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化報刊

報刊作為啟迪民智，或大眾教育的工具，在新聞史上，並非自古就有的。直到19世紀以前，報刊作為交流工具，一直是上流社會的精神特權，一般的下層民眾是無緣問津的。因為這種報刊除了價格高昂，下層民眾在經濟上難以承受外，其典雅深奧的內容、繁瑣艱深的文字，也使得民眾望而卻步。雖然在此之前，報刊在人類歷史的進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對於普通民眾而言，仍然是一種可有可無、無關痛癢的存在。這種情形，自然不能歸咎於報界自身，而是由客觀的歷史條件決定的。19世紀初期，伴隨著工業革命和政治民主化的進展，早期的大眾化報刊開始出現，在歐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湧現出了第一批面向普通大眾的“便士報”、“一分錢報”。

大眾化報刊的歷史條件

一，政治民主化的完成

近代大眾報業以新聞自由為基礎，而新聞自由又以民主政治為前提。所以民主的政治秩序實乃近代大眾報業發展的先決條件。諸如發行特許制之取消，新聞檢查制度之廢除，言論編輯政策之獨立，均依賴民主政治的完成。而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美髮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英國、法國、美國，資產階級革命均獲得成功，“主權在民”、“天賦人權”學說深入人心，三權分立的民主政治秩序已經基本確立。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大多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國家法制的保障。壓制言論，取締報紙，不僅與法律相矛盾：而且為公眾道德所不容。這種寬鬆、自由的政治環境直接轉化成了大眾化報刊滋生的沃土。

二，城市規模的擴張

19世紀初期，歐美髮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隨著工業革命的進展，在數量、規模上都實現了很大的擴張。一方面，適應著工業發展對於勞動力的需要，大量的破產農民擁進城市，面對陌生的生存環境，他們迫切希望了解城市，並且要找一份滿意的工作；而報刊正好可以成為他們認識社會，學習知識，順應工作需要的工具。另方面，人口的集中及各地區經濟聯繫的加強，都市已由過去的商品交易中心，變成了信息交流中心。與自給自足的封建農莊生活對外部世界的冷漠態度絕然不同，近代都市居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要關心城市內外的各種信息。因此，城市規模的擴張。不僅增強了社會對信息交流的需要，而且為報業的發展準備了更多的潛在讀者。

三，工商經濟的發展

工業革命推動了工商業的發展，而廣告又成了工商業進一步擴張的重要手段。在19世紀前半期，廣告產業無論在數量、還是在質量上，都實現了空前的飛躍，成為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力量。而在此時，報刊又是最基本的廣告媒介，離開大眾報刊，廣告的繁榮是不可思議的；換言之，報刊廣告對於工商業的發展來說，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另方面，作為大眾報業的一個基本特徵，又是價廉，廉到普通的工人農民都能買得起。要做到這一點，沒有廣告收入，也是難以想象的。近代大眾報業的經營支柱有二，一為發行收入，二為廣告收入。後者隨著經濟的發展日益提高其在報業總收入中的比重，並且只有它，才是降低報刊成本，降低報價的根本保證，才是報業擺脫經濟上的依附地位，走上政治上獨立道路的根本保證。

四，交通電訊技術的革命性變化

通訊技術的革命，是從三個方面展開的：

其一，是印刷技術的重大進展。歐洲自1450年應用活字印刷術以來，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印刷技術基本上還停在手搖平版機階段，沒省什麼重大變化。至18世紀末期，蒸汽動力開始應用於生產過程。1814年，又一個德國人發明了滾筒式蒸汽動力印刷機。第二年，英國《泰晤士報》就裝備了這種機器，從而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

其二，是交通電訊技術的發展。19世紀前，人類的交通主要依賴於馬車和帆船。1804年，持里維西克把瓦特的發動機應用於運輸，製造了第一輛火車頭。1825年，歷史上第一條鐵路通車。鐵路網的使用，使人類生活固定條件的陸路運輸的最高速度提高了10倍。當年拿破崙在俄羅斯慘敗后，從維爾紐斯到巴黎，走了312個小時。這段1400英里的距離用火車只需不到48小時。大洋航行，也由於蒸汽輪船的使用而縮短了距離。在此前後，有線電報也發明出來並進入了實用階段。所商這些技術的進步，都直接地導致了新聞傳播時效的提高，為廣大讀者更早地接受新聞創造了物質條件。

