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炯

王慧炯，1980年前，任雲南省電力局副總工程師。1980年開始，歷任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幹事，現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從事宏觀社會經濟及微觀技 術經濟政策研究有22年經驗。領導及主持大型政策研究項目有："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綜合規劃"；"2000年的中國"；"產業結構及產業政策"（世界銀行合作研究項目）及聯合國開發署資助的近300萬美元的研究項目"經濟發展的綜合規劃與政策"。應世界各國邀請參加社會、經濟、技術等國際會議約100次以上。

1.系統工程學導論（上下冊，中文)；

2.中國技術的自力更生（為Technological Independence, The Asian Experience中部分，聯合國大學出版，英文）； 3.2000年的中國（有中文，英文及法文譯文）；

4.中國的工業化與經濟體制改革（英文，葡萄牙文）；

5.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及消除貧困（為Towards Social Security for the Poor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中部分，聯合國亞太經社會出版，英文）；

6.可持續發展的系統研究（刊於Global Environment and Local Action, 英文，日文）。

從事宏觀社會經濟及微觀技術經濟政策研究有22年經驗。領導及主持大型政策研究項目有：“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綜合規劃”；“2000年的中國”；“產業結構及產業政策”（世界銀行合作研究項目）及聯合國開發署資助的近300萬美元的研究項目“經濟發展的綜合規劃與政策”。

曾任聯合國工發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亞太經社會，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短期顧問。國際科技政策研究會執行委員。曾任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航、大連工學院、華中工學院、南開大學等兼職教授。曾任電力部高級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高新技術開發區高級顧問及系統工程名譽會員。深圳發展銀行高級顧問。自然資源、軟科學等國內若干學會的常務理事及若干雜誌的編委等。曾是第八屆、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1925年2月27日（農曆）出生於上海市。

1941-1943年 在上海師承中學學習。

1943-1947年 在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學習。

1947-1953年 在上海電力公司工作，任實習工程師、助理工程師。

1953-1957年 在華東海軍工程部工作，任工程師，負責船廠基建的供電設計和快艇基地與海空軍基地的整套發電、供電與用電的設計。

1958-1963年 任雲南省昆明水電設計院火力發電設計總工程師。

1963-1970年 任雲南省電管局設計處主任工程師。

1970-1977年 任雲南省電管局生產處及技術室工作，負責全局水火電、輸配電及生產科技、計劃等管理工作。

1978-1980年 任雲南省電力局副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

1980年 加入中國共產黨，任雲南省政協四屆委員會常委。

1980-1981年 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1982-1989年 任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專職常務幹事、研究員。

1989-至今 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研究員。

1993-至今 任全國政協第八屆、第九屆委員；全國政協第八屆、第九屆經濟委員會委員。

王慧炯，祖籍江蘇省崑山縣，1925年農曆2月27生於上海市。父親王補生，由於家庭貧寒，未受任何正規教育，曾學銀匠手藝，後由江蘇省崑山縣周庄鎮輾轉來到上海，從事進出口業務，曾一度致富。1929年受世界經濟大蕭條影響，其父破產，遂把王慧炯的生母顏曼雲送回老家，王慧炯則留在上海繼續讀書。在幼年和少年時代，王慧炯生活較孤獨，養成讀書自娛習慣。1937年王慧炯的父親中風，半身不遂，依靠親友接濟維持生活。在中學期間，王慧炯學習成績優異，年年獲得學校獎學金，才使學業得以維持。

1938年王慧炯在上海立達學園就學。當時上海租界內的英、德使館經常放映電影，初中時代的王慧炯在觀看了這些電影后，曾投稿當時上海的《大美晚報》，熱情歌頌正義的反侵略戰爭。1941年王慧炯的父親去世，生活更加艱難，他利用晚間做家庭教師，堅持半工半讀，1943年在師承中學畢業。同年，他懷著工業救國的理想，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並考取《新聞報》的“樹恩”助學金。當時上海交通大學的功課十分繁重，王慧炯繼續堅持半工半讀，住在他任教的學生家。他讀書十分勤奮，不少中文、外文教科書的內容都能背下來，為他的外語聽、說、讀、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抗日戰爭勝利后，學校提供住宿條件，他便只在寒暑假擔任家庭教師，集中精力專心學習。大學三、四年級時，他取得了全年級最好的學習成績，四年級時被推選為班長。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王慧炯組織班上同學參加了當時學生反蔣、反內戰及要求民主的學生運動，並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冬青集”。

