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舫法師

法舫回到家鄉后，曾讀過兩年縣立初級中學，他生性勤奮好學，所以成績優良。唯感於自幼孤苦，身世飄零，時有出世離俗的念頭。1921年（民國十年），十七歲時，依姚家井觀音寺是岸和尚剃度出家。後來到北京法源寺，依道階法師受具足戒。

1922年（民國十一年），太虛大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開學，法舫以在北京任陸軍部部員王虛亭居士的介紹，南下武昌，入佛學院為第一期學生。王虛亭居士亦於是年秋天辭去軍職，到武昌佛學院依太虛大師剃度出家，法號大嚴。

法舫在佛學院兩年，他戒相莊嚴，為學精進，深為師友所推重，亦為太虛大師所賞識。武院本定三年畢業，第二學年開始時，太虛大師感於學生程度參差不齊，施教困難，因此決定把第一期學生提前畢業，將第二、三學年的課程濃縮在第二學年上完。因之，法舫於十三年六月畢業。

法舫畢業之前，大勇法師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學院」，專修藏文。武昌佛學院的畢業生中，有大剛、超一、法尊、觀空、嚴定及法舫等多人，都轉學到北京藏文學院學習藏文。翌年，藏文學院改為「留藏學法團」，專究藏密，為赴藏學法作準備。

1925年（民國十四年）秋，大勇率領的留藏學法團由北京啟程，團員有法尊、嚴定、大剛、觀空等二十餘人，法舫亦為團員之一。學法團由四川入西康，行到甘孜，因故不能前進。法舫以學法之事機緣未具，乃返回武昌佛學院。武昌佛學院原設有初級部、大學部、研究部三部。後來因在「北伐」期間，佛學院為軍隊佔用而停頓，師生星散。法舫回到武院，與大敬法師二人留在院中看守。在此期間，他潛心自修，專攻唯識學與俱舍學，數年之間，學力大進。

1929年（民國十八年），太虛大師自歐美弘化歸來，於佛學院舊址設「世界佛學苑研究部」，由法舫負責籌備。1930年（民國十九年）夏，大師在北京柏林寺，與住持台源設立的柏林教理院合作，命法舫將武昌的「世界佛學苑籌備處」及「錫蘭留學團」遷到北京柏林寺。同時把教理院的學生改為世苑的華日文系，將武昌遷去的錫蘭留學團改為世苑的華英文系，仍由常惺法師任院長。法舫擔任世界佛學苑籌備處的書記，並在柏林教理院任教職兼任監學，協助常惺法師。他在教理院開講《俱舍論》，義解精當，深受學生歡迎。

是年秋，東北發生九一八事變，日人謀我日亟，致華北情勢緊張，經濟蕭條。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柏林教理院以經費無著而停辦。年底，法舫又奉太虛大師之命，把世苑遷回武昌，在武昌佛學院內成立「世界佛學苑圖書館」，法舫任圖書館主任。世苑圖書館，原是由武昌佛學院改組而成。其中佛學院原有的圖書及太虛大師的藏書全集中於此。館中藏書凡二萬四千二百餘部，十一萬一千餘卷，其中有日本《大正藏》、《萬字續藏》、《頻伽藏》、巴利文藏經，及普通書籍《四部備要》、《圖書集成》、《萬有文庫》等，舫師以二年時間，分門別類編號整理。以後逐年增加，書籍達到十餘萬冊，成為一所極具規模的圖書館。

在整理圖書館期間，法舫法師在館中恢復了早年武院的研究部，集中優秀的僧青年從事佛學研究。研究員多是閩南、柏林、九華等各地佛學院的畢業生，或在各地佛學院任過教師的青年法師。如談玄、本光、葦舫、塵空、印順、寂安、清虛、敏智、守志等，都曾在此研究。

在主持圖書館的同時，他接手編輯《海潮音》月刊，從事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理想的宣傳。他主編了第十三卷全卷。以後又兩度接任主編，先主編十六、十七、十八三卷，後來又主編二十一卷。后兩次主編海刊，是在「八年抗戰」期間，在重慶編輯發行的。

由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五年之間（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是世界佛學苑圖書館的極盛時期，法舫在這段時間，為圖書館盡了最大的心力。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武漢成為軍事要衝。1938年（民國二十七年），舫師應太虛大師之召，及重慶漢藏教理院法尊法師之請，西上入川，進入漢藏教理學院任職教務主任。舫師在漢院三年，協助法尊處理院務外，並講授《俱舍論》，深受漢院學生的歡迎。後來，舫師示寂，演培法師在〈敬悼舫公法師〉一文中，追述舫師在漢院的情形∶

