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戰爭

貝問：中國共產黨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後，有什麼具體表示？

毛答：在這次戰爭爆發以前，中國共產黨曾經再三向全國警告過，對日戰爭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謂“和平解決”的言論，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詞句，都不過是掩蓋其戰爭準備的煙幕彈。我們曾經反覆地指出，必須加強統一戰線，實行革命的政策，才能進行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革命政策中特別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必須實現民主改革，以動員全體民眾加入抗日戰線。對於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證”，以為戰爭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動員民眾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們，我們曾經反覆地指出了他們的錯誤。戰爭的爆發及其經過，證明我們這些意見的正確。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共產黨即向全國發出宣言，號召各黨各派各階層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強民族統一戰線。不久我們又發表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1〕，提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政府所應採取的政策。國共合作成立之時，又發表了一個重要的宣言。這些都證明我們對於加強統一戰線實行革命政策來進行抗日戰爭的這種方針，是堅持不懈的。在這個時期中，我們的基本口號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

問：據你的觀察，戰爭到現在已經產生了一些什麼結果？

答：主要的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攻城、略地、姦淫、搶劫、焚燒和屠殺，把亡國危險最後地加在中國人身上。另一方面是中國大多數人從此得到了深刻的認識，知道非進一步團結和實現全民抗戰不能挽救危機。同時，也開始提醒了世界各和平國家認識抵抗日本威脅的必要。這些就是已經產生了的結果。

問：日本的目的你以為是什麼？這些目的已經實現了多少？

答：日本的計劃，第一步是佔領華北和上海，第二步是佔領中國的其他區域。說到日寇實現其計劃的程度，由於中國的抗戰至今還限於單純的政府和軍隊的抗戰，日寇已在短期內取得了河北、察哈爾、綏遠〔2〕三省，山西亦在危急中。惟有實行民眾和政府一致的抗戰，才能挽救這個危局。

問：據你的意見，中國的抗戰也有它的成績沒有？如果說到教訓，則教訓在何處？

答：這個問題我願意和你多談一談。首先來說，成績是有的，而且是偉大的。這表現在：

（一）現在的抗日戰爭，是自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來所沒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國的戰爭。這個戰爭的性質是革命的。

（二）戰爭使全國分崩離析的局面變成了比較團結的局面。國共合作是這個團結的基礎。

（三）喚起了國際輿論的同情。國際間過去鄙視中國不抵抗的，現在轉變為尊敬中國的抵抗了。

（四）給了日寇以很大的消耗。聽說日寇資財的消耗是每天二千萬日元；人員的消耗尚無統計，但一定也是很大的。如果說過去日寇差不多不費一點氣力唾手而得東四省〔3〕，現在就非經過血戰不能佔領中國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國求償其大欲，但中國的長期抵抗，將使日本帝國主義本身走上崩潰的道路。從這一方面說，中國的抗戰不但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中盡了它的偉大責任。抗日戰爭的革命性也表現在這一方面。

（五）從戰爭取得了教訓。這是用土地和血肉換來的。

說到教訓，那也是很大的。幾個月的抗戰，暴露了中國的許多弱點。這首先表現在政治方面。這次參戰的地域雖然是全國性的，參戰的成分卻不是全國性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制著不許起來參戰，因此現在的戰爭還不是群眾性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有些人說：“現在的戰爭已經是全面性的戰爭。”這隻說明了參戰地域的普遍。從參戰的成分說來則是片面的，因為抗戰還只是政府和軍隊的抗戰，不是人民的抗戰。幾個月來許多土地的喪失，許多軍隊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這裡。所以，現在的抗戰雖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為還不是群眾戰。這也同時是一個團結問題。中國各黨派間雖然較前團結，但是還遠遠地沒有達到必要的程度。政治犯大多數還沒有釋放，黨禁並沒有完全開放。至於政府和人民之間，軍隊和人民之間，軍官和士兵之間，關係依然十分惡劣，這裡有的是隔離而不是團結。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戰爭的勝利是無從說起的。此外，軍事上的錯誤，也是喪軍失地的一個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動的仗，軍事術語叫做“單純防禦”。這樣的打法是沒有可能勝利的。要勝利必須政治上軍事上都採取和現時大有區別的政策。這就是我們所得的教訓。

問：那末，政治上軍事上必需的條件是什麼？

答：政治上說來，第一、須將現政府改造成為一個有人民代表參加的統一戰線的政府。這個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這個政府實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許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使戰爭帶著群眾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辦法包括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改良工人和下級官兵的待遇，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救濟災民難民等等。政府的財政應該放在合理負擔即有錢出錢的原則上。第四、外交政策的積極化。第五、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第六、嚴厲地鎮壓漢奸。這個問題現在已到了極嚴重的程度。漢奸們橫行無忌：在戰區則援助敵人，在後方則肆行搗亂，並有裝出抗日面貌反稱愛國人民為漢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鎮壓漢奸，只有人民起來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軍事上說來，亦須實行全盤的改革，主要地是戰略戰術上單純防禦的方針，改變為積極攻擊敵人的方針；舊制度的軍隊，改變為新制度的軍隊；強迫動員的方法，改變為鼓動人民上前線的方法；不統一的指揮，改變為統一的指揮；脫離人民的無紀律狀態，改變為建設在自覺原則上的秋毫無犯的紀律；單單正規軍作戰的局面，改變為發展廣泛的人民游擊戰爭配合正規軍作戰的局面，等等。所有上述這些政治軍事條件，都在我們發布的十大綱領中提出來了。這些政策，都符合於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其遺囑的精神。只有實行這些，戰爭才能勝利。

