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器

世界上最早的冶鍊金屬（姜寨黃銅片、黃銅圓環）出土於中國，中國目前世界上已知的進行黃銅冶鍊最早的國家。古代的青銅文化十分發達，並以其製作精良，氣魄雄偉、技術高超而著稱於世。貴族把青銅器作為宴享和放在宗廟里祭祀祖先的禮器。青銅器不是一般人可以擁有的，它作為一種權力和地位的象徵、一種記事耀功的禮器而流傳於世。青銅文化在世界各地區都有發展，這是因為青銅作為工具和器皿的原料有其優越性：首先，自然界存在著天然的純銅塊（即紅銅），因此銅也是人類最早認識的金屬之一。但紅銅的硬度低，不適於製作生產工具，所以，在生產中發揮的作用不大。後來，人們又發現了錫礦石，並學會了提煉錫，在此基礎上人們認識到添加了錫的銅即青銅，比純銅的硬度大。經過測定紅銅的硬度為布林氏硬計的35度，加錫5%，其硬度就提高為68度；加錫10%，即提高為88度。而且經錘鍊后，硬度可進一步提高。在中國古代人們已經能夠準確的掌握青銅的含錫鉛比例。可根據鑄造期望的不同，按比例加錫、鉛。《周禮·考工記》里明確記載了製作不同的不同合金比例：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齊（劑）。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齊（劑）。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齊（劑）。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齊（劑）。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箭頭）之齊（劑）。金錫半，謂之鑒燧（銅鏡）之齊（劑）。青銅器主要分酒器、食器、水器、樂器和兵器五大類。一般加錫越多，鑄好的青銅器就越硬，但同時青銅也會變的更脆。其次，青銅溶液流動性好，凝固時收縮率很小，因此，能夠鑄造出一些細部十分精巧的器物。最後，青銅的化學性能穩定，耐腐蝕，可長期保存。此外，青銅的熔點較低，熔化時不需要很高的溫度。所以青銅器用壞了以後，可以回爐重鑄。考古證明，中國式世界上最早掌握銅器冶鍊的文明，其歷史可以上溯到6700年前年左右（姜寨黃銅）；青銅冶鍊也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馬家窯青銅刀）。大約二千年以前，自夏代開始中國全面進入了青銅時代，到春秋時代結束。經夏、商、西周、春秋到封建社會的戰國、秦漢，每一時期都有著前後承襲的發展演變系統。我國古代青銅器種類繁多、形制多樣，包括：禮器、生產工具、兵器、車馬器和其他用具。其中禮器又包括了食器、酒器、水器和樂器。

1939年安陽殷墟遺址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後母戊（司母戊）鼎長方斗形腹，口沿上有兩個直耳，腹下有四個圓柱足。腹部四周飾以獸面紋和夔[kui葵]紋，耳外側飾以雙虎食人頭紋，足上部亦飾以獸面紋，並皆以雲雷紋為地紋，神秘而繁縟。腹內壁鑄有銘文“後母戊”三字，據此可知為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戊而作。形體巨大，高達1.33米，大長1.10米，寬0.79米，1994年經中國歷史博物館科技部與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進行標準計量，實測重量為832.84公斤，不僅是中國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銅器。製作精美，系用多塊陶內范和外范拼合澆鑄而成，代表了中國古代青銅冶鑄業的高水平和中國古代人民高超的智慧與創造力。青銅鼎是在新石器時代廣泛使用陶鼎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目前發現最早的青銅鼎出現於商代早期，即商二里岡文化期，歷經各個朝代，一直沿用到兩漢，乃至魏晉，是青銅器中行用時間最長的，因而變化也很大。據禮書的記載，西周時：天子用九鼎，第一鼎是盛牛，稱為太牢，以下為羊、豕、魚、臘、腸胃、膚、鮮魚、鮮臘；諸侯一般用七鼎，也稱大牢，減少鮮肉、鮮臘二味； （但東周時諸侯宴卿大夫也可用九鼎）；卿大夫用五鼎，稱少牢，鼎實是羊、豕、魚、臘、膚；士用三鼎，鼎實是豕、魚、臘，（士也有用一鼎的，鼎實為豕）。青銅禮器十分發達是中國古代青銅文化區別於其他國家古代青銅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之一，這也是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本質特點。禮器的發達是由中國古代奴隸社會異常強大的“宗法血緣”關係決定的。人們對祖先、對神靈的崇拜遠遠超越了對於自身的認同。夏代已出現了青銅禮器。到了商代，特別是商代晚期青銅禮器已十分發展成熟，主要的器類都已具備，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樂器。鼎是青銅禮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會中，它被當作統治階級等級制度和權利的標誌。目前考古發現的時代最早的青銅鼎是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銅鼎。

公元前21世紀中國全面進入青銅時代，在商周奴隸制社會，青銅器是貴族代表身份的禮器。文飾精美、形象生動、技術高超、種類繁多的古青銅藝術是中國歷史上最燦爛的文化遺產，對中華民族以後各種藝術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收藏界來說青銅器從來都是重中之重。收藏幾十件瓷器、木器、字畫的藏家並不少見，而收藏幾十件青銅器的人幾乎沒有。實際上有一兩件稱得上禮器的青銅器便可以成為鎮宅之寶。

世界上最早的冶鍊銅器

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銅製品主要是在西亞，如伊拉克的札威·徹米地區，發現有銅裝飾品，年代大約在公元前一萬年至公元前九千年；伊朗西部的阿里·喀什地區也發現過銅裝飾品，年代為公元前九千年至公元前七千年；土耳其南部的恰約尼遺址出土過銅針、銅錐，年代約為公元前八千年。這些銅製品都是天然紅銅的打製品，不是通過冶鍊礦石得到的銅。

