩來、喬冠華等有較多往來。年底任廣東省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主任。

1948年——拒絕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赴美邀請。創作《春天大合唱》。

1949年——從香港北上到達北平，參加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同年擔任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理事。

1950年——中央音樂學院在天津成立，被任命為第一任院長，是年三十八歲。

1954年——隨中央音樂學院由津入京。創作《山林之歌》（Op.32）和《新疆狂想曲》（Op.33）。

1956年——擔任波蘭“第九屆國際肖邦鋼琴比賽”評委，在本屆比賽中中國選手傅聰獲第三名和“瑪祖卡獎”。同年創作《淮河大合唱》。

1958年——赴莫斯科擔任柴可夫斯基小提琴比賽評委。

1962年——以毛澤東的詞《憶秦娥·婁山關》的意境，創作反映中國紅軍長征事迹的《第二交響曲》。

1966年——遭揪斗，被關“牛棚”，被抄家。

1967年—— 一月十五日晚被迫出走，從黃埔前往香港，並轉赴美國。同年，公安部成立“馬思聰專案組”。

1967年4月12日，美國國務院公布，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紐約避難。

1968年——經康生、謝富治批准，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三月馬思聰赴台灣等地舉辦音樂會。

1971年——開始動手寫芭蕾舞劇《晚霞》。同年完成《小提琴迴旋曲》《阿美山歌》以及小提琴獨奏曲《阿美組曲》《高山組曲》等。

1976年——從女兒馬瑞雪的詩劇中選取一節，寫成獨唱曲《熱碧亞之歌》。

1978年——完成《晚霞》的全部譜曲工作。《晚霞》成為馬思聰晚年的顛峰之作。

1981年——在台灣排演《晚霞》。

1984年——開始創作歌劇《熱碧亞》。同年，公安部作出《關於對中央音樂學院黨委為馬思聰“叛國投敵”案平反的意見》。

1985年——文化部發出《為中央音樂學院前院長馬思聰先生徹底平反的通知》，是年馬思聰七十三歲。

1987年——完成最後的作品《熱碧亞》。三月八日心臟病發作，因手術無效，於五月二十日凌晨三時零五分，在美國費城病逝。

2007年——12月11日，馬思聰及其夫人的骨灰在兒子馬如龍等四位親人的護送下抵達廣州。

生於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卒於美國費城。1923年隨兄去法國學習小提琴，並就讀於巴黎音樂學院。1929年回國，在上海、南京、廣州等地舉行獨奏音樂會。1930年再次赴法，隨畢能蓬學作曲。次年回國，先後在廣州、南京、上海從事音樂教育、演奏及創作活動。抗日戰爭開始后，他輾轉於西南各地，受到新音樂運動的影響，作品中表現了愛國主義思想。他注意提琴作品的民族化，努力汲取民間音調，如小提琴獨奏《第一迴旋曲》(1937)、《內蒙組曲》（1937）、《西藏音詩》（1942）、《牧歌》(1944)和《小提琴協奏曲》(1944)，管弦樂《第一交響曲》(1941)，以及男中音獨唱曲《永生》(1937)和《20首抗戰歌曲》等，其中不少作品的音樂主題採用民歌素材，具有一定的民族風格1946年他指揮台灣省交響樂團，並在台北、台中、台南等地舉行獨奏會。1947～1948年先後在廣州和香港教學。在此期間，由於受到民主運動和解放戰爭勝利的鼓舞，先後創作了3部歌頌祖國、嚮往光明的大合唱，即:《民主大合唱》(1946)、《祖國大合唱》(1947)和《春天大合唱》(1948)。1949年，馬思聰離開香港赴解放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和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除擔任教學和演出外，主要從事創作。截至1966年11月，其主要作品有：話劇《屈原》配樂（1953）;管弦樂《山林之歌》(1954)和《第二交響曲》(1960)；大型聲樂曲《淮河大合唱》(1956)；以及一些民歌改編曲、室內樂和小提琴獨奏曲等。

