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家

國際翻譯家聯盟（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es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英文簡稱FIT，中文簡稱國際譯聯。

國際權威的翻譯工作者聯合組織，成立於1953年，擁有遍及60餘個國家和地區的120餘個會員組織，代表全球6萬餘名翻譯工作者的利益。國際譯聯下設14個專業委員會，3個區域中心（歐洲、北美和拉美）和一個論壇。

世界翻譯大會（FIT World Congress）每三年舉行一次，迄今已經召開17屆。2005年8月，在芬蘭坦佩雷斯舉行的第17屆世界翻譯大會上，中國譯協獲得2008年第18屆世界翻譯大會的主辦權，大會將於2008年8月4-7日在上海舉行，這也是唯一得到中央批准在舉辦北京奧運會前夕舉辦的大型國際會議。

方華文，男，1955年6月生於西安，現任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教授，著名文學翻譯家及翻譯理論家，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譯聯譽為“the most productive literary transla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國當代最多產的文學翻譯家）Babel.54:2,2008,145-158。發表的著、譯作品達一千餘萬字，其中包括專著《20世紀中國翻譯史》、《中國美麗的園林》、《中國的各個民族》、《中國文壇的名人》、《中國秀麗 的名山名水》、《千姿百態的中國歷史名城》和《閱讀經典體味人生》等，計二百餘萬字；譯著《霧都孤兒》、《無名的裘德》、《傲慢與偏見》、《蝴蝶夢》、《魂斷英倫》、《兒子與情人》、《少年維特之煩惱》、《紅字》、《從巔峰到低谷》、《馬丁·伊登》、《套向月亮的繩索》、《君主論》、《社會契約論》以及改寫本的《飄》、《湯姆叔叔的小屋》、《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大衛·科波菲爾》、《苔絲》、《高老頭》、《三個火槍手》、《悲慘世界》等；主編的譯作包括《基督山伯爵》、《紅與黑》、《簡·愛》、《湯姆.·索耶歷險記》、《茶花女》、《金銀島》、《魯賓遜漂流記》、《巴黎聖母院》、《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精神分析引論》、《論法的精神》、《國富論》、《50+1部最應該讀的巨著》、《50+1個需要問醫生的問題》、《50+1名千古流芳的體壇明星》、《50+1位當代英豪》、《50+1座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50+1個引人入勝的神話及傳說》等；並主編了《讀遍最新英美報刊》、《感動你一生的101個電影瞬間》、《感動你一生的101個童話片斷》、《感動你一生的101首金曲片斷》和《感動你一生的101封信箋》等六部英漢對照讀物。

特別是《20世紀中國翻譯史》的出版，無論在國內譯壇還是國際譯壇都產生了很大影響。2005年國際著名學術刊物《視角：翻譯學研究》(Perspective: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Cao，2005：155)提到：“《20世紀中國翻譯史》闡述了二十世紀中國的翻譯活動。它追溯了中國翻譯活動和理論研究的百年歷史，並且展現了翻譯家們對這項偉大事業所做出的貢獻。此書廣泛介紹了一批傑出的翻譯家、他們的作品、思想，以及他們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由此概括了中國翻譯研究的發展方向。”國際譯聯權威雜誌Babel(He Aijun, Yu Yingji, 2006：1)也刊登了數千言的文章，對《20世紀中國翻譯史》及其作者方華文的翻譯思想進行了介紹，盛讚此書“填補了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翻譯史的一段空白”。在國內，《中國科技翻譯》（2006，2）、《博覽群書》（2005,10）、《文藝報》(2006,8,17)等報刊雜誌都撰文給予高度的評價。

除了《20世紀中國翻譯史》這一力作，方華文已出版的一千餘萬字的譯作也是中國翻譯界一筆難得的財富。從事翻譯工作二十多年來，方華文孜孜不倦追求著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事業，兢兢業業，筆耕不輟，結下了累累碩果，那一部部散發著書香的譯作便是最好的見證。

