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筒

指筒形插筆器具。

三國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螟蛉有子》：“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紅樓夢》第四十回：“案上堆著……各色筆筒。”清沈復《浮生六記·坎坷記愁》：“因是於行囊之外，轉得吾父所遺圖書、硯台、筆筒數件。”

筆筒是文房用具之一。為筒狀盛筆的器皿，多為直口，直壁，口底相若，造型相對簡單，沒有大的變化。筆筒產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三國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螟蛉有子》：“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其所說筆筒是否為今日筆筒，不得而知。從傳世品來看多為明代中晚期之物，墓葬出土之物，亦不見有宋元筆筒。明屠隆《文具雅編》：“湘竹為之，以紫檀烏木棱口鑲座為雅，余不入品”。明文震亨《長物志》：“筆筒，湘竹，栟櫚者佳”。故有筆筒為晚明之物一說，但查宋無名氏《致虛雜俎》：“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鍾’皆世無其匹”。似乎筆筒的年代應起碼推至宋代。由於此系文化史範疇，故這裡不加以論述。

瓷質筆筒應該產生於宋代：故宮博物院陶瓷鑒定專家馮先銘先生在【中國古陶瓷圖典】中說“筆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筆之用，始見於宋，流行於清，器型似筒狀。宋代筆筒口徑較小，傳世不多”。?

筆筒是一種最為常見的置筆用具，一般呈圓筒狀，材質多樣，可見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是文人書案上的常設之物。在古代，筆筒以其藝術個性和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睞。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筆筒銘》，云：“筆之在案，或側或頗，猶人之無儀，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閑彼放心，歸於無邪。”

筆筒的製作除了材質的不同，繪畫技法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二十世紀初期，江西景德鎮的瓷畫藝人對傳統粉彩畫法加以改造，用粉彩原料在瓷器上繪製中國畫，形成了以“珠山八友”為代表的瓷繪名家流派。余文襄，又名恂松，別號華舜，齋名“清平畫室”“名泉古屋”，師承“珠山八友”之一的何許人，擅長繪畫雪景。他的雪景畫構思嚴謹，極富詩意，被譽為“雪景大王”。

筆筒是中國古代除筆、墨、紙、硯以外最重要的文房用具，大約出現在明朝中晚期。筆筒因使用方便，很快就風靡天下，至今仍盛而不衰。

記載筆筒較多的是明代的文獻；據《天水冰山錄》{己載，查抄明代一代權相嚴嵩(1480年至1567年)家產的清單上，列有牙廂(鑲)棕木筆筒、象牙牛角筆筒、哥窯碎磁筆筒等。

文震亨《長物志》筆筒專條云：“(筆筒)湘竹、棕櫚者佳，毛竹以古銅鑲者為雅，紫檀、烏木、花梨亦間可用。”屠隆的《文房器具箋》筆筒條日：“(筆筒)湘竹為之，以紫檀、烏木棱口鑲坐為雅，余不入品。”文、屠二人皆為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對當時的文房器具多有記述。只是二人鍾情於竹木的雅潔，對其他質地的筆筒關注不夠。

綜上所述，對筆筒的明確汜載始於明代，實物方面，我們看到的筆筒多為明清以後的製品，傳世的所謂宋代筆筒並不確切。故從實物和文獻兩方面看，筆筒應該出現於明代中晚期，並且很有可能始於竹筆筒，自此以後，成為中國置筆最主要的用具。

老筆筒材質多樣，有瓷、木、竹、漆、玉、牙、紫砂等。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以前的瓷筆筒，因存量很小，一直是藏家追尋的目標，但晚清和民國時期出產的瓷筆筒存世量還很大。從年代上講，康熙筆筒屬藏家難得之物，市場上大量帶康熙款和畫風的瓷筆筒其實大多為晚清同治、光緒年間仿造，鑒定兩者區別，需要從釉色、造型、畫意筆法仔細研究。

