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西林

1926年9月，孫西林考入東北大學工學院預科乙班(採礦冶金系的預備班)學習。他在佟玉華(共產黨員)等同學的幫助下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國主政府義出兵侵佔濟南，製造了轟動全國的"濟南慘案"。東北三省學生聯合起來，組成學生聯合會，抗議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同胞的罪行，並發動了抵制日貨的愛國運動。孫西林組織一個銷售點賣國貨。學校放暑假，他把學校附近的窮苦兒童找來教識字。東北大學的愛國學生組織講演團，號召東北人民捍衛自己主權，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修築五路，孫西林、吳希庸、邱華峰三人是講演團中的骨幹。1928年冬，孫西林到比利時求學，雖然遠離祖國，但他一時一刻不忘祖國和人民，整天為國事憂心忡忡，與邱華峰發起組織了"社會科學研究會"，宗旨是共同探討救國的道理。1930年夏，共產黨員朱鑲忱在法國從事革命活動被驅逐到比利時。不久，他和留比的進步學生團結起來，並發展了"反帝大同盟"組織。孫西林等人也參加了"反帝大同盟"。1931年，孫西林放棄了礦冶專業的學習，轉到魯文大學改學法律(魯文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其目的是要有更充分的時間從事革命活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聽到"日軍炮轟北大營，佔領了奉天"這一消息后，孫西林和幾位東北學生更是捶胸頓足，悲憤不已！與在比利時的中國留學生和華僑200餘人，聚集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日本大使館門前，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罪行。

1932年夏，比利時當局大肆逮捕華僑、留學生，"反帝大同盟"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成員先後遭到逮捕，關押一個月右，便宣布將"反帝大同盟"的成員朱鑲忱、孫西林、邱華峰等10餘人全部驅逐出境。朱鑲忱對法國的情況比較熟悉，巴黎還有些老關係，因此決定帶這10幾個人一道去法國。他們乘的火車剛入法國邊境，便受到法國警察的檢查。因無護照不許入境，朱鑲忱，孫西林等人進退維谷，更加懷念祖國和家鄉，但離祖國太遙遠了，他們縱有赤子之心，卻沒有力量回到祖國的懷抱。這一行10餘人沿著法比邊境的一條小河，試探著向法國境內深入，直到夜半，才繞過邊境檢查站，又登上了開往巴黎的火車，次日清晨順利地到達了法國首都巴黎。當時，他們沒有生活來源，只得找"紅十字會"給予幫助。"紅十字會"同意按政治僑民對待，每天每人發給五法郎的生活救濟費，大家只好共同租一間房子擠在地板上睡，每天只吃最廉價的雞食米(碎米)。孫西林在巴黎郊區一家人造絲廠做工，不論幹什麼，總算有了個臨時立足之地。

加入中國共產黨

人造絲廠有華僑工人200多名，他們大多是文盲窮苦民眾，對外語更是一竅不通，經常受法國工頭和廠方老闆欺壓。孫西林等知識分子進廠后受到華工的親切關懷和幫助，工人們遇事願意請他們出面幫忙。孫西林在工人中組織起"抗日救國會"、"紅色救濟會"等群眾組織。為支援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他們通過放映電影、演節目等形式開展募捐活動。在反帝愛國鬥爭中，孫西林逐浙成熟起來。他積極參加、組織華僑學生和工人的愛國反帝鬥爭，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提高思想水平，在不斷地摸索探求和鬥爭中，孫西林從一個愛國的熱血青年鍛煉成長為一個有共產主義覺悟的革命戰士。1932年秋，經朱鑲忱介紹，孫西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在法國入黨的都具有雙重身份，既是中共黨員也是法共黨員。他們在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殖民部領導下的中國支部過組織生活。黨員的主要任務是在華僑工人及留學生中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工作。

