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教

西方文明有西方文明的優勢，東方文明有東方文明的優勢。站在這一刻歷史的節點上，我們兼收東西方文明之長，這是一種文明的進步。

復興傳統，決不是否定我們已經向西方學的好東西。而是公正的看東西方的優勢。是要全面恢復東方超越西方的這一部分文化傳統。

只是，過於西化的當代中國人，很多人卻成了這一不可阻擋的歷史進程的阻力。包括古典詩詞，就受到了大量西方化了的自由體詩人的攻擊和貶低。

至於自由體的新詩，的確是一種很好的文學形式，但它拋棄了中文作為單音節語言的平仄，對仗，用韻，凝鍊等等的所有語言優勢，與中國傳統詩的概念已相去甚遠。還罷占著當代正統詩的名號，行損害經典詩詞文化之實, 害莫大焉。前衛詩人窮途末路，故弄玄虛的無病呷吟，顧城，海子等新主力詩人一個個的紛份厭世而去，不能不說，現代詩冠以詩的名號，走的是一條倒退的反文明的進程，走的是劣幣淘汰良幣，落後否定先進的里程。

所謂的朦肬詩、探索詩的路子在中國是沒有前途的。新詩我倒比較尊重汪國真，因為他的審美取向與傳統經典的平白曉暢是一致的。我認為新詩的這一類探索是有益的。只是這一類詩還遠不夠精鍊。例如新詩我大致只記得“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絲的雲彩”但這只是個情節的片斷，遠不如“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區區幾個字，起承轉合全都有了。新詩占統治地位的一百多年間，整個中華民族沒有幾個人能完整的背下來幾首新詩來，而同樣在這古典詩詞被嚴重邊緣化的一百多年裡，既使隨便一個小學生也能背下很多首古詩來，這證明古典詩詞才是在中國真正有生命力的！歷史總是反覆的，先否定一下，否定錯了的話再變本加厲的恢復。古典詩詞的重新正統化的歷史洪流是不可阻擋的，一代不行兩代，兩代不行三代，不管多少代，總的方向是無法捍動的。

自由體新詩的成果還是需要保留的，但是中國畢竟與西方不同，西方多音節的語言無論如何也做不了平仄、對仗等，連押韻也很勉強，當我們用崇敬的目光，驚為天人的看著西方的年代，把西方式的受其語言限制的詩當做最先進的詩的形式而置於中國詩之上，這種心情我是理解的。校枉必須過正，革命一定會偏執，畢竟那時傳統慣性過於強大。但現在還這麼評價東西方詩詞，還誣衊古典詩詞為舊文化就是嚴重的錯誤和不恭了。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苟同的。

西方的詩在中國，只能算散文，它自由，隨意，媚媚道來，長於抒情，是一種很好的文體，但是它沒有最大化的發揮漢語言的優勢，所以在中國，是當不起文學桂冠“詩”的名號的，最多只能稱為散文詩。如果把西方詩的形式做為中國詩的正統，那麼將置幾千年來的經典詩詞於何處？難道還要延續舊體詩這個蔑種，讓當代中國人永遠絕緣於傳統經典嗎？這是真正的數典忘祖和文明的反動。

我所說的，一定會受到一些現代詩人的激烈反對，他們與經典隔絕太久，西方文明成了他們的飯碗，於是他們必定會象捍衛領地一樣捍衛新詩。否定經典。但這麼做是徒勞的。從國家層面，都開始意識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世界領導力的關係了，做為文學的最高形式，再也不能自專其短，自廢武功了，再也不能自身的優勢統統不用而是無原則的崇媚西方了。於是主流媒體上，再也沒有舊體詩的字眼，而以中華詩詞代之。在中華詩詞大會上，也沒了西方詩的蹤跡。

現在看來，新文化運動的很多主張都是偏執和錯誤的。這種錯誤遺害至今。新文化運動的先行者胡適在否定古典文學的同時也否定了中醫，但當其母用西醫則死，用中醫則活時才不得不沒有繼續下去。而古典詩詞就沒有這麼幸運了。舊體詩的名號，就是胡適等人起的。

到了建國后，毛主席和郭沬若分別成了古詩新詩的代表。毛主席很尊重郭沫若，還謙虛的讓年輕人多向郭學寫新詩，不要像自已一樣寫古詩。可是到現在，公平的講。郭沫若的哪句詩我們還會背，而毛主席的哪句詩我們不會背？

古典詩詞持續了幾千年了，它是中華民族骨子裡的東西。它的凝練、概括和意境，是任何文學形式取代不了的。五千年來，中國一直是文治，而文治的主體――文人是沒有不會寫詩的。所以可以說，中華民族是個離不開詩的民族。既然如此，我們這一代人有什麼權力毀滅它？