瓷筆筒除了要看胎、釉的質量外，主要看瓷畫的水平和青花的發色。瓷畫水平不同，價格會有天壤之別。在瓷筆筒中，以人物圖案為主的青花筆筒價格比山水圖案的高。比如在2002年北京拍賣會上出自名家之手的人物圖案筆筒，起拍價基本上在2萬元至3萬元以上，精品甚至能拍出20萬元以上的高價，木筆筒的主要材質有黃花梨、紫檀、雞翅木、癭木、櫸木等。鑒別木筆筒除了要懂材質外，還應熟悉雕工刀法。社會上流行著一種錯誤觀念，認為但凡木質器具，只要是硬木，就是好東西，其實不然，對於木筆筒還應從工藝水平、年代早晚等方面綜合評估，用料的高檔與否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象牙筆筒和玉質筆筒較為少見，其價值也很高，鑒定方法與一般鑒定玉器、牙雕的方法相似，也可按其時代風格，表面包漿，雕工技藝依次鑒定。

市場上一般木筆筒的成交價大約在200元至500元左右，一些清代的竹、漆筆筒的價格大約在4000元至1萬元不等。老筆筒中還有成交價過百萬元的。中國嘉德2004年春拍上，明末清初青花《嬰戲圖》大筆筒以121萬元成交。北京翰海2004年拍賣會上，清康熙青花《竹林七賢》筆筒成交價高達110萬元。它們的高價成交，說明了以木質、竹質、玉質等雕刻為主的筆筒中，除了筆筒本身的質地，最重要的就是雕工。

清代的筆筒中，從存世的情況來看，瓷筆筒是僅次於竹筆筒的，品種涉及青花、青花釉里紅、釉里紅、墨彩、五彩、粉彩、鬥彩、單色釉等。其中，康熙的青花、雍正的墨彩和乾隆的粉彩筆筒，體現了各朝瓷器燒制的最高水平。從器型上看，清早期(順治、康熙)，某些筆筒還保留了明代筆筒上下均略撇的特徵；清中期后，筆筒多為直身圓筒。從紋樣看，有山水人物、花鳥、松鶴、百壽字等，但以山水人物故事為多，如虎溪相送、竹林七賢、春夜宴桃李園等。此夕池有少量的玉筆筒和象牙筆筒，這些筆筒大多通景，以深雕、鏤空和陰刻技法琢制山水人物等紋樣，人物與景色相配，紋飾精緻，層次豐富，布局繁密，立體感強。

從形制上看，到了清朝，筆筒的形制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清順治年間的筆筒一般體形較高，平底無釉，：胎體厚重。到了清康熙年間，則體形略為降低，胎壁適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塗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內邊的一圈則無釉。這種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形，所以，人們稱之為“壁足”。到了清雍正、乾隆以後，筆筒則變得胎體略寬，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為“圈足”。

筆筒從明末至清一直盛而不衰；成為古代文人墨客們案頭工具中不可替代的美器。如今，精美的老筆筒早巳成為收藏市場上一道獨特的風景。

據文獻記載，三國時已有筆筒。吳國的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之《螟蛉有子》篇云：“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雖然文中沒有言明筆筒的材質，但從桑蟲放的地方，一為木空(木)，二為書簡(竹、木)推論，筆筒也應是竹木之質。但是三國的筆筒與後世的筆筒是否一樣，漢代出土的竹筆筒或可窺得其形。如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和山東臨沂金雀山周氏漢墓各出土一件竹筆筒。金雀山漢墓的竹筆筒兩端穿透，筒身鏤有八孔，筒身中間及兩端有三道皮箍，筆筒塗黑漆，出土時，筆筒里置有竹筆。筒身上的鏤孔是為了便於取筆。由此可知，漢代的筆筒是一個鏤孔的細竹管，筆完全置於其中，與後世圓筒狀插筆的筆筒有很大不同。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提到的筆筒，可能也是這種形狀，細竹管狀的筆筒似乎更適合放桑蟲。宋無名氏所作《致虛雜俎》言：“王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鍾”。王獻之把玩斑竹筆筒被傳為文：人雅事，只是《致虛雜俎》為後世追記之作，記載東晉王獻之有斑竹筆筒存疑。

明清筆筒傳世品極多，雖形制變化不大，但材質卻頗為豐富。有竹、瓷、木、銅、象牙、玉、水晶、端石、漆等。從裝飾方法上看，有刻、鏤、雕、繪等，以瓷筆筒為例，有青花、五彩、粉彩、三彩、顏色釉等。筆筒為文房用具中器型變化最小，裝飾方法最為豐富的品種之一。

