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區城市化

郊區城市化是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過程。郊區城市化是在來自離心、向心以及自身的各種力量作用下導致鄉村地域向城鎮地域轉化的過程。城市郊區化是指城市市區在總體上集聚擴張的同時，城市的人口、工業、商業先後在城市中作由內向外的離心遷移。儘管在現象上二者有相似之處，但概念並不一致，城市郊區化是城市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結果，而郊區城市化是城市化的一個層面，是城市化尚未實現的過程。這是人口、就業崗位和服務業從大城市中心向郊區遷移的分散化過程。所謂的郊區指中心城市行政邊界以外的鄰接地域，主要是城市化地區核心以外的城市邊緣。郊區城市化具體是指以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為依託，實現農村人口的工作領域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變化的職業轉換過程和居住地由農村區域向城鎮區域遷移的空間聚集過程。其內涵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農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化過程，即城鎮化；農業產業及生產方式向城市產業及生產方式的轉化過程，即農業現代化和產業非農化；農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轉化過程，即生活方式城市化。

美國的郊區城市化始於19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進入了迅速的郊區城市化過程，其基本進程一直延續至今。本文旨在闡述美國郊區城市化及過程中衍生的區域問題。

郊區城市化源自中心城區的推力和郊區的拉力的相互強化作用。一方面，從1920年代開始，由於許多中心城市面臨著基礎設施老化，公共交通和教育系統不堪重負，外來人口和貧困市民大量增加，城市環境和社會治安惡化等問題，這些問題構成了中心城市對人口增長和產業發展的推力；另一方面，郊區良好的環境、低廉的土地成本和稅收以及巨大的開發潛力等因素對人口增長和產業發展有著很大的拉力。在中心城市的推力和郊區的拉力的共同作用下，美國社會的中層和上層開始向中心城市周邊的郊區遷移，從而開始了歷經幾十年的郊區城市化過程。

交通系統的發展對郊區城市化具有決定的意義。1956年，為促進交通系統的發展，美國國會通過了《州際高速公路法案》，以設立高速公路信託基金的方式來支持高速公路的建設。汽車、石油、橡膠、玻璃、鋼鐵和水泥等相關的產業也得到了發展。與此同時，有關部門在全國規劃建設了超過4萬英里的州際和地方高速公路，其中超過5000英里的公路都建在都市區中。聯邦高速公路計劃開闢了一條通向低密度、多中心的都市區的道路，使人口、產業和居住地重新分佈。隨著高速公路的建設，中心城市的中產階層不再局限在市區，可以到更遠的郊區買房；各類商業、製造業和房地產業也發現了郊區發展的廣闊空間和潛力，人們不再把自己與有軌電車線路和鐵路的區位捆在一起，紛紛向郊區遷移。自1930年代以來逐步進入到“汽車時代”。1900年，平均每9511人才擁有一部汽車，而到了1930年，每5.3人就擁有一部汽車，此後逐步提高到並且穩定在平均每2人就擁有一部汽車。美國人願意在交通方面花錢，如1997年平均每個美國家庭的年收入為39926美元，交通費用的平均支出為6457美元，佔總收入的16%。私人交通為6064美元，其中購買汽車2736美元、汽油1098美元、其他的交通支出2230美元；公共交通支出為393美元，其中飛機費用為249美元，其他公共交通費用為56美元，稅收為17美元。在整體的交通環境改善後，人們更容易進入郊區，為郊區城市化創造了極為重要的前提條件；交通網路還決定了郊區城鎮的空間布局的框架。

隨著收入的提高和都市區交通環境的改善，居民有條件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一般而言美國中心城市環境臟、雜訊大、犯罪率高、貧困人口多、問題家庭多、房子擁擠質量差、選擇房子限制多，因此，舒適的環境往往在中心城市之外。為追求舒適的生活環境，人們願意捨棄中心城市而到較遠的郊區生活。郊區城市化與美國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念也有一定的關係。1950年代，人們對家庭生活比較嚮往，已婚婦女大多願意作家庭主婦，形成了美國少有的高出生率時代。1957年，出生率達到3.77%，多子女家庭增多，家庭規模變大，大家庭需要大的房子，房子成為“美國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產生了對房子的巨大需求。傑斐遜式的民主培養了人們的強烈的鄉村意識。郊區生活被描繪為美國理想的生活方式，到小鎮居住是人們的生活理想之一。而人們對中心城市卻有著更多的負面的認識。有人將中心城市比喻成“必要的魔鬼”。

