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卜辭

在中國已發現的可以辨識的古代文字資料里，殷墟甲骨卜辭是年代最早的一批，從這批資料來看，當時漢字已經成熟，書面語言的應用也已達到一定水平。較長的卜辭，一條有90餘字，例如《殷墟書契菁華》第三、第五頁所著錄的刻在一塊大牛胛骨正反面上的一條癸未日卜辭，補足缺文後有93字。在甲骨上偶爾還能看到篇幅更長的非卜辭的記載。

例如在殷墟發現的一塊殘骨版上，刻有關於某次戰爭戰績的記事殘文（《殷墟卜辭綜述》圖版16，甲骨學者或稱為“小臣牆刻辭”）。據現存文字推算，原文的字數當超過100字。甲骨卜辭的語言，一般很精練。例如有一條卜辭說：“辛未卜爭貞（‘爭’是管貞卜的人的名字）：婦好其比伐巴方，王自東探伐，戎（陷）於婦好立（位）?”（《殷墟文字乙編》），意思是：讓婦好和某某一起去征伐巴方，而王則親自從東方深入進擊巴方，敵人會陷入婦好的埋伏嗎？這20個字所包含的意思相當豐富，而且表達得頗為清楚。

甲骨卜辭在商代並不是主要的文字記錄，當時已經有用竹木簡編成的典冊，只是沒有能保存下來，所以商代人在使用書面語言方面實際上已經達到的水平，無論在文字的篇幅上，或是在記敘事實和表達思想感情的技巧上，無疑都會高於甲骨卜辭的水平。

通過對著名晚商都城──安陽殷墟孝民屯遺址出土晚商卜骨進行攻制工藝重構實驗，河南動物考古研究人員日前揭開了晚商甲骨占卜之謎，吉凶兆紋的出現基本上是可控的。

古代甲骨上的刻劃痕迹被確認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中國考古的三大發現（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遺跡）之一。可是它的發現過程，卻是十分偶然而又富於戲劇色彩的。

清末光緒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國子監祭酒（相當於中央教育機構的最高長官）的王懿榮（1845—1900）得了瘧疾，派人到宣武門外菜市口的達仁堂中藥店買回一劑中藥，王懿榮無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龍骨的藥品上面刻劃著一些符號。龍骨是古代脊椎動物的骨骼，在這種幾十萬年前的骨頭上怎會有刻劃的符號呢？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對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榮便仔細端詳起來，覺得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狀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為了找到更多的龍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趕到達仁堂，以每片二兩銀子的高價，把藥店所有刻有符號的龍骨全部買下，後來又通過古董商范維卿等人進行搜購，累計共收集了1500多片。

他對這批龍骨進行仔細研究分析后認為，它們並非什麼“龍”骨，而是幾千年前的龜甲和獸骨。他從甲骨上的刻劃痕迹逐漸辨識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幾位國王的名字。由此肯定這是刻劃在獸骨上的古代文字，從此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會各界引起了轟動，文人學士和古董商人競相搜求。

曾有人對王懿榮從中藥中發現帶字龍骨之說提出質疑，認為王懿榮在他的有關著述中沒有這方面的記載，並認為王懿榮吃的龍骨在藥店已加工成細粒，看不出刻痕文字來的。而且當時菜市口一帶並沒有達仁堂藥店。對此，後來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周紹良說，當時龍骨在中藥店都是成塊、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藥店買龍骨還是這樣。至於達仁堂藥店當時確實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鶴年堂中藥店，當時的人很迷信西鶴年堂，買中藥都要去西鶴年堂藥店，這也有可能是當時傳誤造成的結果。

至於著書立說方面，首先對甲骨文作出確認的王懿榮還沒來得及作深入研究並著書立說，八國聯軍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為京師團練大臣。

1900年7月，侵略軍兵臨城下，慈禧太后帶領皇室人員倉皇出逃，王懿榮徹底失望了。他對家人說：“吾義不可苟生！”隨即寫了一首絕命詞毅然服毒墜井而死，年方56歲。後來人們稱這位最先發現甲骨文的王懿榮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發現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鄉山東煙台市福山區建成王懿榮紀念館，以紀念他的功績。

王懿榮殉難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轉歸好友劉鶚（即《老殘遊記》作者劉鐵雲）。劉又進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於1903年拓印《鐵雲藏龜》一書，將甲骨文資料第一次公開出版。不久，學者孫詒讓根據《鐵雲藏龜》的資料，又寫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契文舉例》。