馬思聰是中國最早的小提琴家之一，他的演奏和作品，對中國小提琴事業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他的其他管弦樂作品，在民族風格和西歐作曲技巧的結合上，作過有益的探索，有一定的貢獻。

自1967年起，馬思聰在國外從事音樂創作、教學和演出。

在他女兒馬瑞雪回憶她父親最後日子的文章里說到一個晚上，馬思聰聽著貝多芬的《第五(命運)交響樂》。他忽然失聲痛哭，他求他夫人王慕理讓他哭一個夠。後來，他含淚說：“這個世界很美，”他為什麼哭？他哭他內心的哀傷。他哭他離開了祖國大地，這麼久了沒能回去。但這個世界很美，很美。

有一次中央音樂學院一位前副院長和我談到他們在“文革”中的往事。這位前副院長在黯然傷神中，突然顏容扭曲，喘息地說道：“有人用有釘子的鞋子猛打馬院長……怎麼打得下去！……”他說不下去了！

那年年底我回到國內，不久便聽說我國已公開為思聰平反。不白之冤終於昭雪了。從此我就等他回國。1985年8月16日，他從美國寄我一封長信，其中講到他“讀了葉淺予文章，謝謝他的真情。那時代的人好像比較真情，『文革』把人弄壞了”。

看來我真不如淺予。在《為馬思聰饒舌》一文中淺予寫道：“受過欺凌而被迫出亡的人，最懂得祖國的可愛，愛國之心也是最切。只有那些口口聲聲教訓別人如何如何愛國，而自己卻橫著心侮辱善良靈魂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馬思聰不欠祖國什麼，那些竊國篡權的人卻欠他太多了。”葉淺予說得又慷慨，又體貼。我們許多人卻都沒有說什麼，以幫助他解除那凝凍住他內心的深沉痛苦啊！

那封長信是他從歐洲旅遊回來寫給我的，他寫到了南斯拉夫的鐘乳石岩洞，威尼斯舟子的金色歌喉，羅馬的鐵伏黎噴泉的音樂和瓦格納常去喝咖啡的一家希臘咖啡店。他還寫到翡冷翠的大教堂，比薩的斜塔。還有，如入仙境的瑞土雪山，以及大雪紛飛之下雪山餐廳里的豐盛午餐。還有他的那一別已半個世紀的巴黎，他寫到巴黎他的母校國家音樂學院的陳舊的鐵門。最後他到了倫敦，這次旅遊快要結束了，他忽又悲從中來，說“盛衰轉換，月圓月缺，周而復始，自是開地之軌道。”什麼引起他的感慨萬端？他為何要自苦了呢？想來是因為他能作歐遊，還不能回國。他只在信尾說了，“待我從西雙版納出來，立刻跑新疆”。這卻不是說他想去一次雲南和新疆。不，他說的是他正在修改那五易其稿的、以雲南民歌為主要旋律的《A大調鋼琴協奏曲》(作品第六十號)，等到他修改完工，從這曲中，從雲南旋律中跑出來，便要立刻跑到新疆民歌為主要旋律的一部寫新疆生活的大歌劇《熱碧亞》(作品第六十—號)的創作中去。他人在北美心在祖國。他只是沒有法子給我說他暫時還不能回國來，雖然他正馳神於雲南的熱帶雨林和新疆的天山南北牧場上。

因為他不知道回來的話會怎麼對待他。他也許是心中在想，他既然出走了，他還能回去嗎？他童年時是一個固執的小孩，到了晚年他還是一個固執的老人。在“文革”中他有勇氣出走，他無勇氣回來。出走是不得已的事，在國外十九年是不得已的事，暫時不回來也是不得已的事，如今永遠不會回來，更是不得已的事。這中間，恐怕只有葉淺予等少數人，只有少數親友，給過他巨大痛苦的心靈一點兒慰藉。

