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弟書叢鈔

關德棟教授，1920年7月生於北京，滿族。1939年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大學畢業后，先後任北京中國佛教學院講師、瀋陽博物院檔案編整處滿文檔案翻譯組組長、上海佛學院教授、上海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副教授、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講師。建國后先後擔任蘭州大學少數民族語文系副教授、福建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福州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3年調任山東大學中文系任教授至今。

1983—1984年獲得美國路斯基金，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方研究系邀請，赴美講學。1993年根據中德文化交流協定，獲德國國家科學委員會基金，應邀赴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和科隆大學東亞研究所滿學系從事合作研究。

先生在大學任教的數十年中，先後講授中國文學史、中國民族史、蒙藏佛教史、佛典文學、民俗學、人民口頭創作、民間文學概論、明清俗曲概論、敦煌文獻研究和梵文等課程。從1955年起培養研究生，1981年後又指導美國、法國、日本、義大利、韓國、巴基斯坦等國的碩士和博士進修生，進行“敦煌學”、“寶卷”、“聊齋說唱”、“明代時調歌曲”、“滿族諺語”、“講唱文學”和“中巴關係史”等課題的研究及論文撰寫。

由於先生德高望重，他還被聘任為山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曾兼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山東分會名譽主席、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中國俗文學學會副會長、東方民族民間文化學會理事長、山東省文聯委員、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編輯委員會顧問等職。《中國戲曲曲藝辭典》、《中國目錄學辭典》、《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滿族現代文學藝術家傳略》《中國民間文藝辭典》、《民間文學大辭典》等，都設專目介紹他的生平和學術成就。

先生博學多聞、涉獵廣泛，並能用滿語和多種外文資料進行多學科的研究。他作為滿族人，自幼受到滿族傳統文化的熏陶，精通本族語文，在滿族文化研究、滿漢文化交流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績。他早年搜集校訂的滿漢語混合子弟書《螃蟹段兒》、《陞官圖》以及滿文俚曲《黃昏卸得殘妝罷》等，就是了解和研討滿漢文化相互交融的寶貴資料。1946年至1947年，他在瀋陽博物院從事的《滿文老檔》的翻譯工作，則是我國有計劃地直接從滿語原文翻譯這部重要史料的開始；與此同時，他還進行了“滿文檔成語”的輯錄工作。鑒於滿語文獻在探討近世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意義，他注意了滿語文獻的搜集、研究整理。如對1723年刊刻的圖理深出使土爾虎特途徑俄羅斯歸來上書康熙的黃冊所撰寫的《異域錄》滿文本，進行了深入研究、校注，並寫出了研究論文《略論圖理深〈異域錄〉滿文本對漢文本的訂補及其他》，這是首次依據原始資料的滿語文獻，研究十八世紀初中俄關係史的論述，也是對《異域錄》滿文本的第一次介紹。1979—I980年，他參加《滿漢辭典》的編纂時，曾前往新疆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進行滿語文與錫伯語關係的調查。1984年出版了他與人合作編成的《子弟書叢鈔》，進一步對滿族文學在我國文學藝術發展的繼承研究上作出了貢獻。即使在十年“文革”的艱難歲月中，他也沒有停止對“滿學”的研究，他克服重重困難，以驚人的毅力，整理編成了一部《滿文成語詞典稿》。

先生是上個世紀40年代國內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之一，也是我國為數不多的研究梵、巴文典籍的學者。他廣泛運用語文資料，整理、研究敦煌文獻，提出個人見解，成一家之言。1942年於《佛學月刊》發表談敦煌民間文學的文章之後，陸續發表了，《談變文》 、《讀〈唐代俗講考〉的商榷》、《略說“變”字的來源》、《“醜女緣起”故事的根據》、 《變文目》等一系列論文。1982年周紹良、白化文編選《敦煌變文論文集》，收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國內自王國維以下研究敦煌俗文學的論文50餘篇，僅先生的論文就收錄了5篇之多，足見先生在敦煌俗文學研究開拓過程中的功績。