從利用純銅，到冶鍊銅礦石獲得純銅，再到冶鍊出青銅合金，人類經歷了相當漫長的一段摸索時光，就好比是魔法世界里用銅一點一點地打造一個閃閃發光的時空隧道。

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冶鍊銅發現於中國的陝西。1973年，在陝西臨潼姜寨文化遺址中，發現了一塊半圓形黃銅片和一塊黃銅管狀物，年代測定為公元前4700年左右。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在上海光源,採用X射線熒光面掃描分析, 發現姜寨黃銅片不同區域的鋅含量差異顯著，而鉛元素呈零星點狀分佈，其特徵與固態還原法製備的黃銅完全相同，從而證明先民在使用天然金屬與發明金屬鑄造之間，都曾採用熱煅法或固體還原法冶鍊金屬。

中國最古老冶鍊青銅器

甘肅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單刃青銅刀是 目前已知的我國最古老冶鍊青銅器，同時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青

銅刀。經碳14鑒定距今約5000年。

此刀長12.5厘米，為單范鑄成。沒有血檔及繯首等成熟的後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

夏朝是我國已認定的最早奴隸制王朝，經夏商周斷代工程認定，其開始於約公元前2070年（禹傳啟家天下），滅亡於約公元前1600年（商湯鳴條滅夏）。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一般被考古學界認定為夏朝都城所在位置。

夏朝青銅器是我國青銅歷史上的快速發展時期，偃師二里頭遺址青銅鑄造作坊面積超過1萬平米。二期至四期都有冶鍊青銅器的出土，一期青銅鑄造遺跡里也有冶鍊痕迹。現已清理出二至四期的鑄造工場遺址，其周圍遺留不少陶范、坩堝、爐壁、銅渣、木炭，及一些小件銅器、少量大件銅器。青銅器是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主要遺物之一，有禮器、工具、兵器等。

西周中期，從穆王時期開始，青銅器藝術進入了一個新的轉變時期。無論造型設計，還是花紋構圖，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和西周早期形成鮮明的對比。這是一次革命性的轉變，它打破了商代以來的陳舊模式，開闢了青銅器文化的新天地，在器物的造型設計和紋飾結構方面，有許多新的突破，特別是基本上放棄了青銅器紋樣對稱構圖的規律，變具象圖案為抽象紋樣，大量採用比較自由的連續構圖方法，使得裝飾圖案產生較為活潑的效果。這種變革，是意識形態變化在青銅器藝術上的一種反映，其影響是深遠的。西周時期青銅器全面繼承了殷商時期的冶鑄工藝技術，在渾鑄法、分鑄法廣泛應用的基礎上，發明了活塊模、活塊范、一模多范和開槽下芯法製作鑄型，以及採用鑄鉚和“自鎖”結構聯結器物附件的新工藝，把中國青銅器藝術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分為飪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兵器、度量衡器、雜器等七種。在此分類的基礎上，以表格形式展示了各大類下不同種類的銅器的具體名稱。經過分析發現，漢代銅器大多自名清楚；銅器有同實異名者，有同名異實者；與先秦銅器相比，器物種類上發生了很大變化；而先秦銅器則以禮器為主，而漢代則以實用器為主，不同的製作機構、製作地在不同的時間製作的銅器，其種類有所不同。

海獸葡萄紋鏡

海獸葡萄紋鏡，唐，面徑11.9cm。銅鏡圓形，厚重，質地泛白，以高浮雕葡萄紋為主題紋飾，間飾海獸、鳥雀、蜂蝶、花草等圖案，華麗而繁縟。其構圖方式分作內外兩圈，由於葡萄及長瓣花之枝蔓由內圈連亘於外圈，甚至延及外緣，故世人亦稱此種銅鏡為"過梁葡萄紋鏡"。此唐鏡獸形鈕，鏡外緣為高直的窄線棱邊。

西盟型蛙飾銅鼓

西盟型蛙飾銅鼓，通高48.1cm，面徑64.3cm，足徑52.4cm。此鼓形體高瘦，鼓面寬大，邊沿向外伸出，鼓身輕薄，為上大下小的筒形，胸、腰、足無分界標誌。有扁耳二對，耳格成叉形，自然形成三角形孔耳。此鼓當屬西盟型銅鼓。鼓身遍飾花紋。鼓面，以三弦或雙弦分暈，共22暈，1暈飾太陽紋12芒，間心形加線紋，以同心圓紋為主紋，2-5、17-20暈飾櫛紋夾同心圓紋帶，6、10、16暈飾填線雷紋，7、8、13、14暈以翔鳥、定勝紋為主紋，9、15暈飾小鳥紋，11暈飾方格紋，12暈飾櫛紋，21暈飾穀粒形紋，22暈飾雷紋，暈外四方各飾3朵團花，面邊緣飾一周蓮瓣紋，三累蹲蛙和一單蛙逆時針環列。鼓身，胸飾花紋6道，1、6暈飾雷紋，2-5暈紋帶與鼓面同；腰中部、下部紋帶基本與鼓面同，僅中部上端和腰部下端各多一道填線雷紋；足部花紋3道，1暈飾編織紋加同心圓紋，2暈飾雷紋加線，3暈飾櫛紋，足邊緣飾羽紋。鼓身兩側各有一道篾紋，壓於各弦紋下面。鼓耳飾弦紋。此鼓的鑄造全部用失臘法成形，工藝已有重要革新，花紋用捺板拍印。依據廣西龍州唐代墓葬出土的該類型鼓推斷，這件鼓的鑄造年代可早至唐代。