其三，是通訊讓的出現及其發展。作為一種消息工廠、消息批發商，通訊社延伸了報刊媒介的新聞採集手段。此前，許多報刊因財力限制，無法搜集全面的新聞情報。通訊社則以廉價的服務，擴張了報紙的視野範圍，降低了消息採集乃至報紙製作成本，從而加強了近代報業的經營基礎。

大眾化報刊基於的特定心理文化結構

報紙是精神產品，報紙的任何重要趨向，都是以特定的文化心理結構和社會價值觀念為背景的。美國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認為：“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英國革命的主要意義在於確定並貫徹了自由主義的原則。”從1688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到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這一長達240餘年的歷史時期，是西方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時代。作為一種思想體系，自由主義的內涵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報紙既是時代的記錄者，又是社會系統的一分子。報業的發展勢必順應社會的演變。報紙在19世紀初走向大眾，既有的物質條件為其提供可能，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向其提出了召喚。單從經濟的角度來說，由於在純市場機制下，生產與消費的決策都是分散、個別作出的，市場信息的收集要做到及時、全面、充分，單靠個人的力量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當困難的。不單是經濟領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莫不如此。個人需要專業的新聞信息採集與發布機構，藉以擺脫孤獨，取得與社會的聯繫。個人的這種強烈的新聞欲，是報紙大眾化的根本推動力。當然，富有意味的是，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宣告市場萬能“和諧論”的破產，而稍早一些的1922年，美國專欄作家李普曼在其《輿論學》一書中，系統地闡述了媒體提供真實世界圖景的不可能。但這距世界報業史上掀起大眾化浪潮之時已有近百年的了。既然假定在其中活動的人都是“成熟的、智慧的、有責任心的”，報紙的主要任務也就不再是言論、說教，而是提供新聞信息，報紙不再是“觀點紙”，而是“新聞紙”。報紙本身也不是福音書、啟示錄，社會假定報紙是“成熟的、智慧的、有責任心的”個人。它和自然人在權利與義務關係上沒有多少區別，生活於這個社會，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滿足社會在某一方面的需要，接受商品交換的平等法則，服從政府的監管與法律的約束。

首先，幾乎所有的大眾化報紙，都沒有例外地標榜自己是超黨派獨立報紙。這與政黨報刊公開表明黨性原則絕然不同。在自由資本主義的上升階段，在反對封建專制的鬥爭中，資產階級報刊自以為代表著真理與正義，作為階級力量的代表，它們毫不諱言自己的階級特性。為了階級的根本利益，為了階級內某一集團的根本利益，它們甘願作為資產階級政黨的宣傳工具。出於宣傳的目的，政黨報刊主要是討論政治問題，攻擊甚至是謾罵對方，客觀報道不是它的任務。大眾化報紙則不同，其讀者隊伍明顯地超越了政黨報刊讀者的階級界限。在這種情況下，標榜黨性，不僅無益於擴大發行，甚至會趕走已有的讀者。何況，政黨報紙標榜黨性的另一目的——取得政黨的財政援助——在此時已由於經濟上的自立變得毫無意義了。所以大眾化報刊普遍採取了超黨派的獨立立場。

其次，大眾化報刊都維持了經濟上的獨立。在此之前，幾乎所有國家的報人們一直在為經營的困難而苦惱。在更多的情況下，為了維持生存，報刊不得不出賣自己的立場，以此為條件，接受政府、政黨或某些利益集團的津貼。“英國報業之父”且尼爾·迪福、大名鼎鼎的《泰晤士報》都未能例外。19世紀初期的工業革命，給報紙增加了大量的具有購讀能力的讀者；與此同時，出於拓展市場的需要，新興的工商資產階級大大地增加了廣告開支。報紙的收入空前地增加，發行與廣告成了支撐大眾化報紙的兩大支柱。由此，報紙也從賠錢的政治事業變成了賺錢的盈利企業。經濟上的自立，為政治上的獨立創造了條件。