問：共產黨如何使這個綱領實行起來？

答：我們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釋現在的形勢，聯合國民黨及其他一切愛國黨派，為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範圍還很狹小，必須把它擴大起來，這就是實行孫中山先生的“喚起民眾”的遺囑，動員社會的下層民眾加進這個統一戰線去。說到統一戰線的鞏固，就是要實行一個共同綱領，用這個綱領來約束各黨各派的行動。我們同意以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其遺囑，作為各黨派各階層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但這個綱領至今沒有為各黨派所承認，首先國民黨還沒有承認發布這樣一個全部的綱領。國民黨現在已經部分地實行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這表現在實行了對日抗戰。但是民權主義是沒有實行的，民生主義也沒有實行，這樣就使得現在的抗戰發生了嚴重的危機。現在戰爭如此緊急，應是國民黨全部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了，再不實行就要悔之無及了。共產黨的責任，在於大聲疾呼地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釋和說服，務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孫氏遺囑，全部地徹底地在全國範圍內實行起來，用以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問：請你告我以八路軍的情形，這是很多人關心的，例如戰略戰術方面，政治工作方面等等。

答：自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前線以後，關心它的行動的人確是很多的。我現在向你說明一個大概。

先說戰鬥情況。在戰略上，八路軍正以山西為中心進行戰爭。如你所知，八路軍曾經取得了多次的勝利，例如平型關的戰鬥，井坪、平魯、寧武的奪回，淶源、廣靈的克複，紫荊關的佔領，大同雁門關間、蔚縣平型關間、朔縣寧武間日軍的三條主要運輸道路的截斷，對雁門關以南日軍後方的攻擊，平型關、雁門關的兩次奪回，以及近日的曲陽、唐縣的克複等。進入山西的日本軍隊，現在在戰略上是在八路軍和其他中國軍隊的四面包圍之中。我們可以斷言，日軍在華北今後將遇到最堅強的抵抗。日軍要在山西橫行，必然將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難。

其次，戰略戰術問題。我們採取了其他中國軍隊所沒有採取的行動，主要地是在敵軍翼側和後方作戰。這種戰法，比較單純的正面防禦大有區別。我們不反對使用一部分兵力於正面，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須使用於側面，採取包圍迂迴戰法，獨立自主地攻擊敵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滅敵人的力量。再則使用若干兵力於敵人後方，其威力特彆強大，因為搗亂了敵人的運輸線和根據地。就是在正面作戰的軍隊，也不可用單純防禦的戰法，主要應採取“反突擊”。幾個月來軍事上的失利，作戰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現在八路軍採用的戰法，我們名之為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這和我們過去在國內戰爭時採用的戰法，基本原則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區別。拿現時這一階段的情況來講，集中使用兵力之時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時較多，這是為著便於在廣大地域襲擊敵人翼側和後方。若在全國軍隊，因其數量廣大，應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進行游擊戰，主力也應經常集中地使用於敵之翼側。軍事上的第一要義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要達到此目的，必須採用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避免一切被動的呆板的戰法。如果大量軍隊採用運動戰，而八路軍則用游擊戰以輔助之，則勝利之券，必操我手。

其次，政治工作問題。八路軍更有一種極其重要和極其顯著的東西，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有三個，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則，這就是在軍隊中肅清封建主義，廢除打罵制度，建立自覺紀律，實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軍是團結一致的。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民眾，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的歡迎。第三、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辦法雖然目前收效尚未顯著，但在將來必定會有成效的。此外，從第二個原則出發，八路軍的補充不採取強迫人民的方式，而採取鼓動人民上前線的方式，這個辦法較之強迫的辦法收效大得多。

現在河北、察哈爾、綏遠和山西的一部分雖已喪失，但我們決不灰心，堅決號召全軍配合一切友軍為保衛山西恢復失地而血戰到底。八路軍將和其他中國部隊一致行動，堅持山西的抗戰局面；這對於整個的戰爭，特別是對於華北的戰爭，是有重大的意義的。

問：據你看來，八路軍的這些長處，是否也能適用於其他中國軍隊？

答：完全能夠適用。國民黨的軍隊本來是有大體上相同於今日的八路軍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時代。那時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組織新制度的軍隊，在開始時候不過兩個團，便已團結了許多軍隊在它的周圍，取得第一次戰勝陳炯明的勝利。往後擴大成為一個軍，影響了更多的軍隊，於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時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大體上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了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後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時代有了新精神的軍隊，其作戰方法也自然與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動的呆板的作戰，而是主動的活潑的富於攻擊精神的作戰，因此獲得了北伐的勝利。現在的抗日戰場，正需要這樣的軍隊。這樣的軍隊並不一定要有幾百萬，有了幾十萬作中心就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抗戰以來全國軍隊的英勇犧牲，我們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從血戰中得出一定的教訓。