推動郊區城市化的力量還包括其他一些文化價值的理念：如美國人對新事物的愛好，期望接近自然，自由遷徙，自由競爭等。美國人口流動頻繁，據1990年的人口調查，接近50%的人口表示在過去5年裡搬過新家。在自由市場經濟競爭中，廠商和居民都會選擇對自己更為有利的環境生產和生活。這是市場經濟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

這些政策的本來意圖不是為了郊區的城市化，而執行的結果卻成為郊區城市化的催化劑。主要包括房屋政策、國防生產的政策、高速公路建設的政策等。由聯邦房屋管理局（FHA）和退伍軍人管理局（VA）提出的房屋政策，使中產階級和老兵更容易購買到住房。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抵押貸款保險政策、抵押貸款利息支付的聯邦稅收抵扣政策、減少定金和延長貸款償付期限的政策等，既保證了信貸者貸款的安全，又為中高收入者購買住房（特別是新的住房）提供了十分優惠的條件。這些政策之所以會促進郊區化，是因為貸款保險項目本身使購買者更容易購買新的住房，且該項目特別傾向於資助購買單家獨院的房子。這種房子主要在郊區，因此購買的新房主要在郊區，由此推動了郊區城市化的進程。受房屋政策的影響，擁有住房的美國人從1940年的43.6%增加到2000年的65.5%，大多數人的“美國夢”實現了。羅斯福新政以來的新經濟政策的公共房屋計劃，卻使窮人和少數民族後裔更加集中在中心城市中。這也成為中高收入者往外搬遷的一個因素。另外，國防政策也是促進郊區城市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國戰時生產委員會（WPB）把大量的戰時生產項目布局在郊區和“陽光地帶”，也是推動郊區城市化的一個因素。

郊區城市化使得人口分布發生了重大轉變。在社會經濟發展因素和各種政策的推動下，1920年代美國就開始了中心城市人口的外遷過程，直到1950年代以來才成為大規模的現象。1950年美國郊區人口為402.3萬人，2000年達到1401.5萬人；相應的郊區人口的比重，由1950年的26.7%增加到2000年的49。8%。從中心城市、郊區和非都市區人口變化的過程來看，人口的增量主要分佈在郊區。從1950年到2000年，人口增加了1300.9萬人，其中約有77%住在郊區。

郊區城市化的結果是，一些老城市人口流失嚴重。據統計，自1950年以來，底特律市減少了將近50%的人口。從1980到1990年間，許多城市的人口規模變小了，如匹茨堡市(Pittsburgh）減少了12.8%，聖路易斯市(SLLouis）減少了12.4%，克里夫蘭市（Cleveland）減少了11.9%，新奧爾良市(New Orleans）減少了10.9%，布法蘭市(Buffalo）減少了8.3%，芝加哥市(Chicago）減少了7.4%，亞特蘭大市（AtLanta）減少了7.3%。

反饋看畫“郊區化”的圖

部分產業的郊區布局是郊區逐步成為獨立的城鎮的關鍵。郊區從最初的“卧城”過渡到相對獨立的社區，進一步發展成為完全獨立的區域單位——城鎮。在這個過程中，產業的遷移起到了關鍵性的穩定作用。郊區相對於中心城市，在區位上具有容易取得工廠擴展和相關的附屬配套設施的空間（如裝卸空間，倉庫空間，工人、供應商和客戶停車場所等），勞動力素質相對高，還有建設上的限制較少等優勢。生產技術的改變也是製造業往郊外遷移的一個重要因素。由於生產的專業化，生產技術投入的產出增加，工廠有足夠的利潤來支付遷移成本。這為生產企業在郊區建立新的專業化工廠提供了經濟保障；加上通訊和生產管理條件的改變，增加了製造業的郊區遷移的可能性，有時甚至出現明顯的非城市的區位指向。在郊區，比較集中的產業主要包括：製造業、房地產業、批發、零售業以及一些與製造業相配套的產業。隨著產業遷移，就業機會在郊區出現。對許多人來說，容易取得就業機會是他們進行區位選擇的決定性因素。當然，很難判斷是人口遷移導致產業與就業機會的遷移，還是產業與就業機會的遷移造成人口的遷移，但相互影響的結論是肯定的。