1947年，王慧炯從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考進了上海電力公司。該公司實行在英、美流行的“實習工程師制”，要求實習工程師必須在公司所屬基層發電廠、供電、機電修及公司的各管理部門，包括會計、售電等輪流實習四年後，才得以在某一部門任職。實習工程師的全面實習鍛煉，為他後來各種專業的轉換及系統工程的研究，奠定了實踐的基礎。解放后，上海電力公司，成為上海電業管理局，王慧炯任助理工程師。

1953年，王慧炯被選調到華東海軍工程部設計處，任工程師。當時海軍工程部內的蘇聯專家都是軍事專家，王慧炯獨當一面，摸索處理幾乎全部的機電技術工作。他先被借調至華東海軍修造部，負責船廠基建的供電設計，他邊看書邊工作，完成了全部設計。之後返回工程部，摸索完成了海軍快艇基地與海空軍基地的整套發電、供電與用電的設計，並開始蘊釀產生了系統工程的思想。

1958年初，王慧炯被調往雲南省昆明水電設計院，任火力發電設計總工程師，領導設計了雲南省第一個自行設計及全部採用國產設備燃用高水份褐煤的火電廠——陽宗海火電廠。當時昆明人才缺乏，他的助手幾乎全是中專生，人們曾形象地戲稱為“中專生大戰陽宗海”。該院黨委書記寧堅同志給予他極大的支持和理解，幫他排除了各種干擾，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提高了設計水平與質量，使雲南省的電力建設有了很大進步，滿足了當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1959年，王慧炯獲得昆明水電設計院先進工作者獎。

1963年，王慧炯被調到雲南省電業管理局設計處工作，任主任工程師，領導雲南省發電、輸配電設計工作，為雲南省培養了一批設計隊伍。在此期間，王慧炯認真地學習了管理理論和運籌學。“文化大革命”期間，王慧炯被下放至昆明鋼鐵廠，擔任工地代表。他利用空餘時間，完成了“系統工程”初稿。1970～1977年期間，王慧炯又被調到雲南省電業管理局生產處及技術室，負責全局水火電、輸配電及生產科技、計劃等管理工作。1977年，王慧炯獲得雲南省電力工業局先進工作者稱號。1978 年，他被任命為雲南省電業管理局副總工程師。

在黨委副書記、局長郝從周的支持下，王慧炯於1979年完成上、下冊《系統工程學導論》書稿，次年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1980年初，王慧炯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了雲南省政協四屆委員會常委。

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次面向全國公開招考研究人員，在全國只錄取了二名研究員，王慧炯是其中之一，從此他開始轉入社會科學研究。1981年冬，王慧炯被派往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進行中國經濟模型的合作研究，並任短期顧問。回國后，他被調到新成立的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後來改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任研究員、高級工程師。1982年，王慧炯被任命為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當時唯一的專職常務幹事。

1982年，王慧炯擔任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綜合規劃課題總顧問，探索現代規劃方法用於一個省的試點。1983～1985年，王慧炯擔任《2000年中國》（馬洪主持）課題領導小組成員。該課題受到中央、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重視。因該項研究當時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獲得1987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之後，王慧炯又先後負責了與世界銀行資助合作研究的《產業結構與產業政策》、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經濟發展的綜合規劃與政策》、亞洲開發銀行《區域發展三省比較研究》等大型項目的研究工作，他所負責的《中國地區協調發展戰略與政策綜合研究》，獲1996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特別是，《經濟發展的綜合規劃與政策》特大型政策課題的研究，突出了國際性、開放性與應用性，對中國工業化與政策、經濟體制改革、區域經濟發展等重大問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其組織協調、研究內容之廣泛都是國內所少見的。1989年起，王慧炯被推選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第一屆、第二屆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王慧炯還廣泛參與社會活動，主要社會兼職有：全國政協第八、第九屆委員兼經濟委員會委員；兼任電力部高級諮詢委員會委員，民政部高級顧問，中國高新技術開發區高級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大連理工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南開大學、華中理工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八所大學兼職教授，指導博士、碩士研究生；曾任雲南省電機工程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軟科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自然資源研究會第一屆副理事長及以後各屆的常務理事，中國系統工程學會第一屆理事、第二至第四屆常務理事、第五屆名譽會員；任《系統工程學報》、《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等雜誌編委；曾任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理事會等國際組織的短期顧問；任《韓國國際問題研究》（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是國際科技政策研究會執行委員。