先生對蒲松齡的研究採取了一個特殊的角度，開闢了一方使人耳目一新的天地。為了滿足人們藝術欣賞和探討《聊齋志異》藝術影響的學術研究需要，先生以其獨具的眼光，廣為搜集資料，先後編成出版了《聊齋俚曲選》、《聊齋志異戲曲集》、《聊齋志異說唱集》、《聊齋志異話本集》 ，書之卷首，都載有反映研究成果的長篇前言。

先生的學術成就涉及多個方面，但其核心還應是民間文學、俗文學的研究成果。作為一個學科，中國民間文學、俗文學的研究，始自“五四”前夕北京大學《歌謠》周刊的活動，而其體系的建立，實應從1938年鄭振鐸先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上下兩冊的《中國俗文學史》算起。先生作為鄭振鐸的學生與朋友，一踏進學術的領域，便與民間文學、俗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由於曲藝這種藝術形式在俗文學中歷來佔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先生的研究工作在這方面用力最多，發掘也最深。1958年初版、1960年重版、1983年新1版的《曲藝論集》，是先生曲藝研究的代表作。這本書收論文22篇，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屬於曲藝文學資料的蒐集和校訂的文章，其中有的提供了珍貴的曲藝文學資料，有的對一些曲藝文學作品作了敘錄、評價和整理，有的則屬於書志學範圍，介紹了某類曲藝文學的版本目錄；另一類文章則是對曲藝文學中的許多問題進行理論探討，其中有的考證曲藝文學作品用字命名的來源，有的探討了曲藝文學中某種樣式的源流和發展，有的闡述了曲藝文學中某種樣式的體例。

關先生俗文學研究的另一大批成果，表現在資料的搜集和古籍文獻資料的編纂方面。早在1950年，他就出版了《新疆民歌民譚集》。此後1959—1962年在同趙景深教授籌劃下編校出版了“明清民歌時調叢書”，先生出版了校序《掛枝兒》、《山歌》，以及《賈鳧西木皮詞校注》等。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整理校訂明代作家馮夢龍輯集的《掛枝兒》與《山歌》后所作的兩篇序言都很長，合起來幾乎可以成為一本書。在兩篇序言中，先生對這兩種民歌形式的起源、流傳、歷代輯集的情況、馮本的特點、內容分類、作品的藝術特色等作了精到細緻的分析，又特別對馮夢龍為民間文學、俗文學的貢獻作出了大膽的評價，肯定了馮夢龍在搜集和編輯這類民歌的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古以來就是有成就的文人所追求的一種經歷，對於重視俗文化及其文學作品的搜集者與研究整理者來說，又幾乎是一種必備的條件，必經的歷程。先生生長在學術氣氛很濃、見世面機會很多的古都北京，那裡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以及私家藏書可供研讀，讀書期間更得到了許多著名學者的指導與幫助。工作以後，足跡遍於大江南北、祖國東西，視野更為開闊，讀書所涉獵的面益寬廣，向著名學者們問學的機緣又多，於是完全投身於無邊無際的學問的海洋。

他研究滿族文學，熟悉本族語文，曾在瀋陽博物院從事翻譯《滿文老檔》的工作，從中注意到其間引及“薩迦格言”、“太公家教”的情況。正因有這樣的經歷和這樣的知識，他才能對滿、漢語混合寫成的民間文學作品作圓滿的介紹和詳盡的註釋。他為滿漢語混合的子弟書《螃蟹段兒》作出的註釋一共有234條之多，《陞官圖》註釋也有幾十條。只是在經過了他這樣多才而苦心的工作，才使得清代中葉出現的這類所謂“滿漢兼”的妙文為中外學人所知見、引錄、論述。