問：寬待俘虜的政策，在日本軍隊的紀律下未必有效吧？例如釋放回去後日方就把他們殺了，日軍全部並不知道你們政策的意義。

答：這是不可能的。他們越殺得多，就越引起日軍士兵同情於華軍。這種事瞞不了士兵群眾的眼睛。我們的這種政策是堅持的，例如日軍現已公開聲言要對八路軍施放毒氣，即使他們這樣做，我們寬待俘虜的政策仍然不變。我們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級幹部給以寬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釋放他們回去。有些不願回去的，可在八路軍服務。將來抗日戰場上如果出現“國際縱隊”，他們即可加入這個軍隊，手執武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抗日戰爭中的投降主義

問：據我所知，日本一面進行戰爭，一面又在上海放出和平空氣。日本的目的究竟何在？

答：日本帝國主義在達到它的一定步驟后，它將為著三個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煙幕彈。這三個目的是：（一）鞏固已得的陣地，以便作為第二步進攻的戰略出發地；（二）分裂中國的抗日陣線；（三）拆散世界各國援助中國的陣線。現在的和平空氣，不過是施放和平煙幕彈的開始而已。危險是在中國居然有些動搖分子正在準備去上敵人的釣鉤，漢奸賣國賊從而穿插其間，散布種種謠言，企圖使中國投降日寇。

問：據你看，這種危險的前途如何？

答：前途不外兩種，一是中國人民把投降主義克服下去；一是投降主義得勢，中國陷於紛亂，抗日陣線趨於分裂。

問：兩種情況中何種可能為多？

答：中國人民是全體要求抗戰到底的，中國統治集團中如果有一部分人在行動上走入投降道路，則其餘堅決部分必起而反對，和人民一道繼續抗戰。這種情況，當然是中國抗日戰線的不幸。但是我相信投降主義者是得不到群眾的；群眾將克服投降主義，使戰爭堅持下去，爭取戰爭的勝利。

問：請問如何克服投降主義？

答：言論上指出投降主義的危險，行動上組織人民群眾制止投降運動。投降主義根源於民族失敗主義，即民族悲觀主義，這種悲觀主義認為中國在打了敗仗之後再也無力抗日。不知失敗正是成功之母，從失敗經驗中取得了教訓，即是將來勝利的基礎。悲觀主義只看見抗戰中的失敗，不看見抗戰中的成績，尤其不看見失敗中已經包含了勝利的因素，而敵人則在勝利中包含了失敗的因素。我們應當向人民群眾指出戰爭的勝利前途，使他們明白失敗和困難的暫時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奮鬥下去，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投降主義者沒有了群眾的基礎，即無所施其伎倆，抗日戰線便能鞏固起來。

問：共產黨在綱領中提出的“民主”是什麼意思？它和“戰時政府”豈不是互相衝突的？

答：一點也不衝突。共產黨還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國”這個口號。這個口號政治上組織上的含義包括如下三點：

（一）不是一個階級的國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漢奸賣國賊在外的一切抗日階級互相聯盟的國家和政府，其中必須包括工人、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在內。

（二）政府的組織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將民主和集中兩個似乎相衝突的東西，在一定形式上統一起來。

（三）政府給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別是組織、訓練和武裝自衛的自由。從這三方面看來，它和所謂“戰時政府”並沒有任何的衝突，這正是一個利於抗日戰爭的國家制度和政府制度。

問：可是“民主集中”在名詞上不是矛盾的東西嗎？

答：應當不但看名詞，而且看實際。民主和集中之間，並沒有不可越過的深溝，對於中國，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們所需求的政府，必須是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這個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人民也一定要能夠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機會去影響政府的政策。這就是民主制的意義。另一方面，行政權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當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經通過民意機關而交付與自己選舉的政府的時候，即由政府去執行，只要執行時不違背曾經民意通過的方針，其執行必能順利無阻。這就是集中制的意義。只有採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彆強大，抗日戰爭中國防性質的政府必定要採取這種民主集中制。

問：這和戰時內閣制度不相符合吧？

答：這和歷史上的某些戰時內閣制度不相符合。

問：難道也有符合的？

答：也有符合的。戰時的政治制度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民主集中的，一是絕對集中的，由戰爭的性質所決定。歷史上的一切戰爭，依其性質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正義的戰爭，一是非正義的戰爭。例如二十幾年前的歐洲大戰，就是一個非正義的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那時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強迫人民為帝國主義的利益作戰，違反人民的利益；在這種情形下，英國路易喬治〔4〕一類的政府就是需要的。路易喬治壓迫英國人民不許說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話，任何錶現這種民意的機關和集會都不許存在；即使仍然有國會，那也是奉令通過戰爭預算的國會，也是一群帝國主義者的機關。政府和人民在戰爭中的不一致，就產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絕對集中主義的政府。可是歷史上還有革命的戰爭，例如法國的革命戰爭、俄國的革命戰爭、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戰爭。在這一類的戰爭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贊成戰爭，因為人民極願意進行這種戰爭；政府的基礎建設在人民的自願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懼怕人民，而且必須喚起人民，引導人民發表意見，以便積極地參加戰爭。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戰爭的進行沒有人民參加又是不能勝利的，因此民主集中製成為必要。中國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也是依靠民主集中製取得了勝利。由此可見，如果戰爭的目的是直接代表著人民利益的時候，政府越民主，戰爭就越好進行。這樣的政府就不應畏懼人民反對戰爭，相反，這個政府所顧慮的，應是人民的不起來和對於戰爭的冷淡。戰爭的性質決定政府和人民的關係，這是一個歷史的原則。