郊區城市化對區域經濟、社會和文化產生的深刻的影響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郊區城市化緩解了老的中心城市過分擁擠、環境惡化、基礎設施落後和發展空間不足的壓力，另一方面，又衍生了新的經濟社會問題。

郊區城市化是一種土地利用上更為粗放的過程。由於城市裡私人的住房主要是單家獨院的房子，層數不多還有較大的空間，公寓式的住房並不多見。大多數中心城市的容積率並不是很高，因此對土地的利用粗放，容易造成城市土地利用上的蔓延。雖然美國人自己對城市的蔓延有不同的認識，有的甚至認為不存在蔓延的問題。但是，郊區城市化所帶來的土地利用的粗放化是不爭的事實。

郊區城市化是當前城市建設發展中出現的特有現象

在郊區城市化過程中，不但郊區的增長較中心城市快，而且中心城市處於衰退過程中。中心城市的衰退與郊區的快速增長形成鮮明的對比，兩者呈反向發展。郊區的發展吸引了中心城市的資源，使中心城市的發展缺乏新的補充資源。中心城市和郊區的矛盾還表現在：第一，中心城市給郊區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務，而郊區居民卻沒有義務向中心城市納稅；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務包括了教育、交通、行政管理、基礎設施的建設等，受益的還包括郊區人口；郊區人口卻沒有向中心城市繳納稅收，這就增加了中心城市額外的財政負擔。第二，中心城市稅基流失到郊區。在中心城市，納稅能力強的中高收入階層多數遷到郊區，留下的都是城市的低收入階層的人口，他們不僅納稅能力有限，有一部分人還需要政府的救濟。製造業的大量遷移也是中心城市稅基損失的重要原因。第三，中心城市在地域上被郊區包圍著，發展空間狹窄。許多中心城市還存在規模不經濟的問題，宏觀經濟條件變化在許多情況下對中心城市的影響都是不利的，如在經濟蕭條時期，中心城市的工廠可能會因為運行成本高和工廠的老化而使經濟活動比郊區減少得更多；在經濟恢復時期，工廠生產和就業增長同樣會趨向於成本較低的郊區。

中心城市與郊區在產業上存在著一定的相互消長的關係，郊區投資的增加往往意味著中心城市投資的減少。中心城市與郊區的產業分工關係基本遵循了區域分工的比較優勢原則。郊區在製造業、房地產業、批發、零售業等產業方面的優勢使中心城市逐步放棄了這些產業；而隨著郊區城市功能的完善以及大規模的工業為了尋找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搬遷到郊區，各種產業發展得越來越齊全，郊區最終脫離了中心城市。相應的中心城市的工業就業率和消費服務的就業率就下降了。中心城市逐步從工業生產的中心轉變為特殊的商業、專業部門和社會服務的中心，尤其轉變為向政府和專業部門服務的中心，產業結構的單一化比較明顯。許多中心城市已經成為以公司和政府辦公設施的綜合體為核心，輔之以銀行、貿易中心、賓館、餐館、百貨商店和相關的商業及私人服務的后工業化城市。