他保持了他獨特的性格。除了他音樂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外，他還有最純潔的最天真的最美的音樂的個性。他還有一點疑慮。還沒有回來，等待著一個能夠回來的時機，等待著他疑慮的被消除。不幸他沒有能等到那一天，他的靈魂已經飛升到了萬里雲天之外，但是他的靈魂，正像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的結尾，是“得到了拯救”的。

1988年5月20日，馬思聰逝世一周年。作文奠祭，其辭曰：逝者如斯，從茲離分。恨別經年，夢睹英靈。黃鐘墜地，瓦釜雷鳴。美人離宮，騷客出境。夢思沸騰，莫此為甚。魂逐飛蓬，愛國有心。孀閨淚盡，永安幽冥。歡怨非貞，中和可徑。幽幽琴聲，一往情深。民族之音，冬夏常青。百世芳芬，千秋永恆。

2012年5月7日，汕尾市舉辦大型系列活動，紀念馬思聰誕辰100周年，汕尾海陸豐人民的驕傲——馬思聰

幾十親戚遭牽連入獄

儘管馬思聰一直都有回國的心愿，但上世紀80年代末的幾次邀請都沒有促成他回國。“當時主要是考慮到國內還不夠穩定，而且他的身體也不太好，所以就一直擱置了。”馬之庸說，“文革”期間的經歷給馬思聰帶來巨大的創傷和陰影。

“文革”期間，馬思聰不堪忍受折磨，在親戚幫助下於1967年從香港奔赴美國。馬思聰離國后，親戚中幾十人被牽連入獄，在上海生活的馬思聰的二哥跳樓身亡。岳母、侄女和廚師相繼被迫害致死。此事波及面之廣，令馬之庸至今談起仍然憤慨。

“他走了后，兄弟姐妹都被隔離審查了。夫人王慕理一家更慘，哥哥弟弟都被抓去坐牢……”馬之庸當年30多歲，在廣播電台工作，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離審查，被調到麻袋場工作，直到1979年才調回原單位。而在那十多年間，她及國內的親戚都和馬思聰失去了聯繫，直到電視上播出馬思聰獲平反的新聞。

馬之庸說，馬思聰獲得平反后，國內當時的音協主席和領導寫信向他道賀，他在回信時說“我是收到信才知道自己有投敵叛國的罪名”，他在信中表示慶幸大家都還健在，並表示自己“適當的時候會回國”。1985年年初二，馬思聰會見自己獲得平反后、第一個前去採訪他的中國大陸記者時，萬分感慨地說：蘇武牧羊19年啊！

可是，馬思聰等待的回國“適當時候”並沒有“出現”。在美國費城賓州醫院的手術床上，中國一代音樂巨子馬思聰，與世長辭。終年76歲。

侄女追憶 回國太心切魂斷手術台

‘叛國投敵’罪名平反 重病思聰“歸心似箭”

“文革中他被迫去了美國后，因為寫了《我為什麼離開中國》一書，被定下‘叛國投敵’罪名。書中稱“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和許多黨內外多年以來雖然不是一直掌權但畢竟是起過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樣的。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飢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麼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

不過他看得開，沒有怨天尤人，亦無記恨，因為他根本沒時間去多想，他一直在樂此不疲地創作著……”昨晚9時，一直在忙於14日馬思聰各項紀念活動的馬思聰研究會副會長、馬思聰侄女馬之庸，抽空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一談起叔叔，馬之庸充滿了追思與崇敬。

馬思聰

收到“平反”信才知背負“叛國”名 堂侄女、馬思聰研究會副會長馬之庸談馬思聰骨灰回國內幕

“現在他的心愿終於實現了。”昨晚，馬先生的堂侄女、馬思聰研究會的副會長馬之庸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回國一直是馬思聰的心愿，此次，年逾60的馬如龍專門從美國護送父親馬思聰的骨灰回國，並將歸葬於白雲山麓，“這樣可以讓他與祖國的山水更加親近。”