問：那末，你們準備經過什麼步驟實現新的政治制度？

答：關鍵在於國共兩黨的合作。

問：為什麼？

答：十五年來的中國政局，國共兩黨的關係是決定的因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兩黨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勝利。一九二七年兩黨的分裂，造成了十年來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責任不在我們，我們是被迫轉入抵抗國民黨壓迫的方向的，我們堅持了解放中國的光榮的旗幟。現在進入第三個階段了，為了抗日救國，兩黨必須在一定綱領上進行徹底的合作。經過我們不斷的努力，這個合作算是成立了，問題在於雙方承認一個共同綱領，並在這個綱領上行動起來。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這綱領的重要部分。

問：怎樣經過兩黨的合作達到新制度的建立？

答：我們正在提議改造政府機構和軍隊制度。為應付當前的緊急狀態，我們提議召集臨時國民大會。這個大會的代表，應大體上採用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的主張，由各抗日黨派、抗日軍隊、抗日民眾團體和實業團體，按照一定比例推選出來。這個大會的職權，應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由它決定救國方針，通過憲法大綱，並選舉政府。我們認為抗戰已到了緊急的轉變關頭，只有迅速召集這種有權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國民大會，才能一新政治面目，挽救時局危機。這一提議我們正在向國民黨交換意見，希望得到他們的同意。

問：國民政府不是宣布了停止國民大會的召集嗎？

答：那個停止是對的。停止的是國民黨過去準備召集的國民大會，那個大會按國民黨的規定是一點權力也沒有的，其選舉更根本不合民意。我們和社會各界都不同意那樣的國民大會。我們現在提議的臨時國民大會，和已經停止的根本不同。臨時國民大會開會之後，全國面目必為之一新，政府機構的改造，軍隊的改造和人民的動員，就得著一個必要的前提。抗戰局面的轉機，實繫於此。

〔1〕見本卷《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2〕察哈爾，原來是一個省，一九五二年撤銷，原轄地區劃歸河北、山西兩省。綏遠，原來也是一個省，一九五四年撤銷，原轄地區劃歸內蒙古自治區。

〔3〕見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國紅軍要求南京政府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中國共產黨在這個通電中開始放棄“反蔣”口號。通電內容如下：“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體海陸空軍，全國各黨、各派、各團體、各報館，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同胞們：自從中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渡河東征以來，所向皆捷，全國響應。但正當抗日先鋒軍佔領同蒲鐵路，積極準備東出河北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之時，蔣介石氏竟以十師以上兵力開入山西，協同閻錫山氏阻攔紅軍抗日去路，並命令張學良楊虎城兩氏及陝北軍隊向陝甘紅色區域挺進，擾亂我抗日後方。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本當集中全力消滅蔣氏攔阻抗日去路的部隊，以達到對日直接作戰之目的。但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且在蔣介石、閻錫山兩氏的部隊中，不少願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愛國軍人，目前接受兩氏的命令，攔阻紅軍抗日去路，實系違反自己良心的舉動。因此，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進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每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仍然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賣國賊，則諸公的統治，必將最後瓦解，必將為全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深思熟慮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更號召全國凡屬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團體、黨派、人民，贊助我們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戰促進會，派遣代表隔斷雙方火線，督促並監視這一主張的完全實現。”

〔4〕路易喬治即勞合·喬治，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二年任英國首相。

全拼 cháng qí dà yù

釋義 償：達到，滿足。欲：慾望。大欲：野心。指滿足了他最大的慾望，或達到了他的野心。

出處 毛澤東《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日寇原欲在中國求償其大欲，但中國的長期抵抗，將使日本帝國主義本身走上崩潰的道路。”

例子 無

大本大宗大敗虧輪大敗虧輸 大步流星

今天，我通讀了毛澤東同志所著的《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這篇文章，讀後使我更加了解了我黨在抗戰時期的方針、政策以及在軍事上所運用的戰略戰術。由此，我也更加明白了我黨之所以能夠成為抗戰時期能夠帶領全國人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成為抗戰的一支先鋒隊，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所推行的一切方針政策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毛主席的這篇文章寫於1937年10月，是當時在延安接受英國《每日先驅報》記者貝特蘭採訪時的談話。可以說在當時，這些談話的發表對於中國國內乃至全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在抗日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和立場等是很有幫助的。在整個談話中，毛主席用了很大的篇幅談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問題，可見這個問題在當時來說是何等重要。因為在當時，雖然在名義上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並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還有許多具體問題沒有解決，許多具體方案沒有落實。而這些具體問題和具體方案都牽扯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否得以鞏固，抗戰能否順利進行並取得最終勝利的重大問題。因為在當時，改組國民黨政府，變一人獨裁、一人專政的政府為人民參加的統一戰線的政府；給人民以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和武裝抗敵的自由，以動員全國同胞起來共同抗日，這對實現真正的全民族共同抗戰並最終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毛澤東同志指出“必須加強統一戰線，實行革命的政策，才能進行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革命政策中特別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必須實現民主改革，以動員全體民眾加入抗日戰線。”是啊，只有把全國四萬萬同胞都發動起來，才能形成淹沒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汪洋大海，最終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再有，只有全國四億人民都緊緊地團結起來，抱成一團，形成一隻強有力的鐵拳，這樣打起鬼子來才有力量，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我們所實行的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

