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楚漢

彭楚漢二十四歲時，曾國藩創立湘軍招募湘勇，彭楚漢赴衡陽投效湘軍，從此開始了近六十年的戎馬生涯。歷任長江水師總兵、直隸大名鎮總兵、福建水師提督、輪船統領諸要職。

彭楚漢受知於湘軍水師宿將楊岳斌，有勇有謀，屢建奇功，深受曾國藩、李鴻章、曾國荃器重。咸豐四年(1854年)夏，隨楊岳斌與太平軍作戰，疊克湖北、江西、安徽及江南等省城要隘。同治二年(1863年)，九洑洲戰役打響，彭楚漢督軍輪番晝夜進攻獲勝，是役，繳獲戰馬300餘匹，槍炮彈藥及各種兵器無數。九洑洲戰役的勝利，削弱了長江江面的太平軍勢力，使天京（今南京）的形勢極為緊張。彭楚漢也因統帶湘軍長江水師，戰功顯著。積功累保至記名簡放提督，補授為廣東瓊州鎮總兵，誥授建威將軍，賞給“利勇巴圖魯”名號，戴花翎，穿黃馬褂，予雲騎尉世職。

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彭楚漢在湘鄉、衡山招募5000人隨楊岳斌赴甘肅，五月，曾國藩奉旨督師平捻。七月，陝甘教首丁建善起義，彭楚漢率部對壓。八月，率部隨楊岳斌回蘭州。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楊岳斌率彭楚漢等從蘭州赴涇、洮，與回民起義武裝力量作戰，彭楚漢屢戰皆捷，回民起義首領丁重選被斬殺。三月，彭楚漢率南字三營駐榆中縣東南部甘草店、三墩營，這是歷史上甘肅中部的重要交通樞紐，是連接甘、陝、川、青的“旱碼頭”，也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七月，楊岳斌乞病，復督彭楚漢、李助發攻清水，回民起義軍敗走陽坪。同治六年（1867年）八月，回民起義軍襲蘭州，穆圖善率輕騎往，中伏奔還，遂圍城五日，彭楚漢率軍苦戰破之。十一月，東捻軍被擊潰。彭楚漢因與回捻作戰尤有聲績，賞給一品封典，后回任長江水師總兵。

同治八年（1869年）春，曾國藩調時任長江水師總兵彭楚漢到直隸訓練新兵。同治九年（1870）六月，天津教案發生, 曾國藩奉命前往處理。臨行前叮囑：“洋人猖狂無禮，後果難以預料，直隸軍隊有捍衛京畿之責任，你要訓飭部屬，決不能掉以輕心，隨時準備，以防不測。”彭楚漢領命，作為一個有十幾年戎馬生涯的總兵，他懂得形勢的嚴峻，在大名鎮任內統領練軍，極為認真。后深得李鴻章的器重。同治十年五月，奉旨免予騎射，補授直隸大名鎮總兵。

凡艱巨之任務，棘手的涉外事件，彭楚漢皆受命於危難之際，於複雜艱險之局勢中，權衡利害得失，每能化解短期之危機；而其長期之策略，則念念不忘中國必須師西方之長技，建設海軍，加強國防，以達到自救自強的目的。連性情孤傲的左宗棠也對其讚賞不已。贊其為“將才難得”、“任事之臣”、“忠勇廉明。

彭楚漢駐守廈門，隱然為閩省之鎮

一、建成中國近代第一支海軍艦隊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清政府揭開了籌建近代海軍的歷史大幕。同治十一年（1872年）八月，湘軍水師將領彭楚漢升補福建水師提督，加強台灣防護。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赴福建水師提督任，為福建第三任水師提督。其任職所在的福建東南沿海一帶正是外國列強炮艦雲集交相侵凌之地，也是門戶洞開之後洋務麕集之所，東南沿海諸省在咸、同之際，可謂為內外交患的重災區。彭楚漢歷經與太平軍、捻軍之內戰，而同治九年（1870年）親歷“天津教案”更讓其深感“弱國無外交”的切膚之痛。積弱積貧的清朝在風雨中飄搖，對彭楚漢的民族感情和憂患意識造成極為重大而深刻的影響，更加堅定了他自強救國的思想，並且影響了他的一生。他認為彼時中國之弱，關鍵在於沒有新式艦隊及相應的強固海防；且近代西方列強對於中國的入侵大都是從海上發動的，所以，建立強大的海軍，築成海防的鋼鐵長城，是他夢寐以求的強國目標。赴任后他迅速改組福建船政各船建成中國近代第一支海軍艦隊，布防颱海挫敗日本侵略台灣的陰謀。光緒二年(1876年)八月，西班牙駐華公使伊巴里重提1864年商船遭風案，頗有逞兵台灣之勢，身為福建水師提督的彭楚漢同福建巡撫丁日昌、福寧總兵吳光亮各率部前往台灣，充實台防，再次捍衛了台灣領土主權，博得了“海上長城”的讚譽。

