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慕松

黃慕松，原名黃承恩，梅縣松源寶坑人，是民國早期高級將領。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畢業於武備學堂，後由軍咨府選派留學日本，人日本士官學校，以優等生畢業。返國后，任廣東陸軍小學堂監督。嗣後再赴日本，入炮工專門學校學習。他傾向民主革命，1905年在東京加人同盟會。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后，黃慕松由R返國，謁見孫中山，隨孫中山入南京，任參謀部第四局局長、兵站副部長。1913年，黃慕松任外蒙考察團考察委員，參與規劃國防軍事。回歸時，得知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遂往日本，進日本陸軍大學繼續深造。1920年以中國軍事研究專員身份赴歐，在英、德、法等國考察，歷時3年，研究各國軍事戰略器械。他通曉日、俄、英、德、法語，見多識廣。回國后，任中俄界務公署參議兼中俄會議專門委員，后又兼任交通部路線審查會主任。

1925年，廣州軍政府成立，黃慕松回廣東任粵軍總司令部編審委員會副委員長兼黃埔軍校高級班副主任。1927年任陸軍第三師師長。1928年至1930年先後任軍官團副團長、代理陸軍大學校長、國民政府軍委參謀部測量總局局長。1930年秋，奉派為英倫萬國航空會議代表、第四屆萬國測地聯合會及第三屆萬國航空攝影測量會議代表。之後，又由南京國民政府特任為國際軍縮籌備委員會專門委員，並代表國民政府出席日內瓦召開的萬國軍縮會議。次年11月，黃慕松出席中國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委，後任國民政府軍委參謀部次長。1933年，奉命主持邊政，派往西北，先後到新疆、西藏少數民族地區，隨後被任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1936年7月，黃慕松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到任后，重視整飭民風，首申嚴禁煙賭之令，深得民心。其時，全省各地紛設“禁煙局”、“戒煙（指鴉片）醫院”，收到一定效果。任職僅半年多，因肝病複發，1937年3月20日病逝於廣州，終年54歲。南京國民政府追贈他為陸軍上將，在廣州隆重舉行追悼儀式，林森、蔣中正、于右任、孫科、居正等均親書弔唁詞。墓在廣州番禺黃家村。生前著述有《環球遊記》、《新疆西藏遊記》等。

中國軍事測量之父黃慕松，早年肄業於汕頭嶺東同文學堂。后入廣東武備學堂，畢業后選派去日本留學。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炮工學院。此間加入中國同盟會。回國后，任廣東黃埔陸軍小學教官、校長。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后，任民軍參謀長。民國成立后，被孫中山任命為大總統府軍咨府(后改參謀本部)第五局局長。1913年任國防考察委員，曾赴蒙古、新疆實地考察。回京歷任陸地測量總局局長。1916年1月再度日本。以陸軍工兵中尉身份入日本陸軍大學31期深造。（同學覃師範、陳儀、王孝縝、朱綬光、張華輔、王樹常6人）1919年11月26日畢業。教師評價：具有獨自創造性，性格誠實。熱心鑽研軍事學術。成績優秀、戰術技能卓越、日語表達流暢，精通俄語。該學生將來具有很大的前途。身高約172厘米，體重約59公斤。屬於體形較大、健康良好的學員。赴英國留學，並在德法兩國考察，歷時兩年。回國后，任中俄界務公署參議兼中俄會議專門委員，併兼交通部路線審查會主任。1925年5月任軍務善後委員會委員。同年南下廣州任粵軍總司令部編審委員會委員長兼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高級班副主任。1927年6月7日至7月29日代理陸軍大學校長。同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師師長，率部參加北伐戰爭。1929年8月任參謀本部測量總局局長。首次完成全國軍事測量任務，被譽為“中國軍事測量之父”。1930年再度代理陸軍大學校長。不久奉派去英國出席萬國航空會議、第四屆萬國測量家聯合會會議、第三屆萬國航空攝影測量會議，並作為中國代表團專門委員出席國際軍縮會議。1931年12月26日任參謀本部參謀次長。中國國民黨第四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並被推選中央海外黨務委員。1932年9月26日任參謀本部第一廳廳長。1933年4月，28日特任新疆宣慰使，處理新疆事變，9月任陸軍大學校長，同年底任新疆省黨部指導委員長，1934年1月奉派赴藏任致祭達賴專使並主持冊封大典。1935年3月15日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4月4日任中將，同年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1936年兩廣事變，陳濟棠反蔣的時候，7月29日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兼廣東省保安司令。1937年3月20日在廣東去世，同年4月12日追贈為上將。有《黃慕松先生遺著》。

在民國時期，他是第一位在中央政府出任部長級職務的梅州客家人，同時以擅長軍事地理和軍事教育馳名於世，被稱為“中國軍事測量之父”；他遊歷東西各國，學習軍事理論，踏遍內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致力於維護國家統一的事業，最後因勞瘁而倒在廣東省政府主席任上。

好學不倦：被譽“中國軍事測量之父”

初夏的一天，在廣州市荔灣區周門路的一座普通公寓里，82歲的黃維藏老人激動地向記者講述伯父黃慕松的生平。在黃維藏眼裡，伯父是一位學問淵博的軍人兼政治家，通曉日、英、德、法四門外語，曾經多次到日本以及歐洲留學考察。