明代以前傳世的竹刻器物甚少，一則是缺少知名的刻工，二則有些器物上沒有刻工姓名，加之竹製品本身不易保存，難以見到出土之物，故具體年代極難定奪。明代中葉之後，竹刻名家輩出，竹刻器物由實用型開始向實用和欣賞二者兼備的類型轉變，竹筆筒也在此時應運而生，並逐漸成為收藏者的心愛之物。明代竹刻名家有朱松鄰、朱小松、朱三松祖孫三代，以浮雕和圓雕的深刻法創竹刻嘉定派；有〓仲謙，以不事精雕細琢，只就其天然形態稍加斫磨的金陵派。清代竹刻名家有張希黃，創留青竹刻技法，為竹刻浙派的代表；吳之璠，刻工圓潤，尤善浮雕；還有封錫祿、鄧浮嘉、周芷岩、尚勛、潘老桐等人。就傳世的明清筆筒看，有光素器物，不加雕飾以本身的紋理和色澤取勝，樸實無華，素雅大方，但相對來講，工藝韻味稍差，為藏者所不重。有精心鏤雕器物，如竹雕松鶴筆筒，為明代朱松鄰所刻。筒式，筒身雕有老松一截，老乾橫披，癭節密布。老樹旁另有小松，盤旋曲折，松針纖細，枝葉繁茂。刀法洗鍊剔透，層次分明，重重疊疊，起伏而多變，為明代竹刻之精品。深刻法亦為明代筆筒刻法之一，其典型特徵是紋飾全部陷入地之中，有時下剔幾達七八層，運刀如筆，玲瓏剔透。如竹雕白菜筆筒，為明代竹刻名家朱三松刻制。筒式，色澤棕紅，筒壁刻有白菜兩棵，葉片或挺或伏，葉脈清晰，一隻螳螂伏在菜葉上。其刀法為陷地深刻，菜心陷地最深，線條婉轉流暢，頗見功力。明代竹筆筒還有浮雕一種，利用深淺不同的刀法，表現出紋飾的層次感，雕工精細，有古樸典雅之美。竹雕園林人物筆筒為明代典型的浮雕器物，筒式，下有矮足，色澤棕紅。筒身用深淺不同浮雕手法，刻畫出庭園、花樹、山石及人物。刀法粗獷勁挺，人物表情傳神。明代竹筆筒中有留青一派，所謂的留青，也稱貼簧、文竹、竹簧，經煮、曬、壓，膠合或鑲嵌在木胎及竹胎器上，然後磨光，再在上面雕刻紋飾，由於簧色潔凈無瑕，有如象牙。竹雕仕女筆筒，為明代器物，紋飾採用了平刻淺雕、留青等多種技法，畫面簡潔明快，雖然從雕琢的工藝上似乎不及鏤雕、高浮雕精湛，但古樸之中別有韻味。