要追尋方華文走上翻譯道路的緣由，得從他的兒童時代說起。方教授出身於書香門第。他的父親曾為彭德懷元帥做過俄文翻譯。文革時期，彭德懷司令受到迫害，方教授的父親也隨之遭受厄運。方教授在孩提時代便飽嘗了生活的酸辛，每天都要忍受飢餓和政治迫害。作為一個“黑五類家庭”的孩子，他沒有任何財富，連吃飯都成了天大的問題。家中的書籍，特別是那些他一個字都看不懂的俄語書，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安慰。兒時的他便夢想成為一名翻譯家，成為在社會中受人尊敬的人物。懷著這樣的念頭，他開始學習俄語。當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他的俄語知識幫助他考入了西安外國語學院。他服從安排，進入英語系學習，在那兒完成了本科學業。由於成績優異，他連續四年被評為三好學生。在大學時代，他廣泛涉獵外國文學，閱讀了大量原文版的外國文學作品，這些都為他日後成為一名合格的翻譯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他的文學翻譯事業起始於《魂斷英倫》（合譯），也就是從這兒他開始啜吮成功的甘甜，也體味到了跋涉於譯路的艱辛。此後，一部部飽浸著他的汗水的譯著，如《套向月亮的繩索》、《從巔峰到低谷》、《紅字》、《無名的裘德》、《霧都孤兒》、《蝴蝶夢》、《兒子與情人》、《君主論》、《聖經故事》、 《社會契約論》、《傲慢與偏見》、《馬丁。伊登》、《少年維特的煩惱》、《霧都孤兒》、《飄》、《查特萊夫人的情人》、《悲慘世界》、《大衛。科波菲爾》，《苔絲》、《湯姆叔叔的小屋》、《三個火槍手》和《高老頭》等，陸續展現在讀者的面前。除此之外，他還主編了一大批外國文學翻譯作品，其中包括《論法的精神》、《國富論》、《精神分析引論》、《簡愛》、《莎士比亞故事集》、《巴黎聖母院》，《魯濱遜漂流記》、《金銀島》、《茶花女》、《紅與黑》、《湯姆。索亞歷險記》和《基督山伯爵》等。正是這一部部作品練就了方教授精練的文筆以及雋永的譯風。每次開始著手翻譯之前，他總是先研究一下作者和作品的背景。這樣他才能夠傳神地表達人物的活動和內心世界。翻譯時，他與書中的人物同喜同悲。因此，在他的筆下，書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深受讀者喜愛。

歷經多年的翻譯實踐、翻譯理論的教學及研究，方華文教授對翻譯所起的社會效應以及它的政治功能有了自己獨特的認識，這些在他的“紅色中國，紅色翻譯”翻譯觀中可見一斑。

在方教授看來，翻譯是社會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它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各個國家的政治中，翻譯所起的作用都不容忽視，在中國尤為如此。從東漢末年的佛經翻譯開始，各個朝代的當權者總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利用翻譯以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翻譯總是為這個階級或那個階級所利用，成為它們的政治工具。它可以為鞏固統治階級的地位效力，也能夠成為統治階級的喪鐘。翻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例外，亦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總是圍繞著如何鞏固執政黨的地位而展開的。在他的專著《20世紀中國翻譯史》以及《文學翻譯概論》里，方教授詳細地闡釋了翻譯在中國如何影響政治，而政治又是如何操縱翻譯。現代中國的政壇風雲變幻，其中翻譯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革命以紅色作為標誌性的顏色，中國的翻譯活動便自然而然蒙上了紅的色彩。紅色象徵著這個國家主流政治的性質，具體來說就是紅色的“無產階級”政治。“無產階級”一詞代表了中國幾十年來的發展歷程，代表了中國進步力量幾十年來的追求、夢想以及選擇。作為這個潮流的一個分支，翻譯也總是不斷經歷著潮起潮落，它的角色或者是引導或者是受控制，但總是與政治息息相關。雖然中國執政黨的地位已“固若金湯”，近年來政治對翻譯的影響大大減弱，但仍然起著一定的作用，仍似一隻隱形的手操縱著它的行為。