在黃維藏居所以北不遠處，有一間珠江染織廠，其前身彩虹染織廠就是由黃慕松的父親黃璧池在清末創建。上世紀初，黃璧池從家鄉松源鎮來到廣州以販賣布匹謀生，隨後經營染織生意。黃慕松曾隨父親在廣州生活，不久，他考入著名愛國詩人丘逢甲創辦的汕頭嶺東同文學堂，開始了多彩的一生。

1904年，從廣東武備學堂畢業的黃慕松因成績優異，被中央政府選派官費留學。他與同鄉、梅城攀桂坊的楊少穆一起東渡日本，進入振武學校學習，隨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直到他快畢業的時候，與他人生有交會的另一位中國重要歷史人物蔣介石才啟程前往振武學校留學。

對於黃慕松來說，這僅是他的第一次留學生涯。1910年，從廣東黃埔陸軍小學堂監督任上卸任，他再次到日本炮工專科學校學習。1916年初，在北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任職的黃慕松考入日本陸軍大學系統學習軍事理論，成為第一批進入日本陸大的中國留學生之一。

青年黃慕松並不是只顧埋頭學習的軍人，他時刻關心國家的前途命運。在三次留學日本前後時期，他曾參加孫中山、黃興等人在日本成立的中國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期間南京革命政府的北伐行動，還加入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革命文學團體——南社。

1918年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展示了大量新式的武器，以及伴生的作戰戰術、戰略，給壯年黃慕松極大的刺激。他決心到歐洲進行軍事考察，於是申請辭去軍事測量總局局長的職務，作為軍事研究員遠赴歐洲。對黃慕松生平頗有研究的汕頭市政協文史委原主任黃羨章表示，黃慕松是一位熱愛軍事理論研究的軍人，對權位不太留戀。何況他在北洋政府陸地測量總局局長任上，甚至一度需要家裡寄錢解決開支。好在當時的家族企業由弟弟黃焯南等人打理得紅紅火火，免去他的後顧之憂。

從1920年到1923年，黃慕松先後到英、法、德考察學習歐洲先進的軍事理論。回國后經過一番輾轉，於1929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參謀本部測量總局局長。他認識到現代戰爭已經進入海陸空立體作戰時代，因此對開展軍事測量活動極為熱心，先後出席英國萬國航空會議、第四屆萬國測地聯合會、萬國航空攝影測量會議，撰寫了《出席國際測量會議報告》。在他的主持推動下，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軍事測量工作順利完成。正是這一成果，黃慕松被軍界讚譽為“中國軍事測量之父”。

忠勤任事：兩次代理陸軍大學校長

黃慕松不但是軍事地理學專家，在他不算漫長的人生中，他更是一位軍事教育家。早在清末，他就出任廣東黃埔陸軍小學堂的負責人，後來成為粵系著名將領的陳濟棠、余漢謀、蔣光鼐等人都是他的學生。

1925年，黃慕松從北京回到廣州，擔任黃埔軍校高級班的副主任，深厚的軍事理論功底和任勞任怨的作風，給校長蔣介石留下深刻印象。

1928年8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后，將在北京的中國最高軍事學府——陸軍大學收歸國民政府管理。總司令蔣介石遙兼校長，但實際管理工作由他任命的副校長黃慕松代理。當時位於北京西直門內崇元觀的陸軍大學在讀的學員有第八期以及新招收的第九期。

黃慕松為糾正北洋政府時期學校存在的散漫學風，每星期要舉行周會一二次，向學員作報告，要求學員自我介紹情況，同時住校舍的學員晚上要點名，外出要請假。不久，因嚴肅校紀，而觸發由湖北籍學員蔡繼倫策劃的“驅黃風潮”。

學者黃羨章表示，事情起因是蔡繼倫因私人請求被北平市長何其鞏拒絕，竟然扇這位老部下的耳光，事情被馮玉祥告到蔣介石那裡。獲知蔡繼倫犯紀消息，黃慕松決定從嚴處理，對蔡繼倫作出開除處分。銜恨在心的蔡繼倫挑唆同鄉學員散布流言，借孫中山奉安大典的事件，誣告黃慕松在孫中山靈車經過大學門口時僅派代表參與，而嚴令學員在校，是對孫總理不敬。黃羨章認為，時任教育長的周斌雖然是黃慕松在日本陸軍大學的同學，但作為蔡繼倫的同鄉態度曖昧，沒有積極支持黃慕松，起了很壞的作用。

儘管處於流言蜚語之中，黃慕松還是堅持原則，開除掉蔡繼倫，隨後在1929年上半年底離任代理校長一職。從歷史的結局看，黃慕松有洞悉蔡繼倫惡劣品質的先見之明。被處分的蔡繼倫後來通過各種手腕恢復在陸軍大學的學籍，卻在抗戰期間，擔任宜昌警備司令時大肆貪污，落得被軍法處置槍斃的下場。

1933年，當時的陸軍大學已經遷址南京，校長已由雲南籍著名將領楊傑擔任。這年，由於楊傑要到華北部署軍事，防禦佔領東三省的侵華日軍，時任陸軍測量總局局長的黃慕松再次代理陸軍大學校長職務。儘管這次時間不長，但黃慕松對陸大一直非常關注，以至1934年，他為致祭冊封已故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艱難跋涉到西藏的時候，依然與陸軍大學教育長王澤民保持聯繫，通過電報收到他有關陸大辦學情況的彙報。其忠勤任事的作風可見一斑。