清代竹刻藝術高度發展，竹刻名家層出不窮，而竹筆筒更是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這也是清代竹筆筒傳世品甚多的基本原因。清代竹刻筆筒繼承了明代的優良傳統，如清初的吳之璠在繼承嘉定三朱的同時，而以淺浮雕突出主題，特別是留空為背景之法深得北魏浮雕之神韻。竹雕御馬圖筆筒，為吳之璠所作，外壁以淺浮雕刻出馬的身軀，四蹄具有深淺不一的立體感，而陽刻的人物眉眼清晰，動感強烈。特別是馬的眼睛嵌入半透明的深褐色犀角，突出了康熙時期畫龍點睛的雕刻特徵。清代竹筆筒中的透雕工藝極為精湛，畫面層次感極強，雖盈握之器，景緻深遠。如竹雕竹林七賢筆筒，為清初顧珏所作，器身人物眾多，神態各異，茂林修竹，小橋流水，刀法精純，尤其是鏤空雕出的竹枝遠近有別，更顯竹林的幽深，為清代竹刻筆筒中的精品。清代竹刻留青筆筒以大量留白之法表現畫面的淡遠清秀，在清竹刻筆筒中別具一格。竹雕山水人物筆筒，為張希黃所作，畫面疏密相間，構圖極為精巧，刀法細膩，線條流暢。天水之間的大量留白，有明清山水畫的意境。木製筆筒在明清之際亦較為常見，有紫檀木、沉香木、雞翅木、黃楊木、紅木等。技法與竹雕大同小異，一般來講，明代木筆筒作工樸素渾厚，刀法遒勁流暢，而清代木筆筒作工精緻潔潤，刀法細膩，意境深幽。明代木雕名家有孫雪居，其作品甚為罕見。清代有吳之璠、黃炳勛、朱清父、周芷岩等人。明代木筆筒以紫檀、沉香木較為常見，紋飾以花卉居多。紫檀筆筒很少採用較為繁複的鏤雕工藝，而是利用本身的色澤、紋理或棕眼加以表現，故顯得大方穩重，古樸典雅。紫檀雕花卉筆筒，筒外壁雕有折枝梅花及秋葵，器口沿為花瓣形，整體採用淺浮雕的方法，紋飾簡練，刀法圓熟古樸，明代的風格特徵十分明顯。清代木雕筆筒與明代風格截然不同，雕法更加全面，有去地高浮雕，淺刻及浮雕、鏤雕、陰刻綜合技法。刀法纖巧細膩。黃楊木筆筒，為吳之璠所作，筒口呈扁圓形，上下口以紅木鑲成，與筒身的鵝黃色形成反差。筒身採用去地浮雕之法，畫面上人物突出，山石古松高遠，四周留有空白。構圖虛實分明，紋飾深峻生動，刀法極為精湛，為清代木雕筆筒中的佳作。所謂的淺刻即對紋飾僅以刻劃來表現，雖然沒有立體感，但在細膩的刀法下紋飾仍有層次感，與透雕有異曲同工之妙。紅木刻梅花筆筒，為周芷岩所作，筒身淺刻梅花及題詩句，細膩的刀法使器物上的詩情畫意盡收眼中，簡潔之中見典雅，平淡之中見奇趣，為明代淺刻筆筒的代表性作品。清代集浮雕、鏤雕、陰刻於一身的木筆筒較為常見，此類器物集中表現了清代木雕技藝的成熟與高超。如沉香木雕人物筆筒，將竹雕工藝用於木雕，使畫面遠深近淺，主次分明。清代木雕除上述方法外，還有巧妙利用材質本身的形狀，稍加雕琢而成的筆筒，作品少有雕琢，突出天然的韻味。如黃楊木雕梅花筆筒，利用黃楊木樹根的形狀，稍加雕琢，器身雖僅刻一老梅，幾朵梅花，但虯勁之姿極為生動，有古樸高雅之美感。清代的木雕工藝還常用各種名貴玉石、象牙、螺鈿等多種原料嵌在筆筒上，具有華貴異常的裝飾效果。如紫檀百寶鑲嵌花卉筆筒，就是百寶鑲嵌工藝的佳作。象牙筆筒明代極為罕見，清代傳世品也不多。從風格上看，明代多以刀代筆，構圖清新，畫面簡潔。清代則以鏤雕為主，紋飾立體感較強。牙雕山水人物筆筒，為明代器物，筒身為淺刻山水人物圖，刀法流暢，人物傳神，頗有中國古代白描畫的韻味。牙雕龍紋筆筒，為清代器物，筒身鏤雕透空錢紋錦地，上浮雕龍紋，雕工細膩精湛，動靜結合，精妙美觀。明清筆筒除上述材質外，還有玉、雕漆、紫砂、銅等。由於傳世品極少，收藏者寡，故不一一介紹。明清筆筒的大宗產品當推瓷器，由於其燒造相對簡單，產量高，傳世品多，故為廣大收藏者所喜愛。瓷制筆筒始於明代嘉靖、萬曆年間，但傳世品中極難一見，在具體的收藏過程中對此時期的筆筒要慎之又慎，以免上當受騙。由於瓷器的鑒定和斷代較為複雜，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識，遠非幾句話就能說清，所以，對明清瓷筆筒只能略加論述。天啟、崇禎時的瓷筆筒生產量較大，以青花為主，紋飾有植物、動物、人物等。其基本形製為直口，平底，腰微束。如青花人物故事筆筒，直口，平底無釉。筒壁繪有青花人物，直花呈色淡雅，繪工精細。器口器足處有暗刻紋飾為崇禎瓷筆筒的典型特徵。清順治瓷筆筒傳世品略少，但器型品種較多，有直口直壁式，束腰侈口式等。一般來講，前者瘦高，後者粗壯。以青花為主。青花花鳥紋筆筒，為順治時器物，體型較大，束腰侈口，筒壁有暗刻及青花紋飾。康熙時瓷筆筒的生產達到鼎盛時期，品種極為豐富，有青花、五彩、鬥彩、釉里三彩及各種顏色釉。紋飾內容廣泛，有人物、動物、山水、花鳥、博古等。器型有束腰侈口形、直口直壁形、竹節形、方形等。其典型特徵是胎釉結合緊密，胎質細膩。無款者居多，少量有堂名款，器壁上亦見有干支款。雍正、乾隆時期是清代瓷筆筒生產的第二階段，傳世品較清初要少，但製作精巧，特別是出現了一些新穎的器型，如六方形、扁方形、雙聯形等。裝飾味道較清初濃郁。如粉彩雙聯方勝型山水筆筒，為乾隆時筆筒的典型。這一時期瓷筆筒的品種有青花、青花釉里紅、粉彩、各種顏色釉地粉彩及單色釉。雍正瓷筆筒的特徵是清新典雅，乾隆則富貴華麗，官窯器物多有紀年款，民窯則為干支款或堂名款。嘉慶、道光時是清代瓷筆筒生產的第三階段，仍以粉彩為主要品種，器型以細高為主。紋飾以人物等居多，較為側重觀賞性。此時的另一特點是雕瓷筆筒開始出現，多模仿竹雕器物，以黃釉雕瓷筆筒最為出色。如黃釉雕瓷筆筒，以剔地手法刻出松、石，口沿及底繪成竹節斷面痕迹。官窯多有紀年款識，民窯有堂名款或刻工名號。雕瓷的著名工匠有陳國治、王炳榮、湯源和等人。晚清瓷筆筒仍較盛行，但質量下降，最典型的特徵是胎釉結合不緊密，釉面泛灰，青花浮於器表。多有六字青花款和六字紅彩圖章款。素胎剔地筆筒，為光緒時難得一見的精品。