郊區化過程中，遷往郊區的只是中上階層的人們，留下來的是窮人。他們集中居住在內城的街區里，造成社會階層的區域分離。這種社會階層分離和經濟地位的差距在不斷強化，其主要原因是中心城市和郊區的就業機會的空間不均等。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中心城市以服務業為主，其中很大部分是高級的服務業，需要較高的勞動技能，而中心城市中人口的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水平相對較低，有些人甚至是文盲，這就使這部分人很難在中心城市找到工作；另一方面，那些對勞動力素質要求不高的產業（主要是製造業）又主要在郊區，許多買不起私家車而依賴公共交通的城市窮人難以進入郊區工作。例如在底特律市(Detroit），大約40%的中心城市人口沒有汽車，而大部分的工作都在郊區，這就給中心城市人口的就業帶來很大的困難。就業機會的空間不均等造成了族群的社會分離。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導致了中心城市與郊區在教育、文化、階層矛盾、社會保障、城市基礎設施、社會負擔、環境保護和城市管理等方面形成了明顯的區域差異。中心城市在教育、就業、社會治安、環境衛生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困難與問題非常突出。雖然一些中心城市如今出現了中產階層，緩解了矛盾，但根本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地把農民從人民公社的體制中解放出來（離社不離土──分田單幹），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離土不離鄉──鄉村非農經營），從鄉村社會解放出來（離土又離鄉──進城發展）。這樣的過程在解放農民生產力的同時，向農民開放發展空間和改善發展環境。農民在這一過程中，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解放了糧食短缺的難題，解決了城市發展資源不足的難題，同時，緩和了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適當地提高了農民收入，改善了農業耕作的天時條件與人和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架在統治者頭上的“三農”之痛。在斐然成績的背後，凸現了新的令人頭痛的問題，自1991年以來，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長緩慢，人均收入由800元到2000元，增長1.5倍，為成績喜慶時，發現了問題同樣存在：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由1600元到8000元，增長近4倍，由此可見城市差距並未縮小，而是在迅速擴大，這種跡象有悖於“共同富裕”的初衷。更有甚者，在城市居民收入逐年大增時，農民可支配收入自96年以來，出現了“蝸牛”式的爬行增長，個別地區甚至還出現了零增長和負增長狀況。岌岌！

現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城鄉居民之間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矛盾，城鄉差距已成為中國發展面臨的一大挑戰，也是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和促進社會進步的最大的體制性障礙。中國存在著城市人口比例過低的尖刻問題，為經濟的發展埋下安全隱犯。這時，提高城市化水平不得不回到一個重要熱點上。農民工“市民化”、城市與農業產業互動是當代政府必須解決的重要議題。

西方國家郊區化經驗表明，在大城市郊區化成熟期所形成的規模較大、功能完善、設施配套、相對獨立性強的邊緣城市，對中心城區產生著極強的“反磁力中心”作用，有效地疏散了城市部分功能和減輕了城市壓力，同時也使城市空間結構向多核心的網路化高級階段發展。與國際經驗相比，中國大城市郊區的小城鎮多存在規模小、功能不完善、公共服務設施不配套、環境條件差、獨立性差等問題，難以對中心城區的人口、產業形成較強的吸引力。加之那些即便隨企業外遷的居民寧可往返奔波於城郊之間，也不願意住在郊區，給城市交通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中國的郊區化難以真正解決大城市中心區發展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所以，中國大城市郊區化發展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在結合本國國情和市情的基礎上，積極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在大城市周圍有計劃、高起點、高標準地規劃建設一批中心城鎮。在人口、產業郊區化的同時，高標準建設配套的公共服務設施（商店、銀行、旅館、體育中心、科技教育及文化娛樂設施等）和基礎設施，促使郊區現有的居住單一功能向兼有居住、購物、娛樂、就業、旅遊為一體的綜合功能轉化，使邊緣城市成為吸引中心城區人口和產業的新型區域中心，以減輕城郊之間的通勤流量和交通壓力。

在中國郊區化發展中，由於受經濟條件和交通條件所限，中心城區存在“攤大餅式”向四周蔓延的趨勢。英國城市建成區周邊綠帶的構築，有效地防止了建成區的無限蔓延。現階段中國大城市採取措施，防止城市建成區“攤大餅式”蔓延是實現郊區化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為此，應首先依託原有城市郊區城鎮居民點，構建合理的城鎮體系和城鄉居民點體系。現階段應重點建設郊區基礎較好、獨立性較強、功能完善的中心城鎮，使中心城區人口、工業企業等徹底遷移到郊區，減緩交通壓力。第二，超前性發展大城市遠程、快速、大運量公交系統，促使大城市跳躍式分佈。每個大城市應結合本市的市情和交通運輸條件，將城區與郊區視為統一的交通體系並給以同等重視，加快城郊之間快速大運量城市道路系統和軌道交通系統的超前性規劃建設，以促進郊區化過程中城區與郊區的聯繫，形成良好的城郊空問結構。第三，為了有效防止郊區化過程中建城區的“攤大餅式”蔓延，應積極借鑒西方國家所採取的小塊土地買賣原則、環境衛生法規、分區條例和用地規劃等有益經驗，在對城市邊緣區非法佔用綠地、隔離帶等非建設用地的單位徵收高額補償稅金，迫使土地還原其原有的性質，而對管理綠地、隔離帶的單位，實行減免土地使用稅，並提供部分政府基金以保證土地使用性質不變，維護城郊邊緣的環境質量。

