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瓜罐

清道光朝新創器型，收口豐肩，器身呈高筒形。器有大小：大器分有蓋與無蓋兩種，小器均無蓋。以粉彩器為常見，多以瓜蝶和白菜等為飾。民窯器，有豆青釉青花和信哥釉品種。其形制始見於湖北武漢龍泉明永樂年間楚昭王墓出土物，此後歷朝未再見這一造型，至清代道光朝再度出現並成為晚清時極為流行的器形。道光、咸豐時蓋鈕似寶珠，同治以後則呈燭焰式。

作為遠古時代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盛貯器，我國在新石器時期已有帶耳、帶提梁的陶罐製作。原始青瓷在其創燒之初，也就開始生產印有凹弦紋、雲雷紋等花紋的帶系青瓷罐。漢代，青瓷罐因燒造技術成熟，加上質地堅固，又有宜人的青綠光澤，便取代陶罐，成為人們生活需求的首選物品。東漢時，青瓷罐的形制呈顯多樣化，其中的青釉五孔罐、青釉布紋四系罐，為當時代表作。

罐的肩部帶系的模式，後來在兩晉南北朝非常風行，並延續至唐宋。這顯然與系在當時所起的能提能掛作用有關。同時，亦與四系、八系，給人以平穩感及美的享受有關。譬如，西晉青瓷不單把系設計成弓形、橋形，還出現獅形、羊形等造型；東晉時又刻意在繫上施加點彩；南北朝時的系竟多達8至10枚，這些，並非都應了功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美觀，或者說，是集實用與裝飾於一系。到了唐宋，燒造技術進一步提高，使青釉、白釉如冰似玉。而此時，器物的線條美與色彩美，日益受到人們重視，加上罐體又出現了瓜楞、柳條形等花樣制式，才讓肩部之系，顯得不那麼重要，遂退居於次要地位。

元代，基於堆、貼、刻、划、鏤雕等裝飾技法的廣泛應運，瓷罐的發展進入了輝煌時期。我國的南方和北方一些如龍泉、吉州、耀州、磁州等民間著名瓷窯，均有非凡建樹。元代中期，景德鎮窯的高溫釉下青花及釉里紅彩繪異軍突起，其濃艷的視覺色彩、更具水墨畫韻味的表現技法，使瓷器藝術躍上了新的境地，不但奠定了景德鎮一統天下的局面，亦讓器形大度的瓷罐，越發神采飛揚、蔚為大觀。明代，是我國瓷罐史上鼎盛時期。由於人們意識上的一些原因，特別是罐與官相同的諧音，罐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超過了瓶、尊，成為明代景德鎮窯琢器生產中的大宗。造型則更加豐富，創新品種有：永樂宣德的S頭罐、壯罐、法輪式罐；成化的天字罐；嘉靖的將軍罐；崇禎的蓮子罐等。清代，罐的地位逐漸被瓶、尊取代，康熙以後，罐的生產以實用為主，除傳統型的一些品種外，乾隆時期創燒的西瓜罐，流行甚廣，一直延續至清末民國。

清代，把婀娜多姿的瓶，同“平升三級”仕途湊在一起，同“吉慶平安”、“平生富貴”等人生美好追求聯繫在一塊。甚至，乾脆把有些瓶稱為尊（康熙時多尊），或就其外形賦予各種人文精神，如觀音瓶、柳葉瓶、一統瓶等等。這些，是因為瓶有瓶的可愛之處，敬而遠之實屬愚蠢，為此，才找出這麼一些諧音和理由，讓瓶兒不獨官復原職，還與百姓同樂，共享榮華富貴。於是，罐被貶去重當盛貯之用器，瓶則名正言順地重得寵幸。這是明清兩代一個罐多瓶少和一個瓶多罐少的原委，也是明代罐不同於清代罐的關鍵所在。順便說一下，晚清時，有一種類似的粥罐的器物甚為流行，其面目頗似放大了尺寸或添加了環耳的蓋缸、蓋罐之類。或許，出於人們慣性思維，抑或循著近代人生活軌跡，故稱之為“粥罐”。然而細細琢磨，終讓人覺得其名稱有些牽強附會。此類粥罐，它的用途與早期粥罐迥然有別。

瓶瓶罐罐，因了各自稱謂上諧音，在文字冤獄猖獗的明、清兩代，有過一番心照不宣的較量。這場風波，最終在康熙時期被劃上了句號，此後，代表了明代文化意識的粥罐，便名存實亡，當然，包括從此亦偃旗息鼓的蓮子罐。粥罐之所以退出歷史舞台，是因為它來到這世上原本不是盛粥的，是因為它與生俱來的任務是給天下求取功名的志士學者助威吶喊，促其勤奮。既然人們的思想境界有了越遷，連原先的忌諱都有了遁詞，那麼，罐所肩負的使命了結了。只是，功成卻名不就的早期粥罐，不免要帶著幾分心酸與遺憾；它與同屬崇禎時期產物的瓷制筆筒，有過相似的榮耀，都是文人的心儀之物。可人們怎麼忘得乾乾淨淨；它那比筆筒複雜的造型和富有想象力的形制，竟然被晚清粥罐扭曲得不倫不類，就連初來乍到的神聖使命，亦被淹沒得無蹤無影。據此而論，對粥罐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深入。

