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勇法師

中國密教始自唐玄宗開元年間。開元四年，中天竺沙門善無畏，攜齎梵篋，經西域抵長安弘化，唐玄宗禮為國師，在大內設置道場，尊善無畏為灌頂大阿闍黎。四年之後，南天竺沙門金剛智，攜弟子不空抵長安，同弘密教。善無畏譯出《大日經》，金剛智譯出《藥師如來觀行儀軌法》，不空譯出《金剛頂經》，開創了中國佛教的大乘密宗。

在唐玄宗、肅宗、代宗諸朝，由於皇室的崇信，密宗頗為盛行。百餘年後，唐武宗會昌法難，佛教遭到浩劫，密宗亦趨衰微。後來歷經唐末五代十國之亂，寺院荒廢，經疏銷毀，行儀軌法，流為市井歌唄。後來，宋代設置譯經院，雖有法賢、施護、法天等，繼譯密教經典，而密宗終未能復興。到了明太祖洪武年間，朝廷為鎮壓彌勒、明尊等民間秘密宗教，連帶著也禁止密教，以後密宗就完全失傳了。

唐代會昌初年，日本留學中土的圓仁等僧侶，將密教傳入日本。後來經弘法大師的組織與弘揚，創立真言宗，在日本流傳下來。近世日本密教的中心高野山，據說最盛時有九百九十所寺院。

西藏密教是由天竺直接傳入的。公元七世紀初，天竺蓮花生上師入藏，創立喇嘛教。元、清兩代，政府以懷柔藩部政策，對喇嘛教十分尊崇與保護，但藏傳密教與中土民間素少接觸。直到民國初年，中土僧侶入藏學法，西藏密教始與中土佛教交流。

中土人士，最早到日本學密的，是楊仁山的大弟子桂伯華。伯華於清光緒三十年東渡日本，學習密宗，後來留日未返，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在東京病逝，所以對中土佛教無何影響。民國初年，最早到日本學密，返國后在社會上弘傳的，是太虛大師的弟子釋大勇、月霞法師的學生釋持松二人。

錦章求道心切，因讀了太虛大師的《論衡》、《攝論》講稿，及覺社叢刊，對太虛大師十分傾仰，於是和黃葆蒼、董慕舒二人商議，要依太虛大師出家。《太虛大師自傳》第十一節，記述三人出家的經過∶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三月底，黃葆蒼偕四川的董慕舒、李錦章三人，忽然來要求我為他剃度。因去秋黃葆蒼至重慶，值佛源法師在重慶講佛學，董慕舒、李錦章、孫道修等先後皈依，葆蒼亦從聽講，遂成法友。后慕舒、錦章閱我的《論衡》、《攝論》及覺社叢刊，傾仰日深，與葆蒼商議非出家數年，不足以荷擔佛法救世的大責任。葆蒼又得王耕心──或魏默深──所著《念佛專修法》，及《敘揚州某師持大悲咒得開智慧》一書，決意出家依法專修，出家又非求我為剃度師不可．．．各人自作出家發願文，意極懇切，為我萬萬所不能拒絕。乃只從其所求，攜至鄞西天王寺，由玉皇陪同禮懺數日，先授菩薩戒，舉行剃度，令與玉皇偕住在天王寺，潛修度夏。夏間，獨大勇住上海代主持覺社三、四月，以俟秋間赴金山受戒。葆蒼年最長，慕舒次之，錦章又次之，從臨濟宗派，依次名以傳心、傳佛、傳眾，字以大慈、大覺、大勇。

李錦章出家后，法名傳眾，字大勇，后以字行。

大勇於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在鎮江金山寺受具足戒，旋至五台山朝禮文殊菩薩道場，以求勇猛智慧。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秋季，太虛大師在北京廣濟寺宣講《法華經》，大勇聞知，自五台山到北京，隨眾聽講。十一月中，大師離京返杭州，大勇留在北京。

這時國內念佛法門盛行，如漢口、長沙、寧波、安慶等地，各有佛教會的組織，倡導念佛法門。大勇對念佛法門不契機，他聞知日本高野山密宗興盛，因而發願學習密乘。這時適有日本僧侶覺隨阿闍黎到了北京，弘傳密法。覺隨曾邀請太虛大師到日本學密宗，大師無去意，辭謝之。大勇發心欲往一試，遂與覺隨東渡日本。到東京時，遇到陳元白居士之子陳濟博，濟博在東京留學，對密宗亦有興趣，因與大勇同覺隨到高野山。途中，覺隨忽然變了態度，對大勇和濟博施以種種欺凌手段，到了高野山，也不能安住，於是濟博仍返回東京讀書，只有大勇一人留下來。

大勇訪得金山穆昭阿闍黎，請求學法。金山穆昭亦認為大勇堪從受教，但須籌備得二年的學費。大勇乃於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春返回杭州，籌措費用，並約同華嚴大學畢業、嗣法月霞的常熟興福寺住持持松同往。二人於是年冬季赴日，入高野山密宗大學，專修密教。年余之後，又從金山穆昭阿闍黎學習金剛、胎藏二部曼荼羅大法，受傳法大灌頂，得大阿闍黎學位。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月，大勇自日本歸國，他本來想閉關專修幾年，不意一到上海，就為上海、杭州的江味農、吳璧華等居士所勸請，先在上海開壇傳法，繼到杭州設壇灌頂，隨他習印咒大法者多至百人。政界官員、社會名流多向他皈依。這時，武漢的佛教人士亦促請他到武漢傳法，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元月大勇到了武漢。