艱苦跋涉：宣慰撫邊不顧塞外風寒

黃慕松的一生好像永遠奔波在路途。1934年1月，國民政府決定派黃慕松擔任致祭、冊封剛去世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專使，前往西藏。

此前的1933年，黃慕松曾經奉命宣慰新疆，本意採取“削藩”策略實現國民政府直接管控新疆。但軍閥盛世才發動“六·二二”二次政變，槍殺擁護中央的地方軍政人員。黃慕松一行一度被軟禁，計劃功虧一簣。

黃慕松的這次赴藏行程更加艱難而意義重大，為的是恢復與西藏地方的聯繫，以致祭冊封的方式宣示中央權威。而自辛亥革命后，因種種原因，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已“失聯”22年。

黃慕松率隊自5月7日由成都啟程，經邛崍、瀘定、康定、道孚、甘孜、德格進入西藏的昌都，然後循類烏齊、洛隆、邊壩翻越平均海拔五六千米的念青唐古拉山，經工布江達和墨竹林卡，花了3個多月的時間艱難跋涉，於8月28日抵達拉薩。

在派出先遣人員取海道從印度進入西藏的情況下，黃慕松致祭代表團選擇這條道路基於下列精心考慮：一是避開英國駐印殖民政府的干擾；二是走國內川藏之路宣示國家主權的尊嚴；三是艱苦跋涉也表達了中央政府的誠意，同時考察沿途的軍事地理等情況，與當地人民加強交流融合。

古人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黃慕松的隊伍不但經歷了蜀道之難，更經受了雪域高原神秘莫測的風雪。他們迭次翻越萬年雪山的折多山、雀兒山、易珠雄、丹達山、念青唐古拉山，橫渡大渡河、金沙江，飽嘗雪山之寒和高原反應症折磨，個別負責運輸物資的人員甚至因高原疾病倒在路途上。

到達拉薩以後，黃慕松利用在此停留3個月的時間，展開一系列宣慰活動，與僧侶、民眾交流，與噶廈官員交涉，順利完成致祭、冊封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儀式。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崔保新是研究黃慕松撫邊疆藏的歷史學者，他對記者表示：“黃慕松離開拉薩時，與西藏噶廈政府商定，中央政府在西藏設立駐藏辦事處、無線電台、醫療所、測候所，並建立一所國民小學。在失聯22年之後，中央政府在拉薩設常駐機構，是宣誓國家主權、阻止西藏分離的一大成果。”

黃慕松赴藏歸來不久，1935年3月，中央政治會議決議他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1936年7月底，為穩定“南天王”陳濟棠下台後的廣東政局，黃慕松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這是黃慕松人生事業中的一個高峰。然而勞瘁多年導致疾病突發，半年後，他終於停下奔波的腳步，長眠在嶺南大地上。

病卒后，南京國民政府追授他為陸軍上將，在廣州舉行了追悼儀式，林森、蔣介石、于右任、孫科、居正等均親書弔唁詞。黃慕松生前著述有《環球遊記》、《新疆西藏遊記》等。

宣撫新疆

1933年4月12日新疆發生驅逐金樹仁的“四·一二政變”，盛世才取代金樹仁走上新疆政治舞台。新疆軍事政變引起的人事更迭，給國民政府控制新疆提供了機會。蔣介石此時與行政院長汪精衛一道，共同策劃了控制新疆的計劃。

派使宣慰新疆

1933年4月24日金樹仁在新疆塔城通電下野，翌日汪精衛發表關於新疆問題的談話，稱中央決定派大員入新宣慰及調查政變真象，人選不日即予發表。南京政府初定馬良去新疆宣慰，蔣介石也電馬徵詢意見，馬以年高推辭不從。4月28日，汪清衛又與在江西剿共的蔣介石通過電報商定，派軍事委員會參謀部次長黃慕松入新宣慰。

33年5月2日，汪精衛主持召開行政院第99次會議，除通過黃慕松為新疆宣慰使入新宣慰外，還照準金樹仁辭去本兼各職，要新疆各委員廳長等會同維持省政府事務，並明示中央正慎選賢能，3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發布安撫新疆民眾書，汪精衛也給新疆省府委員、廳長去電，均稱中央正慎選賢良，以妥善治理新疆，讓新疆方面維持秩序，靜候中央辦理。

劉文龍、盛世才要求中央真除的電報到達南京，中央政府反應冷漠，蔣介石對盛還有戒心（盛世才與蔣介石是舊識。蔣介石曾資助盛完成日本陸軍大學的學業，盛世才畢業后也曾在蔣手下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上校參謀等職。但兩人並不相互看重。蔣讓盛久居閑職；盛則離蔣而去，說他“感情用事”、“度量狹小”，用人“分南北界限”，“決難作全國之首領”。不願將新疆交給他。）6月初，蔣介石就回劉、盛電問題擬定三項方案以與汪相商：“(1)劉、盛此電遲到太久，新省電報亦久已不通，擬仍暫擱，俟慕松到新具報后，再為適當之處置；(2)先電劉、盛，不作複電，應加以獎勵，責成兩人合力維持新省治安，暫不說及名義，並告以黃宣慰使即行赴新，一切新省善後問題，黃抵新當面詳商，並囑諸事商承黃妥辦；(3)暫委盛以代理邊防督辦名義，但劉主政，而盛主軍，恐有不妥，且如此處置，能否適合實情亦均屬疑問。”此後，南京政府基本按照蔣介石的第二套方案行事。