西方國家城市郊區化出現了中心城區“產業空心化”和經濟衰退的結果，使其不得不走了一段再次掀起大規模城市更新運動來重建中心區經濟的彎路，這是其郊區化中最大的教訓所在。而中國的郊區化不但沒有出現中心城區“空心化”現象，反而更加繁榮，當然這與當前中國城市化發展仍處於集聚階段緊密相關。但隨著人口、產業（尤其是服務產業）的外遷，以服務大眾為特點的商業、服務業面臨收入減少、效益減退的局面，這在上海市南京路商業街已經有所顯現。所以，在中國城市郊區化發展中，要未雨綢繆，通過積極調整城市功能結構和舊城改造的辦法，繼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郊共同繁榮的郊區化格局。為此，首先應調整和優化CBD的結構，提高它的現代化功能，使之成為高級第三產業（金融、保險、貿易、辦公、諮詢等）的集聚核心。第二，積極調整中心城區的產業結構，實現中心城區用地“退二進三”的調整，繼續發揮中心區在城市經濟中的核心作用。第三，有計劃、分階段、有步驟地進行舊城改造，在不斷固化舊城區區位優勢的同時，積極改善環境質量，並注意對城市傳統歷史風貌及文物古迹的維護，尤其對歷史文化名城更應如此。

在西方國家郊區化過程中，雖然政府也曾經在基礎設施建設、稅收、住房等方面提供了基本的支持，但更多的則是其經濟和社會因素自由發展的結果，尤其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當然，缺少政府的干預也是導致中心城區衰敗的根源之一。而中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政府在城市郊區化發展中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政策制定、舊城改造及在郊區開闢居住區興建住宅等方面，由政府有計劃、有組織地引導居民郊遷，這與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體制條件、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城鄉差異較大、市場機制不成熟的國情相適應。現階段，中國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發達國家市場機制健全條件下的做法，在城市郊區化過程中，需要政府繼續制定一些優惠政策，鼓勵引導居民和和企業的外遷。政府可以考慮把零散的同行業或性質相同的外遷工廠集中起來，組成工業小區或安置在經濟技術開發區內，幫助投資建設健全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並給予郊遷企業一定的優惠政策，如減免企業稅收，把企業舊址有償出讓金的主要部分歸企業所有等。當然，在依託政府積極鼓勵和引導的同時，要充分發揮市場經濟機制及其在城市土地置換中的作用，形成符合經濟規律和城市發展規律的土地級差地租格局。政府應進一步完善和創新城市土地有償使用制度、住房制度、戶籍管理制度、就業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引導城市郊區化適度地向健康方向發展。

形成新的社會空間分化與種族隔離是西方國家郊區化最主要的教訓之一，給郊區發展本身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中國在郊區化過程中，應加強郊區城鎮精神文明建設的力度，防止遷入者與原有居民之間形成對立、排斥的現象，使郊區城鎮儘快實現外來先進文化和當地傳統文化的整合，形成多元文化協調發展的新格局。同時通過廣泛的宣傳和專項建設相結合的方式，力爭形成郊區城鎮良好的管理形象、外觀形象和“窗口”形象，以增強整個城鎮居民的凝聚力、自豪感和親和力。同時要注重郊區城鎮的生態保護和環境建設，在最大程度上實現人與自然的融合，努力創造城郊綠色人居環境，擴大城鎮對中心城區人口的吸引力，以帶動郊區化快速、健康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