筆筒的收藏最好能按不同材質有選擇的進行。如竹木筆筒當以清代為重點，因明代器物傳世品甚少，價格之昂貴是可想而知的，即便是一般工匠的作品，動輒也在萬元之上，而清代傳世品較多，可供選擇的餘地較大。瓷質筆筒當以清早中期為重點，特別要注意的是清末及民國時曾燒造過許多仿康熙、雍正、乾隆時的青花、五彩、粉彩器物，這就需要收藏者在鑒定這些器物時，要掌握各個時期的時代特徵，使自己的收藏躍上一個更高的層次。

截取一段適宜的竹子，並且留節，就是一件初創的筆筒，迄今所見最早的一件筆筒是南京博物院藏朱松鄰制松鶴紋竹筆筒。朱松鄰為明正德嘉靖年間嘉定派竹刻的開山始祖。松鄰其子名纓，號小松；孫稚征，號三松。三世相傳，嘉定三朱，聲名遠揚。所制筆筒參用圓雕、透雕和高浮雕諸法，刀法深峻，立意古雅，題材紋樣也是以人物故事為多。上海博物館藏兩件明沈大生的竹筆筒，沈氏師承朱三松，以朱氏雕鏤法制筆筒，題材亦為人物故事。

見有崇禎年制的，有直口和撇口兩種，器壁直筒形或略有束腰，口至底胎體漸厚，器口露胎或施醬釉，題材紋樣以人物故事為主。

明萬曆年間的上海寶山朱守城夫婦合葬墓出有紫檀筆筒，上大下小，素麵，口沿處有一周凸起的帶狀紋，附座，座下承三矮足。傳世的明代木筆筒見有筒身浮雕蟠螭、花卉、雲龍等。木筆筒中較多見的是浮雕花卉筆筒，構圖或簡練有致，或豐滿厚重而不雜亂；刀法圓熟、流暢而古雅。

另外，明代還有漆筆筒和象牙筆筒傳世。興起於明代中晚期的筆筒在清代大行其道。各款筆筒強勁發展。瓷器、竹木、漆器、象牙、玉器、瑪瑙、紫砂、葫蘆筆筒，或變化完善，或粉墨登場，成為文人朝夕相處的良伴。