半個多世紀以來，王慧炯以自己的親身實踐和辛勤工作，在工程設計與管理、經濟社會科技發展等若干重大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學術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從事系統工程的實踐和理論探索，為建立中國的系統工程學作出了突出貢獻；把系統工程的思想和方法論應用於中國國家發展戰略以及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等政策科學的研究，開拓中國的社會系統與政策分析新領域；出版中、英文著作30多部以上，不少英文論文被譯成其它文種；從事各類國際學術活動，宣傳介紹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1.系統工程思想的萌芽。王慧炯對系統工程學的研究，源於他自身工作的實踐。1980年出版的《系統工程學導論》，是他從事工程設計與管理30多年的實踐及提煉了大量國外各類文獻的結晶。在楊樹浦電廠實習期間，王慧炯只有蒸汽動力廠的實習經驗，對柴油機發電站一無所知。1955年，在華東海軍工程部工作時，他負責設計柴油機發電站。他參考了國外柴油機發電站的資料，結合自己蒸汽動力廠的實踐，探索了一套設計思路，初步地形成了先總體、后局部，組合、分解、平行、串列、分解等方法論概念。

2.勇於實踐，從不同工程的實踐及理論學習中，形成了系統工程學思想。1959年，王慧炯負責雲南省陽宗海電廠設計工作。當時鍋爐廠生產的標準設計鍋爐，不能燃燒陽宗海高水份劣質褐煤。他去哈爾濱鍋爐廠與蘇聯專家交換意見后，從該廠學會了設計鍋爐的全套計算方法。回到昆明后，把褐煤送到其他相近似設備的電廠試燒。當時未出現什麼問題，他就大膽地進行了電廠設計。但電廠投產後，在雨季事故頻繁，王慧炯又帶領設計人員到現場蹲點，總結了一整套的經驗，使雲南省燒劣質煤的電廠設計都取得了優良成績。他所領導的昆明水電設計院成為當時國內燃用劣質褐煤電廠的最領先設計單位。在負責普坪村電廠設計時，王慧炯領導了技術人員自行設計改造鍋爐，使鍋爐出力提高了8%。他從負責設計原來不熟悉的簡單的柴油機電廠，到複雜的蒸汽動力廠及自行修改製造廠設備的製造設計等系列工程實踐中，總結了不同工程領域間共性的規律，並對此進行系統的探索。他也從國外的《工程分析：工程師的職業方法》（D.W.VerPlanck/B.R.Teare，Jr.，John Wiley&Sons.Inc.1954）一書中獲得了啟示，結合自身的實踐，進行理論總結。

工程實踐與理論的結合，使王慧炯的系統工程思想日臻完善。1963年，王慧炯應邀在雲南省電機工程學會作了“工程設計方法論”的報告。聽過報告的人說：“王慧炯好象是在講哲學”。這表明，王慧炯已跨越了學科與專業領域的界限，進入到研究工程普遍規律性或邊緣學科的階段，達到了一個新的境地，也標誌著他的系統工程體系的初步形成。王慧炯注意到國外剛興起的系統工程學與自己實踐所形成的思維有共同處。隨後，他在著名控制論學家維納的《控制論》中，發現了相同的觀點。王慧炯在雲南工作時，每次到北京出差，都要在書店尋索購置一切有關國外系統工程或帶有系統概念的書籍，其中包括了軍事導彈系統設計等。這樣，通過實踐及廣泛吸收各類知識的營養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系統工程學體系。