其三，與政黨報刊相比，大眾化報紙大大地拓展了報道領域，尤其是重視地方新聞、社會新聞、人情味新聞以及煽情主義新聞。這顯然是為了滿足廣大中下層讀者的需要。他們固然關心政治，但是其關心程度遠不及上層社會的讀者。這也是政黨報刊何以重視評論、政論，以政治報道為主的原因。

其四，由於是面向社會中下層讀者，大眾化報刊都顯得很通俗，平易近人。在文字上，損棄深奧典雅的書面語言，而以口語為主；不用充滿陳腐氣息的古代語言，而以現代語言為主。這方面，日本的小報做得很出色。在版面編排上，使用多行標題，大量採用圖片，使報紙擺脫了過去莊重、呆板、嚴肅的傳統，而顯得醒目、生動，富有變化的活力。在內容上，還大量地刊用非新聞性題材，如刊登詩詞、連載小說、知識小品等。

其五，大眾化報刊的定價遠比政黨報刊低廉。這正是大眾化報刊得以迅速擴張的主要原因。在此之前，面向上流社會的政黨報刊的訂價，是遠非下層民間所能承受的。英國知識稅廢除前，每份報紙售價5便士，相當於後來《每日電訊報》的5倍。美國大眾化報紙問世前，普通報紙每份售價3美分，為此後大眾化報紙的3倍。日本的大報每份售50至70錢，而小報每份僅20錢。報紙的廉價化，使得下層民眾都有能力購買，從而在根本的意義上拓展了報業的生存空間。

最後，在經營管理方面，與政黨報刊的政黨全權負責不同，大眾化報刊實行企業化管理，商業經營，廣告是主要的收入來源。

大眾化報紙以和讀者對等的身份存在，它並不自詡有更高的覺悟和見識。報人通過為社會提供新聞信息和休閑娛樂，維持生存，發展壯大自己的事業。報紙和讀者的這種對等關係以自由主義為心理基礎，靠報紙的“商品屬性”來維持。商品的買賣本身就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這就決定了大眾化報紙的新聞報道從根本上來說是“展示性”的，是反映事實，反映“當下”的狀態，而不是蓄意將人的精神境界或社會的發展提升到某一個高度。這並不是說大眾化報紙就不需要什麼見識，只是這種見識只能以“一家之言”的面目出現，希望能得到讀者的賞識或共鳴，而不能給人“強制執行”的感覺。“當下”的世界是豐富的，大眾化報紙的品格自然也是多樣的。美國報紙大眾化的初期，有4家報紙比較受歡迎，4家報紙各有特色。《紐約太陽報》(1833)以警事新聞和社會新聞為主，主要靠煽情手法發家。《紐約先驅報》(1835)首創金融新聞欄，引起金融界的矚目。《紐約論壇報》(1841)摒棄煽情主義的作法，為此曾獲得“道德機關報”的雅號。《紐約時報》(1851)反對“濫用感情”，力求新聞報道的準確、公正。由此不難作出判斷：大眾化與報紙的題材偏好或品味追求並不存在簡單的對應關係。

普利策是世界報紙大眾化浪潮中的風雲人物，他的“陰陽臉”眾人皆知。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普利策的畫像反映了社會對普利策作為報人的看法，實際上也正是反映了社會對大眾化報紙的態度。大眾化報紙是善惡的統一體，在它的身上，正義與邪惡、高尚與卑劣，讀者都能看到。大眾化報紙的這種特性是由它的“展示性”決定的，它的主要職能就是反映“當下”的世界，而“當下”的世界本來就是善和惡的辯證統一體。這就是為什麼同樣是大眾化，既能產生《紐約時報》這樣的權威大報，又會出現黃色新聞的泛濫。