在中國，政治對翻譯的影響總是比其他國家要大。《20世紀中國翻譯史》中提出了以下四個原因來解釋這一現象：

國際翻譯家與中國文學翻譯家合影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內戰頻仍，並且遭受外來侵略。統治階級卻無視人民大眾的疾苦，過著奢華的生活。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這給當時的國家和愛國學者當頭一棒。學者們認為低我們一等的日本通過西化而變得強大，這是日本勝利的原因。為了使國家富強起來，中國學者們翻譯了各類書籍，涵蓋科學、文學、政治和學術等門類。國家的安危與富強成為他們關心的頭等大事。如果國將不國，他們將成為亡國奴。於是他們大量地介紹西方科學，技術和任何與西方文化相關的東西，將它們引進中國。政治家和作家，幾乎所有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都把目光轉向了翻譯。1898年，嚴復翻譯《天演 論》，在中國引起了強烈震動。他向國人介紹了弱肉強食的道理，指明被西人譏為“東亞病夫”的黃種中國人如果麻木不仁，失去獨立性，那麼他們也會像美洲的紅人和非洲的黑人一樣被奴役。

那個年代的翻譯帶有強烈的愛國主義色彩，主要宣揚“強國”、“富民”的思想，激發人們的“民族自強”意識。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思想界空前活躍，西方的各種“主義”及五花八門的思想流派紛紛登場。中國的知識分子上下求索，希圖找到一種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政治思想作為指導。俄國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從本質看，馬列主義是一門無產階級性質的政治。從此，這就成了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追求。他們潛心翻譯帶有馬列主義性質的政治書籍；在文學方面，則致力於介紹“普羅”文學（Proletarian Literature)作品，即無產階級文學作品。中國歷史上許多傑出的人物都是多產的翻譯家，如魯迅、曹靖華、郭沫若、茅盾、陳獨秀、瞿秋白、劉半農和鄭振鐸等，他們把大量無產階級的政治書籍和文學作品從海外引入中國。