古典詩詞不僅是兒童啟蒙識字必不可少的，同時也是幾千年來被證明卓有成效的訓練人成才的工具。寫詩需要鍊字，極大的鍛煉了發散思維能力、概括能力和想像力。所有從古至今，古典詩詞寫得好的無一例外都是人才，都具備了文官識文斷事、創造性合理處理問題的基本素質。這是現代教育反過來要向傳統學習的部分。現代教育長於知識教育，短於能力教育。遠沒有古代僅僅通過吟詩做賦就把能力培養起來這麼高效。所以在古代詩列為詩書禮易春秋這五經之首。在當代，也有必要把詩從國學單獨摘出來，而形成系統的詩教。不但要讓孩子們背，還要鼓勵他們去寫，寫的好不好沒關係，能力和素養的提高卻是實實在在的。可以說，會寫詩的孩子是會寫點字，畫點畫，彈點琴的孩子所不能比擬的，因為詩是靈魂的，東方文明的優勢在於形而上，西方文明的優勢在於形而下，靈魂的東西是東方文明的優勢。

寫了這麼多，可能有點激動。不是為了爭什麼個人的名號而激動，而是為了恢復古典詩詞為詩的主流而激動，是為了恢復中國重新成為詩詞大國而激動。一百多年的試驗以鐵的事實證明，以西方詩的形式做中國詩的主流只會徹底葬送中國的詩文化。

而古典詩詞我們興盛了五千多年，過去行，現在也一定行。只要我們民族在詩詞方面真正有意識的正本清源，詩詞大國地位的恢復必定指日可待。而那一天，我們說到詩，就是指古典詩詞。而現代詩，換個散文詩的名字，做為對主體詩詞的有益補充，對於新詩而說又有什麼損害？至於新體詩人，歸類於文學家和學者，地位又有什麼降低？

但是這樣做，對於古典詩詞來說卻是意義重大的。幾千年來，我們說的詩就是古典詩詞。我們的文化賦於詩人以崇高的地位。而新文化運動后引進了西方詩，從此在胡適等人的推動下，讓會寫西方詩的人竅取了詩人的名號，而古典詩詞就從此被打上了舊文化的烙印而徹底的沒了地位。

而以西方詩體代替中國詩體是註定不能成功的，是對中國詩文化徹頭徹尾的毀壞，從此中國的詩文化經百年來的幾代人也確實沒落了，這種文化背叛讓我們成為文化上不肖子孫，說得稍微宿命的話是要遭天遣的。徐志摩，顧城，海子，戈麥，蝌蚪，昌耀，卧夫等的意外的離世難道都是偶然的嗎？不錯，他們才華橫溢，但是他們的錯誤在於力圖把中國先進的詩文化進行西化的倒退，讓幾千年來我們先人的驕傲和寄託逐漸消亡。

我們無意全盤否定新文化運動的意義，但做為一種運動一定有其過激之處。這種錯誤今天已經到了不得不改正的時候了。不得不進行文化正名和撥亂反正。否則當尚能被傳統浸染一星半點的我們幾代人都不在了的時候，我們的後世就會與我們民族文化的最華彩部分徹底絕緣！古典詩詞的搶救比京劇，X戲的搶救更為急迫，因為它涉及到我們民族的靈魂，它涉及到我們民族的風骨，它涉及到我們民族是否還有詩和遠方！

如果我不在了，希望還會有人堅持著我的堅持。

新文化運動主張：用西方詩體代替中國詩體，以拼音化文字代替漢字，以西醫代替中醫。以西方科學的實證主義代替東方以玄學以指導的經驗主義。而這些主張後來證明只有引入科學思想的部分是對的。其餘都是錯的。

漢語拼音化在全民的反對下到底終於還是沒有實施。中醫的作用因人命關天，經過實證確實有效所以也確實無法消滅。而中國的詩詞文化卻經歷了一場浩劫。出現了數代人詩文化的斷層。詩詞大國在新文化運動的錯誤導向影響下已不復存在。中華民族變成了一個沒有詩和遠方的徹底功利化，世俗化的民族。

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沒有主流宗教的國家之一。幾千年來，詩承擔著和宗教相類似的作用，寄託著中國人的希望和夢想。而現代中國人，宗教沒有了，詩教也無存了。那讓現代中國人如何不功利，如何不全民貪腐？

現在是國學熱，但這種機械化，迂腐化的國學教育反而會害了國學，古人根本也不是像我們這樣教的。對於詩，只去背不去寫永遠也體會不到詩的妙處和意境，也永遠得不到通過它進行能力培養的紅利。

當代社會多一些背書蟲，對於大數據海量資訊的時代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我們急需的只有能力。重要的事情說三次：能力，能力，能力！而寫詩是啟蒙階段及青少年階段提高能力的最傳統、最便捷的方法之一。

寫詩很巧妙的把兩種截然相反的最重要的能力有機的統一起來，那就是以文字為載體的創造型發散思維能力及邏輯概括思維能力。而要把詩寫得好，有意境，有和諧的美，還高度依賴非語言的想像力。而西方體的詩不需要鍊字，不需要每個字都考慮無數選項，也不需要高度概括，所以是永遠達不到寫中國詩的訓練功效的。

只是，寫古典詩詞的孩子還是太少，寫的好的更是少之又少。詩教在中國己經枯竭，這是我們不能不憂慮的。（作者：李少白）

古《詩序》有豐富的思想內涵，今舉筆者編連分章的《古〈詩序〉章次》的第四章為例，試作詮解。第四章開頭即說：

《關雎》之改（妃），《求木》之時（持），《漢廣》之知，《鵲巢》之歸，《甘棠》之保，《綠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動而皆賢於其初者也。

