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泉

1904年回國后，歷任天津地區各小學教務長，並創設單級小學堂，籌備天津教育博物館。旋入直隸學校司，任職期間，擬訂勸學所、宣講所等章程，均付諸實施。1905年，任直隸學務公所圖書課副課長，主編《直隸教育雜誌》（此為中國近代最早的省級教育行政機關刊物），並與高步瀛合編《國民必讀》、《民教相安》，由北洋官報局公開印行10萬冊，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另編著《國民教育》、《家庭談話》等教科類圖書多種。這些書都採用白話文，所以在民間非常流行，成為新文化運動之先聲。本年底，隨嚴修到清廷學部任職，擬訂學部開部之計劃，改定中等以下學堂章程，主持組織圖書局和編纂教科書的工作，官階由主事升至郎中。又曾擔任普通教育司師範科員外郎。1910年，擢升為學部實業司司長。1912年7月，陳寶泉被教育部任命為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校長，並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約，出席"全國臨時教育會議"，參與民國初年教育改革。

1912－1920年，陳寶泉任北京高師校長期間，上書袁世凱論述發展師範教育之切要，主持制定《北京高師規程》、《北京高師五年計劃書》，將原京師優級師範學堂的英語、理化二部，擴充為國文、英文、史地、數理、理化、博物六部，增設附屬中小學、教育研究科、職工養成科、體育專修科及東三省師範養成班；籌集經費，完成各科實驗室、研究室、圖書館、體育館、工業部之建設；倡設運動會、辯論會、遊藝會、新劇團、雅樂團、講演會、平民學校，引導學生全面發展，初步奠定了日後北京師範大學的規模。五四運動時，陳寶泉與蔡元培等積極營救被捕學生。他以校長身份親自到校門口迎接"高師八勇士"（指陳宏勛、楊荃駿、初銘音、向大光、薛榮周、趙允則、唐英國、王德潤）；為了他們的安全和畢業后的出路，又親自為他們改名字（如陳宏勛改名為陳藎民，楊荃駿改名楊明軒，初銘音改名初大告），體現了一個敦厚師長對自己學生的愛護。

他重視師資隊伍建設，聘請一批著名學者來高師長教，如王桐齡、鄧萃英、許壽裳、馬寅初、張耀翔、經亨頤、陳映璜、馬敘倫、丁文江、翁文灝、何炳松、沈步洲、陶孟和、錢玄同、黎錦熙、毛邦偉等40餘人，盡一時之選。

陳寶泉管理北高師以"誠勤勇愛"為校訓，採取校務公開原則。他不僅及時借鑒北大的改革經驗，而且在推行學生自治和平民教育等方面成績斐然，使北高師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北大之外的又一重要陣地。陳寶泉辦學有方，贏得了師生的深切愛戴，正如一位高師畢業生所說："吾師（指陳寶泉）桃李滿林，鐸聲一振，弟子來歸。"（見《張崇玖致陳寶泉書》，載《五四運動與北京高師》，北師大出版社1984年版）陳寶泉去高師校長職時，校內外群起挽留，與當時社會上一些學校驅逐校長之風形成鮮明對照。

陳寶泉在辦學指導思想上能正確處理繼承祖國傳統和學習外國的關係，他曾在《國民鏡》中鮮明地指出；不墨守唯我獨尊的謬見，對於中外學問事功，其愛憎取捨，論其實不論其名。"他強調大膽學習外國，並引俗語說："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國家若不取法各國，何以富強呢？"正確的態度是："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使本國為完全獨立之國。"基於這種思想，陳寶泉在執掌高師期間曾多次考察國內外教育，如1915年率北京高師附小（今北京第一實驗小學）主任鄭際唐、北京高師附中（今北京師大附中，俗稱北師大一附中）主任韓誦裳參觀江蘇、浙江教育；1917年與黃炎培、郭秉文、蔣維喬等參觀日本、菲律賓以及廣東、香港教育；1919年與表希濤等考察歐美教育，在美時，由普名教育家孟祿等陪同參觀，並邀孟祿訪華。在美國，陳寶泉還熱情會見了張仲述（張伯苓胞弟，后曾於1923年主持北京師大與中華教育改進社合辦的"中學課程研究班"）、李建勛（后曾任北京高師校長）等留學生代表，邀請他們回國任教。