他讀鄭振鐸先生的《中國俗文學史》，注意到鄭先生在第十二章《彈詞》里講過的福州“評話”是彈詞的論斷，記住了鄭先生提到的最負盛名的福州長篇評話《榴花夢》。當他有機會到福州工作的時候，耳聞目睹“福州流行的‘評話’，正與一般所說的彈詞相同，不僅是在故事取材上相類，而且它的體式也與某些彈詞作品一樣，多是全部以七言韻語組成，沒有說白與唱詞之分”。他就地訪求，終於見到了相當數量的福建評話抄本和當年鄭振鋒先生“惜未得一讀”、阿英先生所見不全的《榴花夢》抄本，就此寫成了《李桂玉的<榴花夢>》。

他在《談“落花”》的文章中，將《續高僧傳》中提到的“落花”與流行在蘇北一帶和南京等地方民間佛教的經仟活動中唱的“散花”作比較，不僅引經據典，還直接引用僧侶的話說：“經會不會尚在其次，如多會這種東西(“散花”)才是好的大師傅。”得出結論：“從‘散花’到‘落花’，逐漸形成為僧侶們謀生的一種技藝”， “內容並與佛教沒什麼關係，實是襲用曲藝”。常見人們或者鄙薄“故紙堆”，或者視典籍之外無學問，唯於先生的治學方法中，可見這種熔“故紙堆”與俗文化生活於一爐的大手段，庶幾可以得到歷史的真實。

建國以後，先生從事人民口頭創作、民間文學教學，1954年和1955年作為當時課程的“生產實習”，他兩度帶領學生深入沂蒙山區進行田野調查，兩次實習印有《人民口頭創作實習資料彙編》“沂水卷”和“淄博和洪山卷”三冊。這是新中國首次有計劃地搜集整理民間文學作品的田野作業活動的組成部分。

1983年，先生應邀去美國講學，他自己把此行變成了一個“讀書”和“行路”的過程。行前他訂研究計劃中有：了解美國在東方學、漢學方面的研究歷史和現狀；搜集散佚在美國的滿學資料和中國俗文學資料。講學是成功的，他的計劃也完成了。他在美國搜集到的滿學研究資料如:《聊齋志異》滿文譯者札克丹的末刊稿，《水游傳》滿文譯本殘卷，《桃花扇》中的《哀江南》，關係到《再生緣》作者研究而著名的《雲貞寄外書》滿文本等，以及散佚的明清戲曲俗曲資料。與此同時，並注意了國外漢學家的研究成果。

先生的文風也常使人耳清目明。如上個世紀40年代他作《變文目》，“每目除註明庋藏處、公刊處外，如學者於該目撰有論著，亦為註明”，仔仔細細輯出四十六目，給予當時研究者以極大的方便。他作《寶卷漫錄》，注意《螳螂做親寶卷》中有曲藝作品中為數不多的以“動物、昆蟲為角色敷衍故事”的特色；注意《菱花鏡寶卷》不同於一般寶卷多宣傳市民落後思想，而能“部分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黑暗”；注意《梨花寶卷》中前後兩用的“曲詞嵌藥名的寫法”；又注意了《雙金花寶卷》“介紹了一段清末的蓮花落曲詞”。雖只漫漫寫來，卻不時點明文中的“眼睛”。所作《關於“十二時”》，連引文在內，不過千字出頭，《關於“三仗鼓”》更短，全文不足300字，但都是真正的短小精悍，實有見地的文章。他輯集的幾本資料性較強的書，序言寫得很長，洋洋洒洒，千言萬語，雖長而絕不空泛，象枝葉繁盛的大樹，高大而充滿生機。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只為研究問題，不端學者的架子，也不擺學術論文的架子，這種實事求是的文風，很值得提倡和效法。

在先生的書房裡掛著著名戲曲理論家任中敏先生於1982年85歲時為他書寫的聯語:“人言海水有時立，我信春光自此多。”春光正多，樂觀常在，目前先生正根據多年以來搜集的文獻資料，研究整理“滿學”和“俗文學”論著。在學人生涯中，年逾八旬的關德棟教授還象一個年輕人一樣活躍、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