二、擴展新式艦隊，充實海防實力

到光緒三年（1877年），彭楚漢的福建海軍隸屬艦船已達16艘，成為中國近代海軍中最早成軍的艦隊。福建海軍除了訓練外，還擔負著接送官員、通訊聯絡、追捕海盜、海難救助等任務。驅逐東南沿海外侵，屢建功勛。

到中法戰爭前，福建船政水師已經成為中國噸位最大的一支艦隊。擁有巡洋艦“揚武”，炮艦“海東雲”，“萬年清”、“福星”、“飛雲”、“振威”、“濟安”、“靖海”、“藝新”、“福勝”、“建勝”、“長勝”、“元凱”、“超武”、“伏波”、“安瀾”、“福靖”，運船“永保”、“琛航”、“大雅”、“海鏡”，差船“利濟”、“威鳳”、“祥麟”，練船“建威”。其中1877年下水的第一艘鐵殼艦“威遠”號，功率750馬力，排水量1268噸。1888年下水的第一艘雙機鋼甲兵船“龍威”號，功率2400馬力，可載2100噸。1899年下水的第一艘鋼板魚雷快艦“建威”號，載重量830噸，功率6500馬力，時速23海里。福建海軍一直是清廷海軍的中堅力量。福建海軍擁有的軍艦多為福建船政局自製。福建海軍不僅擔負閩、台海防重任，而且應沿海各省督、撫要求，輸送艦船和人才，支援各省海防建設。

三、選拔新式人才和改革操練制度

他在主持船政的實踐中，秉承左宗棠、沈葆楨的思想衣缽，始終堅持培養人才與舉辦船政並舉的方針，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艱苦工作。彭楚漢深刻地認識到建設近代海防，都必須有眾多的新式人才，才能打造一支高質量、高素質的海軍與列強抗衡。

彭楚漢親任福建船政水師“輪船統領”(艦隊司令)，親自選定各艦艇的管帶(艦長)，其所選管帶都是船政學堂的畢業生。並大力吸收原公派留美回國的各種新式人才，在一百二十名回國的中國留學生中，大部份被他邀請到福建船政水師任職。其中就有建設“京張鐵路”而垂名青史的“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詹天佑畢業於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專攻鐵路工程並獲得學位，當時清政府公派留美一百二十名回國的中國留學生中只有二個獲得學位，詹天佑就是其中之一。回來后，他任巡洋艦“揚武號”駕駛官。學鐵路工程專業的詹天佑，到福建水師學堂之後很快就熟練掌握了艦艇駕駛。彭楚漢稱讚其“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人才難得。”

彭楚漢不僅注意到了武器裝備的更新，而且還認為，如果不強化訓練，建立近代化的海軍，也是一句空話。他著手改革操演制度，積極實行月操制度——“按月輪迴，周而復始”。分別在廈門、澎湖、基隆等地進行操練，令水師所有的官兵“免習弓箭，專心訓練槍炮”。光緒五年（1879年）,彭楚漢督帶船艦合操，即“按依魚貫，雁形變復各陣勢詳悉指畫各合操船隊，並槍炮、帆索、舢板次第督飭操練，考優校劣，兼求精習測量。”還制定了近代特色的水師管理章程與條例，如《輪船訓練章程》、《輪船保護章程》，引進西方近代的軍事管理方法。為日後中國軍事近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礎。充分體現了彭楚漢超時代的遠見卓識和極為傑出的海防戰略思想。

四、海陸結合，以戰略的視角著眼海防建設

廈門因“孤懸閩南，遠控台、澎，近接金門，又為泉、漳屏障，與粵東毗連，洋麵四通八達，實為全閩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遇難事件，製造侵犯台灣的“琅嶠事件”后，更是得寸進尺，派遣軍艦肆無忌憚地駛入廈門港。彭楚漢赴福建水師任提督后，為鞏固閩海國門，到任后就開始重建廈口要塞炮台。

同年，彭楚漢派湘軍將領、漳州總兵孫開華組建“捷勝軍”駐軍黃厝村營內山的塔頭城，並在興泉永海防兵備道曾憲德的協助下，於當年建成廈門武口炮台、鳥空園炮台和龍角尾炮台（龍海），爾後於光緒二年（1876年）建成嶼仔尾炮台（龍海）、白石頭炮台，光緒十二年（1886年）建成磐石炮台。至此，廈港南北岸六大炮台全部完工，海防要塞初具規模。

光緒十六年（1891年）時任福建水師提督的彭楚漢又會同總督籌建胡里山炮台。胡里山，突出於廈門島南部海邊，地勢險要，與對岸的嶼仔尾、龍角尾形成封鎖廈門港的絕妙犄角。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三月八日，胡里山炮台正式動工，經過二年八個月的建設，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十一月八日竣工。炮台連同城堡佔地一點三萬平方米，糅合了歐洲半地堡式和中國明清時期防禦陣地的結構模式，形成了科學合理的防禦體系。炮台為半地堡式、半城垣式，設東西兩個炮台，安放主炮和護炮。檯面用鳥樟樹汁、糯米、石灰、紙筋、砂石拌和的“三合土”夯築而成，異常堅固，可免敵方炮彈爆炸引起碎石傷人。兩炮台之間有隧道互通，中間存放炮彈，士兵活動安全隱蔽。隧道出口處連著下面的二座兵營，配炮兵一百四十名。中間為操場。炮台上最有名的是兩尊德國克虜伯兵工廠一八九三年製造的全鋼海岸炮，口徑二百八十毫米，炮重五十噸，炮長十三點九三米，炮輪規道直徑七點三六米，炮高四點六米，寬五點二九米，可三百六十度旋轉，射程一萬零四百六十米，有效射程可達六千四百六十米，主炮當時以每門白銀六萬兩才購得。