包括有：塑料筆筒主要是PV之類比較具有韌性的材料

木製筆筒木製筆筒的材料幾乎不限制，主要是考慮因素是脆度不高，同樣需要帶點韌性的

金屬筆筒金屬筆筒主要是以馬口鐵為主，輕巧而不生鏽

竹制筆筒這個很簡單，製作工藝也比較簡陋，主要是需要磨邊的工藝而已

泡沫筆筒一般都是比較具有韌性的泡沫材料

陶瓷筆筒製作精美大方

木製筆筒和竹制筆筒基本是手工藝品，整個過程都可以依靠手工完成，成為了很多婦女的創業首選項目！其他類型的筆筒則需要通過機器來完成，尤其是塑料和泡沫筆筒，很多個成形環節都需要機器來完成，唯獨包裝和修邊的過程是手工可以參與的。

筆筒的設計也十分重要，設計決定著用料和生產的工藝，用料決定著耐用程度，生產則決定著實用，使用方便是筆筒的最大競爭點之一，所以設計筆筒一定要盡量個性化一點，多用用戶角度出發。

竹筆筒是清代最為常見也是最主要的筆筒。我們從早中期幾位著名的文人竹刻名家吳之璠、周顥、潘西鳳、鄧渭所制筆筒來透視一下清代筆筒的整體情形。

吳之璠，字魯珍，號東海道人，嘉定人，活躍於康熙年間。所制筆筒從技法上可分為兩類：—是繼承明代三朱雕鏤法，用深刻作高浮雕，深淺多層。此類深刻高浮雕筆筒在清代早中期較為多見；二是摹仿龍門石刻的浮雕法，創製出“薄地陽文”，即去地浮雕法，金元鈺《竹人錄》云：吳之璠“所制薄地陽文，最為工絕”。由於吳之璠深明畫理，故能在薄地陽文有限的高度上，；表現出畫面的遠近、層次和透視感。吳之璠另一手法是在筆筒的局部浮雕紋樣，其餘部位則去地剷除，留下大片空白(妙用中國書畫：“留白”特色)，也有在空白處刻字題詩落款的，這樣就在筆筒上形成一邊景物，一邊文字的格局。

周顥(1685年至1773年)，字晉瞻，號芷岩，又號雪樵、堯峰山人、芷道人，晚號髯痴，嘉定人，為清雍乾時期的竹刻大家。周顥既是竹人又兼畫師，上海博物館就同時收藏有周顥的竹刻與書畫。周顥所制筆筒常以山水、竹石為題材，並且以陰刻為主要技法，刀法純熟，能以一刀表現紋理的寬窄、長短、深淺，極具畫意。筆筒畫面的布局有兩種形式。一是通景，多為山水題材；二是一邊景物，一邊文字布局。

潘西鳳，字桐岡，號老桐，浙江新昌人，寓居揚州，刻竹於清雍乾年間，潘西鳳善以各種技法雕鏤筆筒，淺刻、深刻及留青皆佳，所制留青筆筒暈褪變化，如墨分五色，精妙絕倫。又如竹根筆筒(廣東民間工藝館藏)，以竹根數節琢制，保留竹根的天然外形，盤根錯節，蟲蛀斑痕，極盡自然之妙。

鄧渭，字德璜，亦作得璜，號雲樵山人，嘉定人，活躍於清乾嘉時期。鄧渭善鏤花卉、人物，更長於刻字，淺刻行楷，書跡秀勁，工整雅緻。上述四位為清代早中期最著名的刻制筆筒大師，所制筆筒既有繼承明代刻法的作品，又有創新技藝。以他們為代表，清代早中期竹筆筒的風格是：技法上，深刻高浮雕、淺浮雕、薄地陽文、留青、深刻、淺刻等無所不備、無所不能；題材上，山水人物、庭園樓閣、花卉竹石、行楷文字等題材成竹於胸，並能以刀代筆，筆到意至，令後世只能望其項背，為中國筆筒發展史上之高峰。

乾隆以降至清末，竹刻製品由以筆筒為主演變為以臂擱、扇骨為多。筆筒雕刻之法也有所變化，深刻高浮雕、淺浮雕、薄地陽文、深刻等已極為少見，淺刻與留青是此時的兩種主要技法。總體情況是，此時筆筒無論在技法還是題材上都趨於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