真子飛霜鏡

真子飛霜鏡，唐，面徑21.5cm。鏡八出葵花形，圓鈕。鈕上方飾祥雲托月紋，下方飾池水山石，自池中生出一枝蓮葉，即為鈕座。左側一人峨冠博帶，坐而撫琴，前設香案，后依竹林。右側一鳳，棲於石上，鳳上方飾6瓣花兩枝。外區為銘文帶一周："鳳凰雙鏡南金裝，陰陽各為配，日月恆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鏡銘之意為誇讚銅鏡鑄制精美，同時表白了真摯的愛情。首句"鳳凰雙鏡"傳達了這樣的信息：這種銅鏡在當時應該是兩兩成對的。此種圖像的銅鏡均稱"真子飛霜"鏡，多出土於江蘇省。除上述類型外，還有鈕上飾"真子飛霜"銘文者，有龜鈕者及鏡作方形而飾"侯謹之"銘文者。

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紀——公元前15世紀中葉，相當於商二里岡文化期。鄭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測定碳14年代為公元前1620年，正合於商湯立國的時期，但是二里岡文化的下限還不大清楚。二里岡遺存分上下兩層，上下層青銅器的差別不是屬於風格方面，而是上層比下層的器類有更多的發展。商代早期青銅器在鄭州出土很多，這是由於鄭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岡、白家莊、張寨南街、楊庄，南關外、銘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體分佈在商城的南面和東南角。在城的東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銅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發現了商代早期青銅器多起。在湖北黃陂盤龍城、安徽嘉山泊崗、江西清江吳城等地也有重要的發現。以上遺址和墓葬中發現的商代早期青銅器，以二里岡上層的居多。綜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計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壺、瓠形提梁壺、中柱盤、盤等，包括了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門類。較早的器類比較簡單，但是爵、觚、斝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現。二里岡上層青銅器的器形更為發展，商代青銅禮器的體制業已形成。屬於二里岡下層的青銅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岡上層的青銅器，有的器壁巳相當厚重。商代早期青銅器具有獨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與一耳成垂直線，在視覺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狀足成錐狀足和器腹相通，這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掌握對范芯的澆鑄全封閉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與殷墟時期長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狀承繼二里頭文化式樣，—律為扁體平底。流甚狹而長。青銅斝除平底型的以外，還出現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 形大孔，相當二里岡上層的器，字形有成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邊沿，留有數道缺口，鄭州和黃陂盤龍城都出土過這種實例。管流斜置於頂上的半封頂袋足盉，后側有一大鋬可執，在本期內頗具特色。罍皆狹唇高頸有肩，形體亦偏高。商代早期壺有提梁的有長頸小口鼓腹形和小口體呈懸瓠形的兩種，也有小口器頸不高不設提梁的。商代早期青銅器紋飾主體已是獸面紋，以粗獷的勾曲迴旋的線條構成，全是變形紋樣，除獸目圓大，以為象徵外，其餘條紋並不具體表現物象的各個部位，紋飾多平雕，個別主紋出現了浮雕，二里岡上層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犧首裝飾。所有的獸面紋或其它動物紋都不以雷紋為地，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幾何紋極其簡單，有一些粗率的雷紋，也有單列或多列的連珠紋，乳釘紋也已經出現。商代早期的青銅器，極少有銘文，以前認為個別上的龜形是文字，實際上仍是紋飾而不是文字。商代中期公元前15世紀中葉—前13世紀在商二里岡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間，有幾批青銅器出土。這些器物有某種商代早期的特點，然而已有較多的演變；也有某些殷墟時期青銅器特點的肇始。比較典型的是河北地區藁城台西下層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在豫西的靈寶東橋，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這類器物發現，如小屯232號墓所出土的一組青銅器，和小屯331、333號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銅器。但這一類器物在殷墟發現並不多，而在其它地區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為典型而精好，現在還找不出像二里岡或殷墟那樣生產這類青銅器的商代大都邑。盤庚遷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岡期之後，殷墟期之前這批青銅器是客觀存在。由於這類青銅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過渡特點，所以有的將之斷在二里岡期，有的斷為殷墟文化早期。這類青銅器的分佈具有一定的廣泛性，而其時生產它們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岡文化期之後，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劃出一個稱之為商代中期的階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確定，下限約在武丁之前。這一時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雖然與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寬，出現的圓體爵是放所未見的。斝在空椎狀足之外，出現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較少見。早期雖已出現了寬肩的大口尊，這類器形在此時有較大的發展，像阜南的龍虎尊和獸面紋尊這樣厚重雄偉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從未出現的。瓿這類器形，也是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藁城的獸面紋瓿是其典型。早期體型較高的罍，在這時發展為體型比例較低而肩部寬闊的式樣，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巨型獸面紋罍是其典型。這時的圈足器上的 形和方形的孔，與早期相比，有所縮小。鼎、鬲類器比較突出的變化是一耳不再與—足對立，形成不平衡狀，而是三足與兩耳對稱，成為以後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這時澆鑄時芯范懸封的方法還沒有完全解決，因而中空的鼎足還有與器腹相通的情形。