在這一歷史階段，他們最為青睞的是來自於“世界革命中心”蘇聯的“普羅文化”。於是，對蘇聯政治書籍和文學作品的譯介成為中國翻譯界的主流。對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西方國家的文化雖代表著高層次的人類文明，但是它不適合中國當時的國情。舊中國的勞苦大眾正遭受地主、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剝削及壓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西方“高談闊論”的政治以及“溫文爾雅”的文學，與他們的情調和現狀格格不入。蘇聯的無產階級文化代表的是廣大人民的利益，所以最對他們的胃口。雖然有無數英國、法國、美國或德國的政治、科學及文學作品也被引入中國，但對蘇聯無產階級文化的介紹在翻譯界始終佔據著最重要的地位。學習俄文者人數眾多，給翻譯界增添了有生力量，就連許多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是由俄文翻譯過來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翻譯界的這種狀況基本沒變，因為無產階級文化是新中國意識形態的基礎。翻譯工作者們表現出了更大的熱情，對外國無產階級作品的譯介規模也更為宏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宣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國由共產黨執政，他們認為歷史是由人民大眾創造，而無產階級代表著人民大眾的利益。新中國成立之後，每一樣東西---藝術、文學、政治和哲學等，都是無產階級性質的。翻譯也是如此，必須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新中國與蘇聯同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基礎是相同的，這就是中國的翻譯工作者熱衷於譯介蘇聯文化的原因。這一支翻譯隊伍是受無產階級文化教育成長起來的，具有很高的政治素養，他們熱愛和忠誠於中國共產黨，所以在選材時考慮最多的是黨的利益、無產階級的利益。如著名文學翻譯家李俍民就是一例，他的譯作均為“無產階級”題材的作品，即他所說的“英烈”題材的作品，如《伊格納托爾游擊隊》、《游擊老英雄》、《紅海軍和小黑熊》、《蘇聯少年英雄柯季克》、《近衛軍戰士馬托洛索夫》、《卓婭》和《牛虻》等。其中《牛虻》被團中央推薦為優秀讀物，一下子就發行了百餘萬冊，以後又數次再版。他在概括自己的翻譯觀時說：“我的文學翻譯選題的原則與信念就是：英——烈——傳，也就是把外國文學作品中反映了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鬥爭中推動社會與歷史前進的英烈人物形象的優秀作品，翻譯介紹給我國讀者，特別是青少年讀者。我覺得，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文學作品中，推動社會與歷史前進的英雄人物，永遠是人們學習的榜樣，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解放後讀書界的實際情況中，一些寫英雄人物的翻譯作品，在黨、團組織及出版界的推薦下，掀起了一個又一個的讀書高潮，對青少年道德品質教育，愛國主義精神及社會主義革命精神的培養，曾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像李俍民這樣傾心於無產階級事業的譯者還有不少，如巴金、成仿吾、師哲、陳昌浩、張仲實、郭大力、梅益、樓適夷、周立波、高植、金人、艾思奇、焦菊隱、飛白和豐一吟等，其數量之多，已無法統計。就連舉世聞名的中國大元帥劉伯承也積極投身於翻譯事業。他的第一部譯作《蘇軍步兵戰鬥條令》完成於1930年，以後又翻譯了數百萬字的作品，新中國成立后，雖身兼要職，日理萬機，仍抽出時間從事翻譯。這樣的一大批翻譯家被稱為“紅色翻譯家”，他們懷有強烈的責任感，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對“紅色”的事業具有獻身精神。如劉伯承校譯蘇聯的《合同戰術》，是在1946年，值解放軍與國民黨的軍隊交戰正酣之際。劉伯承白天在槍林彈雨中指揮作戰，晚上則借著煤油燈奮筆翻譯。同年12月6日，中央機關報在報道此書出版的消息時說：“100天來，劉將軍馳騁於冀魯豫大平原上，五戰五捷，平均20天作戰一次，加之20年前討袁之役在戰場上傷其左目，寫作甚為不便。但劉將軍深深感到自己對中國人民的光榮責任無可旁貸，就在運籌之暇，自炎夏到隆冬，揮汗呵凍，把這部書奮力校譯成。此種偉大的精神與魄力，實足使蔣介石之輩不寒而慄，更可使全國人民深深感激而急起學習。”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民主國家。新中國第一位主席毛澤東在他的著名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對“人民”這個概念做了解釋：“什麼是‘人民’？在中國，“人民”指的是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官僚資產階級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和選舉等自由權，但是反動分子沒有……所以“人民”有權統治，在執政黨的領導下操縱著一切事務，當然包括翻譯。關於翻譯，共產黨認為人民大眾需要了解的是外國的“大眾文化”，即“無產階級文化”。所以譯者應把目光瞄準能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作品，即“紅色作品”。這種出版物有利於教育人民和打擊“官僚資產階級及其幫凶”。這是共產黨為中國翻譯工作者設定的目標。在“紅色作品”中，馬列著作被放在最前列。1953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四年後，國家設置了中央編譯局，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譯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著作，因為這些譯作將作為新中國的政治理論基礎。一大批人力都投入到了這個領域的翻譯中。中央編譯局局長師哲、副局長陳昌浩、姜椿芳和張仲實身先士卒，都翻譯了不少“紅色”政治書籍。

中國共產黨控制著翻譯和出版，並建立了審查制度。凡黃色的、對人民造成精神污染的譯作，以及反動的、不利於共產黨統治的譯作，都不準出版。翻譯者必須選擇符合人民及黨的利益的外國作品，如果不然，他們的努力就會付之東流，譯品無法面世。因此大部分翻譯只能是“紅色”的。如今，西方的政治、藝術、文學和科學文獻通過翻譯不斷地湧入中國，但它們是受限制的，其作用必須無損於我國的國家利益，無損於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無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由於這三者都是以勞動群眾（無產階級）的利益為核心，所以中國的翻譯事業只能以“紅色”為主色調。

