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立德

閻立德出身貴族，為北周駙馬、石保縣公、隋代畫家閻毗和北周清都公主之長子。閻立德繼承家學，擅長建築、工藝、繪畫，具有多方面才能。

唐高祖武德初年，閻立德為秦王府士曹參軍，繼而任尚衣奉御，為宮廷設計服飾、輿傘儀仗等物。

唐太宗在位時，閻立德升任將作少匠、將作大匠，負責興建宮室、陵墓等工程。曾主持修建翠微宮、玉華宮以及獻陵（高祖李淵墓）、昭陵（太宗李世民墓）等重大工程，深為太宗讚許和重用，官至工部尚書。

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閻立德去世。卒后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是唐初政治集團中重要成員之一。

閻立德的繪畫吸取前代畫家鄭法士、張僧繇、楊子華、展子虔之長，藝術上與其弟閻立本齊名，作品題材大都與初唐政治有較為密切的關係。史載：貞觀三年（629年），東蠻謝元深到長安朝覲，閻立德奉詔畫《王會圖》紀其事，以歌頌唐帝國的強大興盛和與遠邊民族的友好關係。他還畫過《文成公主降番圖》，形象地記錄了貞觀十五年太宗命文成公主赴吐蕃與松贊干布聯姻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可惜這些作品都沒有流傳下來。

閻氏自北周時起，世代為高貴，屬於歷史學家所說的“關隴集團”的一份子。閻立本兄弟的父親閻毗娶北周武帝的女兒清都公主，閻立本兄弟是北周武帝的外孫。閻毗和閻立德都是有名的工藝學家，閻毗的最有貢獻的工程就是修築了隋朝運河在河北的一段（從洛口到涿郡）。閻立德在唐朝初年承繼了他的父親的工作，設計皇帝的禮服及儀仗車輿傘扇，並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時期督修皇宮。閻立德的繪畫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有《文成公主降著圖》，描繪了唐太宗的公主嫁給西藏王這一在漢藏民族的歷史關係上有重大意義的政治性題材。

《古帝王圖》

歷代帝王圖像作為一種鑒戒執政者的宮廷壁畫，屬於極為重要的主題，為歷代宮廷所重視。所謂“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從漢代以後，宮廷壁畫及捲軸畫的帝王圖已成為委婉地向統治者規諫的政治性作品，臣僚們利用它來推行政見，帝王也利用它來美化自己，表現自己能接受歷史經驗，是取賢棄惡的明主。《古帝王國》從漢以來一直延續的題材，儘管各個時代表現都有所發展，但它的基本布局與構思都是有著較固定的格式，人物本態風度都有當時體現統治者的威儀的相近似的程式。

《古帝王圖》描繪了漢代至隋代的十三位帝王，即漢昭帝、漢光武帝、魏文帝、吳大帝、蜀昭烈帝、晉武帝、陳文帝、陳廢帝、陳宣帝、陳後主、北周武帝、隋文帝、隋煬帝。每位帝王與男女侍從形成一組，人物或行或坐，帝王的上方書寫有廟號、姓名及在位年數。《古帝王圖》是中國肖像畫的經典作品。作者對人物的描繪沒有停留在形似的層面上，更沒有將上列明主、暴君或庸君進行臉譜化、漫畫式的處理，而是通過對眼神、嘴角及面部肌肉的微妙刻畫，表現他們的心理、氣質和性格。為了突出主體人物，帝王同侍從在身材和用色上均形成鮮明的對照。這些帝王的服飾、儀仗、起居、侍從等都表現著這一統治階級的共同特徵和氣勢。但在帝王各自的面貌與情態方面，則微妙地表現了這些不同時期，不同作為帝王的性格與特徵。人物肖像圖與情節性繪畫不同，肖像畫只能通過人物的外貌特徵來表現內在本質和品格，以達到作者的創作意圖。