黃慕鬆緊張地作著宣慰前的準備：首先是聽候中央確定宣慰方針，黃赴贛向蔣介石請示機宜，回京后又晉見汪精衛，據黃對記者稱，宣慰方針蔣介石與中央意見完全一致。其次是物色各類宣慰人選，包括黨務、民政、軍事、教育、宗教、交通運輸等方面的人員，計有參議團成員10名、軍官團成員10名、秘書書記3名，副官4名、軍醫1名、隨從侍衛20名、隨帶官佐30名、士兵20名。再次是申請宣慰經費。因宣慰使隨員眾多，所需經費達326200元，到6月初宣慰經費還在商討中。

中央政府多次聲言正慎選賢能者主新，劉文龍、盛世才不一定是中央所要選擇的“賢能者”。第二，蔣介石認為盛主軍不妥，顯然不準備將新疆交給他。第三，黃慕松宣慰新疆的內容龐雜，如制止新疆內亂，改革金樹仁留下的“一切不良政治”，逐步推廣教育、復興農村、發展交通建設、整頓金融、興辦實業等。若黃慕松“純屬宣慰性質”是無法實現上述目標的，只有在實際控制新疆后才有可能實現。第四，黃慕松上報的宣慰使署經費中，有編練入新東北軍蘇炳文和李杜舊部為衛隊一團所需購買費約20萬元，胡宗南部一旅自甘肅向新疆推進所需開拔費及無線電人員、器材經費等項；黃慕松在迪化宣慰時也曾致電蔣介石、汪精衛：“中央急宜接收肅州防地，以應事變。”這些均直接透露出黃慕松宣慰背後的軍事控制企圖。第五，宮碧澄回憶說：黃慕松宣慰新疆，是準備一俟中央明令發表他為省府主席兼邊防督辦即可走馬上任。黃的多數隨行人員也明白，此去新疆是由黃取代盛的地位，他們也可撈取一官半職成為新貴。

架空盛世才

“國家應該統一的原則得到全國從學者到農民的一致的贊同，成為一條毫無疑問的信念，這個觀點指導和規定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黃慕松以中央大員的身份宣慰新疆，新疆“各方”表現出對中央極具“信仰”。這說明長期處於半割據狀態下的各族各界人士在熱誠地盼望中國真正統一。

黃慕松利用這一有利形勢，在新疆加緊進行活動。迪化有剛從東北經蘇聯退來的抗日聯軍約5000人，他們不願久居新疆，也不願捲入新疆內戰，黃慕松首先爭取勸說他們，結果蘇炳文部鄭潤成旅“願直隸中央”，東北軍其它各部也以參加內戰犧牲無益，“願得中央編製名義始正”，供中央驅使。[盛世才手中總共才有近萬人軍隊，黃慕松一下爭取到佔到半數的東北軍願意歸附，無異從根本上動搖了盛世才的統治根基。張培元也是黃慕松爭取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張培元是金樹仁舊部，有兵5800多人，金樹仁下野時曾保薦他為省主席兼邊防督辦，結果盛世才先撈取臨時督辦名義，張培元心中不滿。黃慕松在蘭州時即判斷張“必與盛不能相下”，到迪化后得知張培元駐綏定（今霍城）軍隊被盛軍繳械，張甚“恐慌”。黃慕松利用張、盛矛盾拉攏張培元，張亦“表示受中央驅策”。

黃慕松注意擴大中央政府在全疆的影響。當時盛世才實際控制的不過是迪化周圍數縣和塔城一帶，南疆及阿山全境則早已失去控制，黃慕松“用政治手腕派員分途宣慰，以期早就收撫”，各族民眾有“感中央一視同仁之至意，已有心悅誠服之傾向”。哈密王白錫爾在維吾爾民眾及南疆各實力派頭目中有一定影響，黃慕松決定拉擾他，稱金樹仁未經中央核准廢黜其王位，奪其財產、治權，是無效的，並聘請白錫爾為宣慰使署高等顧問。汪精衛肯定黃氏處理辦法，指示對白錫爾財產，“如已沒收”，“著即查明發還”。白錫爾領銜南疆一帶的各實力派首領如和加尼孜等人，向南京政府表示願在享有一定自治權力基礎上歸附。汪精衛立即應允，表示尊重各民族信仰的宗教及風俗習慣，實行民族平等政策，並許諾軍事、外交由中央主持，教育、交通、實業等歸地方辦理。

新疆部分軍政官員也為黃慕松拉攏利用。臨時主席劉文龍因盛違背軍民分治諾言處處獨斷專行，對盛不滿向黃靠攏；督辦行營參謀長陳中、省府秘書長陶明樾、航空隊長李笑天是策動“四·一二政變”的功臣，但因沒謀到滿意職位，棄盛攀黃氏高枝，成為黃慕松的智囊人物。