胡里山炮台建成后，在當時雖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但還是在中國的戰爭史上留下了極為輝煌的記載。一九OO年八月間，日軍曾借口廈門東本願寺被焚，突然派陸戰隊登陸，妄圖獨佔廈門。消息傳到胡里山炮台，駐守官兵立即脫去炮衣，掉轉炮口，對準鼓浪嶼海面的日艦和日本領事館。日軍懾於大炮的威力，不得不於八月三十一日撤兵回艦。

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三艘日本軍艦闖入廈門外港，炮擊白石頭、胡里山炮台。此時駐守在胡里山炮台及其它炮台的國民黨官兵奮起抵抗，開炮還擊。克虜伯大炮成功地將日軍八百三十噸級的驅逐艦“若竹”號攔腰擊沉，創下了日軍死傷二十一人的輝煌戰績。

五、靈活變通，抗法援台的堅強後盾

光緒十年（1884年）九月五日，法國國封鎖台灣各海口，使大陸援台陷於中斷。清廷於九月八日、十一、十二日發給劉銘傳的旨令亦無法送達。彭楚漢乃設法派漁船偷渡至台灣偏僻小港鹿港，間道送至台北轉劉銘傳收。後來又以同樣的方式運送前福建水師提督吳鴻源所募漳泉勇2營，至台灣偏僻小港登岸，增強台灣防禦。十二月中下旬，彭楚漢將左宗棠從江南防區調來的由王詩正統率的湘軍恪靖5營約3000人，及槍1000支，子彈500萬發，分別雇漁船於黑夜中偷渡，或將官兵扮作商人高價乘座英輪前往。光緒十一年（1885年）一至二月間，楊岳斌部湘軍12營共6300人，毛瑟槍2000支到泉州，亦由彭楚漢雇漁船偷渡，高級將領則扮作商人乘座英輪前往，從而大大增強了台灣的防禦力量。

近2萬名官兵在台抗法，需巨額軍餉開支，軍餉的運送十分棘手。彭楚漢除派官員押解，雇漁船於偷渡運送一部分外，主要是通過與台灣商人有密切關係的廈門鉅賈葉文瀾以匯款形式，由廈門匯給台灣商人，再轉交給劉銘傳，前後共匯數十萬兩，從而保證了軍餉的發放。彭楚漢不拘形式運用智謀出色地完成了援台的後勤轉運工作，保障了前線的供給，穩定了軍心，是中法戰爭清軍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光緒二十年(1894年)，彭楚漢任長江水師提督，皇上兩次召見。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彭楚漢以“專閫大員”告歸養痾。在湘潭縣漣水岸邊廣置田地，於白乇鄉文佳村歡聚堂建紀農山莊。

彭楚漢少貧失學，不識文字。同治二年，在他實受廣東瓊州鎮總兵時，軍中機要文稿，均須假手幕僚，苦於不不能親自著手，始感讀書的重要性，乃決心從頭學起。在戎馬倥傯的軍旅生涯中，仍堅持挑燈夜讀，虛心向幕僚求教，孜孜不倦，三十年如一日。功夫不負有心人，到光緒二十年，擢升長江水師提督時，軍中重要文稿，機密函件多出自親筆。尤其善繪水墨梅花，也愛植梅樹。他晚年梅畫作品，受省、府官吏及同僚讚賞，鄉梓名宿求畫者，都能如願以償。

彭楚漢對“書到用時方恨少”體會深刻，認識到知識的重要性，並於宣統元年（1909年）樂捐水田地36畝給西路高等小學堂作辦學產業。

回鄉后因適逢彭文明太守解江寧府篆歸里，便邀其共同在籍主修《青蘭彭氏三修族譜》。彭楚漢一生歷道、咸、同、光四帝及民國。

在禁錮自閉的晚清，彭楚漢於著力實踐海軍兵艦與陸基防禦相結合的海防戰略思想，力圖挽狂瀾於即倒，雖然無法抗拒歷史的必然發展，但他的海防戰略思想在現代國防亦不失其現實的指導意義。

彭楚漢在晚清的海防建設上所作出的傑出貢獻，載諸史籍，彰彰可考。他是我國近代海防史上堪稱卓越的軍事家，對我國的近現代國防思想發揮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資料來源：《曾國藩與湘軍文化研究》2010年第2期《湘軍將領彭楚漢其人與中國近代海防》，作者：譚劍翔 謝琰）