紋飾分為兩類，一類是二里岡期變形動物紋的改進，原來粗獷的線條變得較細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獸面紋鼎和 肥西的斝與爵，而阜南龍虎尊和嘉山泊崗的主紋獸面紋已較精細，圈足上的獸面紋仍保持早期的結構和風格。第二類是出現了用繁密的雷紋和排列整齊的羽狀紋構成的獸面紋。這類獸面紋雙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則無論是頭像還是體軀都沒有明顯的區分。這方面的實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採用較多的高浮雕附飾，但線條輪廓有渾圓感，與晚期浮雕輪廓線峻直銳利的風格不同。商代中期青銅器一般仍保持著不鑄銘文的習慣，但個別器上發現鑄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記，但是沒有發現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稱。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自武丁至於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採用鄒衡的四期說，即第一期盤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後的發現，大體上都沒有越過這個界限。而殷墟的青銅器分期則有張長壽的三期說，即第一期盤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還有—些其它的說法。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後期起計，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這樣長的時期內，按照具體情形，又可區別為前後兩個階段。中國青銅器不但數量多，而且造型豐富、品種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樂器、兵器、農具與工具、車馬器、生活用具、貨幣、璽印，等等。單在酒器類中又有爵。角、觶、斝、尊、壺、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個器種，而每一器種在每個時代都呈現不同的風采，同一時代的同一器種的式樣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區的青銅器也有所差異，猶如百花齊放，五彩繽紛，因而使青銅器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而從文物鑒定的角度來說，無疑增加了鑒定的難度，鑒定難度大，反過來又使研究賞析更富有情趣，青銅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在古代文獻記述中，青銅器有兩種基本功能或用途，一是“納（內）、入”，即盛裝物件；一是“設”即陳設布列。《禮記·禮器》說得很明確：“三牲魚臘，四海九州之美味，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鄭玄註：“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納是青銅器的第一位的基本功用，而納的基本目的是“示和”。所納對象即古文獻所謂“實物（所實之物）”，就是上面所說“三牲魚臘”，“四時之和氣”之屬，實際就是犧牲（肉食）、黍稷（主食）以及酒醴之類祖先生前生活必需品。而其主要就是把諸如此類分別納入鼎簋尊彝等各類器物中，然後作以調和以供祭祀祖先之用。 《說文》說：“鼎，和五味之寶器。” 《呂氏春秋·本味》記載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國語·鄭語》記載史伯說：“夫和生實物，……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肢以衛體。” 《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晏嬰說：“和如羹焉，水、火、醯、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都在申明用青銅器調濟容物，“和五味”以“示和”的基本意思。其調和方法就是“濟其不及，以泄其過”，而最終目的則在於和人心，“成其政”。

以金示和還有另一層或者說更深一層的意義，這就是“炤物”或“象物”示和。《左傳·宣公三年》說：“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原來鑄鼎，製作青銅器不僅用來盛裝和調劑犧牲等給祖先奉獻的禮物，還有一個重要作用是“象物”，也就是在銅器外表刻畫“物”的圖像。通常所說銅器花紋實質就是圖物象物。那“物”是什麼呢？答案其實非常簡明。物者，方物、神物也，也就是人們所崇拜的神靈，或者視之為自己祖先所由來的神物，有類於西方所謂“圖騰”。當年傅斯年先生在其《跋陳擿君春秋公矢魚於棠說》首次發明：“物即圖騰”，可謂真知灼見。其實先秦文獻所見諸多“物”字，很多都可以這樣來理解。如《尚書·旅獒》 ：“畢獻方物”； 《詩·大雅·生民》 ：“有物有則”； 《左傳》中《隱公五年》 ：“取材以章物采”， 《桓公二年》 ：“五色比象，昭其物”， 《宣公十二年》 ：“百官象物而動”； 《國語》中《周語》：“服物昭庸”，《越語》 ：“民神雜糅，不可方物”；以及《周禮》中《春官·大宗伯》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司常》等“旗物”， 《大司樂》 ：“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等等。

商代早期、中期 公元前16世紀一公元前13世紀。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銅器是中國青銅器藝術趨於成熟的發展時期。以酒器為主的禮器體制初步建立，兵器種類增多。普遍裝飾獸面紋樣，構圖漸趨繁密，線條峻深勁利。分鑄技術的應用已較嫻熟，制范、合范技術相當進步。這一時期的青銅器在黃河、長江的中游地區多有發現，奠定了青銅藝術鼎盛的基礎。

商代晚期 西周早期 公元前13世紀—公元前11世紀。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銅藝術輝煌燦爛。商代禮器的重酒體制臻於完善，滿布器身的紋飾大量採用浮雕和平雕相結合的方法，精美絕倫。運用誇張、象徵手法表現動物神怪的獸面紋空前發達，既壯嚴神秘又富有生氣。紀事何銘文在商末出現。周初禮器沿襲商制，出現了向重食體制轉變的端倪。鑄記長篇銘文是西周青銅禮器的重要特點。

西周中期、晚期 春秋早期 公元前11世紀末—公元前7世紀上半葉。西周中晚期的青銅器形成重食的系統。列鼎制度、編鐘制度和賜命作器之習已經形成。新器類出現，器形端莊厚重，紋飾多為動物變形，或流轉舒暢，或樸質簡率。作器鑄銘盛行，多見有長篇銘文的重器。春秋早期的形制和紋飾是西周中晚期的自然延續。各諸侯國普遍建立青銅鑄造業，水平不一，有的范鑄技術略顯粗疏，大國之器仍較精嚴。

春秋中期、晚期 戰國 公元前7世紀下半葉—公元前221年。春秋中期至戰國，青銅藝術的發展再次出同高潮。列國青銅器趨向成熟，區域特徵明顯，北方晉秦、東方齊魯、南方荊楚的青銅藝術交相輝映。器物的生活實用性加強，禮器的功用逐漸消失。形制的創新，出現了許多譎奇精麗之器。以龍為主題的紋飾細密繁縟，人物活動的畫像創造性地作為主紋出現。失蠟法和印模塊范拼合法產生，鑲嵌工藝絢麗工巧。銘文字體亦注重美化。戰國晚期，青銅藝術趨於樸素平實。秦、漢為青銅器發展史的餘輝。

爵 爵用於飲酌酒之器皿，是最早出現的青銅禮器。爵的一般形製為：前有流，即傾酒的流槽，後有尖銳狀尾，中部為杯形，腹側有鋬（pàn），下配以三足。流同杯口之間有柱（柱可能為過濾之用）。