作者於《邦風》的《周南》、《召南》和《邶風》中選出七首詩，每首詩以一字概括其意含，又以“動而皆賢於其初”一語概括七首詩的共性。所謂“動”，概指人生行為，而“賢”為“崇重”之義，《禮記·禮運篇》“以賢勇知”疏：“賢，猶崇重也。”而“初”為“根本”之義，此語的意思是人生的行為應崇重其根本，這個根本就是“德”和“禮”。

春秋時代，士大夫以《詩》為“義之府”，“賦詩斷章”已成為一種時尚，而對《詩》的理解與對《周易》的理解有某種相通之處。《周易》的某一卦象徵某一事象，闡明某一道理。《詩》也是這樣，《詩》中的某一篇也象徵某一事象，闡明某一道理，如《關雎》即以象徵的手法討論妃匹之事理，《求木》即以象徵的手法討論持祿之事理，《漢廣》即以象徵手法討論知常之事理，《鵲巢》即以象徵手法討論女德之事理，《甘棠》即以象徵的手法討論“保民”之事理，《綠衣》即以象徵手法討論處亂之事理，《燕燕》即以象徵手法討論處變之事理，如此等等。

《關雎》篇名取於其詩首句“關關雎鳩”，“雎鳩”是一種水禽，生有定偶爾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關關”言雎鳩雌雄相應之和聲，喻人類“妃匹”當合禮儀之正。“《關雎》之改”，“改”或當讀為“妃”，《漢書》卷八十一《匡衡傳》載匡衡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源。’”

【關雎】

關雎-國畫狄少英作品。

關關雎(jū) 鳩(jiū)⑴，在河之洲⑵。窈(yǎo) 窕(tiǎo)淑女⑶，君子好(hǎo)逑(qiú)⑷。

參差荇(xìng)菜(cài)⑸，左右流之⑹。窈窕淑女，寤(wù) 寐(mèi) 求之⑺。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⑻。悠哉悠哉⑼，輾轉反側⑽。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xing）菜⒁，左右芼(mào)之⑿。窈窕淑女，鐘鼓樂(yue)⒀之。

《求木》描寫貴族家庭的康樂生活，詩中類似“樂只（旨）君子，福履將之”之語重複出現，君子的康樂生活來自祿位，祿位是人給的，人也能將它收回。《論語》有“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的話，《孟子》也有天爵、人爵的區分。此詩在先秦常被引用，並常引伸出以德持祿的思想，認為“德”是保持祿位的根本。因此“《求木》之時”，“時”當讀為“持”。

《漢廣》，江漢之俗，其女好游。詩中描寫一男子在漢水之畔追求一名女子，而此女根本無意於他，此男子於是便放棄了追求她的念頭。古《詩序》作者稱讚他有自知之明，並引伸其義，認為人生不當有非分之想，不應攻取不可能之事，這是人生的基本道理。“不亦知恆乎？”“恆”通“常”，“知恆”就是“知常”或“常識”。

《鵲巢》一詩描寫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的風光場景。《鵲巢》詩中有“之子於歸，百兩御之”語，古《詩序》第四章中有“《鵲巢》出以百兩，不亦有〖〗乎？”其中〖〗字學者辨識不一。筆者審其文義，以為此字應釋讀為“御”。元代朱公遷《詩經疏義》說“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為‘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出以百兩，不亦有御乎？”意謂“出（送）以百兩”“御（迎）者”亦當“百兩”。下文“《鵲巢》之歸，則〖〗者……”復原其句當為“《鵲巢》之歸，則御者百兩矣。”正是對“不亦有御乎？”的正面回答。《鵲巢》一詩讚夫人有德，儀型家邦，宜受諸侯盛禮，而得其所宜得。其教化意義在於以德修身為齊家之始。

《甘棠》一詩是歌頌召（音、義同邵）公的，召公是文王的兒子，與周公共同輔佐武王。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以太保主陝以西。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為防擾民，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樹下，而斷訴訟。後世思其人而敬其樹，因而作《甘棠》之詩。“《甘棠》之保”，“保”當讀本字，意謂“保民”。《禮記·文王世子》：“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尚書·康誥》“若保赤子”、《孟子》“保民而王”皆言此義。人們愛召公不是無緣無故的，而是因為“其保厚矣”。此詩教化意義在於以明德為治國之本。

《綠衣》一詩以“綠衣黃裳”為喻，綠為間色，黃為正色，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為裳而處下，比喻事勢顛倒。詩中有“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之句。言己惟思古人以修身為本，察時運盛衰之道而安於義命。

《燕燕》詩中描寫一位女性遭人生大變故，而初心不改，詩中有“終溫且惠，淑慎其身”之句，為儒家學者所推重。

作者通過七首詩表達這樣一種理念，即道德和禮義在人的生命中的根本地位。《詩》教是儒家思想教化的重要方面之一，由《詩》義轉出社會、政治、人生的根本意義。古《詩序》即是一篇系統點評《詩》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