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醫

太醫，即封建時代的宮廷醫生，也稱御醫。御醫、太醫均本為官名，太醫出現較早，秦設太醫令、丞，掌宮廷醫事，其下有侍醫，其餘宮廷醫生統稱太醫；御醫是醫官系統中的一個品級，最早見於《晉書》。後來二者都演變為宮廷醫生的代稱。御醫流派，即以歷代宮廷御醫為群體的中醫學流派。

御醫的產生是隨著專制政權的產生而產生的。《黃帝內經》中的天師岐伯精通醫道，侍黃帝左右，當可算御醫第一人，然而《黃帝內經》一書為假託黃帝之作，黃帝只是個傳說，故岐伯其人的存在真實性不大。最早的文獻記載見於《周禮·天官家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葯，僪殺之齊。”但錢穆先生多方考《周禮》為“戰國時代一個不知名的學者假託周公封建來偽造的一部訂有精詳的具體制度的‘東方之理想國’的偽書”，且其所載的醫官制度與後世相差極大，所以也不能保證其真實性。參考同一時期的《左傳》《國語》《詩經》等書來看，春秋以前大多是醫巫蒙昧不分的，甚至在戰國時的文獻《楚辭》中仍然可以看到這種蒙昧狀態的存在。而據《左傳·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所載，秦國出使晉國為晉景公治病的醫緩(其時古人多為單名，前加職業)被冠以醫職則是專職的醫生了，從其代表國家出使他國，為他國諸侯診病，也可以認為他便是最早見於記載的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御醫。

先秦時御醫的來源主要是醫官。夏、商、周時期巫、醫不分，巫中通曉醫術者為巫醫，負責統治者的健康保障。周代以降，隨著社會的發展，奴隸社會的解體，學問也從統治階級手中解放開來，是為官學下替，學在四野，此時的宮廷醫療人員也由之前單一的醫官轉為醫官和徵召來的有名望的民間醫生共同組成，但以原醫官系統為主。從《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可以看出扁鵲作為民間醫生參與了多個諸侯國的統治階級醫療活動並被文獻記載。

從秦到南北朝時期，御醫的來源又多了徵辟，《漢書·兩龔傳》載：“竊見國家征醫巫，常為駕，征賢者宜駕。”徵辟的對象就是那些有師承、有名望的民間醫生。這一時期的醫學傳承模式是家傳師授，業醫世家及名醫傳人為宮廷醫療輸送了大批的人才，如三國時曹操征華佗為侍醫；南北朝時著名的東海徐氏八世為醫，代有名家；姚僧垣繼承父業，累遷太醫令。此外，漢代更設“醫待詔”為顧問性質的醫療人員。

自隋唐以降，御醫的主要來源是官辦醫學機構的培養和徵辟。醫學教育最初出現在南北朝，但因政局跌宕，未形成規模。隋時，官辦醫學已經比較發達，其人員最多時達580餘人。自此以後，官辦醫學代代都有，其中的醫學生經過多年的系統培養，層層考核，其中成績優異的便能提為御醫，為宮廷服務，能初步滿足宮廷的需要，但仍不時向民間徵辟醫生，尤其是當帝后得病，御醫們束手的時候，便由地方官員舉保各地名醫，經御醫們考核后確有實學者方能給帝后診治。

《國語·晉語八》醫和答趙文子“醫及國家乎”時說：“上醫醫國，其次醫疾，固醫官也。”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醫者將治理國家作為職責，其社會地位等同於官員。而自春秋戰國時官學下替，私學競起，百家爭鳴，士大夫階層崛起，而醫生卻未能成為其中一員，反而降為百工之一，社會地位由此一落千丈，淪落為“賢君子”所不齒的“賤工”。此後，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醫生的社會地位也就此定位，《三字經》中亦有“醫卜相、皆方技”。方技官地位低下，正史記載絕少，往往只在百官志或者方技列傳裡面略有記載。張仲景開辨證論治先河，撰《傷寒雜病論》，被尊為醫聖卻不見於正史，醫生的地位可見一斑。

處於這種社會環境中，不但士大夫之流恥之，連一些醫術精湛的醫生自己也以為恥。比如華佗“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頗自悔”；東海徐氏“文伯亦精於醫，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恥以醫為業。故其雖終身隨侍於歷代帝王之側而人不以‘太醫’稱之。”由此可見御醫們雖然是官員，然而他們的品階並不高，歷史上執掌宮廷醫事的長官，如歷代的典御、奉御、院使（相當於太醫院院長）等均不過是四、五品官，普通御醫更是只有七、八品左右，而且是方技官，相較於他們的服務對象而言地位實在卑下。

歷史上醫生品階最高者當推明代太醫院院使許紳，其被封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官居一品。然而許紳的高官源於嘉靖二十一年發生的宮變，幾位宮女用繩子勒住嘉靖帝致其氣絕昏倒，此時許紳“急調峻葯下之，辰時下藥，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遂能言，又數劑而愈。”受到了嘉靖帝高規格的獎賞。而後其作為院使，卻因用藥而驚悸至死，可見御醫群體社會地位之低下。

歷史上醫生的悲劇幾乎都發生在御醫身上，因為社會地位的地下，御醫們的性命在他們服務的對象指掌之間，不說診治略有差池，就是應對稍有不慎都可能獲罪。如戰國時文摯以情志法（激怒）治齊閔王而被生烹，三國時華佗因見疑於曹操而喪命，前秦太醫令程延直言前秦主符生食棗過多致病而殺身。其餘，歷代帝后駕崩，除非遺詔中有不須加罪之語，否則無論御醫診治是否有過均被處置是一種慣例。