3.在艱難的環境中，基於為人類歷史發展添磚加瓦的思想，完成了《系統工程學導論》書稿。“文化大革命”期間，王慧炯下放到昆明鋼鐵廠，擔任工地代表，有較多空餘時間。在當時的環境條件下，他沒有想過成名成家，只覺得每個人都應該為人類歷史發展添磚加瓦。如能把自己多年來的一點心得寫出來，對後人會有點用處。因此，他在昆明鋼鐵廠工地，以1963年“工程設計方法論”為基礎，參考了國外各類系統工程及其它文獻及結合了自己的實踐認識，形成了10萬字“系統工程”的初稿，以後叉逐步擴充形成約25萬字的體系。

1978年，系統工程在我國得到了錢學森、許國志、王壽雲等同志的提倡，開始受到國內各方面的重視，王慧炯也在國內雜誌上發表了有關文章。1979年完成了《系統工程學導論》（上、下冊）書稿，是我國系統工程領域一部有重要影響的學術專著。

1.邊干邊學，探索國家發展戰略。自1980年開始，王慧炯從工程系統轉向了社會經濟系統的研究。一般人認為，這是很大的“轉行”。但他相信，系統工程普遍的方法論是可以進入到各類特殊領域（包括了社會系統）的研究，關鍵是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同時也要注意分析研究對象“矛盾”的特殊性規律。

1981年冬，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工作期間，他閱讀收集了大量國外社會、經濟及發展計劃等資料，包括戰略規劃方法、產業政策、可行性研究、各類數學模型等。回國后，在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綜合規劃項目中，他協同山西省計委等單位，探索了省級20年長期規劃的定性定量方法。1983年，王慧炯把山西省的實踐經驗用於《2000年的中國》特大型課題的研究，與同事們一道，使中國傳統的計劃方法形成了新的戰略性、綜合性的長期發展規劃的研究。通過這些研究工作，他對中國全局與長遠的社會經濟科技等實際問題的認識更加豐富，為進一步做好政策研究奠定了基礎。

《2000年的中國》的研究，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王慧炯曾在中國系統工程學會年會、國防科工委、國家計委、法國的“歐洲前景會議”、韓國、中國香港及美國代表該課題作專題報告。

2.通過宏觀、微觀的循環實踐與研究，探索中國的社會系統與政策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完成《2000年的中國》研究后，王慧炯又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其他同志一道，與世界銀行進行了“產業結構與產業政策”的合作研究。前者屬於宏觀戰略研究，而後者則屬於微觀的部門政策研究。王慧炯從工程實踐中認識到，微觀具體工程的實踐是負責總體工程的基礎。同樣，在經濟工作中，他認為要作好國家總體宏觀發展戰略，必須對微觀的部門與經濟主體的企業有一定的基礎知識。世界銀行“產業結構與產業政策”的研究，可以進一步豐富對微觀經濟的認識，支持宏觀經濟的研究。以後，王慧炯又轉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經濟發展的綜合規劃與政策》的宏觀研究。在該項研究中，他試圖進一步地探索把發展與改革、把全國發展與區域發展戰略及定量定性分析相結合。他認為只有通過宏觀、微觀的反覆研究實踐，才有可能深化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提高政策研究的水平。

王慧炯記得上海交通大學張鍾俊老師曾講過，國外的系統工程到後期發展成為了政策分析。他十分珍惜有機會能在這一領域進行的實踐，他密切注意國外有關政策研究的動向，與國外政策科學創始人Dror取得了聯繫，Dror送給了他大量有關文獻。王慧炯通過自身政策的研究工作實踐及廣泛的學習，了解到國外各類政策科學的學派動態。他開始探索總結自己對中國政策工作的認識。90年代初，他在省級雜誌《技術經濟與管理》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政策科學初探”的文章，作為政策研究的初步總結。當時他擔心這些還不成熟的初步總結可能造成誤導，因而只放在省級雜誌上發表。通過對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的實踐，他深感社會系統遠較工程系統更為複雜。因為社會科學是以社會與人的關係作為研究對象，有大量不確定因素，而政策研究又是新興的邊緣學科，尚未成熟。