畫家首先描繪了前漢昭帝劉弗陵，他為帝期間，生產發展，政治穩定，是一個既能守成而又有所建樹的帝王。史書評他為：“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舉賢良文學，間民所疾苦”的帝王。畫家把劉弗陵相貌表現得文靜豐頤，神態從容沉著，修養寬厚有致。而在表現漢光武帝時，則身材俊偉，美鬚眉秀，大口、隆準、日角，這些生理特徵被畫家用來刻畫人物的胸襟與情懷。這就是畫家對利用農民起義取得政權的領袖人物的表達。蜀主劉備則緊鎖眉頭，眼神疑慮。吳主孫權則儀錶溫文多識。魏文帝曹丕目光敏銳逼人，雙唇緊閉。這些都是畫家利用人物瞬間表情勾畫出人物一生的境遇、才能與品格。當然，也是畫家對每一位帝王的評價。

《古帝王圖》是我國唐代繪畫傑作，現今流傳的僅是後人臨本。現藏美國波士頓博物館。《古帝王圖》在輾轉收藏中，原貌有所增損，如衣襟邊緣上的硃色紋飾，就是晚近的收藏者妄加塗飾的。

昭陵工程是由唐代著名工藝家、美術家閻立德、閻立本兄弟精心設計的。其平面布局既不同於秦漢以來的座西向東，也不是南北朝時期“潛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長安城的建制設計的。長安由宮城、皇城和外廓城組成。宮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是皇帝起居的地方，皇城在宮城之南，為百官衙署(即政治機構)，外廓城從東南北三方拱衛著皇城和宮城，是居民區。昭陵的陵寢居於陵園的最北部，相當於長安的宮城，可比擬皇宮內宮。在地下是玄宮，在地面上圍繞山頂堆成建為方型小城，城四周有四垣，四面各有一門。據史書記載，昭陵玄宮建築在山腰南麓，穿鑿而成。初建時駕設棧道，棧道長400米，即230步，文德皇后先葬於玄宮，而棧道並未拆除，就在棧道旁之上建造房舍，供宮人居住，象對待活人一樣對待皇后，待太宗葬畢，方拆除棧道，使陵與外界隔絕。玄宮深75丈，石門五道，中間為正寢，是停放棺槨的地方，東西兩廂排列著石床。床上放著許多石函，裡面裝著殉葬品。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用三干塊大石砌成，每塊石頭有二噸重，石與石之間相互鉚住。據《舊五代史·溫韜傳》載，“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陵墓的外面又建造了華麗的宮殿，蒼松翠柏，巨槐長揚。杜甫在《重經昭陵》詩中說：“靈寢盤空曲，熊黑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在主峰地宮山之南面，是內城正門朱雀門，朱雀門之內有獻殿，是朝拜祭獻用的地方，與門闕距離很近，整個遺址約10米見方，加門闕南面約20米見方的場地，仍然是一個狹小的遺址。在這裡曾出土殘鴟尾一件，經復原后高1．5米，寬0．6米，長11米，以此件的高度來推想，獻殿的屋脊，其高應在10米以上，應該是重檐九間，才能合於比例。門闕之間約5米，恰在獻殿正中。由此可推想這座殿堂是多麼高大；所有這樣的殿宇樓閣構成的建築整體，又是多麼宏偉。獻殿南面過20米的場地，是橫向的一條深溝，可證這裡不可能有別的石刻，也不可能再有別的建築物。九嵕山屬石灰岩質，長期遭受高空風雨的剝蝕，山洪沖刷，不僅山陵建築無存，就連原有的山勢形體亦改變了不少。但仍可略辨當年陵寢構造遺留之痕迹：山勢外形逞馬鞍形（當地俗稱筆架山），南面山體兩側岩層伸出，呈簸箕形狀；山腰殘存有窯洞。窟窿等痕迹，可能與當年棧道建築有關。根據文獻記載，昭陵建築時，在南面山腰鑿深75丈為地宮，墓道前後有石門5重；墓室內設東西兩廂，列置許多石函，內裝隨葬品。五代軍閥溫韜盜掘昭陵記載有“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這都可想象這個“山下宮殿”內部寢殿層層竅深和宏麗的情景。