角（jué）飲酒器。無柱、流，兩端皆是尾。角同爵的容量比為四比一。目前發現最早的青銅角當推上海博物館所藏的二里頭文化期的異形管流角。

尊 高體，大型或中型容酒器。按其形體可分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鳥獸尊等三類。

壺 盛酒之用。使用時間從商至漢代或更晚。鋪首：銜門環的底座，多為虎頭、螭、龜、蛇等，起裝飾壺身的作用。

卣（yǒu）盛酒器。盛行於商晚期及西周。

觥（gōng）盛酒器，真正器名尚不可知，稱觥是約定俗成。出現於殷墟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

彝 方彝（yí）乃盛酒器。一般呈方型，出現於商代晚期。

豆 專用於放置腌菜、肉醬和調味品的器皿。青銅豆出現於商代晚期，盛行於春秋戰國。山西保德縣出土的商晚期帶鈴銅豆，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銅豆。豆也屬禮器的一種，通常成對出現。對於用豆數量的多少，古代也有一定的典章制度。《禮記·禮器》所載"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但是，出土和傳世的青銅豆都較少，這可能和當時人們多用陶豆、漆豆和竹、木質豆有關。

鼎青銅鼎有烹煮肉食、食牲祭祀和宴享等各種用途。目前發現最早的青銅鼎出現於商代早期，歷經各個朝代，一直延用到兩漢，乃至魏晉，是青銅器中使用時間最長、變化最多的器皿。作為飪食器，鼎並無特殊功用，但作為禮器，它卻是統治階級等級制度和權力的標誌。古代社會，對於用鼎的數目，有相應的制度，稱為"列鼎制"。據文獻記載，西周時期天子用九鼎，第一鼎盛牛，稱"太牢"，以下盛羊、豕、魚、脂、腸胃、肪、鮮魚、鮮臘；諸侯一般用七鼎，也稱大牢，減少鮮肉，鮮臘二味；卿大夫用五鼎，稱少牢，鼎盛羊、豕、魚、臘、膚；士用三鼎，盛豕、魚、臘，士也有用一鼎的，盛豕。

甗（yǎn）為蒸飯器，全器分成上下兩部分，上體用以盛米，古稱"甑"（zhèng）；下體為鬲（lì），用以煮水，中間有孔通氣。青銅甗在商代早期已有鑄造，但為數甚少。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已較多，西周末、春秋初尤為突出。甗是絕大多數殉葬銅禮器的墓中必有之器。

敦（duì）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飯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結合發展而成，產生於春秋中期，盛行於春秋晚期到戰國晚期，秦以後消失。其基本形制是上下內外皆圓，蓋與器相合成球體或卵圓形體。簋（guǐ）盛放煮熟的稻、粱等飯食的器具。青銅簋出現在商代早期，但數量較少，商晚期逐漸增加。商周時期，簋是重要的禮器。特別是在西周時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樣，在祭祀和宴饗時以偶數組合與奇數的列鼎配合使用。據記載，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出土的簋也是以偶數為多。

鬲（lì）為炊粥器，青銅鬲最早出現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猶如三個奶牛乳房拼合而成，其下有三個較短的錐形足。袋形腹的作用為了擴大受火面積，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代晚期以後，袋腹逐漸蛻化，且多數青銅鬲有精美的花紋，不宜於火煮，當為盛粥器。

盤 盛水器，青銅盤出現於商代早期，盛行於商代晚期。

匜（yí）與盤配套洗手用，一人捧匜 一人捧盤盛水。

鑒（jiàn）大型水器，盛水也可盛冰。

鍾 打擊樂器，盛行於西周和東周。斜掛的鐘稱為甬鍾，直懸之鐘稱紐鍾。

鼓 打擊樂器。由於商周時期的鼓絕大部分是木質的（難以保存），所以青銅鼓為數甚少。

鐃和鉦（zhēng）同為打擊樂器。

矛 用於衝刺的兵器。矛體分鋒刃和骹兩部分。鋒又分前鋒和兩翼；骹為插入木柄處。戈（gě）是商周時期兵器中最常見的一種，古稱句（gōu）兵，是用以鉤殺的兵器。

鉞（yuè）是具有征伐權力象徵的權杖器，其中的異形鉞為少數民族或北方傳入。

戟（jǐ）是一種既可刺又可勾殺的雙重性能兵器。

劍 古代貴族和戰士隨身佩帶，用以自衛防身進行格鬥、可斬可刺的兵器，出現於西周。劍一般由劍身（有血槽）和劍把兩部分組成，並配有鞘。史學上所稱的玉具劍是指摽、首、格、劍鼻四處皆佩玉的劍。

夔紋 表現傳說中的一種近似龍的動物，說文：“夔……一足”。圖案多為一角、一足、口張開、尾上卷。有的夔紋已成為幾何圖形化的裝飾。多作為器物上的主紋。

龍紋 《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圖案取傳說中龍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種形式：屈曲形態，幾條龍相互盤繞，頭在中間分出雙身。

蟠螭（chi）紋 形狀象夔，張口，卷尾，《國語·吳語》“為虯弗摧，為蛇將若何”。韋昭註：“虯小蛇大”。圖案以蟠屈的小蛇(虯）構成圖形。

鳥紋 有的長翎垂尾，有的長尾上卷，頭前視或作回首狀。也有的鳥頭上作仰起或下垂的高冠，這種形狀的鳥紋，也通稱為鳳鳥紋。鳥紋多作為器物上的主題紋飾。

蟬紋 大多數在三角形中作蟬體，無前後足，四周填以雲雷紋。也有作長形，並有前後足的，中間再填以雲雷紋。

蠶紋 頭圓，兩眼突出，體屈曲狀。多飾於器物的口部或足部。

象紋 圖案表現象的形態，有長鼻構成明顯的特徵，也有單以象頭、象鼻為圖案的。

魚紋 圖案表現為魚的形態，有的魚形象較呆板，有的形象生動。脊鰭與腹鰭各一個或兩個。魚紋常飾於盤內，反映器物裝飾和器物的造型是密切結合的。魚紋也常施於銅洗和銅鏡上。