《20世紀中國翻譯史》

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瓦解之後，中國進入了一個混戰時期，經歷了第一次國內戰爭、抗日戰爭以及第二次國內戰爭。知識分子們為國家的命運而擔憂。人人都想找到救國之路。關鍵的問題是：中國到底應該成為什麼樣的國家？各種各樣的理論和思想紛紛出現。達爾文主義、馬克思主義、空想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民主思想等等，都衝擊著人們的思維。當然，每種理論都有它的閃光點。但是哪一種是最佳的，最適合中國呢？有些知識分子認為，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下會變得越來越弱，中國的民眾只能變得越來越窮苦，受資產階級，軍閥和地主的欺凌。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推翻資產階級，軍閥和地主的壓迫，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國家，使工人農民的意願得到滿足。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被壓迫者變成了統治者。統治者永遠不會忘記他們曾經通過向紅色蘇聯學習獲取了強大的力量。所以他們喜歡外國無產階級的(紅色)作品，他們的意願在指導翻譯的取向時表達得很清楚。

幾乎每個“在紅旗下長大的”中國讀者都非常熟悉蘇聯無產階級作家的作品。根據文化部提供的數據，從1949年至1985年，總共有五千位俄國作家被介紹到中國，其中幾百位是俄羅斯的經典作家，其餘均為蘇聯作家。班台耶夫、蓋達爾、倫支、法捷耶夫、伊連柯夫、富曼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綏拉菲摩維之、普列漢諾夫，以及許多其他蘇聯作家都深受中國讀者的喜愛。在蘇聯作家中，最受中國讀者歡迎的是高爾基，因為他筆下反映的是勞苦大眾的生活，最能引起人民群眾的共鳴。差不多他的所有作品，其中含《母親》、《童年》、《在人間》及《我的大學》等，都被翻譯成了中文。

除蘇聯外，西方國家的各類作品，也源源不斷進入中國。以文學為例：莎士比亞、彌爾頓、彭斯、斯威夫特、哈代和蕭伯納等英國作家的作品，雨果、司湯達、拉伯雷、左拉、福樓拜、莫里哀、莫泊桑及紀德等法國作家的作品，還有歌德、施托姆、海涅、凱特與格拉斯等德國作家的作品，都被翻譯成中文。另外還有許多美國、日本的作品以及其他國家的作品，也被譯成中文。但是它們的數量沒有蘇聯作品那麼多，它們的影響也要弱一些。大眾更喜歡符合他們興趣的普羅文學，即無產階級文學，因為它更貼近他們的生活。

中國翻譯協會與國際翻譯家聯盟

在西方，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對於翻譯的政治性的學術研究才真正開始。美國學者韋爾納·溫特的《作為政治行為的翻譯》一文就是針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話語的秩序》(1971)一書，瑪西婭·尼特·多倫和瑪里琳·嘉迪斯·羅斯發表的《翻譯的經濟和政治性》(1981)，美國學者馬丁·傑伊發表的《永遠的流放者》(1985)，加拿大女性主義批評家謝莉。西蒙(Sherry Simon)撰寫的《翻譯理論中的性別》(1996)，這些著作和文章都旨在討論翻譯的政治性問題。

西方的理論家在探討這一問題時，理論根據來自於西方的實際情況，他們所討論的翻譯的政治性和紅色中國的情況不一樣。在中國，翻譯的政治性更明顯更強烈，但是這一點長期為翻譯理論家所忽視。方華文教授的“紅色中國，紅色翻譯”理論深深植根於中國的歷史和中國的政治，是對中國翻譯發展歷程的回顧及總結，對我們研究翻譯以及把握翻譯的方向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有些人可能會說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已經把重心轉向經濟，對政治的關注相對減弱，翻譯的政治性也不那麼強了。但是他們覺察不到執政黨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翻譯，為翻譯掌舵，使其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紅色”中國只能接受“紅色”翻譯。在我國，也許還存在“藍色”或“灰色”翻譯，但是“紅色”無疑是主色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