剛才我們談到了只有把全國人民都發動起來，才能共赴國難。這一點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必須要這樣做的。因為，如果說單靠政府和軍隊抗戰，而全國各黨、各界乃至全國幾億老百姓都是各自為政，各打各的小算盤，成了一盤散沙的話，那還能打敗日本鬼子嗎？不能！因為從一個家庭來說，如果這個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什麼事，如家庭經濟遇到困難或家庭成員中有人因病住院等等吧，在這個時候，正確的做法就是只有全家人心往一處想、勁兒往一處使，團結一心，才能戰勝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暫時困難；反之，如果一家幾口人在家庭遇到暫時困難時是各想各的，各算各的小九九，各打各的小算盤，那這個家還能有好嗎！不垮下去才怪呢！這居家過日子是這樣，這一個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也是這樣，當外國侵略者侵佔我們的國土，肆意屠殺我們無辜同胞的時候，只有把全國人民都發動起來，才能同仇敵愾，共同抗擊外國侵略者。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中國大多數人從此得到了深刻的認識，知道非進一步團結和實現全民族抗戰不能挽救危機。”

在文章中，毛澤東同志還指出了“現在的抗日戰爭，是自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來所沒有的……是真正全國的戰爭。這個戰爭的性質是革命的。”是啊，抗日戰爭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唯一取得全面勝利的對外戰爭。在此之前，不論是清王朝還是北洋軍閥，都是腐敗無能之輩，他們對於敢於入侵我國的外國侵略者不但不抵抗，相反還割地賠款，與外國侵略者簽定了許多不平等條約，由於他們的腐敗無能、喪權辱國，致使中國成了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霸道、無惡不作。但是，黑暗不會長久，光明就在眼前，歷史進入二十世紀初葉，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21年7月1日，代表全中國絕大多數受剝削受壓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它的成立給黑暗的中國帶來了希望和曙光，給四萬萬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帶來了希望，“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我們的方向”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行動指南。自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鬼子不費一槍一彈就佔領了東三省，緊接著華北淪陷、天津、北平又相繼失陷，沒過多久，黃河以北的大片國土喪失殆盡，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不負人民重託，擔負起民族復興的重任在紅軍長征的路上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中號召全國各黨各派各界人士以及全國四萬萬同胞，攜手團結起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同時，，我黨還和國民黨著名愛過將領馮玉祥將軍合作，以西北軍為基礎，組建了抗日同盟軍，這支軍隊活躍在查綏一線的長城地區，給日本鬼子以有力的打擊。之後，在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我當與國民黨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民抗戰由此開始，我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分散在全國各地區的游擊隊成為抗日最堅決的力量，他們在給日寇以狠狠打擊的同時，還充分發動群眾起來抗戰，由此，在全國廣大農村形成了全民皆兵的抗日局面，日本鬼子無論走到哪裡，都逃脫不了其滅亡的下場。經過全國人民長達八年的浴血奮戰，終於取得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戰爭的最後勝利。說到這兒，可能有人就要問了：這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后這將近一百年的時間，我們都是打一仗敗一仗，為什麼這次戰爭就取得勝利了呢？其實，原因很簡單，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的這場戰爭是非正義的，而我們作為受害國所進行的反侵略戰爭是正義的，正義終歸戰勝邪惡，這是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這個戰爭的性質是革命的”；再有，以前無論是封建時代末期的滿清王朝還是民國初年的北洋軍閥政府，都是腐敗透頂、軟弱無能之輩，他們在外國列強面前卑躬屈膝，在國人面前卻張牙舞爪，任其外國列強在我們的國土上肆意踐踏，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是，在日本鬼子大舉入侵中國之時，中國已經不是以前那個樣子了，雖然國民黨蔣介石在對日作戰這個問題日上遲疑不決，但是此時已經有了在力量上能與國民黨抗衡且抗日最堅決的中國共產黨，更有覺醒了的全國四萬萬民眾。特別是在西安事變后蔣介石被迫走上了聯合抗日的道路，這樣就“使全國分崩離析的局面變成了比較團結的局面”，而“國共合作是這個團結的基礎”。