甲骨文被發現之後，引起學術界的轟動。古董商人為了壟斷財源，對於甲骨的來源秘而不宣，以後又謊稱出自河南湯陰、衛輝等地。直到1908年，學者羅振玉才首先訪知甲骨出土於河南安陽縣的小屯村一帶，於是他派遣自己的親屬去安陽求購，又親自前往安陽進行實地考察。先後共搜集到近二萬片甲骨，於1913年精選出2000多片編成《殷墟書契》（前編）出版，隨後又編印了《殷墟書契菁華》（續編），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繼羅振玉之後，許多著名的學者，如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唐蘭、陳夢家、商承祚、容庚、於省吾、胡厚宣等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釋和研究，形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甲骨學。

在甲骨文還未確認以前，河南省安陽市小屯村的農民在耕作時就不斷在農田裡挖刨出古代甲骨。據說把甲骨當做藥材到中藥鋪去賣的第一個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頭匠。一次他害上一身膿瘡，沒錢去求醫購葯，就把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膿瘡上，想不到流出的膿水被骨粉給吸幹了，而且發現骨粉還有止血的功效。從此他就把它們收集起來，說成是龍骨，賣到了中藥鋪。

經過許多學者專家考證研究，所謂龍骨其實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人們在占卜之前，先把龜甲和牛肩胛骨鋸削整齊，然後在甲骨的背面鑽出圓形的深窩和淺槽，占卜時，先把要問的事情向鬼神禱告述說清楚，接著用燃燒著的木枝，對深窩或槽側燒灼，燒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應部位便顯示出裂紋來。於是，占卜者根據裂紋的長短、粗細、曲直、隱顯，來判斷事情的吉凶、成敗。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內容和結果刻在卜兆的近處，這就是卜辭。刻有卜辭的甲骨被當做檔案資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傳於後世。甲骨文發現的故事，後來被人們稱為“一片甲骨驚世界”的奇迹，在中國和世界考古史上寫下了帶有傳奇性的篇章。

由於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點，從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戰爭爆發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在著名考古學家董作賓、李濟、梁思永等人先後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帶進行了長達10年的15次考古發掘，不僅先後發現了總計24900多片甲骨，而且發現了商代後期的宮殿、宗廟遺址和王陵區，出土了大量珍貴的銅器、玉器、陶器，從物質文化上提供了殷墟為商代王都的證據。殷墟成為世界聞名的古文化遺址，又一次震動了中外學術界。

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進行了多次調查、發掘，大體弄清了殷墟的範圍和布局。位於安陽市區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為中心，東西約6公里，南北約5公里，總面積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帶是殷王居住的宮殿區，發掘出宮殿基址數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積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區，先後發掘出十幾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宮殿附近發現了兩座甲骨文檔案庫和鑄銅、制玉、制骨、燒陶等手工業作坊遺址。殷墟發掘延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收穫之豐，是中國考古史上罕見的。

為了紀念殷墟考古的偉大發現，1987年秋，安陽市在宮殿遺址區東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復原和再現了3000年前殷王宮和一些建築的風貌。1976年春，在宮殿區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處，發掘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女將軍婦好的墓。甲骨文記載，婦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邊境發生戰爭，雙方相持不下，婦好自告奮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猶豫不決，占卜后才決定派婦好起兵，結果大勝。此後，武丁讓她擔任統帥，從此，她東征西討，打敗了周圍20多個方國（獨立的小國）。有一片甲骨卜辭上說，婦好在征戰羌方時，統帥了13萬人的龐大隊伍，這是迄今已知商代對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婦好墓是殷墟發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銘文，是唯一能與甲骨文、歷史文獻相印證，從而能確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對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別要提出來的是對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證與發現：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宮殿區發掘出一個甲骨坑，保存著帶字甲骨17096片，記錄著商王武丁時期的許多活動，看來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檔案庫，這批甲骨片的出土，對考證武丁時期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有極寶貴的價值。發掘時坑中還發現埋有一個身體蜷曲、側卧的屍骨，其身軀大部分壓在甲骨上，專家認為可能是檔案庫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發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與這批甲骨同時出土的還有陶器製品，這種甲骨與陶器共存的現象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寶貴資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園庄東地發掘出一個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疊壓厚度卻達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記載內容豐富，而且問卜者都是武丁時期的王族成員和高級貴族。說明這個時期，占卜活動已不限於最高統治者國王，王室貴胄都可以利用占卜來預測吉凶了。