假定社會成員——包括報紙和報人——都是“成熟的、智慧的、有責任心的”，這是報紙大眾化的哲學基礎。實踐證明這其中有太多的理想成份。報界存在的簡單片面、斷章取義、嘩眾取寵、誨淫誨盜等種種惡行嚴重地威脅了公眾對報刊的信任。社會需要基本的道德規範和紀律約束，報紙也要力爭做一個自由而負責的報紙，社會責任理論的提出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社會責任論對新聞報道提出“真實、全面和理智”的要求，同時強調報刊要成為“交換評論和批評的論壇”，要澄清和提出社會的目標和價值觀，這緣於社會對報紙大眾化的缺憾的清醒認識。但眾所周知的是，社會責任理論並沒有拋棄自由主義報刊理論，它的基礎仍舊是自由主義報刊理論，只不過是對自由主義報刊理論作了某些修正，這又說明從總體上來說，社會對報紙的大眾化還是給予了肯定。

從美國獨立至19世紀初期，經過聯邦黨人與共和黨人的反覆較量，美國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終於最終確立下來。在稍晚些時，工業革命又開始在美國出現，城市發展，工人數量激增，工商資本家也感到有必要尋找一種能在更大範圍內訴諸消費者的廣告媒介。所有這一切條件，美國比歐洲諸國都提前具備了。這樣，在19世紀30年代初期，美國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批大眾化便士報(一分錢報)。

美國第一張成功的便士報，是由本傑明·戴(1810—1889年)於1833年9月3日創刊的《太陽報》。雖然在《太陽報》之前，美國已有數家便士報，但它一出現便成了大眾化報紙成功的典範。它每份售價一分錢，並且首創街頭出售。作為一家僅有4頁的小型報紙，其報道內容主要為當地發生的事件與暴力新聞，其取材大都是一些無足輕重的瑣事，但是讀起來極有趣味。《太陽報》以其特有的風格和低廉的價格，深受讀者的歡迎。

《太陽報》的成功，使得短時間內，美國各地出現了許多效法者。其中影響最大者，當推詹姆士·戈登·貝內特(1795—1872年)於1835年5月創辦的《紐約先驅報》。貝內特仿效《太陽報》的作法，採用聳人聽聞的題材，並加上自己的花招；在犯罪新聞的報道方面，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為了戰勝《太陽報》，貝內特一方面擴大報道領域，創辦富有特色的金融專業，報道金融市場、貨幣交易和證券行情，以吸引商業階級讀者；另方面，他還提出了“人道主義”、“改良社會”的口號，大肆攻擊政客、議員和教會，以造成聳動性效果。

如果說，《太陽報》和《紐約先驅報》等大眾化便士報的犯罪新聞與煽情宣傳，使得它們還夠不上稱為一個負責的報紙，那麼，霍勒斯·格里利(1811—1872年)創辦的《紐約論壇報》，則以其高尚的理想、客觀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代表著便士報的最高典範。它的創刊、發展，標誌著美國大眾化報刊發展到了成熟階段。

拿破崙皇帝退位后，法國波旁王朝復辟。1830年，七月王朝又取代了波旁王朝，在七月王朝及以後的一段時間裡，由於寬鬆的言論政策、印刷技術的革新，鐵路交通發達及工商經濟的發展，法國的大眾化報刊事業也開始繁榮起來，其中影響最大、銷量最多的，為吉拉丹的《新聞報》和杜塔克的《世紀報》。

法國的大眾化報紙具有較鮮明的政治色彩。此外法國的報紙還具有以下特點：政治上，標榜超黨派和獨立性；經濟上，不依靠政黨津貼；編輯內容上，努力擴大新聞報道面，廣泛刊登文化、教育、小說、知識性文章、社會新聞和法院新聞；經營管理上，儘力招攬廣告，用廣告收入補貼報紙降價造成的損失。

主要代表有吉拉丹的《新聞報》。《新聞報》的特點：（1）刊登社會新聞和法院新聞；（2）刊登生活常識方面的知識性、實用性材料；（3）多刊登文學作品，其中，巴爾扎克的《老處女》開長篇連載的先河；（4）改革報業經營，增加廣告收入來降低報價，這在法國是首創。