最令盛世才不能容忍的是，黃慕松一到新疆就要削弱他的軍權，提出改督辦製為軍事委員會制。黃的主張一開始即被盛世才婉言拒絕，但他不改初衷，致電行政院說：“督辦創自金氏，為各省所無，伊犁方面對此亦存觀望，不若變更現制，另設新疆軍事委員會，網羅諸將共戴中央，而剿匪則另於戰時編製，予以剿匪總指揮及縱隊司令等名義。”他還乾脆背著盛世才與陳中商量改制的具體辦法，擬將張培元、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人委為軍事委員會，以盛為委員長。但張培元、馬仲英、和加尼牙孜是實力派首領，他們或擁兵自重，或與盛世才兵戎相向，盛世才怎能指揮動他們。一旦盛世才被架空變成光桿司令，新疆最高軍事權力自然會從盛向黃的手中轉移，因為只有黃可以中央大員的身份號令諸將。

控制新疆失敗及其原因

盛世才對黃慕松在新疆的活動了如指掌（盛世才藉助從馬仲英部俘獲的日本密碼破譯專家大西忠，破譯了黃給中央的電報；利用特務嚴密監視黃在新疆的全部活動。）。黃的一切舉措均在於控制新疆政權，已攫取新疆臨時督辦權位的盛世才，豈能甘心將權位拱手讓人？1933年6月25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政變，將陳中、陶明樾、李笑天冠以圖謀推翻現政權罪名槍決，並軟禁黃慕松，藉此警告南京政府和親南京政府勢力，強龍不壓地頭蛇。

黃慕松對此猝不及防，他在失去自由的情況下明碼急電蔣、汪：“新疆逼處強鄰，情形複雜，隱患四伏，非定重心，難期安靖。查臨時督辦盛世才、臨時主席劉文龍，辛苦維持，業經數月，擬請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責任更專，有裨時局，殊非淺鮮，伏乞鑒核，迅賜發表，以定人心。倘蒙諭允，則承宣化，既有中央之地方長官負責，而慕松宣慰亦易進化，伏乞簽核示遵。”劉文龍、盛世才也於政變次日致電南京政府說：陶明樾等人乘前方軍事形勢緊張之際，煽動後方軍士謀反，秘舉黃慕松為新省主席，另組所謂軍事委員會，“黃使亦不無妄受陶明樾等蠱惑之嫌”，請中央加派關心邊局的大員陳立夫、劉光、彭昭賢、張鳳九來新疆調查事變真相。新疆維持委員會、東北民眾救國軍及各社會團體也根據盛世才的授意，電請中央真除劉、盛。盛世才的用意很清楚，扣押黃慕松為人質，逼迫中央任命他為新疆邊防督辦。

南京政府為顧及中央顏面，積極營救黃慕松。34年7月5日，行政院急電黃慕松，“令即日回京報告真象”。6日，汪精衛召見新疆省府駐京辦事處處長張鳳九、新疆黨務特派員宮碧澄，詢問新疆情況，擬派宮去新疆調查事變真象。7日，蔣介石、汪精衛聯名致電劉文龍、盛世才說：“你們維持秩序，鞏固後方，中央良深嘉慰，黃宣慰使也屢電稱揚，不遺餘力。黃慕松宣慰任務已完，中央日前去電促其回京報告，務望你們體諒此意，共濟時艱，是所至盼。”10日，汪精衛在總理紀念周上講：政府為什麼不早些發表劉文龍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為新疆邊防督辦？因為新疆還有幾件根本的善後工作要切實去做。對劉文龍、盛世才，政府不一定說不要他，也不一定說要他，關鍵要看這幾件事是否肯做、是否能做。這幾件事即外交統一於中央、軍事統一於中央、民族要平等宗教要自由。這是中央政府對新疆善後工作的三大原則，劉文龍、盛世才能夠奉行這些原則，我們便把新疆交給他們，否則即交給別人。13日，張鳳九也向報界透露蔣介石對新疆問題的意見：“中央對於邊疆官吏之任命，但求苟能捍衛國土，絕對服從中央，愛護人民，鞏固地方治安者，自可付託。”蔣、汪明確地向盛世才傳遞去信息：中央可以接受真除他的條件，但要他明白宣示效忠中央。盛世才對南京的意圖心領神會，7月19日，劉文龍、盛世才聯名致電中央說：“外面流言，報端登載，遂對於黃使不免稍有誤會，隨經切實調查，皆系陶、陳、李煽動人心之一種陰謀，與黃使絕不相涉。黃使銜命來新，宣布中央德意，安慰新疆人民，到後人心大定，邊局就安，……黃使宣慰功勞，固非淺鮮，而我中央威信所被，亦足證明新省孤懸塞外，地瘠民貧，平時尚非仰賴中央維持，不能自立。況值此地方糜爛，幾及全疆，尤非得援助於中央，必致無所措手。文龍、世才性非至愚，當能曉比，我中央如何徹底籌劃，鞏固邊局，職等誓當竭誠遵從，以盡天職，此物此志，敢質天日。”