在任北京高師校長期間，陳寶泉還積極參加各種學術集會和學術團體的領導工作，由他親自創辦並擔任會長的重要教育社團有：北京通俗教育研究會、北京教育學會、天津縣教育會、全國師範教育研究會等職。又與張元濟等發起師範講習社，編輯出版《新體師範講義》。1915年參與發起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以後歷屆年會均參與主持。1917年1月，與蔡元培、黃炎培等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

1918年4月受教育部委託主持召開全國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會議；9月向教育部提交關於設立道德教育研究部的呈文，獲准施行。同年在北京高師主持召開中國教育史上首次國語教科書編輯會議，與黎錦熙、錢玄同等創編國語教科書。1919年3月，教育部組織教育調查會，由陳寶泉、蔡元培等九人組成，陳分別擔任普通教育調查股、師範教育調查股成員。同年，與袁希濤共同創辦中華博物學會，任副會長。1920年冬，陳寶泉調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長。入部之初，他即向教育總長范源濂條陳各項部務改革計劃和建議，深得贊同，以後歷任總長也都參酌執行。1921年4月，北大、北高師等八校教職員因索薪罷課，教育總長、次長相繼辭職，部中月余無長官，普通司司長陳寶泉和專門司司長任鴻雋共同維持部務，任疏解之責。同年，武昌高師因經費無著，學生200人北上請願，部中議論紛歧，多不敢問津此事，陳寶泉出面多方斡旋，終使武昌高師得免停閉。本年夏，參與組織實際教育調查社，邀集教育界人士與孟祿召開大型教育討論會，與陶行知、胡適合編《孟祿的中國教育討論》。會議期間，實際教育調查社、新教育共進社、新教育雜誌聯合合組為中華教育改進社，三社公推陳寶泉、陶行知、朱經農、馬敘倫、李建勛為社章起草員，該社成立后，陳任教育行政組審查委員。1922年，參與制定"壬戌學制"，並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委員。1923年任教育部教育次長兼普通教育司司長。在普通司司長任內，他還組織了教育行政講習會、小學成績展覽會等活動。1923年8月，參與發起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與陶行知等九人一起當選為執行董事。1924年，被選為中華教育改進社九位董事之一，又任該社教育行政委員會副主任、義務教育委員會副主任。1925年3月，與李大釗等受聘擔任"華北六大學中文辯論會"評判員。

陳寶泉在"高師改大"的過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19年山西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年會上，他就與鄧萃英聯名提出了《設置師範大學案》。1922年以後，他以教育部官員身份兼任北京師範大學籌備委員；與梁啟超、張伯苓等九人擔任北京師範大學董事會董事；又先後任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講師、教授。除在教育部任職外，他在北師大講授《中國近代學制變遷史》課程，從1925年起，他整理講義，三易其稿，編著成書，於1927年正式出版。該書準確地繪製了各個時期學制系統圖，為後來的中國教育史書所取法，成為教育史研究者必讀之書。陳寶泉是我國師範教育的卓越前驅，一貫重視師範教育，尤其在高師校長任內提出的改革師範教育的意見、建議，產生了深遠影響。他說，小學教師為"國民教育之母"，中學以上教師為"人才教育之母"，所以要不斷提高教師待遇；師範教育須獨立設置，自成系統，招生人數與中小學數量"要互成比例"；教師是神聖的職業，須重視人格修養，要有信仰。不能偏重"智"，忽視"德"；教師必須真正做到誠勤勇愛、為人師表、以身作則。