杜塔克的《世紀報》也是代表之一。該報獨立經營，在政治上是共和派的支持者，反對七月王朝走向專制。該報政治立場鮮明，主張通過合法途徑，按照公眾意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世紀報》報道廣泛，對社會新聞、法院案件、犯罪案件的報道上，比《新聞報》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編輯內容上注重社會新聞，文字通俗，又有著名小說連載，因而在中下層階級中擁有廣大讀者。

英國雖然在歷史上最早完成了資產階級蘇命，但是由於這場革命的不徹底性，一些封建傳統尤其是封建君主控制言論的手段，又為那些曾經高呼自由的新的當權階層所繼承。到19世紀初，儘管工業革命已席捲了整個英國，工商經濟迅速發展起來，英國報業非但末承其惠，反而還在知識稅的重壓下，苟延殘喘。隨著新興工業資產階級和勞動者階級的呼聲不斷增長，英國的知識稅最終於1861年廢除。至此，英國報刊頭上的重壓解除，一時間，大眾化廉價報刊紛紛出現。《每日電訊報》成為英國第一家成功的大眾化便士報。

與美國、法國、英國的大眾化報業相比、德國的大眾化報業顯得相形見絀。它不僅在時間上出現得晚，而且在規模上也要遜色得多。德國新興的廉價報紙多數是以訂閱為主要發行方式的地方報，以廣告和娛樂為主要內容。在它的版面上，無論是新聞還是政治，都很少有插足之地。德國第一份新興的大眾化廉價報紙於1871年創刊於埃克斯拉夏佩爾，其創始人是拉呂埃爾。

日本報業的初期歷史開始於德川幕府時代，但大規模發展是在明治維新時期。此時期，除了代表各個政治利益階層的政論報刊之外，以東京和大阪為中心出現了一批以報道娛樂為中心的“小報”，它們價格低廉，文字簡潔，適合大多數社會底層人民閱讀。比較著名的大眾化報刊是《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

概括地說，我國歷史上大致有三種不同樣式的報紙大眾化。三種樣式的大眾化對“大眾”分別作不同理解，在如何實現大眾化以及大眾化的目的也各有不同。

(1)以教化人眾為目的的報紙大眾化

中國古代的報紙是辦給達官貴人及其“預備隊”讀書人看的。普通民眾與書報無緣，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不通文言是最直接的障礙。報紙要大眾化，首先要保證普通民眾看得懂。從這個角度講，白話報刊的出現當屬中國報業史上的第一波大眾化浪潮。這次報紙大眾化發生在維新時期。維新時期的白話報刊有5種，即《演義白話報》、《平湖白話報》、《無錫白話報》、《通俗報》、《女學報》。其中以《無錫白話報》(后改名為《中國官司音白話報》)影響最大。

(2)旨在組織動員大眾的報紙大眾化

這一股報紙大眾化浪潮在1930年前後由左翼文化團體發起，創辦的報刊有《大眾文藝》、《文藝新聞》等。左翼文化團體鼓吹建設“人眾化的文化”。他們的觀點並非完全一致，但總體上講，他們所指的“大眾”有特定的含義：“是被壓迫的工農兵的革命的無產階級，並非一般墮落腐化的游散市民”。在大眾化的目的上，他們最初的動因就是要與當時正在進行的土地革命戰爭相配合。由左翼文化團體發起的這場大眾化(包括文藝、新聞等)運動，突出特點在於強化“大眾”的階級特徵，強調“大眾化”的政治意義，大眾化旨在動員無產階級投身階級鬥爭。

(3)強調服務大眾的報紙大眾化

1872年4月，《申報》在上海創刊。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以謀利為目的，並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報紙。《申報》的面世在我國報業史上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以後的七八十年間，雖幾經沉浮，我國的商業報紙終究在不斷發展，產生了《申報》、《新聞報》、《大公報》等一批有影響的商業報紙。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伴隨著改革開放事業的穩步推進，以“事業性質，企業管理”為主要政策資源，我國報業不斷發生變化，其階段性成果就是90年代初報紙的商品屬性重新得到承認。變化仍在繼續，整個過程實際上也是一次報紙大眾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