剛才我們提到中國的抗戰之所以會取得勝利，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有全民的共同參與，這一點是絕對不能忽視的。因為如果全國四萬萬民眾不團結起來的話，單靠政府和軍隊是絕對打不贏這場戰爭的。姑且不說“全民皆兵”，單說軍隊和老百姓這軍民魚水關係就不可等閑視之，可以說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有力支持和配合，這八路軍和新四軍是很難對日作戰的。舉個例子說吧，當時我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於形成全民族的共同抗戰起到了很大作用，全國四萬萬民眾同仇敵愾，使日本鬼子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在中國的土地上毫無立足之地。在全國所有抗日隊伍中，我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是最堅決的，就拿新四軍來說吧，他們當時活躍在我國南方的江蘇和安徽一帶，由於蔣介石念念不忘消滅共產黨，肆意破壞已經建立起來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八路軍和新四軍進行經濟上的封鎖，使得我軍的後勤供應十分困難，廣大指戰員常常是飢餐露宿，餓著肚皮打鬼子。但是，這些困難並沒有嚇倒我軍的廣大指戰員，況且，這八路軍和新四軍是人民的隊伍，是深受人民愛戴的子弟兵，他們有了困難，這老百姓自然不能等閑視之，於是，在江蘇黃橋一帶，老百姓家家和面，戶戶做燒餅，曾一度出現了部隊打到哪裡，老百姓就把做好的黃橋燒餅送到哪裡的感人的擁軍支前的場面。你們說如果抗戰不是為了把受苦受難的老百姓從日本鬼子的鐵蹄下解放出來的正義戰爭，老百姓能擁戴我們的軍隊嗎？如果不廣泛發動群眾，使老百姓認識到只有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全中國的老百姓才會有好日子過，那麼老百姓能在自己本身日子過的都挺困難的條件下傾其所有支援部隊打勝仗嗎？那是絕對不能的！還是那句話“兵民是勝利之本”，只有全民族的共同參與，這場反侵略戰爭才能取得最後勝利，這是一個顛覆不破的真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

上面我們談到了要想贏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就要廣泛發動群眾，形成全民抗戰的熱潮，只有如此，帝國主義才能早日被消滅。再進一步說，如果政府和老百姓、軍隊和老百姓之間關係搞不好，那麼，你這個政府、你這個軍隊就無法贏得人民的支持，更無法說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這一點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鐵的事實，在戰爭年代，無論是土地革命時期，抗戰時期還是解放戰爭時期，我黨所領導的軍隊為什麼能打一仗勝一仗呢？其實原因也很簡單，除了我們的軍隊是正義之師，廣大指戰員為了正義的事業而奮勇殺敵，打起仗來非常勇敢、非常頑強之外，就是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和老百姓的關係處得非常好，形成了水乳交融的軍民魚水關係，我黨之所以能這樣做，就是因為我們充分認識到沒有人民的支持，你這個革命事業就無法取得成功，打個比方說，這老百姓是水，政府和軍隊是魚，如果這個水被抽幹了，那你這個魚還能活下去嗎？基於此，我們黨特別注意軍政軍民關係，事事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長此以往，形成了軍政團結、軍民團結，軍愛民、民擁軍的軍民魚水深情。正因為這樣，老百姓就支持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部隊在對敵作戰中能夠打一仗勝一仗也就不足為怪了。而國民黨所欠缺的也恰恰就是這一點，他們所實行的是一黨獨裁專制，老百姓根本就談不上民主自由，再有，國民黨這些達官貴人（最突出的就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想的只是自己如何能夠中飽私囊，從不考慮老百姓的死活，而國民黨軍隊由於從根兒上傳下來的就是軍閥作風，他們不僅是官兵之間不平等，就是跟老百姓之間關係搞得更是一團糟，他們每到一地不是搶老百姓的東西，就是姦淫擄掠，可以說是無惡不作。你說，就這樣的黨這樣的軍隊能贏得人民的擁護嗎！那不打一仗敗一仗還往哪兒跑啊！可以說，孫中山先生生前所制定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早被蔣介石這幫人給丟到腦後去了。因此，在日寇大舉進攻中國，國家處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同志提出改造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這一建議是相當正確的，因為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就無法贏得這場反侵略戰爭的勝利。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政府和人民之間，軍隊和人民之間，軍官和士兵之間，關係依然十分惡劣，有的是隔離而不是團結……這個問題不解決，戰爭的勝利是無法說起的”；“政治上說來，第一，須將現政府改造成為一個有人民代表參加的統一戰線的政府。這個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這個政府實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許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使戰爭帶有群眾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舊制度的軍隊，改變為新制度的軍隊；強迫動員的方法，改變為鼓動人民上前線的方法；不統一的指揮，改變為統一的指揮；脫離人民的無紀律狀態，改變為建設在自覺原則上的秋毫不犯的紀律；單單正規軍作戰的局面，改變為發展廣泛的人民游擊戰爭配合正規軍作戰的局面，等等”所有“這些政策，都符合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其遺囑的精神。只有實行這些，戰爭才能勝利”。