王慧炯認為，政策的影響很大，因此，政策研究者必須具有高度的歷史與社會責任感。他希望在他走完人生道路之前，能完成對“社會系統”及“政策分析”較成熟的書稿，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再增添一塊新磚。

由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特殊地位及他在學術方面的突出成就，王慧炯被各種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廣泛邀請，參予各類國際合作研究，並在各類國際會議作學術報告。王慧炯把這些活動都看作是宣傳介紹中國的好機會，對自己則是學習與豐富自己知識形成社會系統研究的好機會，從而可更好地提高政策研究水平，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盡一份力量。

王慧炯參與負責的《2000年的中國》，與當時世界銀行所進行的《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與建議》（China：Long Term Issue and Option）項目相併行。他主持了世界銀行該總報告大部分章節的討論，與世界銀行建立了長期密切的合作關係，同時也學習了世界銀行各類專家的長處。1984年，王慧炯參加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舉行的《新技術與發展》會議，作了“發展中國家的選擇：能源社會或信息社會”的報告，引起與會所有學者的高度重視，法國著名科技政策專家蘇羅門（Soloman）當即邀請他參加由世界名流學者所組成的“科技政策委員會”，後來又被當選為執行委員。

王慧炯在各類國際會議上，努力宣傳介紹中國的政策，增進了國外對中國的了解。例如，他參加1991年由日本笹川和平基金會所組織的“冷戰後世界”課題研究，作了中國改革情況的介紹。會上，蘇聯著名經濟學家鮑格洛莫夫（Boglomov），當即讚揚中國的改革工作搞得比蘇聯好。巴西原中央銀行行長拉各尼（Lagoni）也當即邀請他以高級專家身分去巴西作報告。1993年，他赴巴西作了《中國的工業化與改革》的報告，當地報紙對此作了大量報道。該報告被收入巴西Vargas基金會所編的論文集出版，文集中同時收有美國前總統顧問舒爾茲（Shultz）的文章。

王慧炯還應義大利ENI跨國公司邀請，在其總部作了“中國工業化發展”的報告，並答辯了會上提出鄧小平后中國政治情況等問題。報告后，公司內部由各經理投票，決定繼續向中國投資。1995年，他在聯合國亞太經社會作了中國扶貧政策的報告，使中國扶貧工作為國際社會所了解，他的論文被收入《亞太地區貧困的保障制度》（聯合國，1996年）一書。王慧炯在國外所作的英文報告，有的被有關國家譯為日、法、葡萄牙等外文出版。1998年，王慧炯應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邀請，作為《哈薩克2030》國家發展戰略的顧問，受到哈薩克總統接見；受聯合國邀請，在伊朗第三個國家發展計劃（2000～2004年）預備會的全國性會議上，作中國發展戰略計劃報告，獲得會議的獎狀。

王慧炯治學嚴謹，為人謙遜，重視實踐，不斷創新。雲南省電業管理局原黨組書記岳世華說過：“王總（慧炯）平時不隨便說話，但開口必然負責”。這句話真實反映了他的工作作風和學風。

在政策研究方面，王慧炯注重長期性、戰略性與綜合性問題的研究。由於重視實踐與學習，他所負責長期戰略的研究成果，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相當部分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在一般情況下，他不輕易發表對短期熱點問題的看法。他認為，政策措施的基礎需要掌握充分的信息。即“正確的判斷”來源於正確的信息和把信息聯貫起來的思索。他認為，現職官員在其日常工作中掌握有充分的信息，應較中國現行體制下政策研究機構人員具有更多的發言權。

王慧炯相信實踐、務實與學習，十分注意虛心向周圍同志學習。他相信中國古訓：“三人行必有我師”，“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他也十分相信並終生進行身體力行“實踐、實踐、再實踐”與“學習、學習、再學習”。