孫西林入黨不久，組織讓他在法共中央中國語言組工作。在與"藍衣社"的激烈鬥爭中，孫西林按黨組織決定選派兩名同志打入"藍衣社"的群眾團體書報社內進行工作。當時，在倫敦、柏林、巴黎等地的日本大使館為拉攏中國東北的留學生，向他們代發偽滿洲國的官費，孫西林等人便組織領導東北留學生髮表聯名宣言，拒絕領取偽滿洲國發放的官費，並組織留學生到中國大使館請願，請求國民政府關心東北學生，給予救濟。這些有政治意義的愛國活動，揭穿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偽滿洲國政府妄圖以小恩小惠拉攏東北青年的卑鄙伎倆，提高了他們明辨是非的能力，維護了中國人的尊嚴。凡是有大型集會或活動，孫西林總要細心地考察周圍的環境，參加的人員，考慮到一旦發生情況的應急措施。他曾建議中國支部用文學形式向法共提供有關情況，少參加公開活動，以利於長期隱蔽工作，配合國內鬥爭。孫西林考慮問題深遠，作風嚴謹，給同志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葆華回憶說："我能夠在法國堅持工作18年之久，與西林對我的幫助影響是分不開的"。1934年夏，孫西林、邱華峰等人的活動引起了警察的注意，繼續住在巴黎市內已有困難。國際"紅十字會"考慮到他們的安全，把他們及時轉移到市郊一位革命老人家裡。同年，法共中央就巴黎的一批中共黨員的安置問題與共產國際進行聯繫。不久，第三國際要派4名中共黨員去莫斯科。中國支部研究決定派孫西林、邱華峰、張亦華、周易4人去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組織考慮到中國同志將來回國后的安全，讓他們把名字改了，孫西林改名為孫山，被分配到"外國工人出版社"工作。這個出版社，行政上由蘇共中央直接領導，業務上則由第三國際負責各項工作。孫西林在這裡先後做過校對、排版、抄寫等具體工作。1935年冬，組織調他到東方無產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1936年4月，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軍長李延祿到莫斯科。由於工作需要，孫西林做李延祿的秘書，與原中共滿洲省委負責人俞傑協助李延祿共同整理編寫了《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一書。期間，由潘漢年、李延祿、孫西林三人組成代表團，以東北抗日聯軍代表及東北3000萬同胞的名義，向南京國民黨政府請願，敦促蔣介石抗戰。為了讓代表團的同志熟悉國內情況，陳雲給他們講蘇維埃政府的政治經濟和中國革命的任務，高自力講土地革命政策，滕代遠講紅軍長征的經驗及軍民關係。臨行前，共產國際負責人親自接見抗聯代表團的團長，鼓勵他們認清中國革命勝利的有利條件，堅定作好統戰工作的信心。同年9月末，李延祿、孫西林身負重任從莫斯科啟程，繞道義大利回國。

1936年11月初，李延祿、孫西林經過長途跋涉到達上海，第二天便到翁州飯店與沈鈞儒、馬相伯、李公朴、陳叔通、褚惠僧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聚會。李延祿向大家彙報了東北人民及東北抗聯的情況，同時說明準備到南京請願的打算，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大家願作東北抗聯人民促蔣抗日的後盾。11月9日，潘漢年、李延祿、孫西林在馬斯南路拜會宋慶齡與何香凝，向她們闡明了去南京請願，敦促蔣介石抗日的決心，得到她們的支持。抗聯代表團一系列的活動，不僅得到各民主黨派的支持，還得到了東北軍及西北軍的響應。這在輿論上形成了一股促蔣抗日的動力，對日蔣"睦鄰邦交"政策是一個有力的衝擊。11月22日，上海著名愛國人士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等7人被國民黨政府非法逮捕入獄，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和抗議。為營救"七君子"，代表團以東北3000萬同胞的名義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強烈要求立即釋放"七君子"。代表團還派孫西林攜帶李延祿的慰問信及食品到蘇州監獄進行探視和慰問。正當代表團向國民黨軍委提出要求面見蔣介石的"待見"的過程中，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孫西林到上海后，認識了李延祿的長女林平(李萬新)。倆人常就時局的發展展開討論。孫西林對林平的愛國熱情十分讚許，同時，也看到她在政治上的單純幼稚。一天，潘漢年傳達了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去西安進行調停，說服張、楊爭取和平解決問題的精神。為了配合中央的行動，代表團當即決定由孫西林草擬電文呼籲張、楊兩位將軍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重，迫蔣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為目的，希望和平解決事變，以利抗日救國大業。"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消息傳來，林平才意識到自己對問題的認識水平，對時局的分析判斷能力與孫西林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從此，她不但改變了認為孫西林過於主觀自信的看法，還產生了由衷地信任、敬佩和愛慕之情。

1937年3月，周恩來曾兩次到上海仙橋會館與抗聯代表團的同志一起研究工作，並親自帶領代表團的3位同志去拜訪李杜將軍，鼓勵李杜與中國共產黨搞好合作共同抗戰。周恩來還指示要儘快地把東北救亡團體組織起來，成為黨的外圍組織，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造聲勢、造輿論，促使蔣介石早日抗戰。代表團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迅速開展工作。孫西林起草了在全國範圍內組織抗日救亡團體的倡議。4月，在上海八仙橋召開了東北抗日救亡團體籌備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高崇民、閻寶航、杜重遠、車向忱、陳先舟、李延祿、孫昌克(孫西林)、劉瀾波、栗又文等人。會議決定了救亡團體的名稱為"東北抗日救亡總會"。任務是：擁護國共合作、共同抗戰、共同建國；支援東北抗日聯軍；挽救張學良將軍等。會後還發出1500餘封告東北同鄉信，並分別派人前往各地開展動員宣傳工作。許多愛國人士紛紛捐款，以做抗日救亡總會的活動經費。6月中旬，在北平召開了"東北抗日救亡總會"成立大會，會議通過了"東北抗日救亡總會"簡章，選舉出常務委員會，孫西林被選為常委。各地也建立起組織，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此間，抗聯代表團為挽救政治犯做了許多努力。