應當說，古代中國人，原本很在乎避諱。至明清，人們因為耳濡目染了文字獄，對咬文爵字及同音字的研究，也就更有長進。既然字和發音，非常重要，以至見刀見血；既然罐叫人貼心，而瓶須套用三個諧音，方可同官運亨通作連貫。那麼，經歷了文字獄的明朝百姓，對龍泉青瓷罐（寓意“清官”），對白地青花罐（寓意“為官清白”）等罐類器物情有獨鍾，便屬極其自然的事情。試想，罐（官）的同音字多麼美妙，天地間諸多好事，豈不應了一個“官”字？莫說“當官可發財”，就為能造福一方、能替天行道和光耀祖宗，“做官”亦屬人生正道。況且，自唐武則天開創殿試製度后，封建皇朝的科舉考試屆屆波瀾壯闊，不少男兒就是通過鄉試會試殿試才走上仕宦之途才建立了功名。金榜題名，數百年來為天下莘莘學子夢寐以求，亦讓無數望子成龍的父母牽腸掛肚夢魂縈繞。

於是，頗具雄風的罐，在迷信諧音能帶來好運的明代人眼中越見神韻，成了興旺門庭的吉祥物，成了勸人讀書、勸人講禮教的陳設品。它們的用途與品位，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並取代瓶，成為人們居家擺設的重要物品。這些，從刻意製作的四楞、八楞罐上，從精心設計的四方、八方罐上，都可以得到證實。成化時，宮廷居然史無前例地燒制了“天”字罐，該罐的意味更為深遠。此外，出現在正德、嘉靖青花罐上的一些仙鶴紋、孔雀紋及錦雞紋，也傳遞出明確無誤信息，即罐的使用者及罐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因為這些罐上，裝飾了一些只有明代的公、侯、附馬等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文官才可使用的動物紋（《清銅典》54[禮嘉之四]），而這類紋飾，除了香爐上出現武官二品的獅子、九品的海馬紋以外，在明代瓷器的其它器形上，則難得一見。另外，從明代罐上盛行的各式高士圖、祥雲紋、瑞果紋、嬰戲圖、月宮圖等一些裝飾題材上，亦可知曉人們對罐所寄予的深情厚望。譬如萬曆時期的一件五彩開光人物罐，其棱花形的四開光內分別繪“吹簫引鳳”、“舉案齊眉”、“指日高升”、“狀元折桂”等民間傳說故事，把文人的心聲渲染得淋漓盡致。由此說明，明代大部分罐，並非傳統概念上的盛貯器，由於罐的諧音此刻代表一種境界，罐便具有了其它器物不可替代的文化內涵的使用功能。

古代器物的遺存數量，是反映當時社會需求最有力的證據。因而可以這樣說，由於罐在這一歷史階段不負眾望地發揮出了積極的作用，所以，理所當然的獲得明代各階層人士的青睞。同時還可以這樣說，在明末，在社會動蕩、政局不穩定的狀況下，蓮子罐和粥罐的應運而生，對構築當時的文化生活和提升百姓的精神追求、文化心態等方面，無疑是有一定的社會效應，尤其對那些因戰亂而感到前途渺茫的文人而言，更是一種安撫、一種願望的象徵。

說粥罐與粥無關，確實令人不可理解。然而，循著明代罐的發展軌跡，並結合明末時的社會狀況去探索，這個結論，不能不說是客觀的。首先，瓷罐的底足，明早期至正德時大多數為澀胎，自嘉靖朝起，罐的底足，絕大部分製作成釉底。釉底是時代進步的一個標誌，工藝上並無難度，但明末清初時的粥罐，其底部偏偏全部為澀胎，說明它壓根兒就打算上餐桌。其次，實用器的生產，一般以簡樸、耐用為原則，可是，戰亂致瓷業每況愈下的明末清初的粥罐，做工精美得幾乎同康熙瓷不分彼此（後人亦竟難辨究里），說明它絕非等閑之輩。再看看它的裝飾（高士、雲龍、海馬、加官晉爵、獅子、三多和聽聽器形名稱的諧音（做官），不難明白，粥罐，肩負著特殊使命，它的到來，是一心一意同文人結伴的。

歷史的遺跡見證了逝去的文明。粥罐的出現表明，明末清初時，人們對於各式罐，不獨感情上水乳交融，賦予罐的使命更廣泛，更直率。因而，在該時段的青花罐上，除了經常出現一些主題鮮明的高官厚祿圖，加官晉爵圖等裝飾題材之外，古人還巧借“做”與“粥”的諧音，“連子”與“蓮子”的諧音，以坦蕩的君子胸懷，創造了粥罐、蓮子罐新器形，直截了當地利用器物名稱的發音，表白心裡的嚮往和追求，書寫了瓷罐史上燦爛的一筆。

粥罐是特定時期的產物，看上去似乎有其偶然性，其實，乃是中華文明的必然，是罐文化演繹的必然，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思想發展的必然。中國人歷來主張清白做人，歷來敬重大清官，歷來信奉“學而優則仕”，明代罐上折射出的，正是這樣一種意思和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