龜紋 其狀一般是刻畫出龜的全形，在銅器中見到的不多，多施於盤內。

貝紋 形狀作貝殼狀，將單獨的貝殼連接起來組成圖案。

雲雷紋 青銅器上的一種典型紋飾。它的基本特徵是以連續的迴旋形線條構成幾何圖形。有的作圓形的連續構圖，單稱為雲紋；有的作方形的連續構圖，單稱為雷紋。雲雷紋常作青銅器的地紋，用以烘托主題紋飾。也有單獨出現在器物頸部或足部的。

勾連雷紋 由近似“T”形互相勾連的線條組成。

乳釘紋 青銅器上最簡單的紋飾之一。紋形為凸起的乳突排成單行或方陣。另有一種，乳釘各置於斜方格中，稱為斜方格乳釘紋。

銅器物是銅錫合金，有較強的硬度，不像瓦當磚瓦、甲骨陶瓷及書畫碑帖等易於破碎，而是便於長期收藏。再則青銅器皿形態各異古樸典雅，線條暢達，這也是其他古玩所無法企及的。

首先，中國青銅器數量大，種類繁多。究竟中國有多少件青銅器物，這是誰也無法統計的數字。有人統計過，僅以有銘文的青銅器物而論，從漢代到今天，出土就達一萬件以上。若加上無銘文的銅器，其數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正因為數量大，中國青銅器的品種也極其豐富，不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禮器，還有車馬器、農具、工具及各類生活用具等一應器物。眾多的青銅器皿，造型生動、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數量大、品種繁的中國青銅器無疑增加了鑒定的難度，這是中國青銅器的特點之一。

其二，中國青銅器分佈地區廣，且質量上乘。中國青銅器出土較為集中的地區是中原，但它的分佈範圍遠遠超出中原地區，東北、西北、巴蜀、嶺南甚至西藏及東海漁島上都發現有青銅器。這些青銅器造型生動、精美，風格各異，呈現出各自不同的藝術風格。中國商周時代的青銅器，製作精湛、形狀瑰異、花紋隨意、富麗典雅，其精品不勝枚舉，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雙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蓮鶴方壺、雙雄寶劍、勾踐劍、長信宮燈、嵌綠松石卧鹿、銅車馬一流，鑄造精緻，具有撼人心魄的藝術感染力，當然深受國內外藏家鍾愛。其他各類青銅器物，鑄造者根據不同的硬度要求，準確把銅錫比例，使器皿質量優良，這是國外青銅器鑄品望塵莫及的。

其三，器物銘文可以說是中國青銅器最大的特點。世界各地古青銅器絕大多數沒有銘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銅器或鑄有很短的銘文。中國古銅器有銘文者僅出土的就達一萬餘件，且名文長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銘文長達497字。這些銘文字體，或粗獷放達，或蒼勁有力，具有很高的很高的書法欣賞價值。這些銘文也是鑒定中最難把握的一環。

其四，以容器為主的中國青銅器也在世界青銅文化中獨樹一幟。就世界範圍而言，從印度河流域到巴爾幹半島，從米諾斯文明到邁錫尼文明，其青銅器的代表作大多為武器，如戈、矛、刀、箭、劍、戟、鏃等，而中國卻以鑄造難度較大、紋飾複雜的容器為主。這些容器，尤其鼎，是為國家重器。其寓意深奧、內涵豐富，與政治糾纏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終是鑒定家及藏家們感興趣的問題。另外，歐洲青銅文化以武器為代表，中國青銅文化以容器為代表，這是不是前者富於侵略性，而後者安於保守性就不得而知了。中國青銅器的四大特點，是鑒定者應當了解的基本常識。

從史料歸結出偽器的基本情況如下：

一是全器皆偽。如上海博物館所藏西周晚期“師兌簋”，按原器翻鑄，尺寸與原器相似，但比原器重260克。因此有經驗者用手一掂量，即可感知。又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件 "子幅觶"，整器由鳳鳥紋等紋鏤刻而成，但紋線死板，紋飾獃滯，同時器表是用漆皮做的地。因此，細心審視，也可以看出破綻。

二是器物的一部分為偽作。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父乙觶"，器身為真器，但作偽者在其口部加上了一個流，並在腹上部又加上了一個飾物，成為一件古代無此形制的觶，不倫不類。

三是拼湊真器殘片做成偽器。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件 "商代卣"，器身與梁的紋飾風格不同。仔細看，梁環有焊接痕迹，表明梁與器身原不屬一器。雖其均用商代青銅器殘件做成，但整個卣應為偽器，因為鹵無此形狀提梁。

四是器真銘偽。這又包括兩種情況：其一，銘文全偽。銘文或用刀具斬刻而成，或用化學藥品腐蝕而成。內容或仿某一真器銘，或拼湊，或隨意杜撰。由於戈、劍的平面部位易於偽刻，所以在戈、劍上偽刻銘文較為多見。其二，在真銘外，加刻偽銘。

五是器真而花紋偽。即在真的素麵或花紋少的囂物上偽刻花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商代製造的"父已壺"，原為戰國素麵壺，作偽者在其身上偽刻了商代的獸面紋及。又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 "戰國幾何紋壺"，作偽者在花紋中偽嵌了金銀絲片。

