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流民史

《史記·萬石張叔列傳》載：“元封四年中，並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成甚，民流亡”。

王莽代漢，“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王莽始建國三年，“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幽）州尤盛”。新莽末年，“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廩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廩，飢死者十七八”。

赤眉軍據長安，“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

建武九年，平定隴西，但“隴西雖平，而人飢，流者相望”。十二年正月，“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徵”。

章帝建初年間，“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谷價頗貴，人以流亡”。

漢和帝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開倉賑廩三十餘郡”。六年，“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饉流亡”。十四年，“賑貸張掖、居延、敦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下貧谷，各有差”。

漢安帝時，“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時飢荒之餘，入庶流進，家戶且盡”；“州郡大飢，米石二千，人相食，老弱相棄道路。”

恆帝永興元年，“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

延熹九年，“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

靈帝末年，“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徒壺谷，冰解風散，唯恐在後”。“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併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興郡”

獻帝時，關中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

西晉統一中國不久，晉王朝內部爆發宗室諸王爭權奪位，戰禍連年，大量的百姓被迫淪為流民。元康八年（298年），因齊萬年之亂使得關中發生飢荒，巴氐人李特兄弟帶領秦雍二州六郡流民至巴蜀（今中國四川省）謀生，沿途照顧貧病，頗得人心。

《南齊書·州郡志》上南兗州條稱：“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元帝太興四年（321），詔以流民失籍，使條名上有司，為給客制度。”

北齊有招募流民之舉，農業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關東風俗傳》：“比來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暫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由縣聽其賣帖田園故也。”成為均田制的雛型。

東魏武定二年（544），高歡以太保孫騰、大司徒高隆之為括戶大使，分行諸州，“凡獲逃戶六十餘萬”。

北魏太和五年（481年）行均田制，頒布乞養雜戶及戶籍制度，並鼓勵流民屯邊，農耕地大幅度擴展。

唐代至中葉均田制遭到破壞，均田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唐玄宗時將流民轉為軍籍，暫時解決流民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安史之亂一旦爆發，大量的難民南遷，李白《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謂：“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武，永嘉南遷未盛於此”。安史之亂后，土地兼并盛行，不斷有農民因失去土地成為佃農或者流民，甚至加入盜賊集團。大曆七年（772年），和州刺史穆寧《治有狀》中提到和州“實增戶數倍”。

流民是引發社會動蕩的因素之一，宋朝政府對流民問相當重視，多進行救助。淳化四年（993年）三月，宋太宗在《招誘流民復業給復詔》規定：流民“回歸五年始令輸租調如平民”。災年招募流民和饑民當兵，是宋朝的國策。仁宗天聖年間，“帝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亡、募人耕墾為言。”

慶曆三年（1043年），陝西民飢相率東徙，韓琦發廩賑之，活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慶曆八年（1048年），河朔（黃河以北）大水﹐流民南至京東（山東、河南、江蘇交界處）。青州知府富弼動員出粟救災，勸百姓捐獻糧食，共得十五萬斛﹔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為生。

熙寧七年（1074年），北方大旱，鄭俠曾作《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枷鎖，或口食草根。熙寧七年(1074年)，有河北東路流民，朝廷“賜五萬石下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司，賑濟流民。”

元豐元年(1078年)八月，詔:“青、齊、淄三州被水流民，所至州縣，募少壯興役。其老幼疾病無依者，自十一月朔，依乞人例給口食，候歸本土，及能自營，或漸至春暖停給。”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縣奏報：“本地有逃民三百餘戶，累歲招撫不還，希望准許派衛所軍兵追捕。”朱元璋諭戶部官員：“民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則逃。使衣食足給，官司無擾，雖驅之使去，豈肯輕遠其鄉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贍，是亦國家之民也。即聽其隨地佔籍，令有司善撫之。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

永樂五年(1407年)八月壬辰，廣東布政司言：“‘揭陽諸縣民多流徙者，近招撫復業凡千餘戶。’戶科給事中奏：‘此皆逃避差役之人，宜罪之。’”