御醫的工作是為帝后妃嬪診病、配藥，提供保健意見等。因為診治對象的特殊性使其工作也具有一定的特點，與一般的民間醫生迥異，主要表現在工作對象生理病理特點、工作模式及施治方法幾個方面

（1）服務對象的生理病理特點

御醫的服務對象大多是帝后妃嬪、王公大臣等貴人，個個位高權重。這些人大多錦衣玉食，四體不勤，又多勞心思慮，故而他們的生理特點和疾病譜相較於普通人是有差別的。如《靈樞·根結》謂“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體柔脆，肌肉軟弱，血氣慓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淺深多少，可得同之乎？……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素問·通評虛實論》：“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甘肥貴人則高梁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素問·疏五過論》“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傷敗，及欲侯王。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如上諸多論述，說明貴人的生理、病理、疾病譜和包含精神因素的疾病譜與布衣的具有很大差別。

後世對此也有更深一步的認識，如明代御醫顧定芳認識到勞心者大都容易得“熱中”，令其“癥結於中”，而且那些“眩瞀怫鬱者，高危滿溢，遠慮搖神，終敗盩以自掇滅。此其為患，亢極而逆，淫邪越於百絡而不收者也。”膏粱厚味積於中，四體不勤逸於外，宮廷鬥爭爾虞我詐，心機費盡，氣機鬱結而不散，宮中此類之病不可勝舉。例如薛寶田《北行日記》載其應徵為慈禧診病時，診斷“郁怒傷肝，思慮傷脾，五志化火，不能榮養沖任”，因而“奏請”慈禧“節勞省心”。慈禧答曰：“我豈不知，無奈不能。”宮中之人，此類疾患，勢所不能免。

（2）御醫的診治方式特點

治貴人之難，古人早有言論。《後漢書·方術傳》載太醫丞郭玉答和帝為“貴人診治不如窮人”時說，治貴人有四難。歸納起來有兩個方面，一者在於醫生，在清代醫生為帝王治病時幾乎毫無尊嚴可言。馬文植《紀恩錄》載其為慈禧看病時先行一跪三叩首禮，然後跪著回答慈禧的問話。診時“膝行至幾前”診脈，然後左右互換。如此壓之以大禮威嚴，戰戰兢兢的情況下，定然用意不盡，自然不能完全發揮醫生的水平。二者在於病人，如郭玉所言，這些貴人好逸惡勞，身體羸弱，不耐藥力，又將身不謹，不易康復。更有那略懂醫術，喜“自用意”者，如前例馬文植等擬方后“太醫院將所用之葯，在《本草從新》上用黃箋標記，由李總管遞進。”然後待“聖裁”明示可服與否。又如明代盛寅用破血之劑治東宮妃月經不通，先是怒斥而不用，既用又將盛寅鎖于禁中，使其家人惶怖，以為必死。如此師心自用，恐怖威壓，御醫的療效自然要打折扣。

針灸一術在宮廷醫學的遭遇也反映了這一點。《名醫類案》載侍醫秦鳴鶴治唐高宗風眩頭重，斷以“刺頭出少血即愈”，武后聞言怒而欲斬之，幸而高宗同意一試，秦鳴鶴刺腦戶及百會后，高宗即愈。但及清代，針灸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道光二年，皇帝下令“針灸一法，由來已久，然以針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醫院針灸一科，著永遠停止。”所幸這道禁針令還未發揮大的影響就隨著封建王朝的終結而終結了。

（3）御醫診治的用藥治法特點

帝王之家享用已極盡人間，所患人生苦短，故又求延年益壽。歷史上服金石丹藥以求長生之君王頗多。即使能不為金石所惑，平日補益之品亦不可少，大抵是補脾腎、益氣血之品，如人蔘、熟地、枸杞、鹿茸、杜仲、蓯蓉、何首烏、補骨脂、松仁等葯。又巧為之治，劑型多樣，丸散膏丹、藥酒代茶飲等一應俱全。陳可冀先生研究清宮醫案后就整理編撰有《清宮代茶飲精華》《清宮外治醫方精華》等多部著述。此為平日調補法，至於治病，則非執於滋補，而以中病為要。宮中人心多有隱曲，供養又豐，故多有氣滯血瘀、食積內熱之證，故通腑攻積亦為常法。“據宮中醫事檔案記載，僅同治六年間的半年之內，宮中用大黃與熟軍多達28斤4兩”。御醫用藥之求實效如此，蓋不見其效即要問罪，故不能以平淡之品敷衍搪塞。

御醫們為王公大人治病，處處謹慎，時有不便下藥之處，需以圓機活法應對。其治法靈活多樣，時有出人意料之法。如隋時莫錫君用《京都無處不染雪》《梅熟季節滿園春》兩幅畫來治隋煬帝“真水不足，龍雷火越”煩渴證。許胤宗治柳太后中風失語，口噤不能服藥，用黃芪防風湯置於床下熏之，使藥力從鼻孔、肌膚而入，當夜便得語。宋徽宗傷於冰而得脾病，屢服理中丸不驗，楊吉老以冰煎理中丸治療，一二服而愈。御醫們富有智慧的奇法豐富了中醫學的內容，堪為後世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