王慧炯獎掖後學，在研究工作中特別注意幫助和培養年輕人。比如在《2000年的中國》課題研究中，王慧炯發揮傳幫帶的作用，指導和培養了一批年輕人，有的還被推薦、介紹到國外進修學習。同時，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清華大學等高等院校的兼職教授，王慧炯指導和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碩士生、博士研究生，都已經很有成就。

世界銀行前駐中國辦事處經濟學家彼得·哈羅德（Peter Harrold）把他介紹給其他世界銀行官員時說過：“王（慧炯）教授沒有出國留學，但他講一口極流利的職業英語；他不是學經濟出身，但他幾乎知道經濟學辭典中每一辭彙。”王慧炯不迷信天才，但相信努力。這是他一生有所成就的真諦所在。

王慧炯認為，自己能取得一些成就，主要是由於四個方面的原因：

1.注重實踐，認真研究。建國以來的巨大經濟建設事業，為他提供了工程實踐與社會經濟發展與改革政策研究的機會。

2.依靠群眾，群策群力。近代複雜的工程建設與經濟發展離不開群體的努力，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是周圍同事支持和共同努力的成果。

3.善於總結，不斷提高。每一工作都會有成績與問題，他堅持經常總結自己工作中的問題，不斷改進工作。

4.終生學習，勇於創新。人的一生會不斷的面對新問題，需要不斷學習新知識。他廣泛的知識來源於不斷的終生學習。同時，家人的支持，使他得以專心學習與工作。

1 王慧炯.系統工程學導論（上、下冊）.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

2 王慧炯.系統工程的方法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

3 王慧炯、閔建蜀、李泊溪等.中國的投資環境.中國香港：京港學術交流中心，1987.

4 王慧炯等.2000年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1987.（有英文、法文版）

5 王慧炯、李泊溪、周林.中國部門產業政策研究.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

6 Wang Huijiong & Li Boxi, China Towards the year 2000,New World Press, Beijing, 1989. (also in French)

7 王慧炯、李泊溪.中國中長期產業政策.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

8 王慧炯、陳小洪.產業組織及有效競爭.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

9 Wang Huijiong, Toward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ciety—A System Approach, Global Environment and Local Action, The Club of Rome Conference in Fukuoka.kyushu, May 12～14, 1992, Fukuoka, Japan. (also in Japanese)

10 王慧炯，李善同等譯.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史.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年.

11 Wang Huijiong,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NCRD 1993.

12 Wang Huijiong,Technology Management in a Dual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1993, 8,(1～2), Inderscieice Enterprises Ltd., Geneva.

13 Wang Huijiong.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a Case Study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1994,. 9,(5～7),Inderscience Enterprise Ltd.

14 Wang Huijiong,Self Reliance of S&T of China, in Technological Interdependence:The Asian Experience. U. N. U. Publication, 1994.

15 王慧炯、李善同、左學金譯.宏觀經濟決策導向——致總統備忘錄.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

16 王慧炯等.經濟發展改革與政策.共三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

17 Wang Huijiong & Li Shanto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ijing: New World Press,1995. also in Portuguese.

18 Wang Huijiong,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oward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Poor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UN ESCAP. 1996.

19 羅沛霖，吳佑壽，王慧炯.新產業革命與信息高速公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20 王慧炯，徐肇翔.企業技術進步：政策/機構.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6.

21 王慧炯，李泊溪，李善同.對外經貿法律實務.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

22 王慧炯，李泊溪，李善同.中國跨世紀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

23 Wang Huijiong.Some Aspects of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RDD (Regional Development Dialogue) UNCRD, Nagoya,Japan.Spring 1997, 18(1).

24 王慧炯，李善同，林家彬譯.日本製造.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

25 王慧炯，李泊溪，李善同譯.改革與發展中的社會問題.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

26 Wang Huijiong.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in the 90’s and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Crisis, The Asian Crisis(Edited by Jean Claude Berthelemy & Tommy Koh).World Scientific, 1998.

27 王慧炯，李泊溪，李善同.中國實用宏觀經濟模型1999.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28 王夢奎，王慧炯，李善同.中國經濟發展的回顧與前瞻1979～2020.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29 王慧炯，甘師俊，李善同.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結構.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