從銅鐵合鑄上看，近年來的考古發現新材料證明，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人工冶鐵實物，由此我們可以推定，中國歷史上銅和隕鐵合鑄的時代是從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鐵與銅合鑄成器的時代至遲在西周晚期技術上已經成熟。

從鑄范種類上看，西周時期除了陶范法冶鑄外，也還延續了夏商時期用石范鑄造青銅器小件和不複雜器物的傳統。由於石范法只能製造一些簡單的工具和武器類青銅器，所以到西周時期石范鑄造青銅器的方法，基本上沒有得到發展，在西周時期絕大多數青銅器的鑄造還是採用陶范法鑄造，只有極少數的青銅器是用石范鑄法鑄造，我們在鑒定這一類石范法鑄造的青銅器時，就要和陶范法鑄造青銅器的鑒定要點區分開來，如石范法鑄造的青銅器，存在著器形和紋飾之間相同的現象。

從其它看，西周時期青銅器在以下幾個方面和夏代青銅器的特徵相似，如，在聽聲音上和青銅器的鏽蝕上、以及青銅器的重量上，其辨偽的方法基本相同。從紋飾上看，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紋飾在繼承商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樣進入了紋飾發展的鼎盛期，這是同當時的社會歷史大背景分不開的，也就是說雖然朝代更替了，但統治階級用禮器統治人們的思想沒有改變，所以，青銅禮器發展的大環境沒有改變，這樣青銅上的紋飾還是按照為禮器服務的思想不斷發展，商代的許多紋飾在西周時期仍然在使用，如，商代晚期獸面紋的變化的形式“環柱角形、牛角形、外卷角形、羊角形、內卷角形、曲折角形、雙龍角形、長頸鹿角形、虎頭形、熊頭形獸面紋”等紋飾，在西周早期仍在使用。而在西周中後期形成了西周時期特有的紋飾特徵，如，西周中後期，主要流行環帶紋、竊曲紋、重環紋、垂鱗紋、波曲紋、鳳鳥紋、瓦紋等，另外，還出現了許多無紋飾的素器，在這些素器當中有的也有飾幾道紋的。西周時期的青銅器，有時候用雷紋為地，這實際上是延續了青銅器禮器化的進程，可以想象以雷紋為地的青銅器上存在的各種紋飾多是天上的神靈，或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物，因為，它可以在雲雷紋之上生活，但西周時期的青銅器上的雲雷紋沒有商代普遍，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在西周時期人們崇拜的對象，逐漸從天上回到了人間。但我們應明白，商代和西周時期雖然在紋飾的種類上不同，但這些紋飾的本質和功能沒有變，仍然是為了增強青銅器的神秘性，加強了其禮器的地位。當然，在西周時期青銅器紋飾進化的過程中，否定掉的許多傳統的青銅器紋飾，這些紋飾為什麼會被否定掉呢？原因很簡單，就是這些紋飾不適應時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禮器神秘性規律了，所以，自然就會被淘汰掉。

西周時期的許多紋飾遵循這個規律，如商代和西周早期的獸面紋及其變形的紋飾，在西周時期就逐漸被淘汰，在 西周中後期，獸面紋很少，即使有也多在足部和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另外，商代的夔龍和鳥紋在西周時期也是少見，基本上棄置不用了，這是因為，西周時期人們崇拜的對象發生了改變，生產力進一步得到了提高，西周時期已經沒有什麼動物是人的對手了，人們對許多自然界中存在的動物不再恐懼，不再崇拜，既是征服不了的猛獸至少也對它的習性有了深刻的了解，已經不再屬於崇拜的對象，這樣這些動物的神秘性就小了，更不要說是稱之為神了，所以在西周時期真正的獸面紋就少了。即使有，也多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現。因為，只有抽象才是超現實的，才是人們所崇拜的，因為人們只崇拜抽象的事物。而替代的則是新的紋飾，當然，這些紋飾是抽象到了極點，如，重環紋、垂鱗紋、龍紋等。當然，也有一些比較難於解釋的紋飾，比如說波曲紋，在西周時期的青銅豆和青銅甑等器物上都有表現，對於這種波曲紋有的人認為是一種不知名的獸紋，當然，我們對波曲紋的研究還很不夠，但是，據我對虢國墓地青銅器上的波曲紋進行觀察，總覺得象是大海的波浪，或者至少應該和大海有點聯繫，因為大海在周代是不為人們所認識和理解的，所以，大海對於周人來講還是極神秘的，這樣人們就會成為人們崇拜的 對象，也許這種波曲紋本身並不是來源於大海，但從外形上看不免會被人們這樣理解。

西周時期許多青銅器上的紋飾，在布局方法上還出現了幾種紋飾並存的局面。有的上面飾竊曲紋、中間為三角紋和竊曲紋、腹部為鳳鳥紋或龍紋、圈足是竊曲紋，十分複雜，在手法上，主要採用虛實、縱橫、疏密等排比方法，使圖案變化豐富多彩，但是對稱性很強。另外，西周時期紋飾的特點還有一點，這就是主次紋飾的應用，即在西周時期青銅器上的紋飾一般都有幾種，但只有一種紋飾是主體，其特點很明顯，一般都佔據著顯著的位置，且面積很大。目前市場上有很多仿製的西周青銅器，但大多都不得其精髓。

司母戊鼎是中國商代後期（約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王室祭祀用的青銅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陽市武官村一家的農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稱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長110厘米、口寬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長方形，上豎兩隻直耳（發現時僅剩一耳，另一耳是後來據另一耳複製補上），下有四根圓柱形鼎足，是中國目前已發現的最重的青銅器。該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所鑄。