剛才我們曾經提到了改造國民黨軍隊這一話題，那麼，國民黨軍隊和我軍最大的不同，就是我軍非常重視政治工作，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因此，才能造就出具有鐵的紀律的威武之師、文明之師；也才能造就出良好的軍政軍民關係，而國民黨軍隊卻恰恰不具備這些，但這些卻是我們克敵制勝的法寶，因此，毛澤東同志提出改造舊軍隊不是沒有道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則；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第三，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是啊，要想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就必須要把軍隊的政治工作搞好，在部隊內提倡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在地方，也要提倡軍民一致，妥善處理好軍政軍民關係，真正做到“軍隊和老百姓，咱們是一家人”；同樣，瓦解敵軍和寬頻俘虜這個問題也不是不重要，因為我們的勝利不僅要依靠廣大指戰員的英勇作戰，瓦解敵軍這項工作同樣相當重要，記得在《西安事變》這部電影里，奉蔣介石之命“圍剿”陝北紅軍的張學良的東北軍在與紅軍作戰中可以說是敗得相當的慘，不少東北軍官兵被我軍俘獲，對於東北軍的這些被俘官兵，我軍對他們是不打不罵，不搜腰包，在生活上盡最大努力給予照顧，不僅如此，還經常給他們上課，給他們講是日寇的侵略使他們丟掉了東三省，成了亡省亡家的隊伍，而蔣介石不但不抗日，相反還掉轉槍口大肆屠殺自己的同胞，現在，東北的父老鄉親已經被淪為亡國奴，華北和其它各省也相繼淪陷，共產黨是堅決主張抗日的，而蔣介石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必將成為歷史的罪人。通過這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使東北軍的被俘官兵認識到了剿共沒有出路，只有拿起槍來打鬼子才能拯救我們這個倍受磨難的民族。為此，我軍適時釋放了東北軍的這些被俘官兵，他們回去后，廣泛宣傳我黨的這些路線方針和政策，特別是抗日的主張，這樣，就在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廣大官兵中造成了廣泛的影響，連張學良都不禁感嘆道：“（這）東北軍實際上已經不聽我的指揮了，這被釋放回來的俘虜都成了共產黨的義務宣傳員了！”，從這段話當中不難看出，瓦解敵軍這項工作是多麼重要。

此外，對於抗戰的前途問題，毛澤東同志也進行了重要的闡述，因為當時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實現其全面侵華的目的，企圖達到不戰而佔領整個中國，曾不止一次地放出所謂“和平解決”的煙幕，即實施和平空氣的陰謀，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其目的就是要分裂中國的抗日陣線，拆散世界各國援助中國的陣線；再有就是鞏固已得到的陣地，以便作為第二步進攻的戰略出發地。說到這兒，大家不難看出，由於日寇的誘降政策，中國面臨著投降主義的危險，對於這些危險，毛澤東同志指出“前途不外兩種，一是中國人民把投降主義克服下去；一是投降主義得勢，中國陷於紛亂，抗日陣線趨於分裂。”，可以說，面對日寇的誘降政策，毛澤東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抗戰所面臨的兩種前途，而且毛澤東同志的判斷是相當正確的，如果說抗日統一戰線中的各方對此保持清醒的認識並齊心協力來粉碎日寇的這一陰謀的話，抗戰還能繼續下去，並能最終取得勝利。但是，如果被日寇的所謂“和平”空氣所迷惑，那麼就必然會產生投降主義，並且這投降主義一旦得勢，那麼中國就必然會陷入紛亂，我們苦心經營的抗日統一戰線也將會陷入分裂。可見，在當時粉碎日寇的這一陰謀，把中國的投降主義勢力打下去，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頭等大事。並且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信第一種前途，因為，投降主義得不到群眾，只要我們向人民群眾指出戰爭的勝利前途，使他們明白失敗和困難的暫時性，百折不撓地奮鬥下去，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的。投降主義者沒有了群眾的基礎，即無所施其伎倆，抗日陣線便能鞏固起來。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文章中所指出的“投降主義根源於失敗主義，即民族悲觀主義，這種悲觀主義認為中國在打了敗仗之後再也無力抗日。不知失敗是成功之母，從失敗經驗中取得教訓，即是將來勝利的基礎”。

記得在1936年8月，中國曾經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其含義是“（一）排除漢奸賣國賊在外的一切抗日階段互助聯盟的國家和政府；（二）政府的組織形式是民主集中制；（三）政府給予人民以全部必須的政治自由，特別是組織、訓練和武裝自己的自由。”，從以上所列舉的含義中不難看出，這個民主共和國的建立是符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的，是有利於抗日的，它和某些人所說的所謂“戰時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這正是一個利於抗日戰爭的國家制度和政府制度”。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同志在本文中特別提到了民主集中制這個問題，因為在這個有利於抗戰的“民主共和國”的政府的組織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因為在“民主和集中之間”，“二者是必須的。一方面，我們所要求的政府，必須是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這個政府一定是要有全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人民也一定要能夠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機會去影響政府的政策。這就是民主制的意義。另一方面，行政權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當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經通過民意機關而交付與自己選舉的政府的時候，即由政府去執行，只要執行時不違背曾經民意通過的方針，其執行必能順利無阻。這就是集中制的意義。只有採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彆強大，抗日戰爭中國防性質的政府必定要採取這種民主集中制”，是啊，堅持抗戰，把日本鬼子趕回東洋老家去，這是民意的體現，是中國四萬萬同胞的呼聲，如果不建立一個體現民意的政府，那麼，抗戰就無法取得勝利。基於此，你這個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就必須要體現民意，成為一個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只有如此，才能獲得全國廣大民眾的支持和擁護；另外，當符合民意的政策一經通過，如何去執行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想更好地執行這個政策，行政權力的集中就顯得尤為重要，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關鍵所在。如果不把這個問題處理好，那麼這個有利於抗戰的“民主共和國”政府的建立也只是一句空話。