弘治二年報告：四川的流民、饑民有八十七萬餘口。

正統元年(1436年)十一月庚戌，“命逃民占籍於所寓。先是行在戶部奏： ‘各處流移就食者，因循年久，不思故土，以致本籍田地荒蕪，租稅逋負……宜令各府州縣備籍逃去之家，並逃來之人，移文互報，審驗無異，令歸故鄉。其有不願歸者，令占籍於所寓州縣，授以地畝，俾供租稅，則國無游食之民，野無荒蕪之地矣。’……從之”

正統二年(1437年)三月戊午，命監察御史金敬撫輯聚居漢中山區等地逃民，其敕諭曰：“彼亡命者，皆朕赤子也。比因徭役頻繁，饑寒迫切，遂致轉徙。爾往視之，其願回故鄉者，令有司善加撫綏，蠲其逋租。願占籍於所寓者，復其徭役二歲。”

正統五年採納巡撫于謙建議，下令複流民復業者稅，景泰二年又申“隱丁換戶之禁”。

成化元年（1465），南陽及荊、襄一帶，有流民十餘萬人。成化四年十二月，荊、襄、安、沔之間，“流民不下百萬”。

成化十二年，周洪謨著《流民說》：“引東晉僑置郡縣之法，使近者附籍，遠者設州縣以撫之。”同年五月，都御史李賓提出：“荊襄流民，必立州縣衛所以控制之，可免後患。”

萬曆《大明會典·逃戶》載：“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詔，陝西、山西、河南等處軍民，先因飢荒逃移……”

萬曆初年，“如河南南陽縣舊二十一保，今實不及十保。陝西商南縣舊管一二十里，今止見三里。”

順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頒布“禁海”令，“違者不論官民，俱行正法，貨物入官，本犯產盡給告發之人”，十七年（1661年），禁海令在沿海全面推行，福建、廣東等“四省瀕海之民，老弱轉死溝壑，少壯流離於四方者，不知幾億萬人矣”。三藩之亂后，清廷再下此令“上至福州福寧，下至詔安，沿海築寨，置兵守之，仍築界牆，以截內外”（夏琳《閩海紀要》）

乾隆十一年（1746年），“東省被災州縣，流民出口”。十二年，“山東流民，出口覓食”；“古北口等處，流民四齣，近日二三千人之多”。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近京數百里內受災，鄉村流戶，扶老攜幼，紛紛至京逃荒求食”。’，“兩湖偶被災侵，小民流徙至漢中的不下十餘萬人”。

乾隆末年，“廣、黔、楚、川、陝之無業者，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卓秉恬疏言秦巴山區“棚民”問題，流民進入南巴老林，“依親傍友，墾荒種地，架數椽棲身，歲薄不收則徙去。”

嘉慶末年，在陝南老林地區，“江、廣、黔、楚、川、陝無業者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

道光七年（1827年）法庫邊門外科左後旗台吉那沁等，“將該旗庫都力等處牧馬荒廠，招集流民，私行開墾”，大量流民“在此攜眷種地度日”，清政府仍然是“准其容留”。

流民的基本特徵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自發性和無序性。流民背井離鄉，流徙外地，並非官府的強制，亦非官府的組織，而是一種自發行為。他們的流動處於無序狀態。所謂無序主要是指兩個方面：一是他們在流動過程中，暫時脫離了政府的組織管理系統，成為失去行政權力控制的人口；二是流民內部沒有正式的組織管理體系，他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且帶有很大的盲目性。

第二，流民的主體是“民”，最主要的是農民。“民”是這類流動人口的一個顯著特點。當然，也有一部分流民此前的身份並非民，如也有一些原政府官員、士大夫、逃亡的罪犯和士兵等。特別是大的戰亂髮生時，此類人口便紛紛加入流民大軍。但是，一方面他們在流民中所佔的比例很小，另一方面當他們加入到流民行列后，實際上已失去了先前的身份地位，脫離了原來的組織系統，更多地具備了流民的特徵，我們不妨稱之為“准流民”或“亞流民”。

第三，過渡性和暫時性。流民是一定數量的人口，在離開原居住地和放棄原謀生手段后形成的臨時性特殊人口群體。在從離鄉背井到重新定居之前，這一群體流移不定，無正常穩定的生產和生活手段，呈現出過渡性特徵。一般而言，他們中的大多數經過或長或短的流浪生活后，有的重返故里，有的定居於新地，重新獲得正當的生產和生活手段，退出流民隊伍。流民群體總是處於一種不斷有人退出又不斷有人加入的動態狀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