（商代）

通高58.3厘米

1938年湖南省寧鄉縣出土

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商代方尊的代表

銅尊盛行於商代和西周時期，是一種飲酒用具。這件四羊方尊是我國現存商代青銅方尊中最大的一件，重達34公斤，加上它獨一無二的造型，理當進入文物精品之寶庫。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銅器。屬於禮器，祭祀用品。是中國現存商代青銅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於湖南寧鄉縣黃村月山鋪轉耳侖的山腰上。現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頸飾口沿外侈，每邊邊長為52.4厘米，其邊長幾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長頸，高圈足。頸部高聳，四邊上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個卷角羊頭，羊頭與羊頸伸出於器外，羊身與羊腿附著於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為羊的前胸，羊腿則附於圈足上，承擔著尊體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頸背部飾鱗紋，兩側飾有美麗的長冠鳳紋，圈足上是夔紋。方尊肩飾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龍紋，尊四面正中即兩羊比鄰處，各一雙角龍首探出器表，從方尊每邊右肩蜿蜒於前居的中間。全體飾有細雷紋。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線合范處均設計成長棱脊，其作用是以此來掩蓋合范時可能產生的對合不正的紋飾。

據考古學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兩次分鑄技術鑄造的，即先將羊角與龍頭單個鑄好，然後將其分別配置在外范內，再進行整體澆鑄。整個器物用塊范法澆鑄，一氣呵成，鬼斧神工，顯示了高超的鑄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線雕、浮雕、圓雕於一器，把平面紋飾與立體雕塑融會貫通、把器皿和動物形狀結合起來，恰到好處，以異常高超的鑄造工藝製成。在商代的青銅方尊中，此器形體的端莊典雅是無與倫比的。此尊造型簡潔、優美雄奇，寓動於靜。被稱為“臻於極致的青銅典範”。

酗亞方尊容酒器。商代晚期鑄品。清宮舊物，現藏故宮博物院。原器通高45.5厘米，寬38厘米。大敞口，寬

肩，高圈足。肩四隅有四立體有角象首，肩中部有四雙角分叉龍首。頸飾蕉葉紋，肩及圈足飾鳥紋。腹部與圈足有曲折角型大獸面紋，圈足曲折角雕成龍形。器四隅及每壁中心線皆設有棱脊，上端侈出器口，形象莊嚴龍虎尊商器。原器一九五七年出土於安徽阜南縣。器高五十點五厘米，口徑四十四點九厘米，重約二十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寬折肩、深腹、圈足，體形較高大的盛酒器。龍虎尊的肩部飾以三條蜿蜒向前的龍，龍頭突出肩外。腹部紋飾為一個虎頭兩個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頭銜於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為界，飾兩夔龍相對組成的獸面。圈足上部有弦紋，並開有十字形鏤孔。龍虎尊紋飾的主題是"虎口銜人"。關於這一主題，有人認為：在這裡，"人"應是那些奴隸，"虎口銜人"反映奴隸社會的殘酷、恐怖。對於這種傳統的解釋，另外一些考古學家則提出質疑，他們認為這應該是在表現一種巫術主題。青銅器在當時是十分重要的禮器，這樣的紋飾應是巫師作法的情景紀實。張開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兩界的象徵，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師，巫師在祭祀中通過老虎的幫助而表現出一種能夠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虎口銜人"這一圖案的含義究竟是什麼，我們還不能做出精確的解釋，但在當時一定是和某種神話和宗教信仰相聯繫的，在祭祀活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尊是商代青銅器中與四羊方尊齊名的珍品。

歷史：商代後期

尊為古代盛酒器。銅尊，最早見於商代。鴞，俗稱貓頭鷹。在古代，鴞是人們最喜愛和崇拜的神鳥。鴞的形象是古代藝術品經常採用的原形。商代的王器、石器、陶器、青銅器中，都有精美的鴞形。此鴞尊即是商代鳥獸形青銅器中的精品。鴞尊一九七六年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原器為一對兩隻，鑄於商代後期。原器通高四十五點九厘米，外形從整體上看，為一昂首挺胸的貓頭鷹。通體飾以紋飾，富麗精細。喙、胸部紋飾為蟬紋；鴞頸兩側為夔紋；翅兩邊各飾以蛇紋；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飛的鴞鳥，整個尊是平面的立體的完美結合。尊口內側有銘文“婦好”二字。“婦好”應是商王武丁之妻。據殷墟甲骨文記載，婦好是一位能幹、有魄力的女子。生前，她曾參與國家大事，主持祭祀，還帶兵征伐過羌、土方等國家，頗具傳奇色彩。原物現存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從紋飾之間看，由於同夏、商時代一樣為陶范鑄成，一范一器，幾乎沒有完全相同紋飾或刻痕的青銅器，除了個別用單范鑄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紋飾，不過這樣的紋飾在西周時期很少見。西周青銅器從器形之間看，由於西周時期的青銅器製作方法同夏、商時期一樣，沒有太大的變化，都是陶范製作，且一器一范，手工製作，這樣就不能鑄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時期也是沒有完全相同的青銅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偽器，或二者皆偽。

從銅鐵合鑄上看，考古發現新材料證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這類銅鐵合鑄器所使用的鐵都是隕鐵，那麼究竟什麼時候出現人工冶鐵？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時間推定問題，因為，只要這個時間鉚定了，我們才可以知道從商代晚期到什麼時候屬於隕鐵和銅材料結合成器存在的時間？而什麼時候又是人工冶鐵和銅結合器存在的時間。1990年，河南三門峽西周晚期虢國貴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莖銅芯柄鐵劍，為銅鐵合鑄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鐵，被稱之為“中華第一劍”，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人工冶鐵實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