至此南京政府與盛世才的交易敲定，17日黃慕松電中央宣慰使署駐京辦事處，準備飛機接他東歸。20日，黃慕松乘歐亞航空公司飛機離新。8月1日，行政院第118次會議通過劉文龍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為邊防督辦、張培元為伊犁屯墾使兼陸軍新編第八師師長的任命。真除盛世才，宣告南京政府借黃慕松宣慰以控制新疆的計劃破產。

弔祭西藏

1933年冬，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在布達拉宮圓寂后，國民政府於南京舉行了兩千餘人參加的追悼大會。出於加強西藏與中央關係的考慮，國民政府決定派遣一名官員前往拉薩致祭，黃慕松遂成為人選之一。

中央代表團首次進藏

1934年4月26日，黃慕松從南京出發，開始入藏之旅。這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中央政府高級代表團第一次進藏。為避免英國阻撓，黃慕松一行兵分兩路，一部經海路抵藏，一部則由黃慕松親自率領，取道川康入藏。當時，康藏糾紛時起，康民所受痛苦實深，百姓希望中央大員此次路過康藏，能夠解決問題，所以對黃的到來非常歡迎。在康定，當地給黃慕松預備了540匹馬供調遣。5月26日，黃慕松一行到達德格，受到土司澤汪登登和代本(相當於營長)瓊讓的歡迎。7月1日，黃慕松一行到達江達，前來迎接他的有藏軍步兵200人，以及音樂隊兵40人。當時負責迎接的西藏官員是這樣描述迎接黃慕松的景象的:“12時許，遠方出現了一列整齊的轎隊，前擁后簇，威武異常。漸近再看，共有轎子十多頂，最前面的一頂，身穿毛藍布便衫，頭戴斗笠，腳穿黑布鞋。”雖然黃慕松一路乘坐大轎，但對藏情卻觀察細緻。黃慕松驚奇地發現，這些駐守在江達、岡托一帶的藏軍，軍紀尚可，但教練的口令都是英語，可見當時英國對西藏的影響之深。8月22日，黃慕松抵達欽里，駐藏辦事處的職員們前來迎接。

為歡迎代表團，當月月底，拉薩郊外，噶廈地方政府已派官員在東郊的貢本塘搭起一頂十分華麗的大帳篷，鋪上色彩絢麗的卡墊，陳設精美的茶具；黃慕松和攝政的席位設在正中；四品和小四品以及五品、七品官員等，也按常規安排了座位。在江水滾滾的雅魯藏布江畔，噶廈派來僧俗噶倫各一人、藏軍一個團立於此，準備迎接這位中央大員。28日11時許，黃慕松衣著整齊，儀容莊重地到達貢本塘，噶倫們將他迎進帳篷。他和噶倫互獻哈達，互致問候。接著，蘇德巴(噶廈大司膳)恭獻人蔘果茶飯。食畢，黃慕鬆起立，全體官員也隨之起立。這時，軍樂齊鳴，迎接中央政府代表團的藏軍列隊向黃慕松行軍禮。黃慕松滿面笑容，點頭回禮，然後上轎。

黃慕松一行到達拉薩后，下榻於八廓街南側的吉堆巴大院，也就是後來國民黨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所在地。讓黃慕松感到意外的是，尼泊爾駐藏代表與不丹駐藏代表，以及駐藏漢民均在拉薩設帳歡迎，“是日拉薩不下萬人之市民，均擁擠道中，窺目探視”。藏人回憶說，“藏民們依次向他們敬獻哈達。黃先生大約50多歲，言談平靜深沉，頗有氣魄，儼然一位要員”。黃慕松還帶了一個雜技團來藏，對於西藏人來說，這是一件新奇的事情。

市民“環觀如堵”

黃慕松到達拉薩后，深知藏俗，凡往來交際，需要先饋贈禮品。所以，從攝政以下到七品以上的官員，均給予了不同的禮品。為了表示對佛地的尊敬，他朝拜了大小昭寺和三大寺，每到一座寺院時，均敘中央維持佛教的情形和漢藏的密切關係。但是，在冊封十三世達賴喇嘛為“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一事上，黃慕松與西藏噶廈有了罅隙。澤墨噶倫認為，達賴喇嘛圓寂，對西藏人來說是異常悲哀之事，而中央舉辦冊封盛典則是喜事，所以冊封不宜。黃慕松對噶倫等人反覆勸說，指出冊封、致祭是他此次入藏的首要任務，二者缺一，即違背中央意旨，而且外人也可藉此挑撥漢藏關係。在黃慕松的積極勸導下，噶廈終於同意於9月23日在布達拉宮舉行冊封典禮。

當日上午，黃慕松一行身著長袍馬褂，從拉薩行署出發，藏軍前來迎送，市民“環觀如堵”。西藏方面至司倫以下，四噶倫、扎薩克、代本等數百人均著禮服，恭候於布達拉宮正殿。西藏噶廈派四人於冊封地址樓下大門外恭候，總堪布恭候於冊封門外。作為專使的黃慕松，在莊嚴的音樂儀仗下，捧冊玉印於香案。而後雙方向香案鞠躬，漢左藏右分立於香案兩側，專使在中，宣讀冊文。全堂肅靜無嘩，禮節非常隆重。