當時地宮外面還有許多木構建築，建有房舍和游殿等。由於地宮前面四周山勢陡峭凸凹不平，往來不便，又“緣山傍岩架梁為棧道，懸絕百仍，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元宮門”。用棧道連結上下左右，通達地宮的道路。但山上棧道建築又不能垂直上下，必須左右迴繞旋轉，這從杜甫所寫的《重經昭陵》“陵寢盤空曲”詩句中得到證明。雖然前人的這些記載未必絕對可靠，但從中卻可看出其規模的富麗堂皇和工程繁難的程度。昭陵四周當時建築，根據宋敏求《長安志圖》記載：“以九嵕山山峰下的寢宮為中心點，四周迴繞牆垣，四隅建立樓閣，北為玄武門，南為朱雀門，周圍12里”。

在主峰地宮山之北面，是內城的北門玄武門，設置有祭壇，緊依九嵕山北麓，南高北低，以五層台階地組成，愈往北伸張愈寬，平而略呈梯形，在南三台地上有寢殿，東西廡房，闕樓及門庭，中間龍尾道通寢殿，是昭陵特有的建築群。在司馬門內列置了十四國君長的石刻像：突厥的頡利、突利二可汗，阿史那社爾、李思摩、吐蕃松贊干布，高昌、焉耆、於闐諸王，薛延陀、吐谷渾的首領，新羅王金德真，林邑王范頭黎，婆羅門帝那優帝阿那順等。這些石像刻立於高宗初年，反映了貞觀時期國內各民族大團結、唐對西域的開拓以及與鄰邦關係的盛況。這些石像在早年已遭破壞，今可見者有七個題名像座，幾軀殘體和幾件殘頭像塊。前人曾說這些石像，“高逾常形，皆深眼大鼻，弓刀雜佩，壯哉，異觀矣!”從發現的殘體來看，石像高不過六尺，連座約9尺許，並未超過常形，頭像殘塊可以看出確有深眼高鼻者，有滿頭捲髮者，有辮髮纏於頭者，有頭髮中間分縫向後梳攏者，有戴兜鍪者，但未見有弓刀雜佩者。服裝有翻領和偏襟兩種，其餘則不能確知。僅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這些石刻像也應屬於寫實之作。

在祭壇東西兩廡房內置有6匹石刻駿馬浮雕像，馳名中外，曾有詩云：“秦王鐵騎取天下，六駿功高畫亦優。”這是李世民自己選定的題材。他在隋亡以後，為統一割據的局面，鞏固唐王朝新建的政權，南征北戰，馳騁疆場，他騎過的六匹馬，聯繫他的戰叻。據說當時擔任營山陵使、工部尚書、著名工藝家、美術家閻立德起圖樣，由築陵石工中的高手雕鐫而成的。這六具石雕駿馬是在平面上起圖樣，雕刻人馬形狀的半面及細部，並使高肉突起，稱之浮雕，也叫“高肉雕”。每邊三具，皆背靠後檐牆而立。居記載，原石在每塊上角有歐陽詢書太宗自撰的馬贊詩，隨後另有殷仲容隸書刻於座上，這些今俱不可見，原詩收入《全唐文》中。六駿的名為“特勒驃”、“青騅”、“什伐赤'、“颯露紫”、“拳毛馬咼”、“白蹄烏”。現存西安市博物館，其中“颯露紫”、“拳毛馬咼”二駿，於1914年被盜運美國費城大學博物館。昭陵六駿刻於貞觀十年，各高2．5米，橫寬3米，皆為青石浮雕，姿態神情各異，線條簡潔有力，威武雄壯，造型栩栩如生，顯示了我國唐代雕刻藝術的成就。在“颯露紫”中表現了唐太宗在與王世充作戰時為流矢所中，丘行恭進前為他拔箭那種親切形象。昭陵的這些石刻在品類、造型及題材上，既不取生前儀衛之形，也不用祥瑞、辟邪之意，獨具一格，所有石刻都是寫實，富有政治意義的不同凡響之作。