抗日戰爭時期

"七七"事變爆發后，日蔣的"睦鄰邦交"宣告破產，形成了全國全面抗戰的新形勢。代表團便請示中央是否可以撤兵轉戰。周恩來答覆："下步工作仍很艱巨，不能撤兵"，讓代表團等待任務。7月20日左右，代表團接到通知說，蔣介石接見李杜將軍，要李延祿、孫西林、劉丕光同時前往。蔣介石對李杜將軍及代表團說："你們不是要抗日嗎？我想拖現在拖不成了，就死裡求生吧!"蔣介石答應給李杜部分軍費，讓他組建軍隊回東北抗日。這樣，李杜便赴蘇聯請求援助以解決軍火及裝備問題，想從蘇聯遠東返回東北，經請示中央，同意代表團陪同李杜一起出國。當所乘飛機到蘭州機場剛剛降落，新疆軍閥盛世才得到消息出來擋駕，不準飛機入疆，李杜一行無奈，只好返回上海，后離瀘出國。1938年4月，李延祿、孫西林二人直達香港，通過廖承志的關係與周恩來取得聯繫。上級指示，他們在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待命，林平早已來香港。8月，經組織批准，孫西林與林平結婚。10月中旬，周恩來來電，通知李延祿、孫西林3日內到武漢。10月22日，李廷祿、孫西林飛抵武漢后，立即到八路軍辦事處報到，當天就見到了周恩來。因當時正值日本侵略軍以百萬重兵圍逼武漢，情況緊急，周恩來讓他們乘"新升隆號"客輪馬上撤離，並親自到碼頭，為緊急撤退的同志們送行。臨行時，周恩來叮囑大家，要注意防空，最好是夜間行船，白天隱蔽，服從李克農的統一指揮。

"新升隆號"剛開到嘉魚縣燕子窩，便遭到日本侵略軍的轟炸，李延祿、孫西林等不幸落水。孫西林在江水中大聲呼喊尋找李延祿。多虧一位老鄉將李延祿搭救上岸。他們經洪湖、長沙來到桂林，剛巧李杜將軍也在桂林。他們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到"廣西大旅社"與李杜話別，第二天乘機經重慶，成都轉道西安，直到1938年底，才輾轉到達嚮往已久的革命聖地延安。到延安后，孫西林再次使用在蘇聯時的化名孫山，以這個名字時時鞭策自己，要激流勇進，不名落孫山。1939年春，中共中央為加強對東北地區的工作，決定成立"東北工作委員會"。"東北工作委員會"負責往晉察冀等地派遣幹部，做有關東北方面的工作，同時為在條件成熟時，收復東北作好人力方面的準備。中央決定從延安各機關抽調一批幹部，在"抗日軍政大學"里單獨成立東北幹部大隊(簡稱東干隊)"。調王譚任"東干隊"隊長，李范五任指導員，孫西林為支部書記。孫西林很注意抓支部生活及幹部教育。"東干隊"黨組織的生活健康正常，支部經常組織黨員學習黨的文件，召開生活會，檢查執行紀律方面的情況。他對支部同志既尊重又有具體幫助，同志間相處融洽，配合得當。