他主張資遣師範學校教職員到國外遊學遊歷，加強教員培訓，提高教員素養，認為："促進師範教育之進行，則國民教育根本自固"。1913年6月，他在北京高師學生畢業式上指出："教育為國家命脈，師範為教育胚胎"，教導畢業生要"以教育事業為第二生命，以師範名譽為無上財產"。在《北京高師畢業同學錄·序》中，他指出："凡我同人，應以北京高師教育之發展為無上之目標，無論在職去職，在京在外，今日明日，共向所定之目標，加以無限之助力"。調人教育部后，他仍經常關心北師大的發展，希望師大同人明確北京師範大學在全國特殊的重要地位，"使師大之校風可以轉移全國教育之風氣"。北京師大對中國近現代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發揮了十分重大的作用，這與陳寶泉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他在北京高師倡導學生自治，推行自學輔導實驗，強調要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傳統教育的教與學是分離的，現代新教育則倡導教與學合一。1920年前後，陶行知和陳寶泉南北呼應，相繼主張將教授法改為教學法。陳寶泉指出："方法由宗旨而定，今日教學法之宗旨，應盡教員中心主義，而實行兒童中心主義，故不曰教授法，而曰教學法。"把"教授法"改為"教學法"，這是教學觀念、教學思想領域的重大變革，是教學理論上的重要探索，它促進了中國近代的教學改革乃至整個新教育運動。

綜上所述，陳寶泉任北京高師校長達九年之久，從校址的開闢，校舍的建築，到教員的延聘，系科的設置，直至各種規章制度的訂立，都是由他主辦的，"卒蔚成此全國最大高等師範之基礎"。（見《北京師大周刊》，1923年9月28日）

陳寶泉既是北京高師的主要創辦人，又是北京師範大學的主要奠基人與創辦人之一。為了表彰陳寶泉的光輝業績，北京師大分別在不同時期建有"筱庄樓"和"筱庄齋"（筱庄是陳寶泉的字）。

1928年，陳寶泉離開教育部。1929年，任天津市政府參事、教育部名譽編審、天津民政救濟院院長，又在南開大學兼課。後任天津廣智館董事、青年會董事、鐵路同人教育會副會長等職。1930年底，任河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打電報指責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教育界引起很大反響。1933年擬定《河北省教育三年計劃》，整頓高等教育，開辦義務教育實驗區。1935年7月，蔣介石政府與日寇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陳憤而辭去廳長職務。1937年七七事變后，他熱情接受天津市教育局邀請，給中小學教師作報告，勸勉教育界同仁發憤圖強，共赴國難。當時天氣炎熱，他情緒過於激動，又患高血壓症，從此卧床不起，醫治無效，正於天津淪陷之日逝世，享年63歲。

陳寶泉是我國教育近代化進程中偉大的愛國者和拓荒者，從書刊編輯、小學教師到大學教授，從小學教務長到大學校長，從直隸學校司、清廷學部到中華民國教育部，再到河北省教育廳，他是能夠與時俱進的教育家，服務於教育界近40年，對近代中國的教育改革和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可以說，擔任北京高師校長時期是他人生最輝煌的時期之一。他在北京高師的事迹和關於師範教育的真知灼見至今仍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喜藏書，14歲即開始對藏書感興趣，后自己購書有《四庫簡明目錄》、《曾文正公家訓》、《書目答問》、《二十二史約編》、《輶軒語》等，開始其藏書生涯。有藏書樓為“退思齋”，自稱“惟書籍之嗜好，則強爾難制”，“今日藏書逾萬卷，每過書肆，尚流連不能去”。和天津當地文人嚴修、王守恂、趙元禮過往甚密，王守恂題寫有“近聞萬卷收羅富，可許衰翁得再窺”之句；趙元禮有《退思齋圖》題詩：“軒窗幽敞翳花樹，圖書四壁恣探窺”。著《中國近代學制變遷史》、《退思齋詩文存》、《陳筱庄五十自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