致祭如同冊封一樣

冊封之後，34年11月1日，布達拉宮舉行致祭典禮。但是，在祭堂懸旗的問題上，噶廈又開始提出反對意見，說布達拉宮是達賴坐錫之地，向來無人懸掛旗幟。黃慕松當即加以駁斥:“舉行冊封時，黨、國旗亦曾懸掛上宮門，且舉行慶弔大典，在內地懸掛黨、國旗，已成為當然之事，況本使此次代表中央，亦即代表四萬萬同胞來致祭達賴大師，若不能懸掛，究竟何方來人致祭，似欠妥當。”然而，某些噶倫仍然不同意，黃慕松無奈之下，只好決定將旗子懸掛於行署，並將國民政府旗幟抬至布達拉宮紅山祭堂。

上午9時，布達拉宮正殿舉行致祭典禮。禮節如同冊封一樣，非常隆重，只是黃慕松觀察到“祭堂內西藏僧俗官員及行署人員增加凄慘之態耳”。11時，致祭儀式開始舉行。黃慕鬆起立，全體也隨之起立。儀式第一項是黃專使將一包捐助修建達賴靈塔的黃金敬獻在達賴寶座的金茶几上，同時敬獻金質茶架和茶碗蓋等器皿。全場脫帽，司儀高呼三鞠躬。儀式完畢，全體人員依次走出大廳。致祭分別由東西典儀官導引，並獻哈達、獻花、獻燈、獻茶等。

在西藏政界，僧人享有特殊地位，黃慕松深知這一點。“抵藏之圖，若不表示尊重佛教，斷難邀藏方官民之相信。”而之前，英國人前往三大寺熬茶布施時，總發給每一喇嘛一元。黃慕松決定從優發給每一個喇嘛銀元兩元，並且建立基金，每年每一個喇嘛可以獲得藏噶五枚。

黃慕松認為，在清代，駐藏大臣每年於正月十五舉行傳召大會一次，宣布清朝德政。此舉頗能收藏人之心，於是規定設立藏銀691秤為傳召費用，每年所得利息，可以資每年所有被傳召喇嘛熬茶之用。黃慕松此行還接觸到部分居於拉薩的漢回群眾，針對其幼兒受教育困難之狀，捐獻了一些經費給漢迴文學校。

艱難的西藏之旅

1934年冬，黃慕松在西藏的使命已經成功完成，為了視察英國人在西藏南部和尼泊爾、不丹等地的情況，他決定由印度返回南京。

自1934年2月10日被任命為專使后，到1935年2月13日在香港乘亞細亞皇后號郵船回京，除進藏致祭、冊封外，黃慕松先後到訪印度、尼泊爾、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地。歷時一年，行程數萬里，總計花費於布施、致祭、冊封等各項事務的銀元達428900餘元。黃慕松完成西藏使命后，曾公開發表過一本圖片集《藏游概述》，收錄了一些珍貴的西藏風貌照片。但該集流傳稀少，數年前曾有拍賣行以3000元底價起拍。

黃慕松的西藏之旅，應該是成功的，不僅增加了漢藏之間的關係，而且也考察了西藏當時的社會實情。黃慕松在給洪滌塵的《西藏史地大綱》一書作序時言:“余奉樞命，使藏致祭，舍空用陸，志在考察，凡所經歷，接近政教領袖，士紳居民，冀於藏中民族、歷史、地理、社會、政教、風俗、物產、經濟，博訪周諮，歷時一載。”一年的時間去了解一個對於內地相當陌生的西藏，雖不長但也綽綽有餘。黃慕松回京後向國民政府呈遞的《黃慕松奉使入藏冊封並致祭達賴大師報告書》中，列專條陳述“西藏之近況”，不僅為中央政府制定治藏方針政策提供了根據，而且為內地民眾展示了一個真實的西藏。此外，隨黃慕松入藏設立的駐藏辦事機構，是其此次入藏解決中央與西藏地方關係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功。在國民政府時期，中央與西藏地方的聯繫，多依靠此機構。但是，終究來說，在中國那個積貧積弱的時代，加上日本侵華開始，黃慕松所題“軌物共守車書大同”僅僅是個夢想而已!

生命之光耗盡在雪域高原

1937年3月20日，年方54歲的黃慕松在中山大學附屬醫學院救治無效病逝。作為一位受到中樞信任而就任省政府主席、準備大展鴻猷的政治家，的確是人生一大遺憾。

對於黃慕松中年去世的原因，他的親屬以及歷史學者們都認為，除了常年奔波勞瘁，黃慕松冒險奔赴西藏，雖然沒有在路途上遭遇意外，但雪域高原的惡劣氣候，特別是高原反應症最終仍然成為他生命中沒有邁過去的一道坎。

過去有文獻持一種說法，認為黃慕松是死於肝病複發。黃慕松的侄子黃維藏不認同這一病因。他向記者表示，據他親耳聽長輩尤其是二伯母王氏（即黃慕松夫人）講述，二伯父去世的根本原因是“高山症”，即現代所說的高原病，去世的時候，黃慕松全身皮膚通紅，不同於肝病癥狀的皮膚泛黃。

學者黃羨章也認為，黃慕松的早逝與他早年奔波歐洲考察、宣慰邊疆，特別是到西藏有關，至少是高原反應症導致他的潛藏疾病一齊暴發。學者崔保新則認為，黃慕松以51歲之齡，千里迢迢使藏，翻越無數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風餐露宿，風寒浸骨，使其身體遭受極大損害。他肝部劇痛，惟不知病原。