昭陵的寢宮，是供奉墓主飲食起居的地方，起初建築在陵墓旁邊的山上，后因供水困難，移到山下，稱“陵下宮”，在山陵的西南腳下，與南面的朱雀門大致在一條線上，后因山火焚毀，就移於封內的西南方的瑤台寺，距陵18里。據瑤台寺遺址出土的題刻殘石看，晚唐時期與建陵同祭於此。這裡是守陵宮女住宿之處，不但是皇帝謁陵、公卿巡陵必到之處，也是春秋祭、朔望祭、節日祭、日進食、朝夕祭之處，不是宮人供養如常制之處。

今昭陵下宮遺址未作清理，其規模不可知。

昭陵還分佈有功臣貴戚等陪葬墓167座，已知墓主姓名的有57座，形成一個龐大的陵園。這是援引漢代的制度，唐代從獻陵開始。起初只限於賜葬，隨後允許申請陪葬，漸次擴到子孫亦可從葬陪陵。據昭陵有碑及出土墓誌記載：陪葬者或享受國葬，喪葬所需概由官府；或官為立碑；或贈米粟布帛；或賜衣物；或給羽葆鼓吹等。還有預賜塋地，以便生前就修造墳墓。也有為紀念戰功而起冢者，如李靖墓起冢象陰山、積石山；李績(徐懋功)墓起冢象陰山、鐵山、烏德犍山(即郁都斤山)；阿史那社爾墓起冢象蔥山；李思摩起冢象白道山等。再還有皇帝親為撰書碑文者：如魏徵碑為唐太宗撰書；李勛碑為高宗撰書，更足以說明他們所受的寵榮。陪葬墓的石刻也極為精美，溫顏博墓前的石人，魏徵墓碑首的蟠桃花飾、尉遲敬德墓誌十二生肖圖案和石槨，的仕女線刻圖等，皆為當時藝術精品。從墓內還發現大量的精緻的工藝品，例如李績墓中出土的“三梁進德冠”，花飾俊美，據說唐太宗親自設計了三頂，賜予最有功之臣，李勛得了一頂。眾多陪葬墓襯託了陵園的宏偉氣勢，加之各墓之前又多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石碑之屬，更能點綴陵園繁華景象。同時也反映了唐太宗時君臣之間“義深舟楫”的關係。有“榮辱與共，生死不忘”之意。唐太宗能與功臣“相依為命”，既不濫殺功臣，也能妥善安置，還能保持晚節，死後還能安葬在一起，這種做法在帝王中實屬罕見。

李嗣真《論畫》：大安博陵，難兄難弟。自江右陸謝雲亡，北朝子華長逝，象人之妙，實為中興。至如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位，折旋矩規，端簪奉笏之儀，魁詭譎怪、鼻飲頭飛之俗，莫不盡該豪末，備得精神。

唐太宗貞觀三年，東謝蠻（雲貴高原民族）謝元深到京城朝見皇帝。他戴著黑熊皮做的帽子，用金絲絡額，穿著用毛皮做的衣服，綁裹腿，穿鞋。中書侍郎顏師古上奏皇帝說：“從前，周武王治理國家達到太平盛世，邊遠的國家都來歸順求和。周朝的史官就將這些事情為武衛編纂在一起。現今，凡是皇上的恩德所施到的地方，許多國家都來朝拜修好。來朝拜的使臣中，穿著用絺葛做的衣服上面綉著鳥形花紋的，都住在蠻（按：古代南方的少數民族的統稱）館里，實在有必要將這些使臣繪圖畫像留給後人，用來張揚我朝恩施邊遠的德政。”太宗皇帝批准了這一奏請，就讓閻立德等人為這些蠻邦使臣繪圖畫像。又有趙郡人李嗣真在他的《論畫》一書“上品第三”中，論到右相博陵子閻立本和他的哥哥工部尚書大安公閻立德的畫時說：“閻立德與閻立本，難兄難弟，自從江北陸謝雲死去，北朝楊子華去世，給表演各種技藝的人畫像，他們兄弟二人可算是畫得最好的了，實際上是使繪畫又振興起來。至於各國前來京城朝拜、獻寶的使臣們的形像，為接待這些使臣所安排的儀式，以及這些使臣所展示的用鼻子飲酒、用頭桌球等奇異的風俗，都被他們兄弟繪畫下來，而且深得神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