1939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國延安女子大學"，校長、副校長分別由王明、柯慶施兼任。"女大"聘請孫西林為四班和九班的指導員。從此，他除負責"東干隊"的工作外，還經常到"女大"為學員作理論輔導。"東干隊"學員結業，原計劃派往東北地區工作，后中央根據鬥爭形勢，決定保存這批革命力量，將"東干隊"的一大批幹部分配到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工作。1940年春，"東北工作委員會"正式建立。李延祿、李范五、孫西林等為常務委員。為繼續培養訓練幹部，打回東北去積蓄力量，並總結黨在東北地區開展工作的經驗教訓，由李范五和孫西林執筆編寫了題為《東北抗日鬥爭經驗點滴》、《東北概況》和《偽滿統治人民的辦法》等資料。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央便組織了第一批奔赴東北的幹部隊伍，孫西林和其他同志一道於1945年9月2日踏上了北進的征程。幹部大隊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日夜兼程地北上。當幹部大隊接近五台山時，遇到了閻錫山部的截擊，在一一0師掩護下，衝過了敵人的封鎖線，直到綏德才進行一次小休整。孫西林把自己騎的棗紅馬留給綏德兵站，請他們轉交給林子，幹部大隊到張家口乘上了燒木炭的火車。到瀋陽后，李延祿、李范五、孫西林等以合江省工作委員會委員身份，被派往合江地區開闢工作，登上開往北滿的列車，途經四平，這裡離孫西林的故鄉八面城很近，離別17年的家就在眼前，怎能不引起他對家鄉親人的思念，但由於任務緊迫，竟路過家門而不入。11月下旬，孫西林到達佳木斯市。當時佳木斯市處在一片混亂之中，大資本家曲子明掛出"復興委員會"的招牌，14年未曾在東北露過面的"合江省國民黨黨部"的牌子也掛了出來，日偽殘餘、軍警憲特伺機活動。全市斷電，工廠停產，商店倒閉，市民生活十分困難。市郊各地方土匪武裝接踵而起，危機四伏。為建軍、建政、剿匪，穩定市民生活，恢復城市正常秩序，孫西林經過了解，提議由董仙橋任市長。李范五代表合江省政府正式任命董仙橋為佳木斯市市長，孫西林為副市長兼佳木斯地區專員，接收了一度被"復興委員會"把持的市政大權，成立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孫西林親自主持工商者會議，動員他們早日營業，向市民售糧售貨。同時，深入發電廠、火磨廠，敦促制定恢復生產具體方案。冬煤緊缺，孫西林和市委書記高大鈞一起到雙鴨山煤礦聯繫解決用煤問題。

壯烈犧牲

12月中旬，林平帶孩子到佳木斯，分別3個多月的夫妻見面，孫西林第一句就是"你來太好啦，開闢工作真需要人哪"。林平被丈夫的工作熱情所感動，不顧奔波勞累和體弱，第二天就要求分配工作。當時東北的形勢日趨緊張，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的支持下攻佔了山海關、錦州，步步向北推進。合江地區的土匪武裝立即作出反應，一度被我軍收編的孫榮久部叛變，勃利、林口、同江等縣，接連發生反叛及負責幹部被殺害的事件。三江人民自治軍司令孫靖宇負傷，不能出戰，佳木斯外圍的大股土匪準備攻城，市內潛伏的各種反動勢力在國民黨"合江政治特派專員工作本部"的策劃下：散布謠言，製造白色恐怖。反動特務組織密謀暴動、縱火和暗殺，妄想在1946年1月底把佳木斯從人民手中奪去。特務鄔捷飛受命立即執行特殊任務，組織對關內來的老八路進行暗殺。孫西林對時局的嚴重性有充分的認識，多次告誡同志們做好準備，應付一切情況。在家裡，他更直言不諱地對林平說："黨在這裡還沒有建立起群眾基礎，市政府內有大量留職人員，成分複雜，政治面貌不清，我們在明處，敵人在暗處，難免不發生意外的事，你我都要有充分的準備"。林平也多次叮囑他要提高警惕，孫西林說："警惕是警惕，工作還是要工作。"1946年1月30日，孫西林聽說省工委書記李范五要去北滿分局開會。為保證安全，決定讓自己的警衛員小黃護送李書記。31日清晨，孫西林上班時，警衛員小黃習慣地隨他跳上馬車，他立即把小黃攆下去，並叮囑小黃要保證李書記的安全。孫西林到辦公室后，即與市長商量上午要辦的兩件事：一是火磨廠的生產問題要落實；二是買糖果，到孤兒院慰問孩子們。於是，孫西林請來實業科長申佩然、工商會長王子丹、火磨廠代理人朱耀東等人，研究糧食加工合同問題。10時左右，會議正在進行時，國民黨特務鄔捷飛等潛入市府樓。特務任哲賢、沈洪福分別把守前後門，鄔捷飛、寧憲君直奔市長辦公室。寧憲君進屋后，用槍頂住站在門旁的董市長的警衛員，鄔捷飛開槍射擊，副市長孫西林頭部中彈當即殉職，犧牲時年僅36歲。孫西林犧牲后，佳木斯市人民為永遠緬懷他的光輝業績，將他的遺體安葬在市內最大的尋座公園裡，並命名這座公園為"西林公園"(西林公園分為兩大園：東園和西園，孫西林葬於西園），將市內的-條主要街道命名為"西林大街"。

1946年1月31日正在主持會議時，遭特務暗殺，頭部中彈當即殉職，犧牲時年僅3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