大勇抵達武漢，佛教界人士開會歡迎，繼之在武昌佛學院內開壇傳法，共月余時間，先後授一印一明灌頂壇十次，入壇學法者二百三十七人，包括武漢三鎮名流居士李隱塵、趙南山、孫自平、杜漢三、楊選承、黃子理等，和武昌佛學院的學僧多人。繼大勇之後，持松也回到了武漢，他是湖北人，較大勇更得信眾歡迎，回去后即出任武昌洪山寶通寺住持，在寺中講經、傳戒、灌頂。一時之間，學密的風氣風靡了武漢三鎮，甚至於原來支持太虛大師創辦佛學院的人，也轉而支持大勇和持松的密教，使太虛大師改革佛教的根本道場──武昌佛學院，也因而受到極大的影響。

大勇離開武漢，到了北京，同樣受到佛教居士的歡迎，在北京開壇傳法，受法的弟子也很多。傳法過後，他原想到廬山閉關潛修求證，這時他聞知住在雍和宮的白普仁喇嘛精於藏密，乃前往請教，遂又生起入藏求法的心愿。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九月，他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學院」，作入藏學法的準備。這所學院得到武漢地區湯鑄新、鬍子笏、但怒剛、劉亞休等名流居士的經濟支持。這些人原來都是支持武昌佛學院的，轉而支持大勇的密教。藏文學院創立，除了在北方招收的學生外，武昌佛學院第一屆畢業生會中，法尊、觀空、嚴定、法舫，職員大剛、超一等，都到了北京入學。學院於十月十一日開學，大勇曾請出身西藏哲蚌寺的多傑覺拔尊者到院為導師，尊者留院兩月，為學僧開示西藏佛教住持傳承規模、學法習定、修持淺深，成就過程等。

藏文學院經過半年多的講習后，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五月，大勇把學院改組為「留藏學法團」，準備入藏。這時有一段有趣的傳說流傳下來，據說白普仁喇嘛為大勇請護法神保護他入藏，但西藏的護法神沒有請到，卻把廣濟寺護法的狐仙請來了，附在學僧天然和超一身上，他二人當下即有能知他心及發人隱私的能力。狐仙力阻大勇赴藏，勸大勇留在北京，狐仙願意為其護法，如大勇不聽，狐仙稱將力作阻擾。後來經多傑尊者誦經持咒，才將狐仙驅走。

留藏學法團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由北京出發，一行二十餘人，由大勇任團長，其他的執事人員是∶

總務股∶主任大剛，股員嚴定、觀空，和一位管帳的杜居士。

事務股∶主任超一，下分∶

伙食採購組∶股員天然、密嚴，和一位管帳的孫居士。

行李組∶股員圓住、會中、密，和管登記的霍居士。

醫藥組∶股員恆照、圓住。

法務股∶主任朗禪，下分∶

悅眾組∶股員法尊、粟（廿+　）、智三。

侍者組∶股員法芳、恆演。

香燈組∶股員恆明。

此外，尚有團員法舫、密悟、密慧、密字、廣潤、觀嚴等，及一位不是藏文學院學僧，而隨團同行入藏的能海法師。

學法團以漢口、宜昌、重慶、峨眉、成都、打箭爐為途中大站，按站進行。是年冬，經由四川進入西康。這時西藏方面懷疑學法團有政治目的，多方阻撓，不允入藏。學法團乃在西康打箭爐（后改為康定縣）停留下來，依大格西潔尊者修學藏文經典。大勇在此段時間內，並將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略論》譯為漢文。他於修學之暇，復為當地漢民演說中土佛教，使漸知敬信。如此經過年余，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季，大勇再率一部分團員前進，擬赴拉薩。另一部分仍在打箭爐，大勇行至藏邊甘孜，復為守軍所阻，不得已在甘孜停留下來。

甘孜有一位札迦大喇嘛，道隆德劭，為全藏人所崇仰。大勇領著學法團，依止札迦大喇嘛，窮研密宗，精進不懈，大勇並得札迦傳以阿闍黎法位。

另一方面，大勇率學法團入藏，初期經費全由華北的護法居士支持。民國十五、六年（一九二六、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政局丕變，學法團的經費來源就中斷了。在甘孜期間，以經費困難，團員間生活極為艱苦。且康藏苦寒，團員中有以氣候不能適應，或水土不服而罹病及喪命者，已佔十之二、三。到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間，健存者已不及二十人。大勇亦以生活艱苦、積勞致疾，於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在甘孜札迦寺示寂，世壽僅三十七歲，僧臘十年。

學法團團員之中，法舫隨團到甘孜，見入藏機緣未熟，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返回武昌佛學院；隨行的能海法師，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即離開甘孜，獨身入藏，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到拉薩，禮康薩仁波切為師，留藏七年，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回內地弘化。法尊於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進入西藏，學法於拉薩哲蚌寺，三年後取道印度回國，主持太虛大師創辦的「漢藏教理院」，十餘年間，培育出大批的漢藏佛教僧才。

至於其他的團員，密悟、恆演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入藏深造，大剛留在西康未返。其於未入藏的，在西康學習多年之後，也先後返回內地，其中嚴定、觀空二人入漢藏教理院任教，嚴定且任藏文系主任。

在以上的諸人之中，以法尊、能海的成就最大，對溝通漢藏文化作出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