舫公對於佛法的認識是多方面的，但特精於唯識、俱舍，我在漢院時，他為我們同學親授俱舍一課。每當他來上課時，同學們即聚精會神的靜聽，他那啟髮式的教學方法，口若懸河的無礙辯才，在在引起學僧的興趣。尤其他對每一事理的分析明白，每一論題的剖析精微，更能控制學僧的情緒。．．．舫公主持漢院教務三年，對院內應興革的事宜，確費了不少的心力，漢院得有今日的聲譽，雖說是由於抗戰時大師住院指導，名德法師的集中教學，但舫公的多方擘畫，辛勤領導，其功尤不可沒。

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太虛大師率團訪問印度、錫蘭各東南亞佛教國家，他感於對這些佛教國家有進一步聯絡的必要，歸國之後，商得教育部同意，派遣法舫以傳教師名義，赴東南亞各國傳教，並攜達居、白慧二師赴印留學。三人於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出國，途經緬甸，留下達居在緬甸學習巴利文，並在十方觀音院附設的佛學院任教。法舫和白慧二人亦在緬甸停留年余，考察當地佛教情形，於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二月始到達印度。

舫師偕同白慧到達印度后，進入著名的「國際大學」，從事梵文、巴利文及英文的研究。此時，戰前已赴印度擔任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院長的譚雲山居士，對法舫的接引與照應殊多。法舫在國際大學進修三年，又轉往錫蘭智嚴學院，從事巴利文及梵文小乘教理的研究。法舫刻苦修學，進步頗速，短短四年，他已勉強可用英文授課，並試譯巴利文佛典《南傳阿毗達摩攝義論》。

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他在錫蘭驚悉太虛大師在上海圓寂，悲痛不已。而上海方面，太虛大師的弟子和護法居士們開會討論，認為大師圓寂，奉化雪竇寺及武昌世苑圖書館都乏人主持，咸認法舫法師是最理想的人選。於是大家聯名敦促，希望他早日返國。法舫認為扶持大師的事業，是弟子應擔的責任，乃摒擋歸國。途經馬來西亞、香港，所至輒隨緣教化，備受四眾推崇。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五月抵上海，逕往奉化雪竇寺禮太虛大師舍利塔。並繼大醒法師之後，出任雪竇寺住持。是年秋末，他又赴武昌，接任武昌佛學院院長，並在院內為太虛大師營建舍利塔。

早在抗戰勝利之後，太虛大師即命葦舫法師去武昌，交涉收回武院舊址，予以修繕整理，計畫復院工作。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修整就緒，對外招生，於中秋節開學。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舫師抵達武昌之時，武院代院長葦舫已到上海接任玉佛寺住持。舫師接任院長后，原想有一番作為，

以光大太虛大師的佛教事業。唯以內戰日熾，烽火連天，人心浮動不安，學院亦受到影響。1949年春，受請到湖南長沙講經，講經圓滿，戰局劇變，已無法回武漢。只好南下廣州，駐錫六榕寺。這時，武院學生隆根也到了廣州，到六榕寺謁見，告知武院受戰事影響，學生星散。隆根是賣自己的書籍，湊作路費來到廣州。大局如此，舫師為之黯然。他告訴隆根，將在六榕寺休息一段時間，然後到香港轉赴錫蘭，到錫蘭大學任教。他致送隆根兩枚銀元，希望隆根離開廣州到香港去。

1949年底，舫師抵達香港，受佛門善信之請，五啟講席，法化稱盛。1950年元月底，離港抵新加坡，卓錫靈峰菩提學院，應請講《般若心經》三日，復應新加坡佛教總會之請，在圓通寺講《藥師經》十日，之後轉赴錫蘭。是年五月，他在錫蘭出席由錫蘭召開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大會。會後應聘錫蘭國立大學，擔任該校中國佛教文學及大乘佛學教授。他以流利的英語講授大乘教理，深受學生歡迎。暇時曾一度游化馬來亞、暹羅等地，事畢仍返錫蘭。

他原患高血壓症，唯並不影響工作。在錫蘭大學任教年余，1951年10月，突以腦溢血逝世，世壽四十八歲，僧臘三十年。

法舫法師是太虛大師的入室弟子，也是忠實和得力的助手，他對大師革新佛教的理想，竭誠擁護，不遺餘力。三度主編《海潮音》雜?，發表許有關教理和學術的文章，並宣傳佛教的革新運動。兩度出國傳教，為中印、中錫（斯里蘭卡）文化交流作出相當大的貢獻。

他一生著作甚多，主要的有《唯識史觀及其哲學》、《佛學對於人生之看法》，《一個佛學者的程序》、《金剛經演講詞》、《印度之文化》等。譯作有《阿毗達磨攝義論》等。他所譯的《阿毗達磨攝義論》在香港出版，深為法、英等國東方學者所稱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