為鄉民辦小提琴獨奏會

馬之庸是馬思聰的堂侄女，定居廣州。這位70歲高齡的老人的客廳擺著一張馬思聰拉小提琴的照片，她翻出馬思聰先生各個時期的照片向我們逐一介紹：“這是他上世紀60年代在廣州的照片、這是他們夫婦在美國的照片……”

馬之庸說，馬思聰在國內時一直致力於普及小提琴，提倡西洋樂器可以演奏出民族化的東西，為此，他不僅在大城市演出，還踏遍了新會、汕尾等廣東小城。抗戰時期香港淪陷時，馬思聰帶著夫人和學生回到家鄉海豐，當時年僅8歲的馬之庸經常可以聽到馬思聰應當地鄉民要求而上演的“小提琴獨奏會”。“他一直都堅持，通過民眾檢驗的音樂才是好音樂。”

“他是很講義氣的人”

眾所周知，在文革那段非常歲月里，“右派分子”被視為“毒瘤”，很多人為求自保都對之“退避三舍”。但是馬思聰卻從不怕和“右派”交朋友。馬之庸回憶：當年馬先生的第6妹夫馬國亮被打成“右派”，躲在家裡一直不出門。“馬思聰似乎沒有‘那根筋’，他經常到馬國亮家裡，熱情洋溢地想和他一起創作協奏曲，馬國亮哪有那個激情啊，每次都對他說：‘你回去吧，不要和我一起了，我現在是右派啊’，馬思聰總大聲地回一句：‘右派又怎麼了！’又繼續暢談他的創作。”

中國交響樂團首席演奏家向澤湃，是跟隨馬思聰16年的入室弟子。馬之庸說：“文革中，向澤湃的父親也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身為‘右派’之子后，向澤湃就再也沒去學校上課了。有一天，馬思聰忍不住，親自去他家裡找他——‘你爸是右派又有什麼關係？我一樣教你！’發了一頓火后硬把向拉回學校……”

幽默風趣童心未泯

馬之庸說，“叔叔不善言辭，平時話不多，不過很幽默。”她給記者講起了一個故事。馬思聰被平反后，時任中央音樂學院的領導給他打電話，告訴他這大喜事——罪名“叛國投敵”撤銷！聽到這，已是古稀之年的馬思聰欣喜之餘哈哈大笑，對子女們說：“真沒想到我還得了個‘叛國投敵’這麼了不起的稱號，可惜，現在都沒了我才知道啊。”

“他不僅幽默風趣、樂觀豁達，而且始終保持著一顆童心。”馬之庸笑言，步入老年後的馬思聰很少照鏡子了，女兒問他為什麼，他睜大眼睛很嚴肅地說，“敢照？一照鏡子就覺得自己老了很多！我不要這樣……”

冒險手術魂斷醫院

在馬之庸的記憶里，馬思聰一生都眷戀著祖國。1966年“不得已離開”后，他對故國家園的思念未曾停止過，並將這些情愫寄寓在自己的作品中。在那首著名的“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中，馬思聰將自己有家難歸的悲涼心情，借用古詩名句演繹得分外真切。

1984年，國家公開為馬思聰的所謂“叛國投敵”案平反。1985年的春節，當平反的消息傳到大洋彼岸的美國時，馬思聰欣喜不已，不斷給國內的親人摯友打電話，表達了自己的“歸心似箭”。可是一直心臟不好的他，那時的病情已加重，難以經受旅途的辛勞。

馬之庸告訴記者，馬思聰患心臟病多年，此前一直以藥物治療，雖然保守但也穩妥。然而在1986年，馬思聰卻一改往常，堅持以手術治療心臟病，因為他認為手術治療能更快好起來，可以坐飛機了。

“他對手術很樂觀，上手術台前也沒有交代什麼，沒想到手術失敗了，他在打麻醉針的時候就已經不行了……”提到這，馬之庸動情地說，“他實在是太想回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