在此之前，由於國民黨一黨專制，蔣介石實行的是法西斯統治，他們害怕人民起來推翻他們的法西斯獨裁政府，因此是對外卑躬屈膝，對內大肆鎮壓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想以此來維持他們那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腐朽統治。但是，這老百姓不是阿斗，你這個政府能否站得住腳，不是你靠槍炮鎮壓就能鎮壓得住的，如果你這個政府不順乎民意，不為老百姓辦事，那麼，你這個政府也就站不住腳，甚至說會垮的更快。相反，你這個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事事為人民著想，那麼，你這個政府就是人民的政府，就會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再有，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無論是抗禦外侮還是進行經濟建設，都要喚起民眾，廣泛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並號召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這才是民主國家、民主政府所應該做的。要想使國家強盛起來，人民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記得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句話真是一點也不差，因為在廣大人民群眾中蘊藏著無窮無盡的智慧和力量，只有把他們調動起來和發動起來，才有利於國家的建設和發展。這無論實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都是如此，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政府的基礎建設在人民的自願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懼怕人民，而且必須喚起人民，引導人民發表意見，以便積極地參加戰爭。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戰爭的進行沒有人民參加又是不能勝利的，因此，民主集中製成為必要……，由此可見，如果戰爭的目的是直接代表著人民利益的時候，政府越民主，戰爭越好進行……，戰爭的性質決定政府和人民的關係，這是一個歷史的原則”，是啊，戰爭的性質決定政府和人民的關係，當年的抗戰，是一場反侵略戰爭，它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愛國熱情是很高的，只要政府堅決抗戰並且喚起民眾共同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來，那麼，我們這場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就有希望；相反，如果你發動的這場戰爭是侵略別國的霸權主義戰爭，那麼，無論是本國人民還是其他國家的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你，別的咱姑且不說，就拿2003年發生的英美等國侵略伊拉克這場戰爭來說吧，這小布希本來就是一個想在全世界建立自己利益的霸權主義者，在全世界，他到處煽風點火，到處干涉別國內政，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自然不會得到人民的擁護，他的侵略行徑不但受到世界上大多數愛好和平國家人民的強烈譴責，同時也遭到美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不少參戰官兵厭惡這場戰爭，表現出了少有的厭戰情緒，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你發動的這場戰爭是非正義的戰爭，那麼自然就不會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參與。相反，這發動這場戰爭的“當事人”也只能成為一名歷史罪人。因此，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戰爭的性質決定政府和人民的關係，這是一個歷史的原則”這句話說的真是一點也不差。

以上我們用很大的篇幅談到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問題上，國共兩黨都必須要在有利於抗日的前提下，共同制定一些有利於抗日的共同綱領。首先，共產黨率先垂範，做到了這一點，1937年“七·七”事變后，中共就與國民黨方面達成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意向，之後，中共首先將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改為邊區；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八路軍”），並根據抗戰的實際情況，制定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所有這一切都充分說明，共產黨在抗戰這一點上是最堅決的。而國民黨方面呢？存在的問題則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也不少，最為突出的是如果蔣介石不將這對外卑躬屈膝，對內殘酷剝削和鎮壓人民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法西斯式的國民黨政府改造成為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那麼就無法實現全民族的共同抗戰，要想使自己的政府成為真正有利於抗戰的符合民意的政府，要走的路還很長，說白了那就是如果不進行脫胎換骨式的大手術，是無法徹底根治其頑症和毒瘤的。總之，這說一千道一萬，如果兩黨不在一定的綱領上進行徹底的合作（當然是指有利於抗戰的共同綱領）的話，那麼這共同綱領就無從談起，更不用說抗戰能夠取得最後勝利了，所以說，兩黨必須在這些方面達成共同意向，制定出共同的抗日救國綱領並真正加以實施，只有如此，才能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加穩固並呈良性循環以有利於抗戰的順利進行，並使這場反法西斯戰爭能夠取得最後的徹底勝利。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為了抗日救國，兩黨必須在一定綱領上進行徹底的合作”。

通過通讀毛澤東同志《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這篇文章，使我更加了解了當初我黨所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涵，從而更加懂得了在事關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國內各黨各派乃至全國人民必須團結一致，眾志成城，才能抵禦外侮，同時，各黨各派在抗擊外來敵人這方面的政策乃至綱領上的一致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策綱領作為後盾，這步調一致、指揮協調乃至其他方面，都很難保證能打敗外來侵略者，禦敵於國門之外，因此說，“團結就是力量”這句話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真理，試想，如果一個國家內都是軍閥混戰，你爭我奪，成了一盤散沙，那這個國家還能有好嗎！在這種情況下，這各國列強不打你還往哪兒跑啊！這是一個明擺著的最淺顯的道理。因此說，只有心往一處想，勁兒往一處使，才能把國家的事情辦好，才能使國家強盛，才能不被人欺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