黃慕松在去西藏的路途上，曾逐日記下所見所聞，后以《使藏紀程》的書名出版。記者從中做了統計，路途上，還是在川西北的折多塘，黃慕松就開始出現高原反應的頭痛癥狀，自此，這一癥狀在爐霍、德格、江達、九絨、易珠雄、洛隆宗、羅松多哲、瓦日格巴、司力江以及拉薩等地反覆出現。

1934年8月15日，黃慕松一行抵江達（今屬林芝地區北部）。日記寫道：“午夜肝氣作痛，睡不能適，請王醫官打止痛針，並進止痛丸，假寐至晨七時，始解衣覆寢，十一時起床。余於前三星期，即覺肝部微痛，王醫官以少騎馬為囑，昨夜忽劇，牽及背部，未知是何病原，因思頻年奔走，不遑寧處，倘過於勞頓，罔知調節，則體力日消，雖然滿腔熱血，何補邦家，不可不自慎也。”然而，艱難的路途迫使黃慕松不得不常藉助騎馬或騎驢前行，在拉薩又因此導致疝氣病發作。

早在青年時代的1913年，黃慕松為邊疆事業就將生死置之度外。北京中央政府為了應對當時外蒙局勢，派他為考察委員，與留日士官學校的同學陳宏萼、彭琦一起到內蒙古陰山南麓一帶考察規劃軍事，其中彭琦因墜馬意外身亡。

這次病魔襲來，黃慕松仍然在抗爭，打算強撐到南京參加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被勸阻，後到從化溫泉療養地養病。1937年3月15日，黃慕松放心不下政務，乘車從療養地返回廣州城裡。記者在中山圖書館特藏部保存的其中一張黃慕松照片中看到，身形已經嚴重消瘦的黃慕松在經過燕塘軍營時，堅持下車檢閱軍隊。這是他留給世界的最後身影。5天後，他撒手人寰。

兩次撫邊歸來，為侄起名“疆藏”

黃慕松去世的時候，留下遺言作了自我評價：“律己則以廉潔勵清操，處事則以和平求進步，因此生平無大成就，亦無大過失。”他的人生觀可從他為子侄命名的事例找到佐證。

1933年7月，黃慕松從新疆回到內地，一度曾回到家鄉松源寶坑探親。次年初，他聽到弟弟黃焯南生了一個兒子，決定為侄子起名黃維疆。同年底，黃慕松宣撫西藏從拉薩回到廣州，聽到小弟弟黃青松也生了一個兒子，又建議將小侄子起名黃維藏，以紀念他這次維護國家統一的艱難行程。

在此之前，黃慕松給自己的兒子起名，就有維敬、維恕、維廉的字樣，從中折射出客家人踐行傳統儒家倫理的精神。

黃維疆、黃維藏的名字寄寓著黃慕松的家國情懷。記者了解到，他兄弟二人雖然沒有取得伯父那樣的赫赫業績，一位在廣州電台工作，另一位在廣州國營企業工作，而2015年過八旬，過著低調而清介的退休生活，沒有辜負先輩的期許。

黃維藏向記者表示，很多人看到松源寶坑沙堂壩那一排大屋，可能認為是黃慕松做了大官弄到錢建起來的。其實建房的資金主要來自於祖父黃璧池在廣州創建的彩虹染織廠以及萬昌隆、億昌隆商號的利潤，那是當時廣州數一數二的大型染織企業。整排建築基本上是在黃慕松去世后才興建，並在抗戰後期完工的，後來安排給他祖父以及祖父哥哥的後裔等居住。

將軍長眠處　松濤已渺然

過去的文獻提到黃慕松去世后葬在番禺黃家村。記者聯繫上黃維藏后，才知道黃慕松的墓地其實在白雲山西麓的永泰庄，即今白雲區永平街道永泰村，那裡的原居民以黃姓居多，所稱番禺是古代對廣州的泛稱，與的番禺行政區域無關。

記者為了解黃慕松長眠之地的現狀，決定通過友人安排車輛，由耄耋老人黃維藏作嚮導，前往憑弔這位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重要足跡的客家先賢。

車輛馳行經過白雲山下的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校區，向北走了幾公里，拐入永泰村，穿梭於僅容一車通行的狹窄巷道，終於在一條上坡路上停下，交椅墳式的黃慕松將軍墓呈現眼前。

黃維藏介紹，黃慕松的墓地在特殊年代曾受到一些破壞，在改革開放年代，得益於國家的好政策，由廣州市委統戰部撥款修繕。2011年還被掛牌“白雲區登記文物保護單位”。

由於城市的發展，永泰村黃慕松墓地周圍三面建起高高的廠房住宅，墓后不遠處也被砌起一道高牆。墓前一對華表和石獅子雖然還在，但正前方的墓道已因修建道路而消失。

當年遙遙望見白雲山，松濤陣陣的景象已經不復存在，這位喜愛故鄉松樹，並以“張良功成身退從赤松子游”典故重為自己取名的墓主人，相伴的只有墓側的幾棵樹木，以及樹上的蟬鳴和工廠喇叭傳來的嘈雜歌聲。時光的變遷，情景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