商代甲骨文是中國發現最早的文獻紀錄，如今甲骨學已成為一門蔚為壯觀的世界性學科，從事研究的中外學者有500多人，發表的專著、論文達3000多種。它對歷史學、文字學、考古學等方面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司馬遷在《史記》中有一篇《殷本紀》，詳細記載了商王朝的世系和歷史。過去史學界許多人對這些記載將信將疑，因為沒有當時的文字記載和留存的實物資料可作印證。本世紀初，羅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發現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證實了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記》中所說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後，學者王國維對甲骨卜辭中所見的商代諸先王、先公，對照《史記》記載作了詳細的考證，證實了《史記》中《殷本紀》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盤庚於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從奄（今山東省曲阜附近）遷到殷（小屯村一帶），從此歷經至8代12王，在此建都達273年之久。這些研究成果，把中國有考據可信的歷史提早了一千年。從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發現和認定，由此發展到肯定了一個距今3000多年、長達600多年的朝代，這是多麼了不起的發現！這樣就把本世紀20年代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可信歷史始於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徹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風之盛。王室貴族上自國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氣候、收成、征伐、田獵、病患、生育、出門，等等，無不求神問卜，以得知吉凶禍福決定行止。於是，占卜成了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設置了專門的機構和卜官。有刻辭的甲骨，都作為國家檔案保存起來，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辭成為研究商代歷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從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從1899年甲骨文第一次發現到2013年，據學者胡厚宣統計，共計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陸收藏97600多片，中國台灣省收藏有30200多片，中國香港藏有89片，總計中國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國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為止這些甲骨上刻有的單字約4500個，迄今已釋讀出的字約有2000個左右。

中國的文字萌芽較早，在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發現了各種刻劃符號，成為中國文字的雛形，經過二三千年的孕育、發展，到了商代，在國的文字達到基本成熟階段。甲骨文具有一定體系並有比較嚴密的規律，刻劃精湛，內容豐富，對中國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過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據是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如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甲骨文比《說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來源於直接發掘出來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對研究漢字的起源和發展，糾正《說文解字》的疏失，解決青銅器銘文中懸而未決的問題，都有極大價值。

中國散文的最早源頭，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辭。殷人用龜甲、獸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佔之事，有的還包括日後吉凶應驗情況，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辭。

甲骨文清末發現於河南安陽，是商王盤庚遷殷后至殷亡時的遺物，距今已三千多年。這些卜辭所記的內容相當豐富，包括祭祀、農業生產、田獵、風雨、戰爭、疾病等許多方面，真實樸素地反映了殷商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狀況。甲骨卜辭記事比較簡單，不成系統，但未經後人加工，保持了商代記事文字的原貌。這些占卜之辭，短的只有幾字，長的有百餘字，比較完整的如：

癸已卜，殼殳貞，旬亡田（咎）王曰，（有）（祟），其（有）來（艱）。氣（迄）至五日丁酉，允（有）來（艱）自西。沚告曰：“土方正於我東鄙，（災）二邑。（工口）方亦帚我西鄙田。”（郭沫若《卜辭通纂》第五一二片）。

這條卜辭，時、地、人、事齊全，敘述較為詳細，略具敘事要素。這些卜辭，可看作是先秦敘事散文的萌芽。

從甲骨上的文字看，它們已具備了中國書法的用筆、結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筆線條嚴整瘦勁，曲直粗細均備，筆畫多方折，對後世篆刻的用筆用刀產生了影響。從結字上看，文字有變化，雖大小不一，但比較均衡對稱，顯示了穩定的格局。從章法上看，雖受骨片大小和形狀的影響，仍表現了鐫刻的技巧和書寫的藝術特色。“甲骨書法”現今已在一些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中流行，就證明了它的魅力。甲骨文的發現以及由此引發的殷墟發掘，對中國考古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此之前的學者，只是在書齋中研究碑文和銅器銘文，從不去田野里考察和發掘。中國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對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遺址的發掘，然後是1927年開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的早期發掘。但當時對這兩處的發掘，不是由中國學術部門獨自承當的，而是由當時政府聘請外國學者主持，或由中外學術單位合作進行。真正由中國學術機關獨立進行的田野考古，是從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對殷墟的首次發掘開始的。它對中國田野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國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絕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長起來的，新中國成立以後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們培訓出來的。因此稱殷墟是中國田野考古學的誕生地，確屬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